★前苏联的“美国后门”计划
★我国军事制度简介
★胡主席的为政之道――强!
★台湾与苏联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
★美情报部谈中国新型核弹

美国《空军》杂志近期发表一篇文章，首次披露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都计划在太空部署核武器，而前苏联的“美国后门”计划则极具创意。
攻击方案：后门计划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当时已拥有了随时准备发射进入轨道，袭击美国的核武器系统。这种核武器将低空飞行导弹和核弹头结合在一起。具体情况就是，武器从前苏联发射，随后脱离轨道对美国实施核攻击。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是飞越北极，到达美国本土，而是横越南极地区，从“美国后门”飞抵美国。
为了能够侦察到前苏联发射过来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研制出了地基和空基两套警告系统。
最早的一套预警监测系统是弹道导弹预警系统（BMEWS）。美国当时认为前苏联导弹和轰炸机最有可能越过北极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因为这是前苏联到美国距离最短的路线。华盛顿希望至少能提前30分钟得知前苏联的核打击。
美国的反导系统并没有对莫斯科起到“震慑”作用，相反前苏联人开始寻求更加快速的攻击方式，让美国届时能够监测到，也会为时已晚。前苏联专家经过计算后认为，将导弹发射到一个“压缩轨道”，这样导弹将沿低轨道路线飞行，美国的监测系统就难以发现。导弹将在地平线上空爆炸，此时美国的雷达波才会发现导弹，但这要比美国预想中的前苏联洲际弹道导弹（ICBM）越过北极圈攻击美国本土的时间早了不少。攻击武器：SS-9洲际导弹
前苏联随后开发出SS-9超重量级洲际弹道导弹。导弹的飞行轨道一般遵循南向、靠近极地的路线。在穿过极地地区后，导弹将向北飞行，越过南半球，同时令弹头处于攻击美国中部地区目标的轨道上。
导弹在1965年至1966年间最终成型，接着，又于1967年完成点火试验。这种轨道导弹在1968年首次部署。到这个时候，联合国已通过1884号决议和《外层空间条约》，禁止世界各国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其它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前苏联看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没有多大约束力，前苏联很快就将其轨道武器系统命名为“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也就是FOBS。前苏联的理由是：条约禁止部署轨道武器，而我部署的是“部分轨道武器”，它并没有完全进入太空轨道，所以国际条约对这种武器不具约束力。
所以，前苏联仍在继续研制FOBS，并在特余拉塔姆西部一个地点修建了18个FOBS导弹发射井，于1969年8月25日成立了第一个FOBS作战营，后来又成立了两个作战营，一起组成第98导弹旅。
美国的战略决策人员认为，FOBS将被前苏联人用来扮演“探索者”的角色，该武器系统可能会被用于摧毁华盛顿特区的大量指挥与控制中心，比如，白宫，五角大楼，等等，美国将因此失去核反击能力。
直到1983年2月，苏联最后一枚FOBS导弹才退役。杨孝文
★军委各总部、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装警察部队负责人名单
新华网（2005-05-18）来源： 资料手册2005年第3期
1.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 席：胡锦涛
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厚
委 员：梁光烈 李继耐 廖锡龙 陈炳德 乔清晨 张定发 靖志远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同上）
3.四总部负责人
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梁光烈
副总参谋长：葛振峰 熊光楷 张 黎 许其亮 吴胜利
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
副主任：唐天标 刘永治 孙忠同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 政委：张文台
总装备部部长：陈炳德 政委：迟万春
4.各军兵种负责人
海军 司令员：张定发 政委:胡彦林
空军 司令员：乔清晨 政委:邓昌友
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 政委:彭小枫
5.军事院校负责人
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 政委：温宗仁
国防大学 校长：裴怀亮 政委：赵可铭
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温熙森 政委：黄献中
6.各大军区负责人
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 政委：姜福堂
北京军区司令员：朱 启 政委：符廷贵
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 政委：喻林祥
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 政委：刘冬冬
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 政委：雷鸣球
广州军区司令员：刘镇武 政委：杨德清
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政委：刘书田
7.武装警察部队负责人
司令员:吴双战 政委：隋明太
（资料截至2005年3月31日 编辑：席军）
★我国军事制度简介
编者按：香港的连惠国、广西的黄海等一些读者来信，询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区别 ,还有我国武装力量的构成及各大军区领导人员的名单。本刊特编辑了一组资料，供读者参考。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
1.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简称中央军委，其组成人员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二、武装力量的构成
我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
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是国家的常备军，主要担负防卫作战任务，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预备役部队平时按照规定进行训练，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战时根据国家发布的动员令转为现役部队。
组建于1982年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武警部队设总部、总队（师）、支队（团）三级领导机关。武警总部是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机关。
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备勤务、防卫作战任务，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三、军事领导指挥体制
1．中国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武装力量的主体，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体制。
人民解放军四总部既是中央军委的工作机关，又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技术装备工作的领导机关。其基本任务是：保障中央军委关于作战和建军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
总参谋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全国武装力量军事工作的领导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组织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设有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军训部、军务部、兵种部等。总政治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组织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后勤部是负责军队物资、卫生、技术、运输等方面供给的机关。总装备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的武器装备建设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体制调整和大规模精简整编，组建和加强新的军兵种，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
人民解放军陆军是我军的主要军种，是陆地作战的主力，是我军各军兵种中历史最久的军种。人民解放军海军以舰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为主体，是担负我军海上作战任务的军种。我国海军是在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各种航空兵部队和空军地面部队为主体，是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军种。我国空军也是在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是我军以装备战略导弹武器系统为主体，担负战略核反击任务的军种，是核反击的主要力量。
2．军区领导机关
军区是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组织。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联勤部等领导机关,并下辖一定数量的部队。
军区主要负责辖区内诸军、兵种部队合同作战的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技术保障，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按照所辖军事区域的大小，分为大军区，省、自治区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
目前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7个大军区。
3．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我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内卫部队和黄金、森林、水电、交通部队组成，列入武警序列的还有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和平时期，武警部队的基本任务是担负固定目标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反恐怖任务，并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战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防卫作战。
在我国各级行政区划内，省级设武警总队，地区级设武警支队，县级设武警中队。在执行公安任务和相关业务建设方面，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和指挥。
四、国防部
国防部是国务院的军事工作部门。它的基本职能是：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国防部的工作由解放军总部机关分别办理。
（编辑：席军）
★胡主席的为政之道――强!
一、 胡锦涛以辅助弱势之态起步
十六大之后，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了中共第一棒。江泽民把总书记之职移交胡锦涛时，留下了“三个代表”和“小康社会”重量级的嘱托。然而，这些事做起来相当艰巨。摆在新领导集体面前的选择是：着力促进精英发展还是着力扶助弱势改善？孰重孰轻？如何取舍？无疑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尤其对胡锦涛这个党中央的“为首者”而言，起步格外重要。结果人们看到，当上总书记尚不足二十天的胡锦涛，于2002年12月25日首次迈出北京大门，即与曾庆红带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人员，伴着漫天雪花，来到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胡锦涛一行在西柏坡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者想要得到什么，曾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热烈猜测。胡锦涛在西柏坡说：毛泽东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形象地称为进京“赶考”。我们这次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自此，毛泽东1949年即将进入北京掌权前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了新党首胡锦涛的座右铭。
对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在塑造自己站在弱势群体的形象，另外也同时向那些老共产党员强调，艰苦奋斗精神不会丢。不能说《纽约时报》的分析没有道理。胡锦涛上台后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树立一种别具一格的清新形象。突破口在哪里？于是，西柏坡被选中，这是于情、于理、于政均合适的选择。作为中共第一把手，“朝圣”具有意义的革命之地，一方面向世人昭示第四代接班的正统性，另一方面有机展现出传统继承的发展性。胡锦涛在西柏坡强调的三个“很”字：“任务还很艰巨”，“困难和挑战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性。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江泽民准允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学说，不仅造就了一批富人，而且这些富人正在走进政治领域，形成对富人越来越有利的强势力量。近来，私营企业家纷纷“商而优则仕”，堂而皇之跨入省级领导层：资产超过十二点五亿人民币的徐冠巨出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重庆著名私企老板尹明善出任重庆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多位私企老板当了省工商联的会长。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在过去的五年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的有九千零六十五人，担任县以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三万两千零二十五人。
中国人致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的贫富差距却相当严重。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对富人尚存难以扭转的不平衡心理，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不少富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发的多是不义和不法之财。为此弱势群体中业已兴起一个新现象：仇富。
此次“两会”，代表委员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农村失地农民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3000万，城市贫民2000万，徘徊在温饱线的农民600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2亿。
以前留下的贫富差距阴影，一方面是个国家大隐患，另一方面也是对胡锦涛的大考验。政治体制改革他还不能有效动作，但解决收入差距他必须有所动作。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到哪里借到“尚方宝剑”？他只有去找毛泽东。胡锦涛要找的不是毛泽东的衣钵，而是一种载体，他显然准备把毛的观点借来翻新，试图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在其近期撰写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中国长期对城乡居民实施的待遇不同的两种制度，致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对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的长期漠视，再加上产业冲击形成的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放大原有的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
胡鞍钢1999年初就指出，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重，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当时有的人认为胡鞍钢的看法“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但当年4月即爆发了法轮功组织围坐中南海的事件，结果震惊中央，也惊动世界。
胡锦涛当然清楚，突发事件中有一种叫“能量积蓄型”，其能量的积蓄有如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旦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便会突然释放喷发。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腐败、官风恶劣、拖欠工资、养老费低等，都有可能在能量蓄集到临界点时“一触即发”。
政策与策略，是政治家的生命线。从胡锦涛上任的四个月里可以看出，他的政策和策略是首选两头再择中间，即先对弱势群体和老干部加以安抚，然后再对先富阶层和中产阶级着眼。不难看出，他对种种隐患都在稳步采取行动：新年刚开门就去内蒙访贫问苦，适时强调宪法的权威和法律效力，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强令补发对农民工的欠薪等，胡锦涛已在作为。
二、行胜于言是胡锦涛的座右铭
若以通俗的性格特征归类，胡锦涛属于内向之人。笔者在写《胡锦涛》一书时，接触过不少与胡锦涛相熟的故交，众人对他的看法是，不嗜夸夸其谈，宁愿多做少说。
胡锦涛身上表现出的“内向”，除有天生因素外，还与后天的修炼有关。胡锦涛八岁丧母，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无暇顾及家庭，他小小年纪便以长子身份担起了照料自己和两个妹妹的责任。无论他儿时还是“文革”期间或是在甘肃的艰苦岁月，人们纷纷抱怨这不满那不满的时候，从没人听到胡锦涛发过牢骚。他向来有难自己担，理性对待问题，长于化解危机。
1959年他从江苏泰州考入清华大学。清华园礼堂广场留下的前辈碑刻“行胜于言”四字，对他影响至深。另外，他步入政坛后，中国特殊的形势和环境，更造就了他“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作风。
胡锦涛1985年7月前往贵州上任时，尚未满43岁。当时一家报纸以“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对他报道后，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人们私下的议论纷纷。他很敏感，非常不愿意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当即表示以后再不能发生诸如此类的事。另外，他赴任贵州时，因只身前往未带家人，也引来非议阵阵。他以沉默对待。
聪明的胡锦涛非常懂得实干的作用，因为实干可以抵消非议。他初到贵州时，很少发表施政设想和宏论，在贵阳市上上下下拜访了一番后，乘坐面包车跑向了基层。他把随行人员减到最少，每到一地就把县委书记请上车，一边听汇报，一边向山里开。多山的贵州很贫穷，胡锦涛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他的秘书抱怨，也太随便了，难免不担心他的安全。
几个月下来，胡锦涛成了贵州通，心里已不慌。他带回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亲身所见所闻，对贵州的省情已了然于胸。 至此，他才开始谈论如何治理贵州。他派出一支支政府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山区实地调研，并亲赴山区同扶贫队员座谈。胡锦涛告诫扶贫队员：要搞好农村各项工作，不能只是一般性号召，要深入下去加强具体指导；不能只在干部中进行，要深入发动广大群众；不能只是提指标、算数字，要狠抓具备措施的制定；不能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要抓紧时机，说干就干，落实在行动上。
胡锦涛虽不是多言多语之人，但他口才超出常人，只是以前人们不曾领略。此次“两会”期间，他去政协香港团与委员们座谈，终让港人识其风采。那日，曾经屡被香港媒体点评为“最佳朗诵者”和“最佳背书者”的胡锦涛，面前仅摆一份简单的提纲，却滔滔不绝无稿讲了五十多分钟。其间，各种数字迭出，观点论据鲜明，被在场人士评价为，“记忆力非凡，逻辑清晰有条理”。
由于胡锦涛过去十年所处的敏感储君位置，国人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能力展示。胡锦涛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访国外时，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神秘低调，他只说，“那种描写对我不公平。”现在，他登上了新位置，“有所作为”是他的追求，他的能量已开始显露。
三、以柔克刚乃胡锦涛的制胜法宝
今年初以来，各地政府换届换人，新当选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新当选的上海市市长韩正，新当选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三个中国最重要地区的领导人均出自青年团系统之现象，令得所有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无不为之惊叹。
虽然团派背景官员迅速上升的作用不能全然归结到胡锦涛名下，某种程度上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使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选拔“四化干部”后，以团中央为首的各级地方团组织，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建立起中共高级干部储备的大本营，但今日高官成批发酵，胡锦涛因素当然也是不能回避的。
不过，从胡锦涛的作风看，他不会在上台仅数月时间里，就亲自上阵，大刀阔斧地力推三位“嫡系”人员接掌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中国重镇的主官。显然，有人在为他做这件事。也许可以这样说，做这件事未必出自胡锦涛主动的意愿，系因有关方面分析领导意愿后积极推动而起。
即使胡锦涛有意为之，而以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看待，也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古人讲，“一朝天子一朝臣”。西方国家的选举人，一旦胜出首先面临的就是组阁问题。作为一个需要众多干才辅佐的国家领导人，启用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人，当然比用陌生而不了解的人心里有底。一个人有无能力和忠诚心，不熟悉不了解自然无从知道。
另外从此现象中还可以看出，江泽民似乎并不在意省部级干部中成批量地安排团派人马，即使是把团系统的人安排他在上海这样的“老根据地”也无所谓。就此判断，尽管江泽民仍任军委主席，但他归权于胡锦涛，应是气定神清的。
胡锦涛做事，善于以柔克刚。对此，熟悉他的人有一致看法。他曾经的故交和同事透露，胡锦涛做事最后好像没有不成的。他身上有一股看不见的韧劲，威力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其功效有如水滴穿，即使做的过程中遇有再多困难和阻力，迂回前行也好，暂时停顿也好，但最后证明他总能达到目标。
回首望去，果然如此。笔者在写《胡锦涛》一书时，从他走过的几十年历程中发现，“以柔克刚”的评价，对他确实恰当无比。
由此可以想见，胡锦涛今后主导的中国改革，哪怕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他“以柔克刚”的功夫垫底，只有具备充分时间，相信最终也将达至目标。
说到政治改革，近来出现在新闻领域的“春动”，颇为引人注目。十六大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李长春，对新闻宣传部门传达中央精神：会议少报道领导，新闻要贴近群众。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三性”和“三贴近”，即：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而这种精神产生的直接诱因则来自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在开拓创新、力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之语)。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盛行“文山会海”的国家，凡各色领导人出席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考察，每日占据着报纸要闻版面和电视要闻时段。对这种*政治强力占用和浪费国民宝贵时间和信息资源的作法，以及让各级政治人物尤如明星一般有无必要都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行为，百姓的怨声截道已是越来越强烈。
胡锦涛在贵州就曾发起过一场新闻改革。1986年9月，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编委写了一份“关于改进会议报道的意见”，省委领导通过后批转了这个意见，同时以省委办公厅名义下发通知：“会议报道改革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贵州日报》编委所提的改进意见，也适合于电视、广播等传媒工具的会议报道，望一并按此掌握并执行。”
当时胡锦涛在贵州辖内推行的新闻改革，与现在于全中国推行的新闻改革，简直如出一辙，重点都是会议要少报领导，新闻要贴近群众。可报可不报的会议或领导活动不报，群众不甚关心的会议内容只发标题或简讯，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作为会议报道的重点。
胡锦涛早就深谙百姓心理。所以他从贵州起，就不惜牺牲自己的“风光”以带动他人。时至今日，他又把这种作风带入中国政坛的最高峰。“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团组讨论时，只有政治局常委在本代表团发言时才发专门新闻，而去别的团组活动，只以综合新闻，一改过去“两会”主角总是中央领导唱的风气，把镜头和版面让给了与会的代表和委员。
此外，这次“两会”在多项改革中还包括，人大代表和委员会前集中学习宪法和两会制度，以增强代表和委员的法律和参政意识。会议期间取消了一切娱乐性的活动，不再设专场电影、演出、招待活动，本着“两个务必”的精神认真开会。
胡锦涛本人的带头做法以及“两会”的带头作法，其上行下效的放射作用，对今后的示范可想而知。
★台湾与苏联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
www.top81.com.cn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台湾和苏联这对看来不可能往来的宿敌，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却有过多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据报道，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歙”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同时台湾也应邀或主动派出“特使”在维也纳等地与苏联“特歙”接触。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事情)，首次披露了这些惊人的秘闻，其中对跑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苏双方“特使”两次维也纳会谈的记录尤为详尽。
　　苏联“特使”跑易斯第一次访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68年10月。此时的中苏关系已近水火之势。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这是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苏联方面与中国斗争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部同意把台湾当年“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通讯卫星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特邀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实现这一计划无疑也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跑易斯就是苏联派出探路的马前卒和拉拢台湾的说客。而台湾当局此时也颇欲利用国际变局有所作为。根据魏影蒙日记的透露，美国政府暗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往来，台湾高层早就看在眼里，而且评估美国不会帮助台湾“反攻大陆”。同时中日关系也有松动迹象。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此时在东京设立了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吁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台苏接触，虽然开始是苏联主动，但终究是两相情愿，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携英籍妻子在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见到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自我介绍说他是《伦敦晚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要求访问台湾。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并可通过他联系苏联高层。后来卢进一步打听对方的来路，知道其背景与苏联克格勃有关。事关重大而且敏感，户立即报告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通过台湾 “外交部”拍电给“新闻局长”魏景蒙。
　　对于路易斯要求访台，台湾当局持慎重要而积极的态度，对路易斯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记者以及来台的目的等。蒋介石考虑再三，裁定让路易斯来台，要蒋经国亲自掌握，蒋氏父子又委托来认魏景蒙具体负责，指令绝对不能走漏风声。从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华航班机抵台北到31日离台，路易斯始终受到台湾当局周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间，路易斯与台湾当局高层官员举行了多次“政治会晤”，包括台“新闻局长”魏景蒙、“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经济部长”陶声洋、“情报局长”叶翔之和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其中，重要的会谈有三次，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会谈：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在10月22日魏景蒙与路易斯首次晤谈中，路易斯首先讲了他来台的目的：希望知道台湾 “对另一边(中共)的情况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对毛泽东之后的情势有保看法”，以及台“对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路还问：“两个中国”能否使台湾高兴。魏答说“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双方有加强了解的必要。魏还表达了所谓“解放同胞”的决心，并告诉路“我们在中共内部有自己人”。
　　路易期在魏景蒙的陪同和参与下与叶翔之的全谈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5日上午。会谈中，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1我们能开展大使给之类的接触吗?2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份存在吗?3如果你们反攻在陆，俄国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4俄国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5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哪个大命名馆与莫斯科接触。6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7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俄问题的情报。叶翔之答复要点如下；1如果俄国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2能像以前那样与俄国合作。3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4我们希望俄国真心展开工作。5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7如果俄国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8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9如果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重要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路易斯与叶翔之第二次会面，魏景蒙也参加会谈。魏景蒙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1 我们愿在光复大陆的实际行动之前和莫斯科磋商；2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3 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4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国民心；5是否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6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7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决毛，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访台最重要的活动是同蒋经国的会谈。在会谈中，路易斯首先谈他见蒋经国的主题是：“希望与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台湾在短期内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度，不会帮中共。”蒋经国强调莫斯科应该支持国民党，他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现在，重点是，俄国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持中立。”“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对此，路易斯表示，“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你们共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
　　会谈中，路易斯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联络的问题。30日，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就此答复如下：1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2户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为接头，必要时，卢为可以回台报告。3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4 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份的用语。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他的一言一行甚为关切。除了听蒋经国的汇报和仔细看书面报告之外，蒋介石还特别台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台苏“特使”维也纳相会
　　路易斯第一次台湾之行结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苏共内部许多人反对，所以联台之事 “曾一再搁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苏联重新考虑联台，加紧拉拢台湾。在3月苏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分别代表“元老派”和“少壮派”的贝里舍、谢里宾公开鼓吹与台湾合作，他们就此提出的5项建议得到了“有条件的支持”，即；1毛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与台湾合作且极有希望。2双方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3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进步之条件。故在相当时期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4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制裁，苏联对于职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固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5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资助肩负沟通台湾高层的使命，几次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签证，再次赴台北，显得很急迫。台湾当局出于保密等方面的考虑，描绘此要求。最后双方商定并经蒋经国批准，台湾派出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对此，台湾最高当局十分重视，蒋介石不仅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如所经国家、不带中文文件、所带文件用后销毁、与路易斯对答技巧、下次会谈地点等)作出了安排。而且亲自批示会谈5点原则：1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的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2有过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3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之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这祸患。4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5 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为掩人耳目拟定的行程，在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罗马、波恩之后抵维也纳。从14日晚到16日晨双方分手，两人先后会晤交谈5次，会谈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其一，路易斯就上次台北会晤时台湾要求说明一旦国共发生战争苏联的态度问题作了正式答复，并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于苏联”。
　　其二，魏景蒙将蒋介石的五点批示向路易斯传达。15日上午9点半，魏在自己的房间对路照文慢念，路认真笔录，然后两人复读校对，确认无误。
　　其三，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问题。关于交换情报，路易斯特别关注，反复提出在14日晚的交谈中，路就说：“)情报交换)希望即该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中共)九中全会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菜如何再加质量。”至于如何传递情报，路建议由台派“贸易商”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或台指定一些领事馆传递信息。关于军事合作和军之交易，魏景蒙说：“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跑易斯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 “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俄会全面作点。”
　　其四，下次会谈地点及如何加强双方联络。对此，路易斯特别关心，并显得很急迫。对于两人下次会谈，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路多次表示他可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关于“高级会谈”之地点，双方提出在分海或莫斯科。但魏景蒙提出如举行“最高级谈话”，则必须以台北，并讲明理由。关于双方联络，路两次提出台派“贸易商”常驻莫斯科的建议。此外，双方约定了进一步联络的密码和暗号。
　　其五，路易斯向魏景蒙讲了“新疆骚乱”和“国际共产国家会议”的情况。关于前者，路介绍说：“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关于后者，路说：“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
　　5月27日，魏景蒙回到台北之后，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向蒋介石汇报如下几点：1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2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3下次见面的重点要变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五点回音。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4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5事务代表，两个月内派联络员。蒋介石听了汇报之后，对魏景蒙的维也纳之行表示很满意，决定等路易斯来电后再考虑下次见面及派人到莫斯科等问题。
　　罗马会晤的流产
　　1969年秋中苏关系紧张到可能爆发核战争的程度。8月28日苏联发出“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狂妄叫嚣。但当苏联就此暗中征询美国的意见时，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称：如果苏联那样做，“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当政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的国家利益。实行上当时美国很多人反对中国拥有核能力，8月20日美国禁核官员尤特在给其苏联同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国的核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还暗示台湾“愿此项处理”。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核战争企图虽然遭到美国的反对，但却煽起了台湾参与摧毁大陆核能力进而反攻大陆的热望。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极度紧张的过程，又呈现了某引进缓和的迹象。9月11日，中苏政府首脑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长达190分钟睥会谈，讨论缓和两国关系等问题。因此，探明与苏联合作实施对大陆核打击的可能性和中苏关系现状，一时成为台湾当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再加上跑维也纳会谈之后，苏联对“蒋五点”一直没有回音，蒋介石决定派魏景蒙为 “特使”向路易斯约会。9月14日，路易斯致电魏景蒙，要求全面，并提出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罗马，魏去电建议把时间定在10月2日或7日。双方要求见面几乎不谋而合。
　　9月20日，蒋介石在荣民总医院接见魏景蒙，蒋经国在座。老蒋对魏作出以下纲领性指示： “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1在目前情形之下，中(台)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2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3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行崩溃。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观其反映如何，方清谈地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袭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4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之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之后，蒋介石就约见跑易斯再亲笔9点具体指示：1问他对我方所提五点(即蒋五点)，你们有否意见。2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愿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溶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3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之组织，亦不能跨党。4中共在国内若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5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还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亿欠缺者只是海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会谈。6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7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8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实施，不须外国参加。9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景蒙把以上9点译成英文后，蒋经国交待再加三点：1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2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经过毛共20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为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于好。3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9月22日，魏景蒙衔命离台后到达印度孟买，在此寄信给王平(路易斯)：“亲受的王平 “我于 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有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但是，台湾当局精心准备的这次罗马约会，却在魏景蒙的一再等待中化为泡影。魏景蒙 2日如期到达罗马后，就先打电话给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里，也没有预订房间。4日，魏先后5 次打电话到伊登旅馆查询，路易斯仍未住进。后来魏又打电话给路易斯家，路不在家，又打电话到莫斯科，转告他的新地址，并把在罗马等候的时间延长到7日。但仍没有路易斯的消息。
　　对于这次失约，路易斯后来对魏景蒙解释说：当时中苏将要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10月 20日举行)，莫斯科的鸽派认为，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是柯西金。
　　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台苏双方在经过多次函电往复之后，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维也纳再度相会。此间两人集中会谈两次，共8个小时。概括起来，会谈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其一，要求台湾为苏内部“鹰派”势力提供证据情报，说明毛泽东及其以后的中共都不可能与苏和好，以配合 “鹰派”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其二，进一步探讨双方军事合作的途径，推动台湾加快反攻大陆的步伐。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30日的会谈中，路易斯说：“明年3月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平的关系可能更加恶化。”路称他“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战争。”路挑明了说：’ 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见面的主要理由。
　　30日会谈结束后，魏景蒙当晚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他们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路易斯和他提出的要求都有帮助。”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路易斯。
　　关于第二个问题，两人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魏景蒙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到什么程度?”路干脆地说：“上次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地说，苏联愿和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当魏谈及以前曾涉及的共同开发西北东北的话题时，路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他有兴趣的是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与台湾合作，以消灭毛泽东。
　　双方合作反对中共是台苏两相情愿的事。但似乎台北并没有莫斯科积极主动。在这次会谈中，当路易斯要求魏景蒙提出由莫斯科合作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具体计划时，魏景蒙经过一夜思考，谨慎地表示“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并说“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而路易斯却提出了具体方案，他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哪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比方说，台湾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他还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俄国却会帮台湾光复大陆。路易斯还说：“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用概略的方式说。”路为此归纳了三点供魏参考：1台湾原则同意苏联采取军事行动。 2台湾能作什么，以及台湾希望苏联做什么。3台湾保时希望苏联协同行动。路还说：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苏联会“立刻”与台湾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损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
　　对于这次会谈，蒋氏父子在听了魏景蒙的汇报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蒋介石对方提出的两点要求表示“都同意”，指示在对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间交给他们需要的证据情报资料。其二，台湾当局决定全部释放1954年7月23日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域截获的苏联船只“陶普斯”号的42名船员。这批船员大部分已于1955、1957、1958年分三批释放。蒋经国觉得在此时释放剩余船员“或许是个好主意”，既然“国共释放了美国人，我们保不也放人”，“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蒋这样做显然是向苏联示好，同时也是做给美国看的。（余科杰）
★美情报部：中国新型核弹“北星之光”实在太恐怖了
美国情报部门最近得到的可靠消息，中国正在研究一种新型核武器。代号为 “北星之光”的新型战略核导弹 将把中国的战略水平提高到空前高度。
这种战略导弹上带有七到二十一个核弹头，佩带核弹的多少将与它要攻击目标的密度和规模而定，但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它的破坏力是前所未有，这是因为它有两级弹头并带有若单分导高速巡航弹头。它的破坏力一是在太空中的自我防卫能力，当在太空中遇到截击之前，导弹中的雷达将会告诉主电脑进行自我防卫，数秒钟内各分导弹头就会自动分离主体，按预先的卫星定位对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而当进入大气层前，第一级弹头将分离主体高速下冲，第二级弹头逐渐减慢速度，进入大气层后主弹体将放出干扰弹头，第一级弹头将高速插入地下，第二级弹头会再约一百米的空中爆炸，几乎同时潜地核弹也会爆炸。两者汇合的冲击波将会是单弹头爆炸时所产生能量的五到十倍，并且各分导弹头奖会对各分散目标进行攻击，而且可能是生化一体的打击。
从而使一枚核弹对同一目标进行了三重打击。　
美国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情报官员皱着眉头说，如果有一枚这样的核弹飞到美国，那半个美国都要瘫痪。不过中国这种导弹要造出来到部署至少还得十到十五年。主要是分导弹头与主弹头上的电脑雷达系统将是中国的最大障碍，不过有消息说中国已经克服了这种雷达的关键一关，已经在他门的超级电脑是模拟成功。
不过这位美国官员清楚表明，这种将来能够在太空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如果研究成功将对美国构成最为致命的威胁，它比俄罗斯的两千多枚导弹还难防范并更具毁灭性。其导弹性能可能是巨大的飞跃，它将领先俄罗斯和美国的导弹技术，从而使中国在核战略质量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据悉这种射程为两万四千公里的“北星之光”导弹的研制是只是中国未来太空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会对中国的导弹和太空计划报以强烈关注，并寻求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