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东海问题磋商难突破
可能引发两国摩擦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驻军需慎重思考
★安理会扩大战愈演愈烈
对立双方亮出最后底牌
★中苏曾合作绑架美军F-111战斗轰炸机

凤凰卫视5月30日消息: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日两国计划于今明两日（30日、31日）在京就东海油气田开发展开局长级磋商，两国期望通过此次对话，找到缩小分歧、解决问题的办法。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国际时事评论员庞中英预料，在目前情况下，会谈将更侧重于彼此交换意见，继续保持事务性接触势头，双方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取得突破与进展的可能性极小。
解决问题须双方让步
有外电分析指出，此次两国间的务实性磋商将会把联合开发作为议题，但可以预料，具体将开发海域设定在哪里以及如何决定利益分配比率都会成为双方争论的难题。
庞中英表示，中日双方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进行磋商，说明两国确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是否通过谈判解决东海问题，实际上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表示，目前两国进行的接触与交流只是使这个问题处于可控制的状态之下，但是今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庞中英认为，如果要通过谈判解决，双方都要创造条件和气氛。他指出，中日双方都曾表示，要使东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但在目前分歧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双方应首先确定这一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而谈判就需要双方各自作出让步。
可能引发两国摩擦
庞中英说，如果两国间不能确定通过谈判解决东海问题的原则，日本的单方面行动还将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东海问题将有可能会引发两国间轻度摩擦，甚至是军事上的摩擦。他说，东海问题是一件很危险的、也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事情。
庞中英强调，不管中日关系现在是多么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中日关系彻底走向失败。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利益、原则和立场。
庞中英表示，在目前的困难面前，我们需要驾驭中日关系，而驾驭中日关系，就要在坚持我们的利益、原则和立场的基础上，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性，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持中日关系，促进中日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化。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驻军需慎重思考
凤凰卫视5月30日消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刘建超二十九日在一次公开讲座中接受大公报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提出希望中国派兵驻留一事，中方需要认真思考。而不在国外驻军是中国的传统，如果出兵驻留国外将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刘建超今天出席一次面向高校学生的公开讲座，大公报记者向他核实吉尔吉斯斯坦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其南部派兵驻留一事。对此，刘建超表示，自己从媒体得知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巴基耶夫有此表态，但并不知道吉方是否已经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这一要求。
刘建超强调，如果中国要在外驻军或设立军事基地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不在国外驻军是中国的传统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其它国家没有部署一兵一卒。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驻留军队，对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而言“也许是有利的”。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在一个周边国家驻军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所以“一定要认真思考”。
根据外电报道，吉尔吉斯代总统巴基耶夫五月二十五日曾透露，由于乌兹别克反政府暴动而产生的难民大量涌入吉尔吉斯南部奥什地区，吉尔吉斯将同意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CIS）集团安保条约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部队驻留。
在今年三月动乱中刚建立的吉尔吉斯现政权为防止难民涌入而造成局势动荡，希望依靠担心中亚动荡局势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俄罗斯、中国对调兵一事并没有做出公开的反应，但可以预见，乌兹别克暴动后的中亚局势将成为七月上旬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
据了解，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已有两个外国的空军基地，分别是俄罗斯驻坎特的空军基地及美国驻马纳斯机场空军基地。巴基耶夫表示，两个基地将根据与俄、美签订的协议，按需要继续存在，并且履行各自职能。（香港大公报记者 汪恒）
★安理会扩大战愈演愈烈
对立双方亮出最后底牌
新华网2005-05-29: 在日本、德国、巴西、印度（“四国联盟”）不久前公布了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后，包括巴基斯坦、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反对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团结谋共识”运动２７日向第５９届联大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要求增加１０个可连选连任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至此，“增常”问题上的对立双方已先后亮出底牌，安理会扩大战愈演愈烈。
新方案有明显优点
其一，根据“团结谋共识”运动的这一方案，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将从现在的１０个增加到２０个，所有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将为２年或３年。其中，亚洲和非洲将各新增３个非常任席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新增２个，西欧和东欧各得１个。按照这一方案，安理会将继续保持现有模式，不会出现任期较长的半常任理事国或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免在联合国成员国中造成新的歧视。
其二，这一方案一步到位。它以《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的形式提出，如该方案得以在联大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等于通过了宪章修正案。这比四国提出的三步走“增常”程序显然要简单。
其三，方案放权给各地区组，由各地区所在国家内部协商连选连任及席位轮换的具体办法，这也是该方案最具创意之处。方案建议，挑选连选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时应优先考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贡献大的国家，同时注意地区平衡，但选择的标准由各地区自行决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建议有利于争取各地区有一定实力，但又无望“入常”的中小国家的支持，对于非洲和伊斯兰国家有较大的吸引力。
此外，“团结谋共识”运动还在时限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该组织在２６日致“四国联盟”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它将继续与四国就安理会改革举行磋商，力争在今年９月联合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就安理会改革的一些主要问题达成最广泛共识。
不妨再看看“四国联盟”１６日散发的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框架性决议草案。这一草案要求增加６个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和４个任期２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四国还明确提出了联大确定扩大方案、选举新常任理事国及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决议的安理会改革三步曲，并为此设定了７月底之前完成这些步骤的具体时间表。
不少外交人士认为，与“四国联盟”的决议草案相比，“团结谋共识”运动的方案具有明显优点：如果这一方案获得联大通过，那么它可以增加各国入选安理会的机会，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能从中受益，而四国方案显然只为它们自己考虑。此外，“团结谋共识”运动的方案也可避免出现因“增常”后否决权被扩展而导致安理会工作瘫痪的局面。
方案前景难以预知
“团结谋共识”运动提交安理会改革方案，表明反对“增常”阵营在对方阵营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已迅速稳住阵脚，统一了立场。但是，这一方案能否在今后数周内获得联大至少三分之一成员国的支持，目前还难下定论。在四国，尤其是德、日的政治压力与经援利诱下，一些中小国家将很难在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之间作出选择。
与“四国联盟”采取的策略一样，“团结谋共识”运动将在下周与联合国内的５个地区组国家进行接触，争取各地区组的支持。此外，该组织还在加紧做安理会现任５个常任理事国的工作。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已于近日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希望美国支持“团结谋共识”运动的方案。据报道，美国有可能在６月初就安理会改革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表态。
对于反对“增常”阵营的方案，“四国联盟”还没有正式作出回应。此前，双方已首次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斡旋下进行过一次毫无结果的对话。在今后数周内，“团结谋共识”运动预计将继续打着协商一致的大旗，与四国进行对话。不过，鉴于双方主张南辕北辙，达成妥协的希望极为渺茫，除非一方放弃现有的立场。
四国动向令人关注
作为“增常”战的攻方，日本、德国、巴西、印度四国何时敲定框架决议草案并最终将其正式提交联大将是下一步各方关注的焦点。
将决议案提交联大后，四国可随时要求进行表决。分析人士认为，四国启动表决程序的关键在于有无绝对把握在联大拿到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如果有把握，四国将毫不犹豫地要求表决。在联大的投票中，四国不必担心安理会现有的５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５个常任理事国只在安理会表决决议时方可使用否决权。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四国似乎还未拉到足够的支持票。
四国是否强行闯关还取决于它们“争常”的决心有多大。成为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是四国目前报出的最低要价。但是，如果到了７月初四国还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四国联盟将面临是硬着头皮闯关还是退而求准常任席位的抉择。据外交人士透露，德国是三步走时间表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四国中最迫切希望在此时间表内解决“增常”问题的。因为，欧盟正在加快整合步骤，统一安全、经济及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并有可能于数年内成立欧盟政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德国今后代表西欧“争常”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因此，德国一直将这次安理会改革视为其“入常”的最后机会。但其它３国却没有德国这样的紧迫感。由于存在这一因素，四国在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团结并执意表决，还有待观察。（完）
★中苏曾合作绑架美军F-111战斗轰炸机
http://mil.jschina.com.cn/letter/
据最新一期《航空世界》文章报道：中国在研制飞豹的过程中，曾经考虑过使用并列座舱方案。并透露其中的一段故事。
全新的F-111战斗机采用的就是并列座舱，该机于1964年12月完成首飞后参加了1967年的巴黎航展，在航展上F-111以其庞大的身躯和优异的性能而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超级明星”。美国媒体称之为“20世纪最好的武器”。苏联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此行专门就是冲F-111而来，此人是来自苏霍伊设计局的奥列格·萨莫伊洛维奇。萨莫伊洛维奇拍下了100多张珍贵的照片，并在笔记本上给每张照片都加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在后来设计苏-24（即北约情报中的苏-19）时都帮了大忙。
但是F-111的核心电子设备没办法在航展上搞到。1967年7月1日，《纽约邮报》报道称，五角大楼将6架F-111Ａ战斗轰炸机派往越南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军方领导人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展开对F-111的捕获行动，苏联专门更换了驻越南军事专家代表团领导层，由防空专家、最优秀的夜航专家弗拉第米尔·阿布拉莫夫将军担任专家代表团团长。
然而为了防止泄密，苏联专家需要完全可靠的渠道秘密进入越南，而且很可能要多批多次进入。同时如果一旦顺利搞到了F-111，那么回程的秘密运输将更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圆满地完成任务，那就必须得到中国方面的配合。
在面临共同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疯狂扩张上，中国和前苏联永远是无间的战友。面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败露的狼子野心，中苏很快统一了意见，中方愿意配合苏联专家团的行动。但是此时的前苏联也已经慢慢蜕变，不再是能够包容一切的社会主义同盟领袖，处处防范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害怕中国获得F-111技术后自行发展战术轰炸机，威胁苏联远东军区的安全，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这次行动的这正目的–捕获F-111，而是假称支援越南北部的防空力量以防止美国飞机侵入中国。
但是中国当时及时识破了苏联的谎言，但是为顾全大局并未当场戳穿，而是先配合苏联的工作，等到返回的时候再与苏联交涉。
1967年9月27日，43名苏联军事专家乘苏联飞机抵达北京，然后乘中国的飞机从北京到了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最后，分乘两架越南的安-24飞机抵达河内的加兰机场。
1968年3月17日，6架期待已久的F-111战斗机抵达泰国塔克利机场。在作战中先后有3架F-111分别在1968年的3月28日、3月30日和4月22日损失。其中4月22日的F-111是被苏联方面完整“劫持”的。当时一架F-111Ａ正在执行任务，苏联专家通过无线电干扰切断了它与基地的联系，苏联飞行员驾机升空迫使其在北越的内排机场降落。执行迫降任务的飞行员就是安西菲洛夫将军。
飞机拿到了，机身和机组成员必须送到苏联。让F-111直接飞到苏联，两名战俘飞行员是绝对不可靠的。苏联专家希望能够走陆路经中国返回苏联。但是此时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中国，也不愿意透露半点关于机密的F-111的任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举步艰难的中国很难花费如此巨额而珍贵的资金秘密安全运送如此巨大而复杂的F-111来帮助一个根本不信任自己的伙伴。于是苏联于1968年5月7日，由“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号将拆解的F-111从越南的海防港运到苏联西伯利亚。
不过这次行动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经收到了空军战术技术飞速发展大潮的冲击，发展新一代新思想指导下的作战飞机势在必行，因而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歼轰7计划；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我方获得了一部分F-111的残骸，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弹射座舱。F-111的弹射方式非常特别，并不是单个飞行员弹射，而是整个并列座舱连同两名飞行员一同弹射，座舱落地后两名飞行员再爬出座舱等待营救．因此我方获得的座舱从飞机上弹射后安全着地，所以非常完整，对并列双座座舱的设计有很大参考价值。
通过对残骸的分析，我国立刻开始了对F-111的研究工作，并在仅一个月后的1968年6月就形成了完整的研究资料，为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文章称，经过长时间的方案酝酿后，歼轰7方案在1980年被批准以“一机两型”“串座先行”的设计原则进行发展。然而经过论证后普遍认为西飞技术储备不足，坚持慢速发展并列型方案也很难保证串座型的发展，因此空军要求的并座方案随后放弃发展。
文章透露，最新型“飞豹”歼击轰炸机是根据空军提出的“预先接装，领先使用”原则下进行的，所以尚未定型就装备了部队。
文章认为，“飞豹”空军型完全有可能按照作战领域、作战需要衍生出相应的改进型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战略轰炸型。而“飞豹”凭借广大的打击半径，完全可以在战略轰炸型的基础上经过简单的改装发展出一种核攻击型。还可以通过改进是增加电子战设备，改进环境控制系统，重新安排座舱布局并加装或换装一些电子设备，发展出“飞豹”伴随电子对抗型。仅需要对电子系统进行相应调整，挂带反辐射导弹，就可发展出“飞豹”反辐射型，而“飞豹”机身庞大，气动外形不用作过多改变，仅通过改换雷达和电子设备，挂载中程空空导弹，承担远程截击和防空巡逻任务，发展出空防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