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悬殊是中国当前严重社会问题

　　中评社北京2010年10月31日电／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文章表示，从“十一五”已有的实践看，政府转型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十二五”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十二五”改革。

　　☆ 政府转型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文章认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重要的是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例如，国有资本配置本质上是政府行为问题。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在“提低、扩中、限高”中的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关。以追求G D P总量为导向的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增长方式，是消费拉动的增长，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与追求总量的增长方式相关，而且又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倾向于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由此使得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 D P增长速度；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以政府转型推动“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大焦点问题。能不能破题，能不能有所作为，都直接取决于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

　　以收入分配改革带动财税体制改革。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完善财政收入体制，在将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润、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非预算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初次分配中降低政府生产税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再分配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重要的财政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形成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有效地促进政府转型；建立和完善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批准体制，实现财政公开化和民主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寻求现实的突破口。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垄断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进一步打破垄断，尽快建立起规范化的收租分红制度，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租、税的比重：一是防止“国进民退”。这两年社会对“国进民退”有比较大的意见。建议尽快出台详细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放开垄断领域门槛、引入竞争，通过市场法律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二是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建议将征收“特别收益金” 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三是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

　　促进工资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机制的形成。其中的关键在于赋予并保障工人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利。除了工会外，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此外，应当加强对最低工资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

　　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从社会对这项改革的需求看，在这方面要有明确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这五年应努力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例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在15%左右，是一个结构性的增长，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实际收入、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增长幅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税制改革、通胀预期控制。“十二五”时期，要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65%左右，劳动报酬占G D P比重从2007年的39 .7%提高到50%左右。

　　☆ 政府转型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文章指出，“十二五”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这既有利于拉动消费，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实际出发，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重要的是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落实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首先，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十二五”使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职责明晰化、法定化。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立法滞后于整个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低、各级政府法定责任界定不清楚，在一些比较细的立法中，往往难以体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为此，应当尽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立法层次，明确规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使政府能够依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和任用相联系，将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为建立一个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改变干部考核中事实上仍然把G D P视为重要的刚性指标、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当成软指标、重对上负责而忽视社会成员实际需求的倾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应该逐步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仅仅评估基本公共服务人员数量、设施等投入，避免忽视供给结果和质量。

　　建立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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