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新疆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在全省79个县中，有22个县以畜牧业为主。新疆解放时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1949年，全区有大小牲畜1000多万头。长期以来，新疆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行居不定。由于反动统治长期的民族压迫，经济掠夺和土匪的骚扰，使新疆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牧民流离失所，生计艰难。与农民相比，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在牧区里，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等上层；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还享有种种特权，每年都向牧民征收繁重的贡税。牧主以及部落头目、王公贵族利用其封建特权，还要牧民无偿、半无偿地放牧他们的牲畜，对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农业区的147个乡、约50万人口的地区试办了减租。1951年5月 30日，王震和新疆分局认真分析了农村形势后认为，在农村全面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发布了进行减租反霸的指示。接着，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到1952年5月，全疆9个专区58个县150多个乡的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这是新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一场伟大斗争。全疆有2万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减租反霸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近10万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有74.2万多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在农区取得减租反霸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把新疆的建设搞得快一点，王震提出全疆工作要早一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土改的同时，在牧区同时进行改革。王震所以主张在土改的同时进行牧区社会改革，是基于他对广大牧民的痛苦的了解和同情，适应广大牧民要求改革的愿望，急切地要把牧民从封建主和牧主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在进行改革之前，王震派出了工作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征求了部分领导同志的意见。当时新疆牧区除了纯牧区外，许多牧群属于农业区的地主，只在农业和土地方面进行改革，并不能触动地主的全部经济利益。在南疆进行的社会调查，就能看到很多地主同时也是牧主，他们占有的牲畜占当地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七十。农民说，土地改革了，巴爷(富人)还是巴爷，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牲畜。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还不能彻底翻身。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了，牲畜不动，他们带着畜群进了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王震还从剿匪中看到，新疆解放后匪患的根源也在牧区。因为牧区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区乡政权基本上还是旧政权，没有来得及改造，部落头目实行世袭制，因此，牧区易于成为土匪、反动头目藏身之所。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他还看到，牧主因为不愿改革，害怕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遂大量宰杀牲畜，对牧区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而农业的社会改革，减租反霸，农民的翻身解放，对牧区有一定影响。对广大牧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愿望，不应当忽视。

    在了解新疆牧区的现状后，王震认为，如果不发动牧区群众进行社会改革，不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无法贯彻，牧区牲畜定将继续遭受损失，并且脱离牧区人民群众。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1952年4月23日，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通报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报告说，伊犁东5县(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新源)游牧区的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牧王、部落头目、千户长的破坏活动还甚猖獗，因此，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由贾库林任团长、曹达诺夫任副团长、李挥和任工作团党委书记，于5月初集中伊犁，开赴牧区工作。

    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果断决定去做，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5月17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在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从南疆调查回来了。邓力群支持王震的看法：“尤其是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这一提法，很新、很大胆、很有创造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很解决问题。”邓力群提议，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邓力群的表态加强了王震的决心：“太好了，你的材料很有分量，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

 5月14日，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给西北局的回电。王震坦言：“牧主们不愿意改革，怕同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大量屠宰牲畜，对牧区生产造成破坏，广大贫苦农民也是要求改革的，有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如果我们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发展牲畜业的政策受到影响，还会脱离牧区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疆的现状。”邓力群接着发言表示支持王震的主张：“我在农村搞了半年的调查，西北局根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对新疆的群众运动就不是挺进，而是往后拉，这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新疆分局多数委员都赞同王震的主张。在新疆分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王震决定在牧区推行改革。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王震认为自己和新疆分局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决定一面上报请示，一面下达执行。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说：“农业区域减租反霸运动以来，对牧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反动头目的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并曾发生了若干自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区某些地主(一部分是在牧区兼有牧畜业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与牧区反革命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 “大张旗鼓地发动牧民群众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指示》同时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

    虽然
新疆分局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但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是需要指出和批评的。

    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批评

    新疆分局5月26日的指示是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上述指示相抵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

    6月18日，新疆分局为及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已捕入中，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继续牧区镇反工作的党委，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坚决执行。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其他人的发言，也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说，我以忠诚老实和坚毅性做人民的长工。对所有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了的、过分了的，引以为戒；对自己严，对人宽。当时，他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是难以接受的，如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但也无可奈何。会后，王震曾和秘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散心。在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开会，王震从不游山逛景，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次来到北京，王震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 (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批判过了头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张宗逊、刘格平等西北局领导参加了会议。

    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制定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与穷苦牧民的生活”的牧区工作总方针，和“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但对王震和新疆分局错误的批判，却不是实事求是的。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新疆分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牧业地区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增强和巩固；发动了群众，在约三分之一的乡村，树立了农民的优势，广大农民群众有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除由关内和部队中抽派大批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外，还培养了1.6万多名本地干部，发展了近1000名本地民族党员和1.2万名青年团员。

    会议批评了新疆分局的工作，不适当地夸大了新疆工作中的错误(多达7个方面)。而对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这样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到1952年4月初为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在发生在1952年5月。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