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5人被批捕　再曝腐败窝案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长江日报》4月15 日）。许智宏的这句话说出了众多人的心声。偌大中国，人口几乎要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经济也马上变成世界老二了，竟然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没有。当人家把诺贝尔奖一个个拿回家的时候，我们还是零，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名校百强排名，北大排在第52位，清华第56位，中国这两所首屈一指的名校连前五十强都没进。无独有偶，此前，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排出的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无缘世界大学学术前200强。

笔者身在高校，这几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楼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大学好比一个身段很好的模特，可谓有模有样。可是，有长相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成不了世界名模。笔者也认识一些教授专家，可是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上电视，搞个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是官场的延伸，人们不会忘记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许智宏校长就该是个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挤掉众多栋梁之才。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是啊，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不要忘了，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承认的。

许智宏提到，一流大学是用钱堆出来的。然而，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Jamil Salmi通过研究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大学发现：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最贵的几所大学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肯阳学院、巴克乃尔大学、瓦萨学院和萨拉劳伦斯学院，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名牌大学，大约也不缺钱花，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为了教学评估不惜花掉几千万元，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人家发达国家更不缺钱，但是建筑有的是几百年历史的，教学设施堪称陈旧、落后。前不久，笔者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看到，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在德国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他们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人家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所能比的。

与我国那些三流学校几个合并起来争个重点大学名号的做法不同，那些世界顶尖名校规模很小，很少有人数超过一万的。反观中国的名牌高校，个个都人高马大，光鲜亮丽，可不乏素质不高的蛮汉。建校约900年的牛津大学，虽然陈旧，可人家个个都是精英。牛津产生了至少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包括25位英国首相（其中13位来自基督教堂学院），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红衣主教。北大培养了几个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人始终心比天高。就在2月28日，科技部还召开发布会，说要在2020年前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再次暴露无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中国能有杰出的大学，可目前看来，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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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5人被批捕　再曝腐败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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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17日电／据经济观察报获悉，自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后，已有5人被批捕，1 人被停职在家静等审查结果。

　　消息人士透露，卫良涉案金额大约150万。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虽然5人已被批捕，但“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消息人士估测，也许还会有人涉案。

　　此次药监部门的调查，被业内人士喻为郑筱萸之后第二次地震。

　　不过，从目前暴露出来的涉案金额来看，均低于当年郑筱萸649万的受贿额。

　　药监系统受贿案

　　消息人士透露，自去年12月，卫良被双规以来，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5人也先后被双规。

　　据报道，截止到该报截稿，包括卫良在内的5人已因受贿批捕。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的其中一人未被批捕，被要求停职在家等待调查、处理结果。

　　卫良，北京人。“人很好，很低调，和我们一部分人一样，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一位熟悉卫良的人说。

　　卫良被双规前，在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任职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在这个职位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主要负责组织拟订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及研究指导原则；承担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其中直接和人体相关的只有疫苗和血液制品。

　　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则担负着所有药物的使用安全，也就是说包括对所有药品安全性的检验检测和监督。

　　“卫良出事，是因为医药企业的举报。”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介绍，卫良在之后的这几年中，工作大部分接触的是与疫苗、血液制品有关的企业及事项。而这家举报他的医药企业，则是一家涉及生物制品的问题企业。

　　“卫良被举报双规后，这场调查真正拉开了帷幕。”知情人士称，随后，包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3人，及其他处室的 2人，先后被双规、批捕、停职。

　　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并未显示出这5人出事系同一件事情。但其他人的受贿金额远低于卫良的受贿额，其中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一人士的受贿额是 8万元左右。

　　“现在调查还没结束，可能还有人存在问题吧。&rd
quo;卫生系统人士透露。

　　据消息人士透露，卫良的涉案金额在150万左右。当年郑筱萸涉案649万元。

　　2007年，随着郑筱萸的落马，及药监局一系列改革的推出，药监系统被喻为“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不过，业内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此次药监系统多人涉案，说明权力寻租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后郑筱萸时代

　　郑筱萸时代是中国药监系统集权的巅峰时期。当时郑筱萸提出“地标转国标”，即地方可批准的药品批号必须上升到国家药监局批准。

　　之外就是GMP认证，即药厂的整个企业标准认证，使得制药企业的软、硬件投入达到2000万。该认证系统的实施，使7000─8000家大中小型制药企业，迅速减少到了3000多家。发证单位仍是药监局。

　　这两个方式，也使得国家药监局权力更加集中。集权往往预示着腐败的滋生，郑筱萸也因此落马。

　　“郑筱萸时代就是太过放任自己手中的权力，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之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医药策划专家张继明介绍说。

　　郑筱萸时代，医药监管失效的现状使得整个医药市场混乱不堪。伴随着一系列关乎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医药事故的便是药监官员的相继落马，2005 年7月8日，郑被免职仅半月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付玉清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与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先后被捕；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2006年12月22日，已退休一年多的郑筱萸及其妻儿正式被立案调查。

　　2007年，随着郑筱萸案的终结，药监系统当时的彻查风暴逐渐画上句号。

　　而事隔将近4年，药监系统的调查再次悄无声息地展开。

　　“目前药监系统曝出的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一位检察系统人士说，后郑筱萸时代，需要完善的应该是加强某些关键环节官员的监管。如卫良等人就处在这些关键的位置上。

　　据医药行业资深律师冯云介绍，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药品从生产到市场销售和安全使用的各个环节，制药企业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获得药监局的药品准用批号。通常制药企业为这个批号付出的各种公开费用是200多万，周期为2到3年。为了使批号审批能够通过，或提早拿到批号，药品提前上市，制药企业的收益将扩大化。

　　“如果缩短周期，减少或降低药品的审批过程中对药品生化、理化等检测宽度，就会存在药品安全问题。”冯云说。▲◆★●■☆

胡耀邦政治局会议上病发 “谁带了急救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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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供于 2010-4-16 11:30:51 (北京时间: 2010-4-16 23:30:51) 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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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由他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即将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本书以女儿的视角，翔实地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作品蕴积多年，和泪而成，饱含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的无尽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4月 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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