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朱清时：中国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

2010-1-18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19日评论版文章：年轻的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带微笑，“坦诚”给美国的圣诞节带来了惊恐与不安。让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国只是有惊无险。虽然如此，美国人的紧张还是表露无疑，国内航空安检再次升级，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检”的地步了。自2001年 “9·11”事件以来，美国人遭受如此惊险，虽说已是家常便饭，但美国的反恐战争无疑走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难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组织成员“赶尽杀绝”，美国人才能安心入睡？我们如何认识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尴尬

　　就恐怖主义的危害来说，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因为恐怖主义对于暴力的无限追求，对于威慑效应的贪婪，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惧。诚然，对于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坚决严厉打击是应有之道。但问题在于，仅仅以暴力对付暴力，用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就如，美国自开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场以来，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数，甚至不惜以此为标准，“逼迫”国际社会表态支持美国。但现实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组织早已备受打击，只是成为美国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为了扩大反恐战果，美国不光携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战争。圣诞节的炸机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国支持也门政府打击基地恐怖组织，从而招致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部的报复。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国的塔利班军事力量鏖战数月，虽然军事上战果累累，但由于复杂的巴国政治形势，近期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也是有增无减。如此，美国一面紧闭国门，严防死守，同时主动出击，在阿拉伯地区直接军事行动。美国纵然早已将恐怖活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防范对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陈。那么，是否面对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严厉打击的以暴制暴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呢？

　　坚决打击的决心是必须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恐怖极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产生必须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如果不理解这些环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惫应对，而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们为何如此极端？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应该说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确实过于危言耸听和悲观。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国家战争的不同特点在于，他们往往不是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而战，更多地，这些恐怖分子如此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宗教信仰，为的是一种对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诡的是，多数基地组织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层吃不饱饭的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门名户。本·拉登曾经经商筹钱，但用来培训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国圣诞炸机嫌犯穆塔拉布的父亲曾为尼日利亚经济部长，刚刚卸任第一银行董事长。而穆塔拉布在伦敦读书期间，住的是伦敦价值400万美元的公寓。

　　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当地现代化的胜利果实，实实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众那里，我们又可以找到诸如宗教文化威胁感的反弹，如穆斯林对于美国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厌恶；还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区，享受的不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种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再加之，美国的军事大棒到处挥舞，一会儿支持反对派，一会儿又将另一亲信势力扶植上台。这造就了交织着各种负面情绪的弱势群体，成为恐怖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或许，我们难以从恐怖分子身上寻求一种独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伦敦的同学惊讶地说到：“我真的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必然受到过一定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个人在异质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进一步又会产生对政治权力的失望感。在现实途径不通的情况下，人才会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时付诸于极端的手段。此外，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能排除从众的可能，因为很多恐怖分子连所仇恨的对象那都没去过，其深仇大恨却可以漂洋过海。

　　前方啊，没有方向？

　　面对恐怖危局，放弃严厉打击政策，这似乎难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击，以现代化军事技术进行肉体歼灭战，收效不大，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对方的仇恨，招致更多报复。要解开这种困境，似乎难有良药，至少须待以时日。在高科技的“赞助”下，现代国际恐怖暴力活动越来越具有非对称特性，从 “9·11”事件以来，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在理解为何要加入恐怖组织、解决这个动机问题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们做出如此恐怖行为的关键。这也决定了奥巴马的“开罗宣言”只是一厢情愿。奥巴马站在金字塔上大声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仅为美国是个种族大熔缸，美国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济，等等这些理由，并没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们的所求。况且，在军事上仍然大动干戈之时，别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态？所以，在阿拉伯地区奥巴马有着极高人气，但对于其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结难以改变，所以各种改造计划纷至沓来。但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别人的干涉，这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在普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政策的压力下，国际层面的族群和谐难以保障。宏观而论，相互的宽容、沟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须的，这也只能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能否产生积极情感仍是未知数。而且国际群体间的偏见本来就无法消除。再加之现实政治的利益渗透，使得互动更为复杂，甚至恶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极端心理，最根本的还是应从软性和长期性因素着手。短期的最为直接的军事打击手段，恐怕并非是长久之计。因为，即使消灭了肉体，仇恨的情绪能入土为安吗？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权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对方的仇恨情绪、如何在接触和互动中增加双方的好感。一味地强调强硬手段，我们获得的可能是消极的安全。所以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恐怖暴力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或许，面对手段的选择，
总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论和困境，这也是和谐难以真正形成的根源。来源: 中国日报 ▲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中国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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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供于 2010-1-18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我没有扩招），受到很大压力。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

　　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应。

　　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南方周末：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您怎样看“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钱学森之问”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

　　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

　　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

　　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

　　南方周末：这应该就是你在中科大十年校长生涯中的反思和总结吧？

　　朱清时：是的。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回来一看，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

　　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老师得写板书，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都用PPT文件，讲课讲得学生都坐“飞机”了，效果极差。

　　我刚担任校长时，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

　　归根结底，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几年，我年年都在研究、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现在回头一看，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我当校长之前，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这样（开会），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大学就好比京剧团，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表演最到位、最能获得观众认可，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比着看吸引观众，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工资国家发，现在没有活力了，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

　　“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这是官本位造成的一系列衰退？

　　朱清时：现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包装成自己的。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要培养创新能力，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

　　南方周末：领导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包括课题，有的人当上大学校长后，评院士也容易了。

　　朱清时：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教育改革要和30年前经济改革一样，必须祛除行政化”

　　南方周末：但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言，教育通常是保守的，体制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你怎么办？

　　朱清时：我就做一件事，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这样社会精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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