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建筑领域弊端剖析
国家大剧院的一张草图能值几个亿？
蒙古将变成中国的加拿大？
从内参看到的中国贫富差距

老外一个意念就赚走几个亿
——当前建筑领域弊端剖析
经济参考报/丛亚平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建设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专家指出，对拥有如此庞大建设量的建筑领域，其存在的问题更加不能忽视。建筑行业耗资巨大，而建筑产品和建设工程一旦建成，会作为城市景观甚至历史的一部分长久存在并发生影响，建筑领域的问题解决不好会让整个社会支付代价。在第八次全国“建筑与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目前建设领域存在的弊病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设计招标沾上“外”字就占先机
不少建筑专家指出，现在许多大工程和建筑项目都爱搞国际招标。国际招标完全可以，但现在不少领导者和评委在选择方案时，不顾国家的现有实力和经济水平，不是考虑建筑的当地特色、有效的使用功能、合理的造价、建成后的运行成本等，而是出于虚荣和面子光鲜，甚至还为了私下的幕后交易，把许多大工程都包给了外国人。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最重大的建筑设计项目，几乎都被外国人囊括一空。
招标中的中外不公平还表现在，外国设计师的设计费用常常是中国设计师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对国内的设计单位，不仅费用压得很低，而且还常常不兑付，连在招标中支付标底费也是中外不同对待。国外设计师报出的设计费都是天价。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竟然得了总造价的１１％，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３％至４％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一个意念、草图就轻易赚得几亿元。
不仅是设计费用，更要害的还是这些中标的洋建筑的建造费用往往昂贵得惊人。国家大剧院造价30亿元，目前尚缺少２亿多元资金。还没有建完，业主方现在已在担心投入使用后，每年７０００万元的开支如何填满。如果是企业性经营，高票价是必然趋势，一张票一两千元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之初衷相悖；而要人人都消费得起，国家每年就要进行大量财政补贴。不少专家批评说，安德鲁在中国的所有设计项目，从来不以省钱实用为出发点，整个国家为外国建筑师艺术喜好“买单”。
奥运会体育场“鸟巢”最初设计总投资也是３０多亿元人民币，奥运会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造价也十分高昂，一个电视台的大楼投资甚至高达８０亿至100亿。而北京的示范效应又立即被各地仿效，为追求什么“一滴水”、“一块冰”等虚无缥缈的所谓主题效果。广东省的博物馆搞成“百宝箱”、广州体育馆搞成“三片叶子”。这些外国大师们设计的玻璃体的奢侈建筑不仅造价昂贵，而且由于其透光性和保温差而在使用中费用也高得惊人。库哈斯设计的广州体育馆开馆使用时耗电巨高，场馆承受不起，常常不敢开放使用。
承受如此昂贵设计费用、建造费用、运行费用的中国，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专家质疑：难道我们不该选择更节能环保、更有中国特色、费用更适当、使用面积更合理的建筑吗？官员们那种“挥金如土，但求风光”的派头，是应该的吗？能够实现同样功能的电视大楼１０多亿资金就可以完成，为什么要花８０亿元？记者最近对一个研制芯片装备制造的高科技企业采访，他们研制的设备关乎国家科技前景，而他们正为２亿元的研究经费而发愁，对比之下深感痛心。
几位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专家指出，国外的建筑师的设计水准和职业操守也有好差之分。我们是要学习和采纳国外建筑技术（艺术）优良的部分，但这不意味着“是洋必佳”，而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待中外建筑师的设计。
浮躁之风扼杀建筑师创新能力
中国不是没有好的建筑师和有才华的设计人员，但却缺乏可以沉下来思索和创新的环境。官员们忙着出“政绩工程”，老板们忙着赶工期，设计师们忙着草草设计图纸。众多人都忙着赚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精心地积累、设计和思考。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欧美日等国的建筑师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而国内往往要在几个月内赶出来。仓促的氛围，理论认识的混乱，使许多建筑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摹仿性，甚至根本就是抄袭。建筑师们没有时间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创新的建筑思想或流派、风格，缺乏自己的思想、理念，常常满足于抄袭、照搬国外的各种主义、潮流，或跟风跟时尚。由于内在的文化自卑和自谦，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失落了自身的理论根基。加上社会上的崇洋媚外之风，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设计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剥夺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的创造机会，更加剧了中国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畸形的建筑市场时时拷问中国建筑师的敬业精神和良心。一些建筑师常是业主要什么就画什么，惟独缺乏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创造。专家们指出，要提高中国的建筑水平，不仅要提高管理层、业主的水平，同时建筑师也应对自己的操守和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建筑设计实施缺乏配套环节
“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你图多我比你图更多。”当前建筑设计行业的竞争状况之激烈，可谓各用其招。“但是一个设计单位的服务好不好，只有在过程中才知道！”由于目前最大的市场仍然是民用建筑尤其是居民住宅类，而住宅的设计难度和技术要求与公共建筑比要低，由于其规模大、项目数量多，在设计取费上比公建项目更有利可图。不少设计单位在与甲方接触之初，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出方案、讲创意、画效果图；然而一旦签约之后，主创设计师便把眼光放到了新的目标上，进入生产线程序后，实施时的服务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势必利润摊薄，不可能花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真正的产品落实过程中，因而无法设计创作出精品。而设计创意的庸俗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取费的难度，无法获得智力劳动应有的回报。一些为数不多的设计精英们不是集中精力创造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智慧放在谈判场上，力争获取更多更大的定单。为了在恶劣的建筑市场角逐中生存，国内建筑精英们过多的把精力放在市场开发上，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设计行业的悲哀！
建筑方案评审制度亟待改进
建筑方案评选的质量高不高，直接决定了中国不断产生的建筑是好还是劣，而目前在建筑方案评审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建筑方案评审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不合理，造成方案评审质量无保证。发达国家方案评审组的组成人员范围广泛，往往专家组里有政府官员、建筑师、工程师、历史学家、法律人士，还有管规划的、艺术的、环境的人士，而且是“一票否决权”，任何一方面不通过都不行。这就保证了方案在通过时不会遗漏和忽略任何重要的方面。而我国评审组的成员大多是搞建筑设计的本行人，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较少，使建筑设计只放在一个小天平上称分量，考虑的范围狭窄。另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许多不是专家的本地官员也挤进专家评审组，甚至占到一半，而这往往造成评审质量的偏差。
评审过程也有不合理处。有些大的项目工程量很大，几个方案要看下来往往应需较长时间，但许多评审组给评委们看方案的时间很短，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研读方案，难以做出科学的评审。对此，一位北京非参加评审方案的建筑专家建议，评审大的建筑项目和小的建筑项目应有所不同，但现在的评审方法和步骤却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对大的建筑项目，最好分成两步走，第一轮先是定性设计的评选，第二轮再按细定的原则评审。这样可避免把过多的时间平均浪费在淘汰的方案上。
来自台湾的一位建筑师谈到“阳光评审”时说，在台湾任何一个重要的公共工程，所有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全部公开，所有的方案、评委名单、评审意见、投标过程，都在建筑专业杂志上登出，在专门的网页上公布，甚至一个大的工程案子还出专集。在相对透明的环境下，参评的人会更负责任，更加检点自己的行为，更加注重评审意见的水准和公正性。许多建筑师都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国内建设领域借鉴。
中国急需“建筑文化的启蒙”
许多学者及专家指出，中国急需一个“建筑文化的启蒙”，现在太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大众，尤其是领导对建筑的欣赏水平。无论是哪级领导（尤其是管城建的领导需要补课），还是众多开发商、业主，还包括社会大众，都需要对城市建设、对建筑文化、建筑的创作规律有所了解，建立基本的、正确的概念。对此，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有关建筑的知识，对许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和引起争论，都是十分必要的。
有的专家还建议，在请专家给中央领导讲课的内容中，加入建筑学和城市建设这一课很有必要，这样可以对各级领导深化对建筑问题的了解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国的建设量如此之大，领导的权力和作用又很大，他们对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确实非常必要。
同时，建筑家及专家们呼吁，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领导层以及中国的建筑师们应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应人云亦云，要注重挖掘本民族的文化根源，正本求源，鼓励国内建筑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建筑精品。
国家大剧院的一张草图能值几个亿？
据4月26日《经济参考报》透露：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竟然得了总造价的11%，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3%至4%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一个概念、草图就轻易赚得了几亿元。
　　有关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和报道已经见过不少，但看到这条消息，我还是不能不感到惊奇和气愤，不禁要问：这样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据说为了达到国际最先进的水平，像国家大剧院一类“标志性”建筑都实行国际招标，应该是公平、公开竞争的结果，不仅水平最先进，质量最高，价格也是有竞争力的。但是，难道安德鲁的报价、包括他自己的报酬也是最合理的吗？他一个设计概念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坍塌事故发生后，国家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等主管部门马上出面解释，说安德鲁只提供了设计概念，具体结构设计和施工都是国内部门负责的。可见安德鲁的风险几乎为零，因为一座建筑要出事故的话，主要还是由结构、材料、施工、维护等方面的缺陷造成的，而概念方面一般不可能有致命伤，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见仁见智，难定是非。既然如此，为什么设计费反而要多收呢？而且，既然国内是有行规的，为什么要让安德鲁大幅度地突破？这些建筑都是国有的，出资和招标方是政府部门，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突破行规，给一位外国人多送2亿多人民币？我不知道安德鲁在中国设计的其他项目如浦东国际机场，是否也是按总造价11%的比例给安德鲁送钱。如果是这样，中国总共多付了多少钱？如果不向纳税人说个明白，总得向国家审计局作个交代吧！
　　当初曾经成立过一个评审委员会，结果是以多数票通过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我不了解，向评委们介绍情况时，是否也说明了造价和这笔设计费？我曾听一位投了赞成票的作家说明他的理由，也听人转述过一位艺术家投赞成票的理由，似乎都没有涉及花钱方面。如果那时并没有向评委们说明，这样的评审是否算得上公正，投票的结果能不能称得上民主？
　　这些年的新建筑越来越贵，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当然现在国库充盈，这些项目又都是政府主办，财政拨款不成问题。但中国真有那么多钱吗？一个刚摆脱贫困、人均GDP不过一千美元的国家，到处造世界最富裕国家不愿造、不屑造的大建筑，究竟图个什么？何况这些建筑都是无底洞，维护和使用的费用高得私人企业都不敢承包。国家大剧院目前还有2亿多资金缺口，听说已在为开张后的经费发愁，一面向政府要钱，一面派员赴上海大剧院取经。其实上海大剧院的高票价已经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真的将票价降下来，恐怕投资连利息都付不起，结果还不是政府拨款，纳税人倒霉！当我们在赞叹国内各大机场的豪华壮观时，有谁知道它的运行成本？哪个部门会公布它的能耗和环保状况？所以在大多数机场继续亏损的同时，我们必须将举世无双的50元机场费永远付下去，还得有多付的思想准备。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纽约时报：蒙古将变成中国的加拿大
两周前，中国最大的铜业公司签署一份意向书，要对中国在蒙古投资最大的矿业项目进行研究；本周，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蒙古总统，则邀请中国开采蒙古的石油；下个月，一个由中国人投资5000万美元的锌矿，将在蒙古的东部开工。
为了连接上述所有项目，一条中国援助的并由中国人修建的横跨蒙古大草原的主要公路，也将在今天夏天破土动工。中国国家主席去年访问乌兰巴托时向蒙古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而更多的项目将会来自这项贷款。
纽约时报7月9日发表该报记者发自乌兰巴托的报导，称蒙古正在转变它与南北两个大国的关系，在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火热的时候，同俄罗斯的关系则愈来愈冷。而仅在15年前，蒙古还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关闭着它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口岸。如今，蒙古已将中国评价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驻乌兰巴托外交官王福康(译音)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着地图上中国与蒙古漫长的边界线说，中国正在开放许多陆路边境口岸。在蒙古的西端，王福康指着一条计划修建的公路，称它将把中国的西部同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城连接起来；在蒙古的中部，有一条铁路项目，将把铜矿和煤矿连在一起；在蒙古的东部，中国正建议修建一座桥梁。
蒙古私营农业银行执行长、在蒙古最有名的美国商人彼德.莫罗(Peter Morrow)说，中国正在蒙古全线出击，修建公路、修建桥梁、开发矿业等。
但许多蒙古人则对这个拥有其520倍人口的邻居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感到不安。上个月，蒙古国内一家民调机构对2170名成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让受访者挑出两个他们认为蒙古最值得信赖的伙伴时，俄罗斯排在第一位，其得票率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两倍，排在第三位是JP，然后才是中国。
纽约时报说，为了改善自己形象，中国出资700万美元，为乌兰巴托的苏赫巴特(Sukhbaatar)广场安装了一套新照明系统，而这个广场则是以蒙古的民族英雄苏赫巴特命名的，他曾在1921年宣布蒙古从两个多世纪的中国殖民统治中独立。今年4月，中国政府主办了中国文化日，曾在60年代因苏中关系紧张而被禁止的中国音乐、艺术和马戏等，再次出现在蒙古舞台上。
现在，许多蒙古人相信，中国的经济活力是蒙古经济预计增长到5.5％的主要原因。蒙古总理因赫巴亚(Nambaryn Enkhbayar)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如此活跃非常感激”，因为中国缺少煤炭，一家中国公司计划今年开始在蒙古东部开采煤矿。
纽约时报的报导形容说，当中国建筑工人正在乌兰巴托建造公寓楼和办公大厦之际，几十台起重机剌破着夏日天空，改变着这个城市的前苏联形象。仅在短短10年间，它就摆脱了俄罗斯人长达75年的经济统治，蒙古正迅速变成中国的加拿大，成为中国的一个北方资源。
蒙古外国投资和外贸代理机构负责人奥特冈巴特(Sedbazar Otgonbat)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蒙古就象是加拿大，中国和蒙古必须携起手一起努力，就象加拿大和美国那样。”
由于处于内陆国的地理位置，蒙古曾在历史上遭到忽视。纽约时报说，但现在它已发现，中国的崛起正给予它在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故事中一个前排位置。蒙古矿业资料部主席扎尔戈塞汗(D. Jargalsaikhan)指出：“有些人说蒙古的内陆国经济没有优势，但我要说，同中国(合作)就是一个优势。使蒙古变得独特的正是有中国这样一个邻居。中国的市场正象一个黑洞，让铜、铁、锌等(资源)都消失了。”
随着中国变成新的参考点，蒙古近年来已有30多所中文学校应运而生。蒙古桑特马拉尔(Sant Maral)民调机构主任、曾在莫斯科接受培训的苏马堤(L. Sumati)说：“中国就是一位老大哥，你不能回避中国。”苏马堤介绍说，他的两个20多岁的孩子正在北京留学。
今年3月，400多名蒙古学生为了北京提供的到中国学习的10个名额，而展开了一番竞争。中国驻蒙古外交官王福康介绍说，“10年前，如果你想学习汉语，你可能不得不去莫斯科。现在，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开始学习汉语，而以前，俄语在这里占有优势。”
许多蒙古人和在蒙古工作的外国人说，由于俄罗斯的签证规定越来越严，导致许多人停止到北方去旅行。乌兰巴托一名新闻记者对纽约时报说，俄罗斯的官僚主义和旧思维正在扼杀它与蒙古的经济关系。
报导说，在中国开始向西部注入资金开发大西北地区之际，蒙古人突然发现，距离他们几百里之外的中国城市，正变成一些拥有高速公路的现代城市。王福康称，中国政府正实施开发大西北的计划，“它将让蒙古也受益”。
由于中国允许绝大多数蒙古人不用申请签证便可访问中国，一种雪鸟现象已经出现，去年约有40多万蒙古人到中国旅行，而中国到蒙古的人数仅有18.2万人。不过，许多访蒙的中国人都是投资者，据中国驻蒙使馆统计，目前中国在蒙古的公司已达1100多家。
蒙古一家慈善机构负责人说，现在乌兰托可能有上百家中餐馆，纺织行业的中国人约占一半以上，皮毛工业已被中国人占领，羊绒也有一多半属于中国人。纽约时报说，其实蒙古的矿业资源对中国经济最具吸引力。本周中国江西铜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将购买蒙古绿宝石岭(Turquoise Hill)的开发权，而绿宝石岭则是世界三大铜矿和金矿的储藏地。
不过，也有一些蒙古人认为，中国经济的介入可能是一个灾难。蒙古外国投资和外贸代理机构负责人奥特冈巴特指出，蒙古曾经拥有400多万头鹿，但现在已所剩无几了。“为什么？中国人收购鹿茸，他们把鹿一头头打死，所有鹿都被猎杀了。”
还有外国商人警告说，如果中国公司夺取对蒙古矿山的控制权，可能会激怒蒙古民族主义者。纽约时报引述蒙古执政党官员的话报导说，蒙古需要多样化的经济连结，而避免对中国的“单一”依靠，蒙古政府打算重新就自由贸易条约，与美国、JP、韩国和欧盟进行谈判。
蒙古地方长官戴尔戈加夫(Buyantogtlhk Delgerjav)认为，经济多样化应该是蒙古追求的最佳经济政策，因为“在蒙古，我们说我们自己就是挤在两块肥肉间的一块小腰子，我们无法承受起同中国或俄罗斯恶化关系。”
从内参看到的中国贫富差距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是近年来，连国务院内部资料、报告都不采用那些数据，社科院和各大专业院校几次组织的局部、片面和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也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意识形态作祟和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关于这一点，郑家享在1995年1 月的《内部参阅》中的《转规期经济与统计失真问题》有详细描述。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
　　本文只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隐秘性资料，和只有□□特殊高干才有机会看到的《大内部参考》和《内参清样》中，发掘其真实的一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 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Best）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 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 就算（Warn）警戒状态，达到0.6 则属 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Danger）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 ，最富裕的20% 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最富有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 ，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老百姓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调查人员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阶级剥削：农民是最大牺牲品
　　自中国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由于权力阶级内部对少数既得利益团体之特权没有限制，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的“种性阶级”，毫无社会保障的80%“农业人口”的贱民，和寄生式的20% “非农业人口”贵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权官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严酷的阶级差别和利益对立，阶级之间不但社会地位、等级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阶级隔离”和“阶级歧视”。据大陆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 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 ！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 的劳动成果。
　　这种状况只在□□□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才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境况又每况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运作就是通过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间接进行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下，又面临了晚清和民国四十年代那种全面破产的境地。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 “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 降到八五年的42% ，至今已降到37% （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为. 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图陷阱”现象），也就是说，总数占20% 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 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人为的阶级差别达到多么触目惊心的程度！更不用看农民的收入状况了，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温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七、八千万以上。况且这种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进一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迅速扩大，越来越远。
　　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发“八九学运”的官倒、腐败问题，的确成为社会公众愤怒的焦点。1989年的一份内参《教学研究资料》中《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对当时的脑体倒挂、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配不公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业主作为高收入主体进入了“通过非正常市场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农民和国营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阶层悬殊对八十年代来讲，真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况正成为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弹炸。据1995年3.13期《内部参阅》郭继严、杨宜勇在《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中，从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从1986-1992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 ，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而后者收入通常没有透明度，所以增长率远不止于此数。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为25 元，而其他经济类型职工人均工资为477 元。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全国有100 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还有400 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据冯同庆在《内部参阅》1994 年12.19 期《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喻利新、刘朝恽在《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和对策》中披露，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 个县市15万居民生活资料抽样调查，推算出处于人均月收入低于103 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 万户1200万人。据有关方面透露，企业亏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贫困人口数量由占城镇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达2000万以上，至今已越3000万。而据95.1.12 新华社的消息：近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猛增，已达180 万人，是上年的十八倍及前七年的总和。这些贫困人口有三大特征：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二是物价上涨，难以承受；三是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据九六年民政部统计，近几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 亿，优抚对象4000万人，孤老病残人员5000万人，总计2.3 亿多人。然而，大陆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面对庞大的贫困群族，民政部也无能为力。
　　权力金字塔：财富集中在哪里？
　　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条消息：大陆居民储蓄总额已达21518.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101 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 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长8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31.7% ，这种财富增长率和高储蓄率世界罕见。然而如此之多的财富为什么又有如此之的贫民呢？钱到底去了哪儿呢？1995年4 月5 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了人们一些启示：占大陆人口10% 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 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 ，且呈上升趋势。这位资深社会学家预测，这种差距正按每年10% 的速度扩大。也就是说，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却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私人财富！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如此多的财富呢？据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偿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期货市场的准入证；最近又行起一种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这就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分资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大陆的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象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据大陆媒介报道：最近案发的陈希同、王宝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国家上亿元资金炒股、私用，贪污上百万巨资，拥有好几套别墅、轿车、还公款养情妇。仅周北方一人购买香港半山区最贵的千万豪宅两座！
　　朱门酒肉：还能再臭几时？
　　在几亿百姓贫困交加、饥肠辘辘，几百万儿童上不起简陋的小学、成为新一代文盲的情况下，看看这些官倒、权贵和暴发户是怎样“朱门酒肉臭”的吧！1993年7 月1 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一百多席，每席八万至十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港币，至今生意兴隆；九四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
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从九三年始大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瓶。同样在中国内地，大量的学龄儿童，因为没有十元的学费，而辍学成为文盲；普通内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今年最新统计，全国人收入仍然没有超过四百美元；在海南岛，十几岁的从农村的小女孩，在歌舞厅、卡拉OK厅、KTV 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雏妓，供那些“大款”“包养” 玩弄。她们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的农村家人等着钱养家糊口。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建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大陆目前的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如果不从关键性的政治方面入手，雷厉风行推动大陆社会改革，摈弃封建官僚体制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弊端，必然会重步今日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后尘，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南美社会的可怕现实：政治黑暗、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经济脆弱，国家的社会经济也随时会陷入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