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国际话语权　需增强软实力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24日电／解放军报报道，当代，在解决国际争端、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仅仅依靠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不仅要付出巨大的资源代价，还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相比之下，国家形象、发展模式、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等以感召为主的软实力，却在展现国家魅力、提高国际地位、化解争端等方面，有着硬实力无可比拟的优势。软实力处在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注重提高软实力成为大势所趋。

　　增强对国际社会的感召力

　　提升“软实力”，就是要向世界展现蓬勃发展的经济形象、透明公正的政治形象、和谐融合的文化形象、温和诚信的民族形象等，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以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负责赢得各国的尊崇。

　　我国正在将和平发展的承诺付诸实际行动，以开明开放的心态，展现我国亲和友善、富于合作的战略气度。同时，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深邃内涵和现实价值，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搭建起世界文明交流的桥梁，推动国际文化互动交流，向世界展现我国独特的人文魅力，使国际社会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中国，消释对我国实力增长的恐慌和担忧，为我国和平发展注入“润滑剂”。为此，我们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主持正义，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国际友好关系；自觉适应全球化时代变革的需要，开创国际关系新理念，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民族文化理念；积极关心全人类的福祉，在国际社会遭受洪灾、海啸、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时，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及时提供救援，并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维和、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充分展示我国的政治道德操守。

在重构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

　　国家崛起的标志之一是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当前，由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影响力与大国身份不完全匹配，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主张的诉求还处在别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中。

　　我国发展“软实力”，要着眼于本国战略利益，不断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扩大国家利益在全球利益框架内的权重，以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设置。此外，应加深对区域性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前瞻的眼光推进制度化合作，将战略目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有机融合起来，构筑起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

　　探索完善“中国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忽略本国经济基础、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的特色，简单效仿他国发展模式，从来不会成功。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为许多尚未摆脱贫困的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对世界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发展“软实力”就是要引领全国人民深入思索当前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务实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思考可持续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模式”这一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向世界展示我国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和向往，增强全国人民对坚持“中国模式”的信心和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开辟出一条充满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

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民族精神始终是最基础的力量支撑。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精神的重塑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去占领思想领域的新阵地，就容易造成民族精神虚无，民族意识淡化，甚至会导致民族优势的逐步丧失。

　　发展“软实力”要一如既往地弘扬民族精神，形成民族认同的强大精神号召力，鼓舞全民族形成共识，共体时艰，目标一致，去完成伟大的时代创举。我们应充分吸取世界优秀民族的文明成果，对民族传统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现代理念诠释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培育现代民族精神，启发民族自豪感。同时，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强化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奠定和谐民族的现代文化基础。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凝聚发展动力，使整个民族永葆发展激情，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营造和谐发展的内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硬实力”迅速上升，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但“软实力”的提升，还面临着许多不足：科技、教育水平还比较低，发展观念陈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还面临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软实力”发展上的不足，影响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创造和谐发展的内部环境——革除束缚发展的传统观念，解决好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重塑自主参与的公民意识，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为解决各种深层问题打下坚实的“软”基础。 ▲

阿沛阿旺晋美：从达赖代表到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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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4：97岁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一部人生的大书。他是半个世纪前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唯一健在的代表，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任主席。从年轻的庄园主少爷到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从首席谈判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阿沛.阿旺晋美投身于时代的伟大变革，亲历了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他的内心充满了欣慰和自豪，虽历尽沧桑而无怨无悔。

　　从年轻庄园主到贵族高官：旗帜鲜明反对“西藏独立”，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谈判

　　1910年2月，在西藏拉萨一个有蒙古族血统的贵族霍尔康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阿旺晋美。襁褓中的阿旺晋美被母亲带到她在墨竹工卡县的加玛庄园抚养。阿旺晋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玩友全是农奴子女。童年时的阿旺晋美在拉萨一家私塾学习藏文。14岁时，拜在格西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3年后，又拜三岩地区红教活佛大苍为师，修习佛学经典。格西喜饶嘉措和大苍活佛都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佛学大师，阿旺晋美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是位刚正不阿、嫉恶如
仇的人。他热爱祖国，反对“西藏独立”，鄙视贵族们尔虞我诈，这些对少年时期的阿旺晋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性格。而他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的特点，又深得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青睐。1951 年他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途经西安，见到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时，大师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有你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

　　17岁时，阿旺晋美回到加玛庄园。此时他已是一位心胸开阔、藏文水平较高，并有一定历史知识的青年，以庄园主少爷的身份，代替母亲管理庄园。他对农奴和奴隶从不吆三喝四，对那些曾是幼年玩友的青年农奴更是一如儿时，密切相处，这使他对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有了深切了解，感到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从而萌生了旧制度需要改变的想法。20岁时，他应征进入藏军“仲札兵营”当兵，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班长逐级升任为营长，官阶五品。

　　1935年，阿旺晋美与年方17岁、出生于贵族宇妥家的阿沛.才旦卓嘎结为伉俪。婚后，他以阿沛家族继承人身份向西藏噶厦政府申请出仕获准，正式承袭了阿沛名号，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进入贵族官员行列。他先后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1945年，35岁的阿沛被提升为孜本(审计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西藏成为实现祖国大陆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关键一步，势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谋求“独立”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扩军备战，武装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

　　当时迫于权势压力，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加之个别分裂主义分子带头误导、煽动，与会官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对两大问题均表示赞同。按照旧例，阿沛.阿旺晋美以孜本身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从丰富的历史知识出发，认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改变不了，“西藏独立” 不可能实现，感到如果会议通过上述方案，付诸实行，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性后果。为此，他声明抛开旧例，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因此，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一百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赢呢? 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阿沛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那些原来随声附和的人，或者有异议而不敢发言的人，听了他的话立即活跃起来，说阿沛的意见有道理，应该把他的意见同原来的两个方案一起，作为会议通过的共同意见上报噶厦和摄政最后决定。会议情况很快传到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家普遍认为阿沛不顾个人安危提出意见，完全是为西藏着想。此后到1951年期间，他曾5次向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报告促请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谈判。

　　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这使阿沛.阿旺晋美和那些主张和平谈判的人们受到鼓舞和支持。也是在此时，摄政达札和噶厦任命阿沛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接替任期已满的前任总管，主持昌都地区的文武事务。阿沛在赴任前，向噶厦和摄政写了报告，请求准许他到昌都后不接任总管职务，而是“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但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阿沛只好去昌都接任总管。

　　在去昌都的途中，阿沛耳闻目睹了由于扩军备战，动员民兵上前线，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生活苦不堪言。到达昌都后，阿沛立即向噶厦写报告申述百姓的苦难，提请停止扩军备战。在没有得到批准前，他就下令遣散了已被派往金沙江一线布防的8000多名民兵，要他们各自回家种地养畜，恢复生产。10月中旬，解放军被迫发动昌都战役，击溃金沙江西岸一线的藏军，向昌都镇挺进。此时，阿沛率总管府主要官员离开昌都镇西行，在距昌都一日行程的朱贡寺住下来，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同时他派出官员分三路去寻找解放军接头谈判。解放军进到朱贡寺后，他积极协助解放军遣散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藏军全部士兵。

　　昌都解放后，回到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受到了解放军的热情欢迎和优待。经阿沛与解放军十八军前线指挥所王其梅将军商谈，达成了解放军暂停西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临时协议。阿沛和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两次联名签署报告，以亲身经历和对共产党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说明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保卫国防，帮助西藏发展建设，敦请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西藏和平解放的首席谈判代表：缔结历史性的《十七条协议》，毛泽东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改变了态度。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和另外4位全权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出发前，给达赖喇嘛写报告，要求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谈判才能成功。

　　1951年4月初，阿沛.阿旺晋美等3位代表抵达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了阿沛一行。多年以后，阿沛回顾说：“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尽管我们是在相互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见面的，但是这次最初见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坦诚亲切的谈话，认真具体地解释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增加和谈成功的信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4月22日，阿沛和另外两位西藏代表到达北京，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5月1日，阿沛.阿旺晋美被邀请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观礼。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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