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2009-7-16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政治任命官员自愿减薪5.38%，以体现在经济低迷期间与市民共渡时艰的意愿和决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去年经济开始滑坡以来，中国内地某些地区公务员的工资不降反升。更有甚者，政府官员公款消费的现象愈演愈烈(内地称之为“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这三种公款消费)。

　　油价涨了，公车能“戒驾”吗？近年来，越来地多的官品公款出国考察事件被曝光，遭到公众的谴责，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资金的走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十1》节目中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文所提到的“三公”费用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中央政府没有花大力气来制止这股歪风邪气，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一份通知，禁止用公费变相出国旅游。去年5月到11月，全国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今年，因公出国经费预算被压缩20%。被曝光丑闻所涉及的官员已经被撤职。

　　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当前的惩罚力度对违纪官员来说太轻了。

　　加大惩罚力度也许会收到成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道义上的谴责是必要的，却不能取代监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改革的重点一目了然：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但从实践上说，这些理念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首先，中国的财政体制过于复杂，难以管理。它不但包括“预算内”体制和“预算外”体制，还包括一套处理各种乱收费所得的“体制外”体制。

　　顾名思义“体制外”收入并不受地方人大或人民政府的监管。据报道，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土地出让收益决不能成为市长的“零花钱”。这番话暗示，政府官员擅自使用土地出让收益其实已经司空见惯。

　　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至60%。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零花钱”。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政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眼下，监督地方政府预算是各级人大的职责。但一部分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大代表发现，预算报告令他们无法理解。

　　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中国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确保所有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知道，对腐败的反感和愤怒能够带来改革，而财政体制改革将成为让中国走上正轨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来源: 亚洲时报 ▲

中国国家保密局一场20年来罕见的秘密检查席卷全国
http://topyl.com/bbs/thread-593907-1-1.html

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两个月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这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南方周末》报道，国家保密局正在推动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

　　在互联网时代，保密形势在各国空前严峻。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越来越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

　　但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基本方式，保密与公开在中国延续了十余年的博弈，连一向神秘的保密局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参与讨论者提出缩小定密范围、防止滥用定密权等主张，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强调了“越开放，越要保密”的主张。

　　与此相关，学者、律师与媒体从业者尤其成为了走在保密与公开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言论如何做到既增益公众知情权，又不越保密雷区？这不但有赖于个人强化保密意识，亦有赖于保密的进一步法治化。

一周前，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四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拘捕。

　　而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两个月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这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系统内称之为“保密风暴”。去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接受了一轮拉网式排查，重点是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某些要害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

紧接着，去年10月，中央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令计划正式提出“五个务必”，即务必加强教育培训，务必加强技术防范，务必严格管理制度，务必加大查处力度，务必强化领导责任。

　　至少已有22人在这次风暴中受到处理。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透露，以往处理泄密人员只是轻描淡写，“一个人有的就泄密几百份上千份，只给了行政处分甚至处分不了”，这次，不排除追究刑责的可能。

　　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国家保密局拿出的材料显示，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比布什政府更严格的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措施。　　

　　☆ “动真格”的检查

　　只要离开办公电脑片刻，某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上就会自动蹦出保密“五条禁令”。

大检查之下，各机关明显加强戒备。“以后碰到外国人，不能告诉真实号码，和敏感人谈敏感问题，要卸下手机电池才能防窃听。”上述机关人员说。

　　按领导要求，他们必须把中央关于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五条禁令”设为电脑警示，保证开机登录时都能看到，做到时时看，刻刻学。

　　尚未接受检查的机关非常紧张。上述人士所在的中央级机关已经提前对每台计算机进行检查，该机关主管保密工作的领导在动员会上措辞严厉，“今天给内部处分，是为了避免明天有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分，甚至被判刑进监狱！”

　　外交部正在进行的第四批外交档案解密，因这次检查需要对全部电脑进行安全测评而暂时搁置。这批形成于1965年到1978年的外交档案解密后，外交部将率先完成一般档案30年应解密的“补课”任务。

据透露，检查中发现，多起泄密案的发生，都是计算机内部网络和外部互联网串通所致。上月底，接受保密法征求意见的专家上了一堂警示教育课。“那个(移动)介质很厉害，三十米之内就能把你电脑上所有资料搞走。”一位专家说。

　　据了解，国家保密局多次到中央机关和中央党校作
报告，讲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另一方面，对保密工作做得好的机关进行宣传。

　　要害部门、国家秘密最大集散地——中央办公厅被树为榜样。国家保密局官方杂志《保密工作》报道称，中办某核心涉密部门在楼门前安装了报警装置，对涉密移动存储介质强化了严密而复杂的安保工作。

　　中办的一些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被要求把自己手机放进柜子里，再进入办公区。中办保密办还为距离公共场所较近的多台涉密计算机配备了视频干扰器，为多个重要涉密会议室配备了手机信号干扰器。

　　此外，一些重点涉密机关纷纷举行报告会、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保密特辑，重温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密故事。比如，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未涉及党的保密纪律不许说的事。

　　今年3月以来，中组部和保密局等多部门联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涉秘人员签定保密承诺书。相关负责人称，这并非新举，但多数地方和部门一直未开展，此次带有“补课”性质。　　

　　☆ 主动出击:重视自己的职权

一系列动作，将原本隐秘的国家保密系统推向前台。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保密法修改时，“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变成“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保密机构作为行政主体在法律上将得以明确。

　　一位接近国家保密局的人士说，保密系统的传统职能，限于保密宣传教育、制定保密法律政策等，并不主动出击。

　　作为国务院部委管理的22个国家局之一，国家保密局被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由中央办公厅代管。现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

　　这样的设置是在1993年确定的，并沿用至今。全国人大内司委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目前保密机构不在行政序列，缺乏具体管理职能定位，与保密法配套的办法多是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文件，执法中很难查处，“充分反映了保密工作部门地位和职能的弱化”。

这次出炉的修订草案，明确了保密局的规章制定权、行政处罚权、处分建议权等，其中的案件调查权，此前主要授予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

　　受访专家认为，草案体现了保密局强化甚至扩大其职权的倾向。据了解，监察部、工信部等部门曾对草案中保密局的某些权限提出商榷。

　　作为一项有历史渊源、曾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工作，保密得到各级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过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相应的人才、经费等资源配置。

　　保密系统的先进人物、包头市保密局长张学军1998年被任命为副局长时，迎接他的只有“一老一小”:一位老局长和一位刚考入的公务员。老局长说:“其他人一天都不想在局里待，调走了。”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保密局，经局长争取后，编制由原来的15人扩至26人。

　　保密工作人员任命的随意性，是定密、解密工作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保密人员素质，已有实际举措。近几年，国家保密局先后以合作方式，在南京大学成立“国家保密学院”，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立研究生培养基地，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设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

　　除职权和人力资源外，国家保密系统在相关机构设置上，也开始由虚到实转变。

　　截至去年10月，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中心已在全国建立25个系统测评分中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国防科工委，以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据内司委调研报告，目前全国有27个省份和部分地市建立了保密技术检查中心。

　　鉴于目前的保密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认为，现在国家保密局是一个局级单位，很难协调政府部门，应提升国家保密局的级别。据了解，作为极少数正局级的国家局(多数为副部级)，升格是保密系统多年来的呼声。　　

　　☆ 保密局走到阳光下

有保密局系统资深官员认为，近年来保密系统从被动变得主动，和2005年6月新晋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有关。夏勇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在人权和宪政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法学专家入仕途的典型代表，被寄予厚望。

　　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说，夏勇上任四年来，做成了几件事情。

　　国家保密局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制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以解决“拍脑袋”定密现象；此外还督促指导有关部门修订调整相关规定，缩小保密范围。

　　其中动静最大的是2005年8月8日，国家保密局与民政部共同发文，将灾害死亡人数剔除出国家秘密范围。实际上，仅是在原民政部71号文件上删除了“死亡人员总数”，但宣示味道明显。这一天，恰逢河南驻马店垮坝事件30周年。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第一次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个从114查号台上无法查询到电话号码、从地图上找不到的国家机关首次面对公众。

　　因应开放趋势的同时，国家保密局又表现出对保密管理的强势关注。

　　夏勇上任伊始，国家保密局就展开3个多月的保密工作“大调研”，此后，启动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并形成去年的保密检查风暴。上述人士透露，酝酿已久的保密法草案，得以进入人大修法计划，与夏本人推动有关。这部修订了13年的法律草案，终于在6月22日接受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

夏勇此次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称保密法是因应“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改，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互联网；内司委的调研报告称，计算机泄密案发数已占70%。

　　保密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主动的这几年，互联网迅猛发展，各种信息喷涌，公众对公权部门信息公开的要求之强烈也前所未有。“以前都在保险柜里，现在都不知道该藏哪。翻开《苹果日报》，上面什么(秘密)都有。”某机关工作人员说。

　　信息公开浪潮揭开了包括保密局在内的国家机关的神秘面纱，另一方面，使保密法律、政策趋向严厉。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时，夏勇强调“该保的保，该放的放”。

　　有人说，保密局正在刮风暴，它本身也正处于时代的风暴中。 ▲

中央党校内部调整　撤销4个研究中心
http://topyl.com/bbs/thread-594071-1-1.html

中评社香港7月17日电／中共中央党校日前撤销了4个研究中心，并对6个研究中心领导体制和领导成员做出调整。相关部门人士对文汇报记者表示，这是中央党校强化自身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意在促使研究机构要名实相符，专心研究之本质。而在另一层面，亦是保持中共这一高中级干部最高培训学府的清新和清静之风，推进党校全面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发表回复取消回复

发表回复 取消回复

发表回复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