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空法师：体会人生点滴的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36279.html
什么是“输得起？”这是人生的感悟，这是一种度量。
它对小人的算计与取闹可以宽容，包涵。
这是一种谦和，它对持强狂傲的挑衅可以避其锋芒。
这是一种豁达，它对攀比与嫉妒可以不屑一顾。
这是一种包容，它对仇恨，愤懑，怨怼，可以一笑泯千仇。
这是一种潇洒，它对卑劣委琐的用心可以不屑一顾。
这是一种清高，它对名位和利禄的得失可以满不在乎。
这是一种明智，它对天灾人祸前可以处之泰然；这是一种坚韧，它对困顿厄运的折磨可以挺抗。
这是一种智慧，它对是非恩怨，彼得此失可以一笑置之。
这是一种自信，它对自我价值的埋没从不沮伤，在失意的时刻仍我行我素，如果要解析它的构成，它是由承受忍耐与洒脱超越两种基本成分的组合。
今 日 看 点 : 2009年7月15日 ▲◆★●■☆
盛世中国面临体制改革压力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07/0713_6438_1246672.shtml
新疆骚乱及其处理的几点观察
http://www.zaobao.com/yl/tx090713_001.shtml
中国不可控的“外患”来自何方？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713.shtml
你知道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吗？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714a.shtml
美称解放军正瓦解美军传统优势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09117/c108
土耳其放纵反华游行 对新疆维稳说三道四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fenxipinglun/200907/0714_7230_1248969.shtml
盛世中国面临体制改革压力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07/0713_6438_1246672.shtml
2009年07月13日 经济观察报
☆ 三十年改革到了新的调整期
当前中国政府和市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刺激经济复苏上。“保增长”是现实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但这就是全部吗？我们此前曾经有文章专门提出:越是在危机之下，中国越要重视改革。
如今则进一步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调整，仅仅在经济体系之内讨论改革是不够的。中国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后，如果除了“保增长”而没有其他的改革，将不会很好地适应危机之后的世界体系——要么抓不住危机提供的机会，要么缺乏相应的社会变革与进步。
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模式的延续。然而，只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三十年经济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一个社会在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也要求中国社会在制度领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事实上，在三十年改革历程中，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但尚留有很大的可推进空间。
当前，全球体系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下正在进行大洗牌阶段，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中国应该借此抓住机会，寻求制度改革层面的突破，为未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进一步，打好一个制度基础。
在中国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不适宜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方式，而模式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如果针对一些制度改革中的关键点进行突破，并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局面，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方式。
☆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是大政府国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包括整个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
政府改革的需求，来自于政府权力运用、政府服务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国内的市场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政府体制滞后所造成的问题和后果也越来越严重。现在的政府体制问题，表现为 “越位”、“缺位”和“错位”。越位是指本来是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由政府管了；错位就是本来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政府管了；而缺位则是有些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没有去做，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要扭转这一现状，就需要调整政府的政绩评估体系，要有好的制度和体制来促进。
政府参与市场也会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发生，而且腐败“寻租”也极为严重。这类问题在国内可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简单回顾2009年来国内高层官员 “出事”下马的例子，无不与腐败“寻租”相关。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道德的原因，而是在制度上有缺陷。未来政府改革的关键点，将会体现在限制权力，加强监督，合理定位，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对于大政府来说，仅从内部来要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从外部加以监督和限制，这是政府改革将要面临的挑战。
利益集团在中国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应该中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从改革层面来关注的利益集团，主要是近年在中国社会成为突出矛盾焦点的“特殊利益集团”。谁是“特殊利益集团”呢？从当前社会舆论来看，主要是指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据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第二类是与政府权力相“结合”的特殊群体。由于政府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各级官员往往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寻求“合作”的对象。一旦他们进行寻租，会很快与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利益板块。
第三类是某些政府部门或强力部门（如公检法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手中的权力，在“寻租”之下则直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类集团近年在国内比较普遍，许多官员的落马是属于这类原因。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它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中的难点。在不动深层体制的情况下来推进政府改革，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体制上的突破势在必行。
☆ 私有产权与经济民主化
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人拥有了大量的私有财产，掌握了大量的私人财富。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08年中国约30万富有的高净值人群，其私人可投资资产达到8.8万亿人民币。
除了这些富有人群之外，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现在也拥有了总量可观的私人财产，这在普通居民的房产、汽车、银行存款、金融投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反映。
私人财产的大量积聚已成为中国的现实，这就提出一个巨大的需求——国家的法律应该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1999年的宪法修改，对私营企业的财产明确加以肯定；近年通过的《物权法》也是确认私有财产权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保护私有财产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仍然体现得很不够。在《宪法》中不保护居民的私有财产，就意味着不承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导致一切法律、制度、工作的基础出现缺失。不尊重私有财产和产权的例子，在现实之中更为普遍。老百姓的合法私有财产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近年在涉及土地征用、企业财产、房地产开发等方面，老百姓的财产权遭到损害的情况大量发生。
无恒产者无恒心，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个人就不会有安全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处于盛世，国力也在逐渐强盛，但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国人外流的规模也极为庞大，相当一部分人将财富转移到境外，或者将国内资产转由境外公司来控制。盛世之下，移民潮竟如此汹涌，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制度层面的深思。
与经济权力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概念，在中国的现实中它有明确的体现。它所针对的是中国经济领域中俯拾皆是的“非民主化”现象，比如国有经济的垄断、不民主经济决策机制、对经济决策缺乏监督等等。所谓经济民主化，它必然要求市场是相对民主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公平的、相对透明的，市场的力量和意见能够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得以反映，在政治制度安排中有代表市场的合法利益代言人。
☆ 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
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选择的是效率优先的路径，公平问题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然而，到目前阶段，公平已经是一个不能再绕过去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政府与执政党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近年提出了两个重要口
号，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科学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概念都是对于“人”，对于“公平正义”的重新关注。
正如有些学者所批评的，中国近年所奉行的 “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实质上是有选择地遏制了部分国民的正当需求。而中国所谓内部需求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分配的不够公平已经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
多年以来，政府在许多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因为忽视公平而严重缺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普遍不足。
这种情况的长期积压在当前已经形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群众的不信任感增强，社会群体性事件普遍增多，公共事件中的对抗程度加剧。比如最近发生的邓玉娇案、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群体事件等，都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主导的真正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发展，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
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形态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发展方式也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这都要求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深层制度进行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改革。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暴露问题的机会，这也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抓紧进行改革的机会。体制改革表面上与刺激经济复苏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决策层不能不对此加以重视。（作者：贺军系安邦集团副总裁、研究总监）
新疆骚乱及其处理的几点观察
http://www.zaobao.com/yl/tx090713_001.shtml
（2009-07-13） ● 邱震海 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在7月5日下午到晚上。笔者7月6日中午在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的“今日观点”栏目发表评论认为，从新闻发布的角度看，对事实真相的披露，24小时之内是十分关键的时间；24小时里，中国官方若能及时、全面地发布事实真相，对于取得话语主导权、阻止一些或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媒体的歪曲，当有积极作用。去年“3.14”西藏骚乱的报道处理方式，是有教训和经验可借鉴的。西藏骚乱伊始，由于中国官方媒体相对慢了“半拍”，最初几天，话语权完全交给了西方媒体；后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接连公布真相，舆论风波才逐渐平息。
值得肯定的是，北京在此次新闻发布方面，不但及时，而且相对比较全面，比较好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北京有关部门还主动邀请海外和国际媒体前往乌鲁木齐采访，从而对于海外和国际媒体如实了解和报道骚乱真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与去年西藏骚乱后驱赶外国传媒形成了截然反差。从海外和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大部分反应大都比较客观、公正。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由于一些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再加上一些媒体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政府和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和角色是十分尴尬的；但面对铁证如山的血腥和暴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们都无法容忍这些暴行，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无法再闪烁其辞，左右摇摆。因此，国际反应从总体上胜过去年的“3.14”西藏风波。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和环境上，处于较去年“3.14”相对比较有利的局面。
☆ 国际反应进入第二阶段
但这是过去三天第一阶段的特点。根据笔者的粗浅观察，从7月9日开始，国际和海外反应已逐渐出现相对比较微妙的变化，预示着对新疆平暴的反应，已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反应，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对乌鲁木齐现场局势的报道和关注上，已由过去几天对骚乱分子血腥暴力的关注，逐渐转移为对中国官方平暴措施的着力。在这过程中，中国官方任何一点严厉的措施和言论，都会在原有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西方无限放大，从而塑造成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印象。
与此相关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和热比娅本人，这几天在西方国家正在展开一系列积极的公关活动，试图塑造其被镇压的无辜形象。由于“世界维吾尔大会” 总部设在德国，热比娅本人又常年在美国活动，而“世界维吾尔大会”与“东突”不同，它并未被西方界定为恐怖组织，因此“世维会”和热比娅本人在欧美国家能获得相当的同情。从这几天的西方反应来看，似乎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反差，那就是西方记者在新疆采访的真相，未见得是西方国家内部人们希望看到和听到的：在那里，由于距离乌鲁木齐事件现场较远，而距离热比娅又较近，再加上西方（尤其是欧洲）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那里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倾听来自热比娅的宣传，而不是来自乌鲁木齐第一线的真相。
因此，未来几天乃至一段时间，在中国官方和热比娅之间，一场争夺真相的斗争，势必悄悄但却激烈地展开。
其次，最近几天，从国际和海外媒体的反应来看，对乌鲁木齐骚乱的内因以及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和质疑开始增多。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些反思和质疑确实有供北京参考的地方。但从现实斗争的角度看，北京若没有一套完备的策略、材料和部署予以应对，则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的斗争中占据下风。
☆ 恐怖活动定性：中外有分歧
与此同时，由于此次骚乱的背景是“世界维吾尔大会”，该组织虽然其国际背景和内部的社会背景与“东突”一脉相承，但在西方却以和平面目出现，因而并未被西方界定为恐怖组织。这就给该组织披上了和平与合法的外衣，也给北京在就乌鲁木齐骚乱事件定性问题与西方沟通时增加了难度。
骚乱伊始，北京官方媒体对事件的定性是“暴力犯罪”。但随着局势发展，也有一些舆论倾向于将其定义成恐怖袭击。当然，中国官方有权决定其对事件的定性，但若要争取国际支持，就必须考虑在定性问题上与西方的沟通。而恰恰西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局限于爆炸、暗杀等范围，乌鲁木齐骚乱很难被其认定为恐怖袭击；再加上西方对“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支持，因此在这方面北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 汉人应管理和提升自己情绪
就目前和未来几天对事件的处理而言，正如一些舆论已经指出，公权力的持平、公正，而且对维汉两族的一视同仁至关重要。虽然骚乱背后有无数难以道清的情结和怨恨，但就对暴力层面的谴责和惩罚而言，却并无维汉两族之分，甚至根本就无须强调到底是维族还是汉族；只要是暴力，就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在这方面，除了新疆当地的汉人之外，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汉人，也应十分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绪。虽然这本身是一起由民族矛盾引起的惨剧，同族人们的愤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历史和国际上民族之间因仇恨而怨怨相报，最后导致悲剧的循环和升级，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