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通过多项行动表达维护南海主权决心

　　原编者按：美国国防部在其提报国会的“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共的国家战略是以维持国内政局稳定、保持和谐的国际外围环境，并积极从事经济建设发展为主轴，但是，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正以稳定甚至时有惊人进步速度的状态下，逐渐的朝向区域性军事强权的目标迈进；虽然中共的军力到2020年间，还不太可能成为势力扩及全球的第一流军事大国，不过，以现行的发展趋势推断，中共的军力将可以在十年间，改变亚太地区的均势。

　　2009年三月上旬，美国的“外交事务双月刊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登载一篇题为＂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的专论指出，南海与印度洋已经被中共视为战略布局的优先地区；中共将长期目标设定为抑制印度、确保能源供应路线安全，并将军事力量扩大到南海及印度洋，以保护中国大陆经贸安全利益；一旦中共军力持续扩张，其将可能在2020年后取得印度洋的海权优势，并限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此外，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曾经表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退，与此同时，中共在中亚地区的势力，正透过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发展，而具体的成为中亚的要角。随着中国大陆与中亚地区相连的贸易路线、油管、高速公路，以及铁路的日益增加，中共在此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也将明显扩大，并逐渐超过俄罗斯及美国。

　　2009年4月下旬，美国重要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和美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联合出版“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的专书，其中包括一篇题为＂PLA Joint Operational Contingencies In South Asia, Central Asia, and Korea＂的研究报告，针对中共“跨越台湾”的军事部署动向，提出深入的剖析，现谨将综合要点分述如下：

　　第一：中共的领导阶层普遍认为，发展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是推动和平崛起的重要组成部份；同时，共军必须发展有效的军事吓阻能力，以取得处理台湾问题的优势地位、建立跨越台湾的军事能量，并且能够因应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会积极推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其中包括：

（一）、运用十至二十年的时间扎实的建立军事科技和现代化的基础；

（二）、再运用十年的时间，根据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规模与能量，增加国防预算，建立强大的军队；

（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解放军将完成现代化建军三步走计划，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强权。

　　第二：现阶段，共军的建军方向主要是以达成下述目标为主，其中包括：

（一）、有效反应处理国内的问题；

（二）、维护中国大陆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三）、保护远距离的中国大陆经济和政治利益；

（四）、有能力在国际重要的航道巡弋，以保护中国大陆船团的安全；

（五）、阻绝任何威胁中国大陆自由行动的敌对势力入侵；

（六）、限制并防范潜在敌对势力在中国大陆沿海及外围地区，计划准备对中国大陆领土进行攻击行动。

　　第三：目前中共针对“跨越台湾”的军事部署，其主要的重点地区包括：中亚、南亚、朝鲜半岛，以及南海航道等。在中亚地区，共军倾向于与中亚国家共同合作执行反恐任务，并共同保护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南亚地区，共军规划运用地面部队、武警、海空军，以及导弹部队，处理中共与印度间的矛盾，并加强中共与巴基斯坦及缅甸的军事合作关系，巩固共军在南亚地区的军事活动能量与纵深；在东北亚地区，共军必须面对来自南韩、日本、美国，以及俄罗斯的牵制因素，同时，共军也必须密切注意北韩是否会出现政权崩溃或失控的局面。

　　因此，目前共军在东北亚地区倾向于一方面支持北韩并监控北韩以防失控，同时也加强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防范各方因误判导致军事冲突的不利情况出现；最后，共军在南海地区正投入大量的军力，尤其是发展海军、海军航空兵、潜舰，以及积极规划在海南岛建立航母及核动力潜舰基地，以有效保障中国大陆的石油运输船团、原物料运输船队，以及载运各种货品输出到欧美等国的船团，都能够在中国大陆强大的海军及海军航空兵保护下，安全的在南海地区航行。▲

中共“跨越台湾”的军事部署动向（二）
http://www.stnn.cc/taiwan_forum/200906/t20090629_105495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6-30

　　原编者按：二○○九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主管政策的国防部次长雪傅劳尼，将于六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在北京与共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举行美“中”年度防务谘商会谈；同时，美国官员指出，这是两国军方最高层级的对话机制，双方会谈是要发展共同的战略愿景，并规划两国今年的军事交流活动；此外，美国方面主动表示希望中共军方的高层人士能够恢复访美的计划。

　　整体而言，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正在深思如何转化共军的战略意图，使中共的军力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贡献者，而不是破坏者，其中包括：发展区域性的安全合作架构、增加各国间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强调此地区若爆发军事冲突所必须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鼓励中国大陆周边国家与中共发展双边或多边性质的军事互信机制，以及加强美军与共军高阶和中阶军官的交流互动，进而能够增加彼此间的军事活动透明度，并降低双方因误判或无法直接沟通，而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美国华府重要智库“詹姆士城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出版的“中国简报”（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中，发表一篇题为＂China’s SSBN Forces : Transitioning to the Next Generation＂的专论；在此之前，美国重要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和美陆军战院的战略研究所（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联合出版＂Beyond the Strait :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的专书，其中包括一篇题为＂China’s Regional Power Projection : Prospects for Future Mission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的研究报告，针对中共“跨越台湾”的军事部署动向中，在南海及东海地区的军力投射能量发展，提出深入的剖析。现谨将两篇专论的综合要点分述如下：

　　第一：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成长，中共的军事投射能量也同步的壮大，并逐渐扩散到东海及南海地区。现阶段，共军发展在东海及南海的投射能力，其主要着眼点放在保障
长远的国家安全利益。这种“跨越台湾”的军事能力发展，其中的要项包括：整合军事资源、强化军力训练、巩固后勤保障体系，以及开发军事科技能量等。

具体而言，共军目前正积极发展针对东海及南海地区应变计划的军事能力，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军力包括：

（一）、长程轰炸机；

（二）、巡弋飞弹；

（三）、反舰导弹；

（四）、飞弹驱逐舰及柴电潜舰；

（五）、空中加油能力；

（六）、海上补给能力；

（七）、长程潜舰巡弋能力；

（八）、两栖登陆作战能力；

（九）、延迟或阻绝第三势力介入东海或南海战局的战略性吓阻能力等。

此外，共军目前亦积极针对东海及南海地区军事应变计划之需要，加强进行下述的能力训练包括：指挥管制、联合作战、电子作战、长程奔袭能力、快速反应与部署，以及持久战的支持补给等。　　

　　第二：共军针对东海及南海地区战略环境的特殊性，积极发展核动力潜舰的战略性吓阻能力。目前共军的战略规划圈主流意见认为，核动力潜舰是生存能力最强的核武，也是吓阻第三势力介入台海、东海，以及南海地区的有效武器；同时，共军已经拥有五艘配备巨浪二型潜射导弹的核潜舰，并加强建设位在大连港、北京葫芦岛，以及海南岛亚龙湾的核潜舰基地；此外，共军针对核潜舰与指挥中心沟通顺畅与安全的技术性瓶颈，正积极寻求突破解决之道，待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建构完成后，共军将可逐步克服困难，并进一步发展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联合核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核动力潜舰的核武吓阻能力。

　　第三：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共军正规划新的战略架构，并调整建军资源的分配比例，逐步减少对台湾的“针对性军事准备”，增加因应区域性及全球性威胁的军事能量。现阶段，共军战略规划圈人士强调，中国大陆已经是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同时中国大陆有必要继续保障各项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供应来源，以支持经济的成长。因此，共军除了一方面继续重视其核心任务外，同时亦将开始发展各种支持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军事能量。此外，中共已经积极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保护中国大陆资源运输线的安全畅通，同时，对于东海及南海地区的领土、领海，以及经济海域的争议，也准备采取明确的立场与强硬的态度，进一步巩固与开拓中国大陆在东海与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来源：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大陆情势双周报 1554期）

中美军事合作如何更有建设性？
http://www.zaobao.com/yl/tx090630_002.shtml

（2009-06-30）● 邱震海（香港）第十次中美国防部级防务磋商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去年10月中美全面中断军事交流与合作之后，中美两国的首次国防部级防务磋商，意味着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正式恢复。然而，围绕着此次中美军事合作的恢复，其间有一些插曲，也许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启示，以便来思考中美两军如何更为理性务实地面对未来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格局。

● 对台军售：中国军方更为务实、灵活

　　去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军售决议后，大陆军方立即中断了中美两军的一切交流。其间，今年2月底，中美两军曾举行工作层面的磋商，但两军的全面交流却始终没有恢复。据悉，大陆军方在工作层面会晤中曾提出未来中美两军交流的几个大原则，即尊重、互信、对等、互惠，但美国军方却认为，为两军交流设定原则是“愚蠢的举动”，并拒绝了中国军方提出的这些原则。

　　其实，从去年10月中断两军一切交流到今年2月提出两军交流的几大原则，折射了中国军方的几个微妙变化：一、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理性务实和灵活处理的立场；二、愿意就中美两军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美军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大幅缓和，马英九政府也调整了台湾的防务策略，同时适当削减了向美军购的数量，但仍坚持维持“小而有效”的军力，同时继续向美军购。从美国方面来说，对台军售符合其整体东亚战略，不因两岸关系暂时缓和而有所调整。从长期看，对台军售极大牵制两岸关系的调整；但从中短期而言，对台军售属于美国和马英九方面的共同需求，只要不跨越马英九为台军制定的新防务策略，对两岸关系的表层并无直接冲击。

　　与此同时，虽然从长期战略层面上看，美国因素在两岸统一过程中可能起负面作用，但在中短期内，美国因素与北京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却能找到共同基础：从北京来说，两岸政策的底线是台湾不独；从马英九方面来说，两岸政策的底线是维持台湾尊严；而从美国方面而言，两岸政策的底线则是两岸不发生战争。正是从这些角度看，马英九时代的美国对台军售，其作用和效应相较于之前的陈水扁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 两军关系日趋多元复杂

　　从更大的框架上看，中美关系之前的核心障碍是台湾问题；但最近几年，随着两岸关系大幅缓和，因此台湾问题实际上已从中美关系中原来的核心位置，转移到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已经转为两国在国力上的潜在竞争关系，其中又有两个焦点，一是两国的经贸矛盾，二是两国的军力竞争。

　　中国大陆军方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今年2月中美两军工作磋商中提出四大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中国军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下台阶之举。而美国军方不知是由于不懂得东方文化的习惯，还是故意佯装不知，以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当时未能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中美两军过去一年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不断，折射了两军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最集中和最敏感的产物，正在折射中美两国态势近年发生的深刻变化，那就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从一个已经崛起大国的心态出发，其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定充满疑虑、猜疑和警惕，其心态必定是保守和防守的；而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心态出发，其对于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则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挑战，其心态必定是进取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军近年不但从情报渠道不断搜集解放军的军事能力，而且也试图从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中，了解中国军方的战略意图。

● 朝鲜半岛：中美两军合作新领域？

　　基于这一态势，中美两军未来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与磨合势将持续不断。但其间有几个关键不可忽视：一是须有磨合的意愿；二是须有磨合的机制；三是因各自坚持己方立场而引发冲突之后，必须适可而止并寻找下台阶，而非僵持并使局势持续激化；四是积极拓展并锁定合作领域。

　　就合作领域而言，除了两国在共同打击海盗等问题上的合作外，最近一段时间，双方在共同应对朝核危机问题上的合作需要不断凸现。朝鲜核试验不但使美军在朝鲜半岛感到紧张，而且也使中国对其东北部的国家安全再次提高警惕；尤其是未来若朝鲜内部政局发生松动，那么中美两军就有必要共同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突变的各种准备。

　　但在这方面，中美两军合作还存在着一些框架上的障碍，其首先表现在朝鲜战争尚无和平协定，因此从理论上中美两军在朝鲜半岛尚为对手；另外，中美从理论上分别为韩国和朝鲜的军事同盟国，一旦朝韩开战，中美从理论上都须各自站在韩国和朝鲜的背后。今天的中美已绝无可能在朝鲜半岛再开一战，但面对朝鲜半岛一触即发的局势，两军如何从法理上解开上述死结，值得提上议事日程。同时，一旦朝鲜内部发生政局突变，两军如何加强韩国和中国边界的协防，也需要有各种有效的预案。▲ 作者● 邱震海（香港）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王毅台湾问题本质谈话的政治意涵
http://www.zaobao.com/yl/tx090630_001_1.shtml

（2009-06-30）● 陈一新

王毅在华府与美国学者座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应由海峡两岸通过协商共同解决。他在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访问期间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都相当平和务实。因此，他在华府这番话，让各方都为之错愕。

　　王毅华府谈话的第一项政治意涵就是，台北对北京去年秋天以来希望开启两岸政治议题咨商的各种明示或暗示都毫无回应，大陆感到不满。

　　的确，从去年秋天开始，北京就以各种方法，表示两岸可以启动政治议题的咨商，例如，前海协会副会长王在希说过，两岸可以咨商和平协议。胡锦涛在去年年底 “胡六点”进一步明确表达与台北咨商军事安全互信、结束敌对状态、和平协议等政治议题的愿望。王毅更于日前在洛杉矶明示，两岸关系虽然依循“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原则推进，但已处理很多政治问题，如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问题，就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　　

● 提醒台北：政治议题需咨商

　　因此，王毅抛出一个“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的老议题，目的在提醒台北除了经济议题之外，还有政治议题需要咨商。

　　第二项政治意涵就是，王毅的谈话与台北在两岸政治问题咨商的立场不够明确有关。例如，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专访谈及台湾未来走向，马英九总统表示他若当选连任，不排除两岸咨商政治议题。但是，后来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马总统指出，“不排除”并不表示两岸一定会咨商政治议题。

　　后来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马总统又说，他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八成以上民众都支持，不统不是排除统一这个选项，而是在他任期8年内不去讨论统一问题，由于这8年不可能有答案，因此讨论意义不大。在民进党质疑他的立场后，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强调，马总统对台湾未来主张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维持现状，并说马总统认为台湾前途要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共同决定。

　　因此，王毅提出台湾问题本质这样的议题，目的就是暗示台北，尽管台北不会接受“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的说法，但此一议题“应由海峡两岸通过协商共同解决”。

　　第三项政治意涵则是，由于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是北京与台北咨商结束敌对状态、建立互信机制、和平协议之前，无可回避的最重大问题；因此，两岸应尽早让此一政治议题排入两岸咨商的议程。

　　北京知道台北不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但也不乐见“一中各表”、“九二共识”逐渐变成在两岸和平协议中为双方所接受的文字；因此，北京现已从“一个中国框架”或“和平发展”方向着手研究，希望在“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之间取得平衡。

● 警告美日不要干涉两岸关系

　　北京的“一中框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北京可能认为，这三句话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让两岸有很多交集；只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共识，什么都好商量。

　　问题是，北京认为有很大包容性的三句话，台北的马政府就不见得会全盘接受，更不用说是民进党了。至于“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的说法，则在台湾无论哪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接受。若是北京将此设定为目标，恐怕对未来两岸的谈判造成妨碍。在这次访美期间，王毅曾说过，“希望两岸求大同，化大异，不要渲染和突出分歧，不要难为对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还真应该为台北多设想，因为台湾是民主多元的社会。

　　最后一项项政治意涵则是，王毅说出“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主要是警告美日两国不要干涉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在华府另一个场合表示，两岸关系不存在发展过快或过慢的问题，而是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交往。他说，两岸关系做什么事情，我们判断的标准有二：

(一)、是否符合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

(二)、是否合乎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和要求。

　　一方面，王毅“两岸关系只是正常交往”的谈话，是讲给美国人与日本人听的，一方面要美日放心，另一方面希望美日不要干预两岸关系的发展。一年来，美日两国无不密切注意两岸关系的发展。华府有些人担心，两岸关系发展太快，可能会影响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东京则害怕，两岸在钓鱼台或东海问题上联手，对日本不利。

　　另一方面，这两项判断的标准更直接关系到两岸的谈判是否可长可久。抛出“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的议题，是否符合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或是否合乎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可能都不无疑问。

　　既然如此，“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的谈话，应是与“两岸关系只是正常交往”的谈话相呼应，主要目的在于警告美日两国不要干预两岸事务。▲ 作者● 陈一新是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

群体性事件应对之忧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6/liaowang090630d.shtml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9-06-30)

　　● 近期应对群体性事件，少数地方干部长进不大，考试没合格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进入5月迄今，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各地处置手段不一，社会反应不一。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从去年开始，尤其瓮安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执政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在基层具体执政行为中落实&
ldquo;以人为本”理念，多个部门直接培训县级干部，对维护稳定、做好群众工作也出台多项新政策。从中央精神及当前形势的要求看，中央衡量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就是其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有关专家分析道，从今年一些地方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情况看，各地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有亮点，而个别地方仍然没有吸取教训，犯同样的错误，“可以说考试没合格”，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说。

　　● 群体事件应对有明显进步

　　据分析，今年四五月份以来，我国涉及多方面的群体性事件令人关注。比如在互联网上，人们集中关注的包括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事件、罗彩霞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等等，其中多数事件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反应良好。

　　长期关注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单光鼐研究员分析，从去年开始，我国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措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表现在：

　　多数事件都能较快平息事态、恢复秩序。他认为，群体事件常以体制外的“街头行动”向社会宣示诉求，以争取问题的解决。现阶段群体事件的组织化程度很低，集体行动往往自发、盲目。事发当地的政府在中央的督导、省市政府的主导下，能将混乱尽快消除,且阻止其蔓延，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继而采取多种措施化解矛盾。

　　层级较高的省市领导应对突发事件频频露出“亮点”。如去年至今，上海发生了群众反对磁悬浮扩建的“散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针对群众反对磁悬浮散步作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迅即与出租司机直接面对面对话；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及时赶赴一线，按程序果断地免去该县四位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迅速平息事态等，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肯定。这些省市高层领导冷静、理性、平和处置群体事件，为全国各地处理类似事件作出了榜样，他们开明、亲民的形象亦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

　　新的治理路径已具雏形。归纳起来是，其一，亲临现场。地方政府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第一线做工作，“靠前掌控”。其二，就事论事。不对群体事件作“过度政治化”解读，不轻率地将群体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且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其三，信息公开。及时公布真实信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以后用滚动方式逐渐增加。其四，反思、问责。首先查找自身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迅速启动问责程序，罢免失职、渎职官员。其五，慎用警力。不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同时，如发生了打砸抢烧，就要果断处置肇事者。

　　媒体迅速参与舆论监督。主流媒体以“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等办法，争取主动权，抢占话语权，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动设置话题。

　　● 仍有个别地方应对不力

　　上述进步正在通过中央意志逐级传导到地方。但各地落实的情况仍有不同，在有关受访专家看来，近期个别地方政府处置突发群体事件时，仍出现诸多失误，引发群众不满，导致事态的升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草率作出结论，容易引发不满。如近期某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没有对死因深入调查，就草率作出“自杀”结论，引起家属不满。调解时，公安局的领导一口咬定是“自杀”。在此期间，当现场围现人员逐渐增多时，警方没有维持秩序并劝退疏导，导致围观人员越来越多，场面失控。

　　此外，由于预案准备不充分，在亲属同意运走尸体时，却受到其他人阻挠。地方有关部门对死者家属承诺按预定日期给出法医检查的书面结果，但到预定时刻，不但没看到结果，连人影也没看到。

　　其二，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在事件发生初期没有及时通过当地电视台等有效渠道及时公布有关信息。而当网上出现种种猜测后，又没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不少群众相信了网上说法，小道消息占领了市场。

　　其三，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有和群众直接交流，没有出面安抚，导致事态逐步升级。

　　“就在几天前，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圆满处置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我负责接待，和上访群众面对面地交流了5个小时左右。开始时群众情绪激动、恶言相向，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有群众帮着我维持秩序，帮着我说话，最后达到互信互谅，事情也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温长军说：“事实证明，处理类似事件，必须尽可能增大工作的透明度，和老百姓面对面交流，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积极回应他们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你的工作做到位，他们绝不会无理刁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来发生的某群体性事件，“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事件拖宕这么久，不能说跟他们不敢承担责任没关系。”单光鼐说。

　　其四，少数地方毒品泛滥，社会治安差，群众缺乏安全感，容易形成酿成群体事件的社会原因。

　　据当地政法机关负责人介绍，这一群体性事件的所在市63万人口中，2008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953人，相对偏高。吸毒人员完全靠偷、抢、贩毒筹集毒资。事发酒店对面是美沙酮替代治疗门诊，商业街、步行街、车站、电影院都集中在附近，是涉毒人员的集中地。还有些涉毒人员有传染病不能收监、劳教，放在社会上，群众不理解、不满意，意见很大。新禁毒法实施后，对复吸人群实行社区戒毒，而目前县级市的社区功能不齐全，财政支持不足，且社区没有专职人员，无法落实，涉毒人员管理面临新难题。

　　● 尽快走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误区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重庆出租车罢运再到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迅速缓解了紧张局面，有的地方则民怨激愤，引发社会混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缺少锻炼和学习，缺乏现代社会背景条件下危机管理意识和技能，在执政能力上存在缺陷。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参加中央集中培训刚刚返回各地不久，某市就出现群体性事件，这可算是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当地领导干部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没什么长进。”单光鼐直言：“核心的一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而相对于去年的一些进步，我觉得与瓮安事件等相比，近期个别地方政府在应对方面进步不大”。

　　现场看不见主要负责人以致惹出乱子的情形过去也出现过。例如，在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解放军通过多项行动表达维护南海主权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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