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影响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最为经典的十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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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最经典的诠释：“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点评】这是邓小平1985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可谓是为无产阶级的科学领导观添上了点睛之笔。作为身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领导者，必须深刻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在自己全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益。

 

今 日 看 点 : 2009–04–18 ▲◆★●■☆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一）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5/content_909272.htm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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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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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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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是体育官员唯政绩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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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找寻敌人的军事机构——北约60周年纪念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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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敏感时刻竟要"摊牌",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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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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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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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一章：到达了极限“朱镕基经济”

　　中国自1998年以来，无不是享受着“朱镕基经济”所带来的繁荣，但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批评的，事实上到了2004年以后“朱镕基经
济”就到达了极限。曾经的法宝如今却成为问题所在。当然我们无意否定“朱镕基经济”的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世界是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自然须得已不同的方法来予以应对。这个世界从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的可能，如果我们死抱经验不放，最后可能的结果是冬行夏令，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对出口企业的过多财政支持，企业的竞争力有所下滑。因此，加工企业也因人民币升值而束手无策。虽然住房交易制度的引进对扶植内需起到了肯定的作用，但也是产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上投放了与买到的美元相当价值的人民币，致使流动性激增。紧接着，股票和房地产过热现象也相继出现。人为的人民币贬值政策遭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攻击，中国只能在2005年7月采取哪怕是部分的汇率自由化政策。之后，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持续，诱导了海外投机性资本的流入。

　　2004年上半年给2000年之后年增长率达10%左右的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过多的投资是产生经济过热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中国经济由于过热而发展迅猛。进入2006年，中国开始实行利息、银行支付准备金比率上升等强有力的紧缩政策。与此同时，通过限制加工贸易、减少附加税退税、引进劳动法等措施、施行了产业构造高度化政策。这都是站在克服“朱镕基经济”极限的立场上的。

　　中国企业家协会全球研究所所长李明星先生的解释是很合理的：“朱总理的政策虽然在当时来讲是合理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显露出了副作用”。但李明星先生的后半节谈话我却是不能够苟同的，他说“现在，中小企业或是资本市场经历的困难都是在克服副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他乐观地表示，“虽然今后1～2年内中国经济的脚步将放缓，但是增长势头仍能够维持在9%左右。”事实上中国当前的问题远比李明星先生认识到的要严重的多，甚至比当日陷入失落泥潭的日本都要严重的多。

　　我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就是体制本身的极限，陷阱就是政治体系。要想取得更高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重建政治体系。在这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怀疑这个似曾相识的论题：民主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争论核心之所在。一直以来争议的双方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民主促进增长的理论脉络虽然清晰，但全世界范围内的实证证据太难找了，为此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美国的罗伯特·巴罗曾做过全球的实证分析，在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中，他的结论是：民主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非线性关系。无疑，这是让人失望的。对于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思考。

　　巴罗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探讨，即那些使得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他在论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多国经验研究” (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间约10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巴罗还在论文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说：“经验证明，制度差异是各国经济增长率、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体制改革为一国从贫穷走向繁荣提供了一条最佳捷径。”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税收、个人储蓄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合，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自由选举测量民主，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即是说，“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

　　巴罗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观点是：政府应该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其结论是：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民主达到适当水平便可能放缓增长的速度。”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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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二章：“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第一节：“改革”是个“不名誉的词”？

　　的确在这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
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无疑，1978年后的31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31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31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诚如南京的独立学者袁剑先生所论：“早在198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在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 ‘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
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也许是因为政治的现实格局所限，1989年后，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经济增长为改革带来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则完全维系于是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样，1992年之后的改革便只好带着它完全变质的可能性并凭借经济增长所赋予它的强大惯性一路走到今天。正如南京独立学者袁剑先生所论：“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 ”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

　　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我们知道，“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无数个具体的人的集合，也因此，我很认同英国的庇古观点，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那么如何来驱使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感到满足呢？从经济学角度的双赢观来看，学会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是最合成本的一种方法，人类必须学会具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自控能力，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因为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我们所追求到的不过是白费。 19世纪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动荡，已经告诉我们，没有这种自我的牺牲，最后这个社会将背负的成本是多大。

　　也正是这个命题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因此在31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有人甚至认为改革已死，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1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亦诚如秦晖教授所论：“如果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第二节：陈志武对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原因解析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并以人为低估的货币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而国内消费有限。开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助长了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中国经济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经济好处，GDP呈双位数增长，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资金流。

　　但如今经济与社会扭曲已经开始伴随着通胀现形：无数的资产泡沫，迫近的生产力过剩，以及猖獗的制度腐败。中国政府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如果政府允许它的货币迅速升值以减少通胀，出口将放缓，失业率上升。如果它没能制服通胀，社会不稳定会迅速呈现。中国已经深处于一种后发劣势的樊笼中。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况呢？

　　陈志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力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其根源在于，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