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影响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最为经典的十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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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伟大的发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点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所做的经典概括。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 日 看 点 : 2009–04–11 ▲◆★●■☆
中国的“兰德公司”—超级智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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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还需要列宁主义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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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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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血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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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晚年他自己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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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问题或成美俄合作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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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兰德公司”—超级智库国经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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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4月3日讯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3月26日，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
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办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叶一剑)
世界还需要列宁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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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原来的理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讲的。
最近几年才知道这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说法，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说主张阶级竞争，走议会道路和平过渡才是马克思主义，我同意这种说法。1889年恩格斯成立的第二国际，到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领袖时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后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一派成立了第三国际，主张前者，以列宁为代表。这就是说，列宁的这一套并非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有人指责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说他是修正主义。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把列宁时代的领袖几乎杀尽，但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我认为他还是继承了列宁主义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搞得这一套，不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遭了殃，至少2200—6600万人死于非命。在我看来，斯大林口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是极端专制主义。斯大林输出革命，就是输出这种主义。
列宁死后，列宁主义就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上边说了，对内是极端地专制主义，给苏联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外则是大国沙文主义，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不能不说是基本正确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领导了卫国战争，对斯大林的评价会更低。这些我们且不说，引出的问题是，这种主义对我国到底有什么好处和坏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对中国人民是有利地还是无利地？大家可以思索。
在我看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上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但在这一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国方略，只在消灭私有制上下功夫，大搞阶级斗争为纲，以致不仅在人民中找敌人，而且在共产党内找敌人，结果破坏了生产力，国贫民穷，几百万人死于政治因素，几千万人死于饥荒。
有人说，苏联死于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也有人说，苏联的解体原因在斯大林身上，在斯大林时代形成一个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阻止了一切进步的改革，以致有人想改也改不动。
新中国没有建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一再批判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批判的斯大林主义。可惜建国后，毛泽东同志也有专制主义思想，以致他老人家发动了惨无人寰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再输出革命的政策，主张世界和平合作，国内和谐的政策，我以为这就是真正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才能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成人民富裕快乐幸福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苏联建国不到半年即1918年4月，就留遗书指出列宁领导的这场革命必然要失败。72年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证明用列宁主义搞国家建设行不通，用列宁主义指导国家建设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所以，世界还需要列宁主义吗？▲
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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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力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如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这一就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今，某杂志抢先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又代表着什么呢？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去详细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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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像一棵树。萌芽到茁壮成长为参天古树，有几段重要历史进程值得我们去关注。如今五花八门、门派繁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棵树上的枝枝叶叶。
树的根部，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国际势力的雏形，也就是史称的“第一国际”。而马克思本人就是属于第一国际的。远在1847年，即距今162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主张各国工人运动有国际的联络和组织的必要，因而促成了1864年的第一国际的成立。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
马克思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 。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革命成功后即和平时期的专政就是独裁了，是专制了。向来以追求自由为使命的马克思，又怎么可能让专制断送了自由呢？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尽管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但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而这些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有根本的区别 。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直到13年后，也就是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他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开会，复活了第一国际，恩格斯为主席，在历史上，这个组织被称为“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是各国公会的国际组织所不同的是，“第二国际”是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组织，以至也有人称“第二国际”是“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所以，可以这么说，“第二国际”是由“第一国际”这树根继续生长而来。在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时期，他保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宪政理念，但他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的不可避免，也严厉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 。
恩格斯说，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并非必然，是有形势限制的。这个形势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用暴力引发革命”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终被推向革命”。
“第二国际”发展到第三代领导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恰遇到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内部发生了激烈斗争。“第二国际”内部分裂成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拥护政府的改良派与坚持国际主义代表下层工人群众意识的革命派。但，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仍未正式宣布解散，只是停止存在。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恢复了“第二国际”，而此时，“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就也在1914年8月4日，列宁宣布：“第二国际死了，第三国际万岁！”由此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国际”的时候，出现了分歧。简单说来，在夺取政权后如何执政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并也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名存实亡。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的临时性专政措施，而是“先进少数”（无产阶级）强迫“落后多数”（农民）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 。
由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于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本名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由“第二国际”的革命派发展而来，组织的成立也代表着革命派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由于“第三国际”处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年代，所以也一直由俄国的领导人主导着发展。“第三国际”经历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在前一时期，“第三国际”是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自视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后一时期的“第三国际”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国际纲领，并逐渐沦为苏联国家的一个附属品。直到1943年5月15日，组织正式解散。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内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斗争，并以斯大林主义的胜出为结局。但托洛茨基派并没有消失于世界，经过多年的准备于1938年在瑞士成立了“第四国际”，其本名为“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并没有正式和非正式解散，辗转生存到现在，是现在唯一的国际。第四国际虽然组织上仍然存在，但内部也四分五裂，尤其领导层出现官僚化之后，其中的“战斗派”就组建了新的托派组织。该组织后又在1995年左右陷于分裂，分裂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工人国际委员会”。事情并未停止，即使是国际托派，也有众多的分支，比如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开枝散叶，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根基，却是依旧由马克思及其主导的“第一国际”。马克思是这个系统的鼻祖。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也就是中共的“太上皇”。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脱离“第三国际”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共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历史体系的一个分支。颇有意味的是，1926年，“第三国际”吸收了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
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血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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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更迭发展。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非常波折甚至暴力、血腥的过程。
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均希望通过罢工这种非暴力形式实现民主宪政以至共产主义。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均赞成暴力革命做出临时专政措施，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