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中评社香港11月30日电／据英国广播公司28日报道，台湾间谍沃维汉日前被中国政府处决。环球时报报道，这起本属中国内政的判决却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应。欧盟发表声明称，中国此举严重破坏了“彼此间的互信精神，伤害了彼此的尊重”。奥地利外长普拉斯尼克甚至称中国是故意和整个欧盟“作对”，“公开侮辱了欧盟”。

　　文章称，沃维汉的两个女儿都取得了奥地利国籍，因此奥地利政府和欧盟曾经多次向中国求情，呼吁不要处决沃维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7日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严肃地指出，沃维汉是中国公民，触犯了中国法律，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审判。审判的程序是公正的，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秦刚强调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沃维汉是外国公民的亲属，而对他区别对待。

　　沃维汉被处决后，奥地利政府大为光火，不但没有收敛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反而指责中国“蛮横和冷酷”，并发动欧盟对中国进行谴责。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盗取国家机密的间谍，属于中国内政，欧盟无权干涉。欧盟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国际一般秩序的准则。庚欣说，今年以来中日、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但中欧关系却由于欧盟方面屡生事端遭受了挫折，如奥运圣火在英法等国受阻、萨科齐坚持见达赖等，都是中欧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庚欣表示，欧盟部分成员在面对新的国际秩序时，仍坚持狭隘的旧有观念。在这个问题上，欧盟需要进行反省。▲

中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13/102515738349.shtml

2008年11月30日大洋网-广州日报本报深圳讯（记者刘启达、廖嘉明）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等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昨日在深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作了“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演讲，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 文理分家导致人文情怀缺失

朱永新指出，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痛，我们呼唤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导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

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历史、学地理，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

因此，朱永新建议:教育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取消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的论证。

◆ 教育行政化使知识分子无心学问

朱永新称，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

所以，他建议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

◆ 阅读能力下降导致国民素质降低

朱永新在论坛上指出，阅读太重要了，阅读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我们国家的阅读力长期以来一直走低，导致国民素质降低。我国每年出版图书不下30万种，但是每一户家庭的消费图书数量不到1.75本，人均阅读量太小，这是很危险的。

朱永新举几个大学的例子，现在连大学生基本上都不读书了，大学生阅读有了快餐化的倾向，这是广东的例子，广州某个大学校园里面借阅最高的是《名侦探柯南》。

在阅读缺失的情况下，满堂灌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它让学生失去了思考能力，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成为大学教育的典型写照，中小学也是如此。▲ (来源:广州日报)

博士帽乌纱帽幕后交易官员盛行博士大跃进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1567

2008-11-29 作者: 于泽远；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披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中央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学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新华社下属的《半月谈》杂志在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大学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东北地方戏曲）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大学则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文章说，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他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半月谈》的文章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中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事实上，包括很多高官在内的官员通过“在职学习”拿到的学历几乎都是“水货”，因为这些官员拿硕士、博士学历的目的是为了升官，而不是研究学问，他们的精力当然也都放在“在职”而不是放在“学习”上。这些没有经过系统学习、考试和论文答辩的官员却能轻松戴上“博士帽”，而且官位越大拿博士学历越轻松，唯一的解释就是权学交易。

　　这名学者指出，舆论对这种权学交易的丑陋现象多有批评，但官员“在职攻读”高学历的潮流仍难以阻挡，蔡继明关于遏制党政干部文凭腐败的提案也没有下文，表明官方没有也很难去认真对待权学交易的腐败行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得 “假的真学历”的官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职位高，官方只能听之任之。

　　不过，舆论对这些&
ldquo;水货”学历的持续抨击，也让很多通过“在职学习”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感到压力，并羞于在正式场合谈论自己的学历。一些党政机关在公选干部时，也开始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全日制学历。

　　《南方日报》昨天发表评论说，杜绝由“博士帽”向“乌纱帽”的过渡，需要检讨干部提拔政策。“知识化”固然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知识化 ”决不等同于“文凭化”。主观上没有那样以为而客观上那样做了，也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而把那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清除出去,也是对那些名副其实戴着“博士帽”的官员的负责态度。▲ 来源: 半月谈

中国官员博士全“腐烂” 升官是原始冲动
http://bbs.voc.com.cn/topic-1713285-1-1.html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 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半月谈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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