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生回味的50句凡人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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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
2、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那就控制好自己。
3、鱼说：你看不见我眼中的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受到你的泪，因为你在我心中。眼泪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
4、没有人值得你为他哭，唯一值得你为他哭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让你为他哭。
5、两人相爱时，渴求无限甜蜜的吻，但为何在争吵时，却要用接吻的嘴互相伤害呢？
今 日 看 点 : 2008-09-13 ▲◆★●■☆
苏共垮台内幕：精英特权阶层是如何挖墙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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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秘密授权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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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报告指出：中国干群矛盾日益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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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正在酝酿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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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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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内幕：精英特权阶层是如何挖墙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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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苏共党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 ’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 第三，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就会陷入“外因决定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象，“ 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如前所述，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相反，他们成为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转变为一个阶级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就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绝对统一，打击反对派，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亚•麦德维杰夫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
就斯大林本人而言，他早年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一座一座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
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7](pp117-119)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不过，尽管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特殊待遇，但这些人为数较少，所以当时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
◆ 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
◆ 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
◆ 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
◆ 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翼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借口也堂而皇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
◆ 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
◆ 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
◆ 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
◆ 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
◆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
◆ 二是、权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