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之—3、1982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今 日 看 点 : 2008-04-08 ▲◆★●■
“大部制”改革要瞄准法治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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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句话令刘伯承直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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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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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施工”也需要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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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高了,但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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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重点培养胡春华的意图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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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要瞄准法治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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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本届人代会获批之后,大部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对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很多的议论,焦点主要围绕在哪些部门应当合并、哪些部门应予强化这些方面,实际上,人们对这一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强化效能和提高效率,这一倾向令人担心: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仅限于此,我们将可能失去政府机构改革应有的法治化方向,改革的预期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大部制改革必须遵循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总体要求,在贯彻精简、效能、统一原则的同时,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坚持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杜绝“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瞄准法治化方向不断推进政府的自身建设。而中央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又必将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法治化产生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因此,大部制改革既要贯彻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更要贯彻法治化要求,做到规范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全过程实现阳光操作,以利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让依法行政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些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的改革举措已经先行一步,并为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如何坚持法治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南京市政府近日推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这一改革举措最为突出的有三项内容:
第一、规范权力范围,列出权力清单。
这作为依法行政、透明行政的第一步。2006年、2007年南京市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逐一审核、清理,将全市54个行政部门的5878项行政执法事项核减到3731项,削减近40%,区县削权50%。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南京市行政职权目录》,将全市所有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编码,使每项权力都有唯一的“身份”。这3731项权力的名称、编号、依据、内容、流程、时限、表单、办事指南等全部在网上公示。
第二、规范行政权力运作,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有了这个流程图,权力运行中哪些工作人员在办理、办理是否超过规定时限、处理意见和结果是什么,电脑全部记录在案。不同意审批的人员须提出具体理由。这样,领导掌握办事人员的工作进展,当事人能看到行政效率,办事全程都在网上留下痕迹,“中梗阻”、拖拉扯皮暴露于阳光之下。同时,全市13个区县、54个部门全部开通短信、电话通知系统,自动及时地将事务办理情况通知申办人。
第三、制定《南京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意见》将行政处罚划分为14个标准环节,在法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内,再分解为若干不同处罚档次和若干种情形,建立行政执法标准数据库,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轻重由系统软件自动控制处罚幅度,有效限制了经办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
这三个方面的规定自然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但在总体上无疑体现了建设有限政府、限制权力和维护正当程序的法治理念,体现了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性透明度原则,以及诉诸于社会各方面监督的特点。可以预期的是,如果这些规定得以贯彻执行,加上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力监督,南京市的公民权利保障和法治环境将会出现质的提升,行政机关超越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下级政府的这类经验应当为中央政府所借鉴。
最近一则消息说,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部长1位,副部长10位。新部将原有两个部的全部副职照单全收一个不漏,这似乎反映了在现存利益的钢性面前,无论是法律还是改革原则都变得软弱无力。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 4人。现在新部的副职超过规定一倍还多,明显违法。这或许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和过渡性措施,但同样反映了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自我限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更是对现存既得利益的极大挑战,因此,在中央政府及各部这一层级,要实现权力运行阳光机制,必有更大的阻力。但,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这又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一句话令刘伯承直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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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由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
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 什么是“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
朱可夫是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
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 ‘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
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历史表明,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为何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了。
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