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及时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防控措施，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要巩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成效。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集中力量做好重症病例科学精准救治，及时做好出院患者随访和复查工作。要优化社区管控措施，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各地特别是环鄂省份要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和防控措施协调，在人员管控、健康码互认等方面要做到政策统一、标准一致。要持续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抓好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把疫情防控网扎得更密更牢，堵住所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

会议要求，加强陆海口岸疫情防控，加快补齐外防输入的薄弱环节。加大对边境城市疫情防控人员和物资保障力度，协调解决好在卫生检疫、防疫物资、医护力量、隔离条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要严格落实对所有入境人员都实施14天集中隔离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境外输入关联本地病例。要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积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优化完善疫情防控举措，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促进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建设，形成供需良性互动。

会议要求，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要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继续做好猪肉、果蔬等副食品生产流通组织，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要强化对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适当提高城乡低保、抚恤补助等保障标准，把因疫情和患病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要及时启动。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更好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会议强调，要抓实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防汛抗旱等防灾减灾工作。要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警惕！美国救市背后，一项排挤中国的计划正在展开★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4-08/doc-iimxyqwa5642355.shtml

原标题：警惕！美国大规模救市背后，一项排挤中国的美元计划正在展开

来源：瞭望智库

前不久，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

业内认为，美联储此举意在缓解美国国债市场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但无法真正避免美国经济衰退问题。

美联储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决绝”的政策工具？它能再次扮演美国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吗？

疫情之下，美元体系的再扩张，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文 |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编辑 | 李雪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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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萧条”构成美联储底色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购买至少5000亿美元的国债和20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日和定期回购利率下调为零。

此外，为确保市场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美联储还宣布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债和抵押MBS。

这在事实上相当于美联储将无限地通过资产购买来稳定市场。

美联储这一激进的刺激政策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市场也并没有给出预期中的积极反应。

那么，此次美联储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决绝”的政策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影响至深，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美联储对危机和货币政策的看法，甚至可以说，“大萧条”构成了美联储的“底色”。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中认为，大萧条“实际上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在弗里德曼看来，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就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

具体来说，在货币量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当时的美联储非但没有注资，反而紧缩了货币政策，这造成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枯竭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萧条。

弗里德曼的这一结论成为了学术界公认的对大萧条根源最有力的解释。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该书序言中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如此坦然地承认，“在大萧条问题上，你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次犯错了。”

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伯南克马上开动印钞机，实践其“直升机撒钱”的危机应对理念，伯南克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绰号——“直升机本”（Helicopter Ben）。

在美联储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后果会十分严重。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救助措施出台，美国将有4700万人因此失业，失业率高达32.1%，超过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24.9。%。

可以说，此次美联储之所以毫不犹豫、一早就摆出要向金融市场无限制注入流动性的姿态，是美联储深入骨髓的“大萧条记忆”所决定的。

　2、民生危机，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那么，美联储的超常规举措有用吗？

有用，但效果有限。

美联储的政策是要向金融市场传递清晰的信号——不惜代价进行“兜底”，从而遏制住恐慌性抛售行为，避免金融资产的非理性贬值最终打击到实体经济，为经济复苏提供信心和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的及时出手是必要的。

实际上，选择总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而非在好与坏之间。美联储的“决绝”可能是一个“坏”选择，但美联储更难承受“不决绝”所带来的“更坏”的结果。

美联储的救市效果会很有限，因为此次危机的性质与以往不同，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民生危机而非单纯的金融危机。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新冠病毒几乎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3月1日，美国确诊病例还不到100例，死亡仅2例。一个月后，美国确诊感染人数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4月6日17时，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362759例，死亡10689例。

目前，50个州当中已有13个州出台了限制民众活动的措施，高达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被要求呆在家中。美国社会经济体系正在遭受疫情带来的全面冲击——数百万人失业，街道和商店空空如也，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经济要素无法流通，正常的经济循环被迫停滞。

在这个大环境下，高盛银行预测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收缩高达24%，这样的收缩幅度远远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

如此一来，仅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虽然美联储迅速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但并不被市场所看好，原因就在于为了防范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隔离措施会削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资金很难从金融体系流入实体经济，再进入个人“钱包”。

这个时候，财政政策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美国在内，多国政府的经济救助计划里均包含了大规模的、直接以现金对个人进行支付转移的项目。

3、一个排他性的美元体系正在形成

相较于美联储此次“开放式”量宽在金融市场以及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美联储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操作则显得异常低调，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美联储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2013年，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这全球六大央行，把彼此之间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了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六大央行的货币联盟被称为是“C6”。

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这是变相地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

在此次疫情冲击所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中，C6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从今年3月初开始，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资本市场悲观情绪升温，欧美股市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球随即出现了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为缓解“美元荒”，3月15日，美联储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采取协调行动，利用现有货币互换额度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各央行一致同意将货币互换协议价格下调25个基点。3月20日，美联储宣布，将与上述五大央行的互换操作频率从每周提高到每天。

此外，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与另外9家中央银行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其中，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达成不超过600亿美元的互换安排，与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各自达成300亿美元的安排。

此举其实就是美联储将其货币网络在原有C6的基础上向C9扩展。经过两次危机的冲击，以美联储为中心的C6+C9货币网络开始形成，美元体系实际上实现了危机之下的“再扩张”，原先以IMF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这个以美元为中心、以西方国家货币互换为基础的新货币网络已经发展出治理功能，在汇率、货币供应量、金融稳定等领域逐渐形成机制化的合作。

C6+C9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的美元体系，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但被排除在外。这无疑会弱化甚至取代IMF为中心的全球多边金融治理体系。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安排。

从中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力图在中国之外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西方国家间政治、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这是中国需要警惕和面临的真正挑战。▲◆★●■☆

“赖”掉欠中国的债，美国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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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赖”掉欠中国的债，美国敢吗？

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接受本报专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极大冲击着世界贸易，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议论经济衰退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人通力协作的时刻，但当下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比如有人声称要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还有人想让中国为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负责。《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听他分析当下的严峻形势。在美国财政部任过职的黄育川曾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能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吗？

环球时报：大部分人认为，全球性衰退已经无法避免，唯一的问题是程度和规模。您有何预测？

黄育川：由于我们尚未对病毒的演变有全面的掌握，所以对全球增长的前景无法有完全明确而肯定的预测。但我们已经可以基本作出如下判断：今年第一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将出现严重衰退，从负增长3%到10%不等，甚至有预测称可能有经济体负增长10%到15%。

刚刚开始的第二季度，西方的衰退将继续，在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前都难以稳定下来。我猜测美欧全年将会是4%到5%的负增长，甚至更低。至于中国，尽管工厂正在慢慢恢复产能，但问题是需求端和市场下滑，西方封城等措施也造成中国制造商难以获得欧美订单，所以中国经济的放缓可能在第二季度继续。从全年来看，幸运的话，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在0到1%之间。但只要维持正增长，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

我对中国的建议是，不要试图维持某个数字的增长目标，要把保持生产能力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一旦恢复正常，中国随时做好准备并能迅速把生产力提高到需要的水平。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

环球时报：疫情加剧了有关全球产业链的讨论。有报道称，疫情之后西方将加速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会被动摇吗？

黄育川：我不认为疫情本身会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影响，真正影响到布局的还是美中贸易战：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让一些美国公司越来越难把中国当作面向美国本土和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

本质上，这次疫情引发关注的是一个应急物资的储备问题，比如呼吸机、口罩、药品等的储备。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企业无法以昂贵的方式进行储备，它们必须由政府从公共利益和安全出发来维护。事实上，由于H1N1大流感、埃博拉等危机，美国的医疗设备库存在过去十年显著减少，且未得到补充，其他国家也一样，缺乏一套体系来确保足够的应急物资库存。

这场疫情会让每个国家重新认真思考未来如何维持某些关键物资的储备，如何确保这些物资的合理分配，以及谁来生产这些物资，并尝试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全球性共识。因为如果这些关键物资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那在危机时刻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把关键应急物资的生产分散到多国也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成本大幅提升、效率降低、销售下滑和利润减少，即增长放缓。某种意义上，这有些像“9·11”后机场及其他地方采取的更多安全措施，它们都是有成本的。

我想，这是一个此前没有被世界认真考虑过的严肃议题。它当然可以被视为重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方面，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和疫情紧密相关的领域，和诸如手机、纺织品、日用消费品等大量商品的供应链的多样化不是同一个问题。至于后者，我的回答是：过去3年，一些公司的确在考虑将它们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甚至有的已付诸行动，但这一流动的规模并不明显。

国际领导出现“真空”让未来更“不确定”

环球时报：疫情会怎样影响贸易战的前景？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对媒体声称，美国应要求中国减免国债来补偿美国在疫情中的损失。我们想知道，美国“赖”掉欠中国的债务是否可能？

黄育川：疫情会让贸易战的前景更糟糕。尽管美中领导人通电话试图让两国转向更多合作，但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势必成为一个重点话题，白宫很容易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这将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关于班克斯的话，首先，美国有很多评论员甚至议员会发表一些荒谬的言论，甚至有时候白宫发言人也会如此，人们需要学会忽略它们。其次，美国会继续向全世界出售更多债券，但它不能违背自己还债的义务，一旦美国有任何债务失信的举动甚至迹象，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信誉将受到极大伤害。美元也许会崩溃，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灾难。

环球时报：从更广的视角看，疫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黄育川：疫情本身并没有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权力平衡的根本性转变，它只是强化了一种实际上从10年、15年甚至20年前就已开始的趋势——西方对全球化的担忧，因为全球化被认为并没有给美欧普通民众带来太多好处。

这种担忧表现在各国民众的抗议游行中，表现在他们对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甚至联合国体系的反对中。我们将其概括为民粹主义兴起，而它广泛地发生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出现了，它强化了一些人有关全球化不符合普通民众利益的观点，也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构和组织来应对特殊情况下的种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疫情本身带来的变化，而是一个累积很久的问题的再次凸显。

第二个改变或许是美国拒绝或不再情愿行使其以往的领导角色。这次疫情，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远离美国一手打造并支持的国际体系，不再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导致一个“真空”，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我想现在世界正在问自己：中国是否有相应的领导能力，或者它有无意愿在应对疫情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对此有很多争论。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有任何国家能填补这个“真空”。或许，这次疫情是对全球体系的一个考验。

　失业潮让西方苦恼，但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最令人忧心

环球时报：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全球化“走向终结”，您怎么看？

黄育川：全球化的概念非常宽泛，它包括商品、资本、人员以及思想的流动，每一种在最近几年包括这次疫情中都被广泛讨论过。我认为在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肯定会相比前些年放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停止，因为它意味着太大的利益。

我想强调并十分担心的一点是，从长期来看，思想、知识和技术自由流动的阻碍将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都依赖知识和创新。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全球经济腾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贡献，它们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与知识从相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是受益者。

但现在，有太多政策在阻碍知识和技术的流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担心自己的学术信息会被中国获得，学者们越来越难互相交流。这次疫情也一样，疾病的性质、疫苗的开发、准确的检测——各国对这些信息的分享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容易，太多政治因素卷入其中。

环球时报：一个现实问题是，无数国家“封城”“封国”，由此出现的全球大规模失业问题会引发社会动荡吗？

黄育川：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必然的。目前各国应对失业的方法不同：欧洲是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让其在停工期间继续支付雇员50%到80%的工资，从而把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国则允许企业裁员，但为失业者提供补偿金，所以失业率可能会在接下来一个季度飙升至20%到30%。中国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混合措施，一方面鼓励企业留住员工，一方面为失业者提供支持。我认为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比美国好一些。

西方国家正在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一些政府甚至在做许多他们从未做过的事。真正让我忧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很不幸，它们的政府连做这些事的资源都没有：比如印度，数百万工人不得不返乡，他们将没有收入，没有存款，甚至完全没有准备。类似情况还将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比如非洲、部分拉美国家，这势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压力。▲◆★●■☆

回应特朗普讲话？联合国称疫情过后必将全面调查★★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4/08/9334523.html

文章来源: RFA 于 2020-04-08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三表示，当全球疫情被完全控制住之后，必须对新冠疫情的起源传播以及为何能如此迅速蔓延全球的状况做出全面调查，并将审视所有也有各方应在这场灾难中的反应。但目前，还不是这个时候。

路透社的报道说，古特雷斯的声明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严厉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之后。特朗普周二批评世卫组织过于倾向中国，并且针对疫情流行发布不良建议。特朗普表示，华盛顿正考虑冻结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援助。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强调，这一病毒是人类前所未有，并且需要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显然面对这种状况，不同各方会有不同的解读。但目前需要团结，国际社会需要共同紧密协作以阻止病毒及其令人震惊的后果。

据悉，应联合国超过三分之二成员的要求，古特雷斯预计将在本周四与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举行有关新冠疫情的闭门会议。▲◆★●■☆

中国之后，美国政府又找到一个新的甩锅对象★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4-08/doc-iircuyvh6628813.shtml

原标题：中国之后，美国政府又找到一个新的甩锅对象

美国总统7日猛烈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把事情搞砸了”，宣称该组织“基本由美国出资，却非常以中国为中心”。他炫耀自己“很早就拒绝了他们让我们保持对中国开放边界的建议”。

特朗普还表示要强有力地阻止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但紧接着他又把表态往后撤，强调“我不是说我会这么做，但我们会看看”。

很多人所产生的第一个强烈感受是，华盛顿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甩锅对象。

世卫组织的工作显然不是完美的，但抗疫主要是各主权国家政府的责任，世卫组织只能起到帮着推进、协调的作用，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同一种病毒，同样的世卫组织建议，但有的国家抗疫做得好，美国的抗疫成了全球最差的之一，最大的责任必然要由有义务领导美国人民与病毒作斗争的那些力量来承担。

世卫组织一月中旬就向各国发出了警示，1月30日它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世卫组织当时不建议限制国际旅行，但美国政府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决定恰是在世卫组织做上述宣布后做出的。

美国政府最大的失误是，他们以为阻止了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完全忽视了专家们的警告，而没有对监督、阻止病毒的社区传播做任何事情，也没有为接下来的大规模抗疫开展任何资源上的准备。他们一直对风险视而不见，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预警充耳不闻，表现得像一群趾高气昂的科盲，直到让国家付出血腥的代价。

不仅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一些人指责世卫组织早期对中国围绕武汉封城等抗疫措施的赞扬。这当中包含了大量意识形态情绪。然而回头看，武汉封城和中国各地一段时间里坚决的社交隔离措施难道不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吗？中国广大地区距离武汉最近，却迅速控制住疫情扩散，而遥远的欧美地区却一个个陷落，中国的抗疫不值得世卫组织支持吗？

美国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国会力量对轻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以及围绕他们的精英共同搞砸了美国的抗疫。他们太需要甩锅了，以避免自己被美国舆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一切都是中国的错，现在又是世卫组织的错，就他们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美国媒体正在不断披露出各种早期情况，证明外界在一月份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美情报机构发出了警告，甚至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早在一月份就预测疫情可能导致美国蒙受几万亿美元损失，但这一切都被白宫忽略了。

拒绝反思和吸取教训正在威胁美国下一步的抗疫。美国的高官们现在就不断夸大解读疫情出现的“积极变化”，他们在推升美国社会对抗疫不耐烦的情绪。而最新一天的统计给出了美国单日死亡1814人的惊人数字，从美国领导人开始，这个国家就一直没有真正踏实下来，大步站到疫情的前面去围堵它，而一直是被疫情推着走。

这样下去，美国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时刻，而且疫情在政府三心二意的策略中拖得更久，变成一场伤害美国经济的长痛，也因为美国的特殊国际地位而拖累整个世界。

请华盛顿不要再玩弄虚伪的政治游戏了，它对美国的抗疫产生不了任何帮助，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大和拖延，今后会有比美国政府今天想甩给中国和世卫组织的更大的锅。只有切实减少美国人民的损失才能最终让他们自己挽回政治上的损失。▲◆★●■☆

战狼何以韬光养晦?★

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004/32384/12787.html

2020-04-08《水浒传》的续写《荡寇志》第76回：“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

赵立坚作为政府发言人带头用非正式途径，为中国“甩锅”抛出美国是这场灾难肇事者的阴谋论。此后，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已退休的外交官和外交学者呼吁中国外交回归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守住邓的这一外交遗产，不要在国际上四面出击，不要和美国搞对抗。

关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争议不断，它究竟是邓在国力不济时的权宜之计，还是一个长期的外交战略？前者认为，此不过是邓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倒塌后，审时度势，渡过难关的一种策略和谋略，既是权宜之计，在国际环境改变，中国自身已经壮大的情况下，就不宜衡守。后者认为，虽然“韬光养晦”词义有隐藏收敛锋芒，不使其外露之意，但邓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短期策略来使用，从邓说过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不搞对抗等等看，它实际是被当作外交方针和战略来指导中国外交的。

邓已作古，无法知道他提出“韬光养晦”的初衷，后来者从邓的言语中，抓住有利于自己的话做出不同解读。从“韬光养晦”提出的历史背景，即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所处的真实国际环境以及该外交路线的完整表述–“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来看，完全否定邓不是从策略出发，恐怕也不对，别忘了，邓是有名的实用主义者。但随着邓更多的看清大势，他后来把它变成外交战略使用。毕竟在邓去世之时，论国力，中国还只是二流国家，中国的加速崛起，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料到，中国仅用十多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有超越后者之势，很多人原先认为，这会是一个更长的过程。所以邓在去世前，完全有可能把它当作外交战略。

《南德意志报》以《如何限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为题分析了疫情笼罩下的欧中关系。文章写道：现在迹象就已经非常明显，全球疫情将对德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阵营都吃惊地发现，面对疫情中国政府似乎表现出了更强的行动力，而欧洲人则显得步履维艰。基民盟政治家瓦德弗（Johann Wadephul）认为，为了掩盖病毒来源而中国发起了宣传攻势。他表示，我们必须学会对此作出回应，迄今为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多少有些束手无策。柏林目前存在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中国人成功地利用援助达到了公关目的，以便让人们忘掉，欧洲也曾向疫情初现的中国武汉伸出援手，而当时中国也处在手足无措的状态下。疫情初期，中国这个体制没有纠错机制的缺点被暴露无遗，而正是基于这一体制缺陷，中国现在要公开挑起体制竞争。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称，中方隐瞒疫情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北京也曾批评地方当局缺乏透明度。令人惊奇的则是中方为此发起的宣传攻势。评论写道：外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普遍被给予负面评价，以突显本国政治制度的所谓优势。而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不会犯错误，因为它不允许犯错误。本来，这种宣传伎俩在西方只会沦为笑料。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不得不提请各方注意，这里大喊抓贼的那位，恰恰是目前震撼全球的疫情的部分症结所在。

中国媒体从自己一开始提出并使用“武汉肺炎”这个名词，到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把该病毒改变其称呼，改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反映了中国领导精英对病毒的追根溯源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导向性措施。这在病毒扩散范围比较小的前提下，也许不是太大的问题（尽管对中国人民特别武汉人本身还欠着一个如何说清楚的问题）。但是，在目前世界上如此多无辜民众都在遭受这场全球性灾难的时候，这自然使人会对中国原先对病毒各种叙述以及有关数据提出很多疑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时隔一个月后，4月7日出面主持了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此前，他于3月12日在推特上佩文指控“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的表态，急速加剧了美中两国在此次疫情中的外交摩擦。在4月7日的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再次向赵立坚提问有关新冠病毒源头的问题，询问其在推特上曾表示“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这个看法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立场？发表此言论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对此，赵立坚回答说，“我想问一下还有关于我个人推特的有关问题吗？还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吗？请你们一并提问。我只回答一次。”他表示，在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

赵立坚说：“近期以来，各国科学家和医学专家都提出了很多研究成果，他们的一些看法、意见值得重视。凡是皆有因果。我在推特个人账户上提出的疑问，是对前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应，也反映了中国很多人对这些污名化做法的义愤。”

3月12日，赵立坚在其受认证的推特账户上转发了一段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短片。他在推文中针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3月11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的发言视频节选发推文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他还反问，“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赵立坚在系列推文中并质疑，“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的这一阴谋论推文内容引发了美国官方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13日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两国高级外交官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更是在16日为此通话。

蓬佩奥在这一通话中强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图谋把新冠病毒疫情过错转嫁美国表达了美方的强烈反对；现在不是散布不实信息和荒诞谣言的时候，而是各国团结抗击共同威胁的时候。”杨洁篪则表示，“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他并指责，“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此次通话并未减缓双方在数日后所展现出的摩擦态势，崔天凯随后在23日接受HBO播出访谈节目“Axios on HBO”当中，被主持人问到近期引发中美激烈口水战的新冠病毒阴谋论。

崔天凯表示，他认为散播与新冠病毒相关的阴谋论是很疯狂的事。当主持人问他是否针对新冠病毒的阴谋论询问过赵立坚本人，崔天凯表示他没问过，并强调：“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主持人继续追问是他或赵立坚的言论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时，崔天凯重申：“我是中国驻美代表。 ”两国间因赵立坚推特争议言论所加速的疫情摩擦，直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互通电话后有所冷却。数日后，崔天凯4月5日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围绕疫情中美两国间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他并称，“但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刻，现在我们需要团结合作、互帮互助。”

中国外交界似乎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中国大力宣传自己是世界的榜样，树立自己是抗疫领袖的形象，另一方面，首次出现了像由赵立坚这样政府发言人带头用非正式途径，为中国抛出美国是这场灾难肇事者的阴谋论。

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说，中国战狼式外交也体现在它如何回应各国对其出口或是捐赠的急需的医疗用品方面。本来，世界各国确实很感谢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实际上能补偿本来对这个国家一些不好的记忆。但是，国内一些生产商为了赚快钱，不顾质量，更无视各国在抗疫这个非常时期。这样，在产品出现各种问题时，给接受国家带来极大的心理和物质的打击。现在，尽管中国政府对出口产商已有了更严格的标准，但是，急于想从这种解救别人的产品得到其他好处的做法处处可见。比如说，要求法国以对华为开放5G建设为其进口亟需的口罩的交换。不是说，生意的交换不可行。但如果这种交换非要发生在他国与病毒作搏斗，救人命的关键时刻，那这种外交政策显然不道德也不聪明。

中国确实有些资本美化自己的形象，而且这些资本正在增值。但是，外交部却通过这种狼性的外交把这盘好棋走成臭棋，并且这个趋势正在得到强化。从贸易战前“厉害了，我的国”之影片的出现，到今天的战狼式外交，中国的领导精英似乎已决定坚决走自己的路，而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这必将加速中国与西方大国脱钩的过程。即便中国依然能勉强地保住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如果中国外交不作及时的调整，其国家的可信度和大国形象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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