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2020–02–28（上午版）▲◆★●■☆
普京同意對憲法修正案進行全民公投★★
崔天凱答中評：鼓吹脫鈎 一定失敗★
升高姿態 特朗普委任彭斯領銜美國防疫★
中國北斗時空體系精准服務疫情防控★★
高福领导的CDC为何遭遇信任危机？★★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27/doc-iimxyqvz6162979.shtml
普京同意對憲法修正案進行全民公投★★
2020-02-27 中評社北京2月27日電／據新華網報道，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6日說，俄總統普京同意今年4月22日對憲法修正案進行全民公投。
今日俄羅斯通訊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話報道說，普京當天在會見俄憲法修正案起草工作組成員時表示，支持4月22日進行全民公投的提議。
當天早些時候，俄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憲法委員會主席安德烈⋅克利沙斯說，憲法修正案起草工作組經討論後，向總統提議於今年4月22日對憲法修正案進行全民公投。
普京本月13日表示，按照相關程序，憲法修正案草案要先經過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三讀通過，然後由聯邦委員會表決通過，之後須有三分之二的俄聯邦主體立法會議（地方議會）通過，最後提交全民公投，全民公投通過後由俄總統簽署生效。
今年1月15日，普京向俄議會兩院發表國情咨文時提議修改憲法。1月20日，普京向俄國家杜馬提交憲法修正案草案。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此次俄憲法修正案草案突出了憲政制度和公民人權的重要性，主要包括擴大國家杜馬權力、增加公民福利等內容。來源：新華網▲◆★●■☆
崔天凱答中評：鼓吹脫鈎 一定失敗★
2020-02-27:崔天凱受訪指出，鼓吹美中“脫鉤”，違反兩國人民意願，一定失敗 中評社記者 余東暉攝
中評社華盛頓2月26日電（記者 余東暉）對於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借機抬頭的美中“脫鈎”之勢，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對中評社表示，想在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鈎”是一廂情願，沒人可以逆經濟規律而動。他說，兩國人民希望交往合作，鼓吹“脫鈎”的人違反人民意願，一定會失敗。
當天下午，崔天凱在中國駐美使館接受美國猶太人團體“致華裔美國人和中國人民的支持信”。隨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答了中評社記者關於如何看待正在抬頭的美中“脫鈎”之勢的提問。
美國媒體報道說，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顧問納瓦羅和其他“鷹派”人物，正在利用新冠病毒危機迫使美國公司結束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目前尤其是想擺脫醫療產品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這與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最近稱疫情可能“有助於加速產業回流北美”有異曲同工之處。
崔天凱指出，不管是醫藥產業供應鏈，還是其他產業供應鏈，都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據經濟規律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憑某個人說調就能調的。他說：“不管他坐在什麼位置上，你不尊重客觀規律，是要碰壁的。所以我並不怎麼擔心，有些人老在那鼓吹脫鈎，要重新大規模的調整產業鏈。”＜nextpage＞
“世界經濟現實在那擺著，中國的大市場在那擺著，中國的生產能力在那擺著。你跟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脫鈎，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脫鈎，對誰都沒有好處。”崔天凱說道，“如果想在損害別人的前提下來發展自己，首先，這是很自私的想法。第二，這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做不到的。哪個人有這麼大本事可以逆經濟規律而動？沒有的。”
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外國人實施了旅行禁令，非美國公民和美國綠卡持有者及其直系親屬，目前無法直接從中國來美國。美國航空公司也暫停了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直飛航班。
崔天凱表示，中美之間人員往來現在暫時受影響，一部分是因為控制疫情的需要，還有一部分是美方對這次疫情過度反應的表現。
崔天凱指出，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建議要中斷貿易和人員來往，大家都應該聽取世界衛生組織這樣權威的專業機構的建議，按照科學辦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他說：“我始終不認為中美兩國應該脫鈎或者可能脫鈎，兩國人民是希望交往的，是希望友好、希望合作的。鼓吹脫鈎的人，是違反人民意願的，一定會失敗。”＜nextpage＞
上周美國國務院將五家中國媒體列為“外交使團”。因為《華爾街日報》拒絕為其“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文章道歉，中國驅逐該報3名駐華記者。美國媒體報道稱，白宮正在考慮驅逐中國駐美記者，以作為報復。
對於媒體繼續交往，崔天凱指出，美國現在有一些人鼓吹對中國媒體要採取種種打壓措施。如果他們真這麼做了，那就真正撕下了他們一直鼓吹的所謂新聞自由的偽裝，說明是偽善的。“我曾經跟他們說過，你們習慣於跟我們來布道，現在布道的人連自己的道都不相信了，這不是意味著他們多少年鼓吹那一套破產嗎？”崔天凱反問道。
關於疫情會否影響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實施，崔天凱表示，雙方現在重點都在關注，疫情對各自經濟以及雙方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甚至全球經濟會產生什麼影響？這幾天股市的波動也引人關注。他指出，當務之急要把這個疫情控制住，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可以做到，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此基礎上，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當然要落實和執行。
崔天凱承認，疫情可能帶來一些新情況，比方說美方出台的旅行限制，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有一些採購，採購的人都來不了，怎麼採購？這些問題也是要解決的。但他表示，相信這個協議能得到執行，雙方應該都有誠意把它執行好。▲◆★●■☆
升高姿態 特朗普委任彭斯領銜美國防疫★
2020-02-27: 特朗普委任彭斯統籌政府抗擊新冠病毒行動 電視截圖
中評社華盛頓2月26日電（記者 余東暉）在民主黨人指責特朗普政府防疫不力的批評聲中，剛訪問印度歸來的特朗普26日晚間罕有地現身白宮新聞發佈室，宣佈委任副總統彭斯領銜美國政府防範新冠病毒擴散的行動。升高防疫姿態的特朗普堅稱，美國已經做好準備，目前疫情擴散風險仍低。他對中國疫情下降表達了欣賞的態度，並表示美中正展開合作。
美國26日確認在美國本土的第15個新冠病毒感染者，至此美國已經確診60例，包括42例從鑽石公主號遊輪撤回的美國人中發現的42例，從武漢撤僑中發現的3例。新發現的第15例美國本土感染者並沒有去中國或其它疫區旅行的經歷，也沒有與疑似病例接觸的記錄。這加深了人們對疾控官員警告的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將在美國社區蔓延的擔憂。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淡化這種擔憂。他不認為社區傳播在美國是不可避免的，宣稱並不擔心這種病毒會在美國廣泛傳播，“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他還為自己辯護，強調政府正在努力和投入資源來防疫。“由於我們所做的一切，美國人民面臨的風險仍然很低”。
美國國會議員對特朗普政府投入防疫資源不足表擔憂。兩黨議員正在討論一項60億至80億美元的緊急融資法案，專門用於對付新冠病毒，最早可能於下周敲定金額。特朗普政府只向國會申請25億美元。他說：“他們給的遠遠超過了我們要求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接受它。”
國會議員還要求特朗普政府任命一位新的“沙皇”來加大對新冠病毒威脅的應對力度。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宣佈委任副總統彭斯，領銜負責美國政府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應對措施。特朗普稱彭斯不會成為“沙皇”，但強調彭斯將協調政府的努力，並向總統彙報。美國衛生部長阿扎仍是白宮應對新冠病毒工作小組的主席，但據報特朗普對阿扎領導的政府許多防疫措施沒有事先向總統彙報不滿。
對新冠疫情的恐慌已經導致美國股市連續三天下跌。據CNN報道，特朗普一直在公開淡化冠狀病毒的影響，因為他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在市場上造成進一步的恐慌。其女婿庫什納也鼓勵他至少在公開場合淡化事態。私下里特朗普對股市暴跌感到氣憤，但在記者會上，特朗普除了繼續淡化病毒在美國擴散的可能性，還稱美國股市本週暴跌的一部分原因是擔憂新冠病毒，另一部分原因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有關。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還讚揚習近平“非常非常努力”，中國過去兩天的疫情和感染人數都在下降。他表示，美中兩國的防疫人員正展開合作，進行交流，美方專家加入了世衛專家團，也爲中方提建議。他稱讚中國的防疫人員富有才華，非常堅強而努力。▲◆★●■☆
中國北斗時空體系精准服務疫情防控★★
中評社北京2月27日電／為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建設提供精確定位；保障一架架無人機精准投送、空中巡邏；引導一輛輛應急物資運輸車安全運行、及時送達……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中，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為疫情防控提供高精度點對點時空服務，盡顯國之重器科技戰“疫”威力。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建設分秒必爭。大年三十晚上，“北斗人”聞令而動，奔赴火神山醫院工地，運用北斗高精度定位設備，確保工地大部分放線測量一次完成，為兩座醫院迅速施工爭取了寶貴時間。
提供高精度點對點時空服務，是北斗的基本功能，也是北斗的“獨門絕技”。2月12日，一架基於北斗高精度的“疫情區域應急作業”無人機降落武漢金銀潭醫院，將急需的醫療和防疫物資送到一線醫護人員手中。
負責北斗高精度數據運維的千尋位置公司專門搭建了網上“無人機戰疫平台”，並向全國提供服務。這一平台可以支持上萬架無人機按照系統生成的航點以及飛行路徑，執行厘米級精度的飛行，實現精准噴灑等防疫作業。
抗疫期間，交通運輸部通過全國道路貨運車輛公共監管與服務平台入網的北斗車載終端，向600餘萬入網車輛持續推送疫情和道路等相關信息，為疫區重點營運車輛調配和應急物資運輸提供數據服務保障。中國郵政為郵政幹線物資運輸車輛裝載了5000台北斗終端，利用車輛定位信息，進行實時監管和調配，確保防疫物資及時送達。
在社區防控中，江蘇省利用北斗系統加強巡防管控，建立社區、網格、樓棟的疫情防控體系，做到責任到人、聯繫到戶，確保各項防控措施全覆蓋、無死角。北斗與互聯網、移動通信網、大數據、雲計算等組合形成的“北斗+”信息產品，可以輔助對感染者的行動軌跡進行定位。 來源：解放軍報 ▲◆★●■☆
高福领导的CDC为何遭遇信任危机？★★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27/doc-iimxyqvz6162979.shtml
原标题：高福领导的CDC为何遭遇信任危机？
2月1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外，一名护士正在晾晒用消毒液浸泡过的护目镜。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2月1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外，一名护士正在晾晒用消毒液浸泡过的护目镜。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
本刊记者/彭丹妮 钱炜
发于2020.3.2总第93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18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疾控系统迎来了继“非典”之后的第二次大考——这是一次更为严峻的检验。
一周以后，中国CDC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们，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
曾带领CDC战过“非典”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
表面的进步
李立明曾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对于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CDC，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蓝图。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明从中编办获得了2400个编制名额，又从全国抽调了18个业务骨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疾控机构框架，即使在当时尚属空白的几个防控领域，如性病艾滋病、结核病，都一一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与从传染病起家的美国CDC不同，中国CDC一出生时就有着最全面的病种研究中心，可谓是高起点。
国家CDC挂牌11个月后，SARS暴发，让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意识到疾控的重要性。疫情过后，数百亿元资金进入到公卫领域，以前少人问津的疾控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CDC原副主任杨维中表示，他曾任主任的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以前不到10个人，每年经费300多万，SARS过后，人员扩充到50多名，经费增加到1亿元以上。多个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始建设，高端设备不断配置，实验室检测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以及现场处置能力都得到快速提高。
因此，这也才有了CDC现任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的那番话。当时，高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高福是中国CDC主任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CDC成立18年，只有三任主任，前两任主任李立明与王宇，皆为医学背景出身，后者担任主任长达13年之久，其间发生的较大公卫事件是2013年苏皖等地的禽流感H7N9疫情。
高福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囊膜病毒与结构免疫学，以流感为代表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研究重要囊膜病毒的分子进化特征、宿主互作模式、跨种传播机制以及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与分子识别等。新型冠状病毒正属于囊膜病毒，也就是说，高福团队恰好就是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最权威的团队之一。
拥有8个院士头衔的高福，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是成功的。一位长期观察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外人士评价他说，“在牛津和哈佛接受过训练的高福非常聪明，他深受全世界的同行喜爱，作为CDC的领导者，他是一流的。”
2011年，高福出任国家CDC副主任，2017年8月，王宇因达到任职年龄界限而卸任，高福接任主任。在此次新冠疫情之前，高福在CDC立下的著名功绩，就是他主导的援助埃博拉行动。对于传染病防控，高福一直奉行“关口前移”策略。他认为，如果非洲的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在全球一体化、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埃博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2014年，中国CDC派出了高福领衔的团队赴塞拉利昂，帮助当地开展病毒研究与疫情控制。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领导下的CDC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都认为，CDC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尽管CDC官员后来出面做了一些澄清，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国家CDC员工的眼里，高福是一个乐观、外向的领导者。但他的那些“乐观”言论，在气氛紧张甚至有些凝重的抗疫初期，听起来并不合时宜。比如，在仅有的两次高福露面的发布会上，他先是称“儿童不易感”，后来很快被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事实推翻，继而他又说，“这个疫苗，我可以拍着胸脯讲，肯定会成功。”这些言论，事后被网友们挑出来反复地转发与评论。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汪华曾担任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计委副主任。他指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触。他说：与前线医生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组织协调，CDC又没有命令权。CDC能做的，就是配合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大家的焦点都在前线医生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从2003年成立伊始的风光无限，到2020年遭遇“群殴”，中国疾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2月1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洗漱间风雨棚里，一位被隔离的轻症患者正在泡脚。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 2月1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洗漱间风雨棚里，一位被隔离的轻症患者正在泡脚。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
实质的退步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心工作。那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心，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加了慢性病防控，但最核心的工作是传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防疫站有两大职能，一是与健康相关的疾病监测、控制、宣传等，另一部分是行政监督的工作，比如发放卫生许可证。但在2003年，这里更名为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健康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心，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督所。
这轮改革始于2001年。那一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划出，有关卫生事业单位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集中，增加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机构就先天不足。李立明解释说，从最初成立开始，CDC就是国家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国家卫健委下面还有一个疾病预防控制局，是行政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则是业务部门。“当时，我们已启动卫生部疾控局与国家CDC整合的方案研讨，也已与中编办进入论证阶段，后因SARS疫情而停止了。”李立明回忆说。
这一停滞，造成了CDC在此后数年里的进一步倒退。
在崇文区疾控中心时，因有疫苗销售的大头收入，徐晓奇的工资有时能到一万多。后来，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尽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
这是因为，2012年，国务院推行事业单位改革。义务教育、基础科研与公卫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一类。李立明解释说，“公益一类”就是国家给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完成国家疾控任务，不允许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疾控前身）是公益二类，国家是差额补助，剩下的钱可以自己去挣，比如靠体检、社会检测服务挣些钱，发绩效工资，能对大家的积极性有一个保障。”
除了收入陡降，CDC的职称晋升也按编制比例被严格限定，晋升通道也堵死了。那几年，徐晓奇感到身边离开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也在2014年跳槽去了企业。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他还透露说，近些年，北大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到疾控系统来工作的只有2%，愿意选择这里的多数不是重点院校毕业生。“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要了解国内外动态并且有很强的事业心。”
不仅疾控从业队伍缺乏稳定性，公卫的人才储备也境况堪忧。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郝元涛表示，近些年，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同学，所占比例最高也不超过30%~40%，有不少都是调剂过来的。此外，预防医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选择疾控机构的很少，他们宁可去医院做院感、科研或者去一些相关的辅助科室。
王宇曾表示，虽然在理论上，全民健康被放到一切的优先和一切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还难以见到落实的踪影。以财政支出为例，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原党委书记曾诚指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
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他的报告同时指出，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公卫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人才队伍相对薄弱，与“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匹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辽宁省2018年的疾控改革。在省级层面，辽宁省疾控中心得以保留，但地市级层面却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所等机构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但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对此，汪华就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怪CDC，就像疫苗一出事，要追责就先把疾控中心的主任撤掉，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老同志都开玩笑说，还不如回到原来的防疫站，那时候监督和监测职能放在一起。现在行政管理权没有了，什么事情都要看同级的卫生行政部门怎么决策。”
2017年，国家CDC主任王宇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时也不无伤感地表示，“大家毕业的时机，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传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两名护士艰难拖着病床上的一位重病患者前往CT室做检查。摄影/北京日报 和冠欣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两名护士艰难拖着病床上的一位重病患者前往CT室做检查。摄影/北京日报 和冠欣
改革体制，但不仅仅是体制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就叫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就是公共健康部。但我们国家原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叫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把public给去掉了。实际上，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就应该是公共卫生即公众健康的管理。”李立明如是说。但实际上，中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将绝大部分重心放在了医疗机构的管理上。李立明强调说，体制的改革并非是破解当前中国公卫体系局面的全部密码，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问题。
在学界，公共卫生的定义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心健康和效率的科学和艺术。狭义的公共卫生即指疾病的预防控制，其支撑学科是流行病学。美国CDC前主任费和平（Tom Frieden）近日撰文指出，公共卫生，而不是医疗服务，在过去的20世纪里承担起了世界健康最大的责任，这些措施范围广泛，包括控烟、疫苗、洁净用水等等。
然而，一位流行病学教授开玩笑说，公卫领域从业者生活在悖论里：消灭了某种疾病，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李立明也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规律，“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费和平认为，要实现各个层级的公共卫生组织的效率最大化，最重要的五个要素包括：足够的资金、数量充足且优质的人才、与其他医疗机构实体之间紧密的联系、有效的沟通以及政治支持下的技术独立。
对于最后一点，费和平解释说，美国CDC是离总统只有两步之遥的联邦机构（中间隔着卫生部长——编者注），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自由，疾控中心的技术专长在美国和全球、政府内外都受到尊重。他表示，“作为CDC主任，在关键的卫生问题上，我曾向奥巴马总统汇报。这种与政府最高层直接接触的方式赋予了美国CDC权力，并确保公共卫生在国家层面得到优先重视。
如何改革体制？多位公卫专家的想法是一定要给予疾控机构以行政权力。就像消防一样，在疫情的处置中，有自己的决定权、处置权。对此，李立明形象地比喻说，“不可能高楼救火，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具体来说，他希望，疾控体制的改革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疾控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表示，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些年来的经费是不断下降的，因为是事业单位，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有收入，疾控人员的收入也大大下降。“所以很多疾控中心比较出色的年轻人才外流了， 这样一支队伍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张作风认为，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很重要的一点，要把疾控系统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和美国疾控中心一样。“美国疾控中心，第一，可以向外发布数据，第二，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来开始进行疾病防控。所以我建议把疾控系统纳入政府轨道，变成一个独立的政府系统，由疾控中心来负责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控制，这样可以抓住时机，及时动作，可以把疾病消灭在最开始时的萌芽状态。”
安徽省疾控中心原主任任军表示，疾控有很好的传统，不能轻易放弃。比如，过去有一条规定是，疾控单位的一把手，必须是公共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的专业人才。但现在好像又没有坚持这个规定了。
“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
相较而言，李立明介绍，美国所有的州卫生局局长一般都是医学博士（MD）加公共卫生硕士（MPH），这是卫生管理最佳的学历背景。“据我了解，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医学博士（MD）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MPH学位，体现了对公共卫生专业的重视和在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卫生专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职业教育。”他说。
不过，这种观念的转变既是行政体制上的，也是公众层面的。比如，他举例说，新发传染病出现以后，它对所有人应该都是易感的，不应该说哪个人群易感；呼吸道传染病，怎么可能不出现人传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临床医生甚至社会公众，能够具备这些常识，那么新冠肺炎早期防控不至于到这个局面。
费和平指出，每个国家都需要具有预防、发现和有效应对疾病暴发的能力，而且国家越大，这方面需要的资源就越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日就撰文指出，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用5到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
美国CDC前主任费和平撰文指出：“中国已经做出卓越的努力来理解和遏制新冠疫情。非典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变得更加强大。像我一样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人们希望，正如SARS使得中国强化疾控体系职能和资金投入一样，当前的情况能够催生中国公卫能力的又一次指数级飞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晓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