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2019–06–18▲◆★●■☆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俄关系70年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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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常住人口排行榜出炉：广东连续13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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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给中国留学生制造麻烦的真实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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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俄关系70年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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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千里 于 2019-06-14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俄关系70年的历史教训
中共建政后，俄国（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7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出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0年后的今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也于今年6月访问俄罗斯，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
短暂的蜜月期
作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邦，苏联和中国于1949年10月2日建交。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与获取援助的考虑，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国和苏联签署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而中共方面，为了巩固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应苏联要求，于1950年10月同意出兵朝鲜，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但中苏蜜月期并不长久，很快就产生罅隙。其导火索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事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引起毛泽东的警惕，由于毛泽东实行的政策与斯大林基本一致，否定斯大林相当于否定毛泽东自己。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1958年夏，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一场严重争吵。此后，又发生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苏联撤回专家、中印冲突、中苏公开论战（九评苏共）、伊塔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65年，中共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中共又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随之中断。
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到1969年，中苏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与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由盟友转为仇敌，关系恶化到战争边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苏联凭借蒸蒸日上的国力与美国争霸，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和美国接触，逐步走向联美抗苏。当时中国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1973年毛泽东甚至提出，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建立“一条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
中苏关系缓和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亟需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面对勃列日涅夫递来的橄榄枝，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转达口信，要求苏联重视实际行动：“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经过一番外交斡旋，1982年10月，中苏双方第一次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苏长期的僵持局面开始松动。
1949年12月，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向斯大林祝寿（图源：VCG）
1989年5月16日，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中）携手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其夫人赖莎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图源：AFP）
1999年12月9日，在出席北京出席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签署仪式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互相拥抱（图源：AFP）
004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图源：AFP）
2013年3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出访（图源：AFP）
在中美贸易战僵局中，习近平高调访俄强化中俄关系，图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谈（图源：Getty）
在中美贸易战僵局中，习近平高调访俄强化中俄关系，图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谈（图源：Getty）
就在中苏和缓开始走出第一步时，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猝然去世。中国派外交部长黄华参加其葬礼，透过“葬礼外交”推动改善中苏关系。
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中国副总理万里率团出席葬礼，提高中苏两国领导人会面的级别。执政仅一年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契尔年科又于1985年3月去世，中国副总理李鹏率团出席葬礼，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中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政治磋商取得进展。经过两国外长互访准备，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1989年“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经邓小平本人决定并由外交渠道转达苏方，他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见面的礼节互相拥抱，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礼节互相握手。这正好勾勒出中苏关系的未来：在普遍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而不是“结盟抱团”。
中俄越走越近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两天后，中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如1949年中共建政两天后，中苏建交。
1992年，中俄双方宣布“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双方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提升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宣布“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019年6月5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7年间，中俄两国关系上了6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泽民时代，中俄双方于2001年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确认，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在胡锦涛时代，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涉及中国在清朝时期向沙俄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归属的中俄边界遗留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长达40年的边界谈判画上句号。
中俄关系70年，经历了结盟——恶化——敌对——缓和——盟友的变迁过程，充满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与复杂变化。历史证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容易受国内局势或国际风云变化的干扰和影响，甚至反目为仇。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却可以牢靠持久，不是结盟胜似结盟。
中俄两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前景必将举世瞩目。▲◆★●■☆
31省份常住人口排行榜出炉：广东连续13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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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16日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16日电(熊家丽)截至2019年6月15日，全国31省份都已公布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常住人口数据随即出炉。
广东省连续13年排名第一
根据各省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广东、山东两省2018年常住人口均破亿。广东省以1.1346亿常住人口位居全国首位，拥有1.0047亿常住人口的山东省排名第二，河南省则以9605万常住人口名列第三。中新经纬客户端整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广东省自2006年以来，已连续13年“霸占”常住人口排行榜第一。
广东省还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增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省份。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17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人口92.76万人。除自然增长外，去年广东省人口机械增长即人口流入增量达到了84.24万人，也是很大的增量。
此外，中新经纬客户端综合各省份GDP和常住人口数据发现，经济大省的常住人口相对较多，排名也比较靠前。2018年GDP排名前10的省份，除福建外，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河北这9省份位居常住人口前十名。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指出，影响常住人口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生活费用是最重要的因素。广东、山东常住人口数量位居前列，显然跟其经济发达有关。
27省份常住人口呈现正增长
31省份中，除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4省份外，其余27省份的常住人口均出现正增长。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经济强省和农业大省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都比较快。经济强省，例如广东、浙江都在1%以上。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强盛，会吸引外省的劳动力流入。
农业大省，比如湖南、安徽、江西、福建、陕西等省份，增长率都在0.5%以上。一方面，过去这些省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农村和中小城镇发展活跃，使得流动人口反流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农业大省的省会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吸引劳动力进入。
此外，数据还显示，北京和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2018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4.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5万人。东三省中，吉林省常住人口2704.06万人，比2017年的2717.43万人减少13.37万人；黑龙江省常住人口3773.1万人，比2017年减少15.6万人；辽宁省常住人口4359.3万人，比2017年减少15.33万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贺丹向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北京市和东三省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不同。她指出，东三省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和人口流出双重原因造成的。北京市以往的人口增长主要是人口机械迁入造成的，近两年人口负增长，主要是人口调控政策的结果。(中新经纬APP)▲◆★●■☆
生儿子比女儿更利于婚姻稳定？看看学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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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腾讯 于 2019-06-15 撰文 | 汪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生）
大部分的婚姻都要经历生儿育女这个过程。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从经济理性来看，养男孩似乎比养女孩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看，遵从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的人更想要男孩；从情感角度来看，女孩乖巧懂事，是 “父母的小棉袄”，倾向生女儿的父母也不在少数。
如果从降低离婚风险的角度考虑，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更好呢？子女的性别是否会影响婚姻稳定性？
提起这个问题，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可能会是电视剧中的恶婆婆形象。因为生不出儿子，婆婆强制丈夫休妻或者纳妾的情节已经成为苦情剧中的一个经典套路。在以传宗接代为最高法则的传统社会，生不出儿子就是女性最大的“原罪”。也许探讨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约束对于今天的生活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在当今社会，子女性别是否依然会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88年，Philip Morgan 根据美国1980年6月的当前人口调查数据（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运用离散时间回归模型对不同子女性别造成的父母离婚风险进行了对比分析。数据表明，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妻来说，生女儿的家庭破裂风险比生儿子的高出9%。对于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有两个儿子的家庭破裂的风险最低，其次是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家庭（比有两个儿子的家庭高出9%），而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离婚风险最高（比有两个儿子的家庭高出18%）。所以在美国，相比于生女孩，生男孩的父母婚姻更加稳定。
Morgan 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离婚夫妇，也有学者通过婚姻存续期间母亲对离婚可能性的感知程度来考察子女性别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得到了与 Morgan 相似的结论：与只有女儿的母亲相比，至少有一个儿子的母亲的离婚倾向明显较低（Katzev，1994）。
如何解释儿子比女儿更有利于婚姻稳定？
Morgan 认为孩子提高婚姻稳定的基础是父母对孩子的参与和投资，所有的孩子都能增加稳定性，但儿子比女儿更能促进稳定性，因为他们能吸引到父亲更多的参与和投资，这一观点也被简称为“父亲投入假设（father-involvement hypothesis）”。
美国国家儿童调查数据 (the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NSC) 也印证了父亲确实在养育儿子方面比养育女儿投入更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母子关系和母女关系的亲密程度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父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性别差异，父子关系比父女关系更亲密；二是女儿与母亲一起参加活动更频繁，而儿子与父亲一起参加活动更频繁；三是父亲更多地参与为儿子制定行为规则，而不是为女儿。
为什么父亲投入增加会降低离婚风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哪些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离婚率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Becker，1973）认为子女是特定婚姻资本(marital –specific capital)，能够通过增加相互吸引力和提高离婚成本来降低离婚的风险。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1933）则用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来解释子女对婚姻稳定的促进作用。机械团结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有机团结则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上。迪尔凯姆认为生育和养育孩子会促进夫妇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相互依赖,因此能够维系婚姻的稳定。
Morgan 在2002年的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更倾向于用迪尔凯姆的团结理论来解释父亲投入增加对降低离婚风险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当有了儿子之后，父亲会更多投入到子女养育中，并且发现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而会更重视家庭稳定；另一方面，妻子认为父子关系是不可替代的，有了儿子之后，妻子可能会更重视丈夫在养育子女方面的贡献。
简而言之，父亲和母亲在抚养儿子时可能会比抚养女儿有更多的共同经验。因此，使用迪尔凯姆的概念，儿子可以促进更强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进而降低离婚的风险。
儿子更有利于婚姻稳定缺乏普遍解释力
Morgan的发现是基于特定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这种发现有普适性吗？
有学者用16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生育和家庭调查数据，来检验子女性别构成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Morgan 关于儿子能降低父母离婚概率的理论。他们指出子女性别构成与离婚之间的关联并不具有普遍性，至少在有些国家是相当弱的(Diekmann & Schmidheiny，2004) 。
另一项利用瑞典全国登记数据的研究发现，儿子比女儿更有利于婚姻稳定的观点，只能在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对于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言，在一儿一女的情况下离婚的风险会稍微降低。一个孩子的母亲的离婚风险则完全不受孩子性别的影响（Andersson,G.& Woldemicael,G.，2001）。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在中国，关于子女性别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项使用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有男孩夫妇的离婚风险显著低于没有男孩的夫妇，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 Morgan 的观点（许琪，2012）。不过在中国,男孩对婚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来源于固有的男孩偏好文化。
另一项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子女性别结构对初始婚姻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没有男孩和有男孩的夫妇并无明显的离婚风险差异（陆益龙，2008）。
两项研究的结果差异很可能源于城乡观念的差异——在中国，子女性别对城市和农村家庭的社会意义仍然存在较大分别。
结 语
因为国家背景、数据来源、分析方法的不同，我们尚不能断定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有绝对的影响，但是Morgan和其他学者的经验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婚姻稳定性的问题——除了生育子女和子女数量外，子女性别或许也是影响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类研究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讨论生儿生女在维系婚姻方面的优劣，而是指出了父亲对子女的投入对维持更好更稳定的婚姻的作用。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增加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参与和互动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维系。在父亲普遍缺席家庭教育的今天，如何创造机会，鼓励父亲参与到孩子日常的教育、玩耍与成长中，不仅是育儿的智慧，也是婚姻的智慧。▲◆★●■☆
川普给中国留学生制造麻烦的真实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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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侨报 于 2019-06-15
美中贸易摩擦下，35万名在美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打击对象。
据《福布斯》网站报道，本月初，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一号留学预警，提醒考虑赴美留学学生提高警惕，并提到了签证拒签、更新延迟等限制手段。
不论是从合作、文化交流、研究突破还是从方便政策制定者获取一手资源的视角来看，让中国学生在美深造的好处都显而易见，唯一的负面结果似乎是针对中国的，即这些学生如果毕业留在美国，那么中国便会因人才外流遭受损失。
美国为何要作茧自缚？
2018年10月，《金融时报》发表了《美国考虑禁止向中国学生发放签证》一文，文中提到2018年年初，川普政府就禁发签证问题进行了长久讨论。这个建议由川普的高级顾问、极右翼活动家米勒提出，之后遭到了其他许多顾问的反对。
所以，正如米勒所说，中国学生真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吗？
显然，那只是米勒给出的一个理由，而理由并不一定等同于原因。
如果对中国学生施加限制真的是为了禁止在他们接触到他们的祖国没能获取到的科研信息，那么禁令只针对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即可。这种做法会带来影响本科生学业的风险，说美国普通的大学本科生会有机会接触到连中国学者都未接触到的科技情报，也令人难以置信。
而如果施加限制不是真的要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是要保护国家安全，那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答案是民族主义与种族歧视。从2018年的哈佛招生歧视案到埃默里大学以与中国高校有联系为理由解雇在该校工作已有20年之久的两位华裔教授，再到近来发生的杜克大学教授警告中国学生在校只能讲英文的事件，针对在美中国学生、亚洲学生甚至亚裔美国学生的歧视越来越多。
正如NPR News的报道所言，即使种族偏见或民族主义不是引发这些政策变化的核心原因，但它们仍然放大了这些态度；即使这些限制政策明天就被收回，但它们已然给美国与中国学生——这一最大的国际生群体的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影响。
限制政策与建议实施禁令背后的真实原因远不止头脑愚蠢那么简单。民族主义从一位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人的口中说出不足为奇，但有意用它来瓦解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体系未免让人难以接受。
禁令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的破坏对川普政府来说不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只会认为执行这一禁令合法合理。
去年禁令提出后暂被搁置是因为美驻华大使、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曾指出，相比那些富有的常春藤大学，米勒的计划会让小规模院校付出更高代价。由于联邦和州政府发放的赞助减少，为补足预算差额，这些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依赖越来越明显。院校也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比如伊利诺伊大学近来就针对可能流失中国留学生而出台了保险政策。
限制令的目标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非营利性的公立大学，而它们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