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18-10-16（上午版）▲◆★●■☆
央行行长易纲：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0/14/7732949.html
为什么刘强东能参加王室婚礼?“份子钱”撑脸面★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0/14/7730314.html
中国恐成“爱滋病大国” 因非洲留学生四处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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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际组织负责人也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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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 为何被外国人视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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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易纲：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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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2018-10-14：央行行长易纲谈贸易摩擦：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4日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发言，以下为央行官网发布的全文及答问：
我今天的发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二是贸易摩擦。关于中国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CPI为2%，PPI为4%，预计全年CPI略高于2%，PPI在3-4%之间。企业利润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不错的水平。国内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来看，对外盈余在持续缩小。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小幅盈余，预计不足GDP的1%。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盈余不断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今年，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所下降，从年初的4%左右降至目前的3.6%，同时7天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人民银行已经4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有人担心我们是否在放松银根。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如果你看广义货币Ｍ2，其目前增速在百分之八点几的水平，广义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关于贸易摩擦。我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我同意IMF的结论，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
关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盈余。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盈余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的因素是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想象一下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苹果公司（Apple），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分数据如此巨大。三是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谢谢！
提问1：您谈到应对贸易摩擦风险中，未来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您认为在什么情况下，降息的条件才算成熟？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中国怎么才能避免资金流入房地产等我们不希望流入的领域？
易纲: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我们的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提问2:您称中国希望能就贸易摩擦达成协议或找到解决方案。您对此有多大的信心？
易纲：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贸易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全世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提问3：我来自星展银行。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是对前面问题的进一步提问。过去几年，中国切实推进去杠杆，这点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上体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金融体系中又产生了新的流动性。您怎样确保新增流动性是用于生产目的，而不是去杠杆进程的倒退？
易纲：对于去杠杆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数据，你会发现去年和今年中国整体杠杆率已经平稳，不再快速上升。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成绩。近期，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其它指标适度增长。因此，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稳定的杠杆率。
提问4：（提问者为G30成员，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易纲行长，您提到，您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还应借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就是不怕谈不拢。在美墨加谈判的11个月里，墨西哥和加拿大明确表示，如果三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美国想要的，那么他们宁愿不要NAFTA。最终，墨西哥和加拿大在每个重要问题上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无法达成协议的确不如谈成协议好，但也不是灾难。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在中美贸易谈判方面，中国谈判的筹码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切实利益。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谈判中可以更大胆一些。
易纲：对于谈判策略，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我们做好了这一准备，我们仍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为我们考虑，而且是为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及全球利益考虑。
提问5：我是花旗集团的David Lubin。我的问题也是提给易纲行长的，关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您认为中国的经常账户有多大可能是出现结构性赤字？对此，您怎么看待，您会对这种变化因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持欢迎态度，还是会担忧其会形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进而影响中国的政策独立性？
易纲：我认为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是好事。我们并不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我认为，当前阶段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近有所进展是因为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后，人们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进程。我们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选择他们最想持有的货币。▲◆★●■☆
为什么刘强东能参加王室婚礼?“份子钱”撑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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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侃娱乐 2018-10-14：10月12日，中国观众意外发现，章泽天刘强东夫妇盛装出现在英国王室成员尤金妮公主的婚礼直播画面中，一下子在国内引起轰动，很快被他们出席王室婚礼的消息刷屏了。这是自刘强东事件以来，夫妻俩首次公开同框，选择了这样一个场合也是绝对没有想到。
虽然章泽天的粉裙粉帽加马尾辫造型，让时尚界人士忍不住想吐槽她不懂英伦时尚文化，但并不影响章泽天刘强东之间十指紧扣秀恩爱。难得见到的王室婚礼现场，富家太太章泽天也不能免俗，还在等待入场时，旁若无人的玩起了自拍。
尤金妮公主这场排场毫不逊色于哈里王子的婚礼，到场宾客多达850人，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除了自家王室成员外，还有大量好莱坞明星、英国社会名流，以及世界各国的知名企业家。刘强东是中国有名的富豪，带章泽天在这里露面，明眼人都知道肯定不是ALINE宾客，就是单纯来“蹭毯”的。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富豪有好多位，为什么只有刘强东和章泽天去参加了尤金妮公主的婚礼呢？
首先，尤金妮公主的老公是某品牌酒的高管，通俗点讲就是做酒生意的。因为刘强东喜欢喝酒，每次宴会一瓶红酒是少不了的，早已经是尤金妮公主老公的大客户。大客户兼中国知名企业家刘强东，邀请他也是为以后继续做生意拉近关系，在情理之中。
再有，尤金妮公主15分钟的温莎小镇巡游，花了200万英镑安保费，这些钱要王室承担，王室当然乐得多邀请知名企业家。要知道每一位企业家的背后都有强悍的经济实力，不仅不会空着手来，还会随大把的“份子”钱，这年头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最后，尤金妮公主的宾客名单，在今年7月份就已经定好了的，那时还没发生刘强东事件。刘强东喜欢这种不用买通稿就能到处上头条的场合，王室则需要钱，双方一拍即合。由此可见，刘强东这次去英国王室“蹭毯”，也是随了一大笔钱的。
不管刘强东和章泽天是怎么去的，总归目的达到了。他们俩在英国王室婚礼这一露面，不仅对处于危机中的JD有提神作用，自己也刚好借机重秀了一把恩爱。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他们会选择在人家的婚礼同框，章泽天也算真的”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中国恐成“爱滋病大国” 因非洲留学生四处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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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 2018-10-14： 第五届全国爱滋病（内地称作艾滋病）学术大会日前在云南昆明举行，会上公布中国最新爱滋病数字。截至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新增爱滋病带菌者及病例约4万宗，其中以性传播感染占超过9成；截至6月30日，全国报告爱滋病带菌者和病例共有约82万宗，死亡病例约25万宗。
有与论认为，中国近年爱滋病人数暴增有三大原因，一是中国取消对入境人员的检查，二是同性恋传播爱滋病的比例不断上升。至于最主要原因，则是有大量本身已染上爱滋病的非洲留学生涌到中国并四处滥交。
内地时事评论员、安徽前市委政协常委周蓬安撰文表示，中国在2010年4月开始取消对患有爱滋病、性病、麻疯等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但中国新增爱滋病病例数目自此后就大幅增加。2009年中国新增爱滋病病例只有4.8万宗，但其后逐年增加，至2018年已至少有16万宗，近10年间增幅超过3倍。
周蓬安又提到，爱滋病其中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当中又以同性恋的比例占最高。以广东省为例，全省患有爱滋病的学生当中，有69%经由同性传播，且有89%是男性患者。
至于最主要的原因，周蓬安认为与中国近年招收大量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有关。全球爱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都位于非洲，占超过7成，中国则是该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市场。不少到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出国前已染上爱滋病，到中国后衣食无忧，并每年获得政府近1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这些留学生除了日常开销外，还有余款嫖娼甚至包养中国女孩。」
周蓬安直言，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由于传统性观念相对保守，加之政府宣传、防控有效，目前爱滋感染率仍处于低位。现时爱滋病带菌者及病人虽只有约82万人，但增长速度却远高于GDP，「给人以洪水猛兽正在袭来的感觉」，如果得不到更为有效的控制，中国恐怕数年后就有可能成为「爱滋病大国」，届时再要治理难度就大得多。▲◆★●■☆
这些国际组织负责人也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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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18-10-14：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这被北京看作是“软实力的象征”。然而，孟宏伟事件让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官员参与国际事务可能带来的隐患。
孟宏伟（原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孟宏伟2016年成为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席，同时兼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在孟宏伟今年9月底前往中国失踪、其妻在法国报案后，中国方面10月8日宣布，这位公安系统高官正因腐败等问题接受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也在同一时间宣布，收到了来自孟宏伟的辞呈。目前，这一事件仍在发酵。
刘振民（联合国副秘书长）
2017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在中国外交部，刘振民主管亚洲地区、条约法律、边界与海洋事务。而刘振民的前任吴红波（2012年至2017年）也是中国人。
徐浩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2013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值得注意的是，徐浩良并非由中国政府委派，他在当时也成为非中国政府委派在联合国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林建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
2012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命林建海为该机构秘书长，这是IMF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但并非中方推荐出任）。此前，林建海已经在IMF工作了20余年。另外，目前IMF的副总裁张涛是一名中共官员，在IMF任职前在央行系统工作。
李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2013年6月，受到中国政府推荐的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简称“工发组织”）新任总干事，并于2017年当选蝉联。李勇在今年8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才通过一线工作，可以更好理解国际通行做法，并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规则和技巧。
易小准（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2013年8月，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出任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成为首位担任WTO副总干事的中国官员。
赵厚麟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赵厚麟2014年10月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简称“国际电联”）秘书长，于2015年1月1日上任，任期4年。他成为国际电联150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中国方面当时报道称，这改变了“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人士形成电联领导层的格局”。
金立群（亚投行行长）
2016年1月，金立群当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首位行长。他此前曾经出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以及中金公司董事长等要职。
杨少林（世界银行首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
自2016年2月起，中国财政部官员杨少林开始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世界银行集团首席行政官，主管世界银行机构战略、预算、风险管理、廉政等业务。
柳芳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
2017年3月，柳芳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204届理事会上被选举为秘书长，同年8月上任，任期三年。她成为了国际民航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也是首位女性秘书长。此前，她曾在中国民航局任职20年。
薛捍勤 （国际法院副院长）
在2018年初的换届选举中，薛捍勤当选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副院长，从2月起正式履职。薛捍勤也是国际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副院长。这位中国资深女外交官此前已担任国际法院法官数年。 ▲◆★●■☆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 为何被外国人视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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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8-10-14：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也许听说过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曾有一些伟大的发明，比如通常被称为“四大发明”的司南（类似于今天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一直被中国人视为骄傲，也被写入中国的历史教材中。
但最近，一些人对这些发明是否真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有关张衡和地动仪被中国历史教材删除的传闻引起讨论，该说法已被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否认。
有网民称，中国教育部从去年投入使用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删除了有关汉代科学家张衡和他制造的用以观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的相关内容。许多网友对此感到疑惑，而在追问原由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原来以前中国教材中展示的地动仪模型或许并未在历史上存在过，而是由后人根据自己的猜想仿制的。
饱受争议的古代发明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对网上讨论作出回应，称有关教材改动的说法不准确，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两汉科技与文化”一课里，对张衡及其发明的地动仪进行了专门介绍，只是不再附有模型图。
回应中还展示了课本的相关内容，称张衡发明制作了世界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但原件已毁损失传，后来人们结合历史记载和自己的研究，做出各不相同的复原模型。课本还要求学生搜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原理。
如此看来，中国历史教材中删除地动仪的说法并不属实，但是，网上因此引发的对这些发明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议并没有结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被广泛传播，其中他表示，“早就提议（从教材中）删除侯风地动仪和司南”。
江晓原说，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地动仪内部结构的任何可靠信息，中国历史教材中使用的图像，展示的是中国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个人对古书记录的理解制作的模型。但这一模型的科学性存在巨大争议，据说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奠基人傅承义曾当面批评，“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
在国际上，这些争议甚至一度扩散到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整体评价。2000年，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在他写的《张衡，科学与宗教》一书中，就批评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同样，司南被设计成一个带磁性的勺子，也是基于中国古籍《论衡》中的一句话，称将其置于地上即可指示南方。但学界对于司南的具体形状及其材质并没有共识。
194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发了多篇论文，认为司南就是由天然磁石打造的勺状，并依此进行了复原实验。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后来被写入中国教材，久而久之公众将其当成了史实。
可遗憾的是，由于古代传闻中没有关于这些发明的细节描述，后人也无法弄清其设计和运作的原理，因此这些仿制的模型并不具备传闻中所说的功能。地动仪在遇到震动时，指示方向的龙头并不会吐下铜珠；司南使用的天然磁石，也并不能克服底盘的摩擦力，正确指示南方。
另据一篇广泛转载的自媒体文章梳理，中国教材中存在类似争议的古代科技成就还包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拥有超能力并进行世界上最早的心脏置换移植手术的神医扁鹊，以及由宋代人毕昇首创但并没有被广泛应用的活字印刷等。
文化自信的科学基础
为何这些缺乏历史依据，学界也没有共识的发明会被写入中国教材？是因为教材编撰者的粗心大意？显然不是。这些非常规的做法其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据媒体人杨东晓2010年在《看历史》杂志发表的文章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中国政府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接到的任务中，就包括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直到最近一次修订，中国教育部才采纳了学者建议，去除地动仪的模型图，但对于有关历史争议的表述仍十分谨慎（图源：VCG）
王振铎长期在博物馆工作，他研究制作了指南车、记里鼓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等百余种中国古代科技模型，分别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内地及国外的众多博物馆中。
这些模型增强了博物馆陈列的直观性，却误导了大部分人，使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历史文物本来的模样。更重要的是，数十年来，中国历史教材中也未对这些情况做出客观说明，中国地震局甚至长期将地动仪复原模型作为其标志。
中国政府似乎也乐于展示这些“历史成就”。据考证，王振铎最初设计的司南模型，本是作为1952年中国官员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国礼。1953年，中国政府发行一套名为“伟大的发明”的特种邮票，司南、张衡地动仪、计里鼓车等均在其中。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磁勺状司南还被舞者举过头顶重点展示。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历史学界也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应该从教材中完全去除这些缺乏历史依据的内容。也有人主张保留，但给予客观的说明。不过，这两种意见都未得到中国教育官员的及时认可和采纳。
直到最近一次修订教材时，张衡地动仪的模型图才被取消，对其介绍作了缩减，但就其真实性存在的争议也并未如实说明。
许多教育界人士明确指出，这些古代发明是中国拥有辉煌历史成就的依据，从教材中去除它们，会削弱民族自信，不利于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代表了中国官方对于历史和文明的一种普遍态度，即它的真实价值远不如其象征意义重要。就此而言，历史如同神话。
可是，这些成就是否真的存在过，以及他们对于今天的人们有何价值，却被长期掩盖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辉煌”的说词背后，留下的是一道道谜题。
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对于这些有争议的古代发明，并不是不能讲，而是看怎么讲。客观呈现史实，承认围绕这些成就的争议，它带给人们的启示非但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强。
至于说到历史成就感，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伟大的创造。比如独立发展出制陶术，先进的文字书写体系，最早驯化水稻，2,000多年前就有比较系统的天文观测，以及发达的雕版印刷等。正如学者江晓原所说，这些真正的成果完全可以建构起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必依靠缺乏历史依据的构想来刻意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