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轮对朝制裁发威意在捏碎朝鲜生命线★★

BBC 2017-12-23：针对朝鲜最近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对朝鲜施加更严厉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决议表示欢迎。他在推特上发帖称世界要求“和平而不是死亡”。美国起草的这份决议案中包括减少朝鲜90%的精炼石油进口等措施。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俄罗斯均对决议投赞成票。朝鲜现时已受美国、联合国和欧盟大量制裁影响。美国从2008年起开始对朝制裁，冻结个人和与朝鲜核项目有关的公司资产，禁止向朝鲜出口商品及服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表示，新一轮制裁“向朝鲜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进一步的挑衅将导致进一步的惩罚和孤立”。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投票结果反应了国际社会在朝鲜武器项目上的“一致立场”。中国外交部称，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为缓和局势作出积极努力”。

新一轮制裁包括哪些措施？

美国特朗普政府称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该问题，并起草了新一轮制裁决议：限制朝鲜每年精炼石油产品进口量不超过50万桶，每年原油进口不得超过400万桶。所有在境外工作的朝鲜人必须在24个月内返回朝鲜，限制这一朝鲜外汇的重要来源。禁止朝鲜机械、电子设备等商品出口。今年朝鲜不顾各国阻止，执意继续核项目与导弹项目，导致紧张局势持续加剧。联合国此次制裁是对朝鲜11月28日的弹道导弹试验作出的回应，美国曾说11月的试验中，导弹达到朝鲜导弹历来最高的飞行高度。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朝鲜发动核攻击，将会“彻底摧毁”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形容特朗普“精神错乱”。

制裁意在打击朝鲜生命线

这是安理会对朝鲜进行的第十轮制裁。之前的制裁并未说服金正恩放弃核项目，但各国希望这次决议可以戳到朝鲜的痛处从而改变其路线，或者至少限制朝鲜进行更多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能力。新一轮的强有力制裁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金正恩引起的威胁日益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特意要求中国主席习近平切断对朝石油供应，特朗普认为这会起关键作用。据美国方面统计，2016年朝鲜精炼石油进口量为450万桶。安理会此次决议将朝鲜的供应量限制在50万桶，使得朝鲜这一重要生命线削减了近90%。

此前已有哪些制裁？

上月美国公布了一系列对朝制裁措施，称此举是为限制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资金支持。美国的具体措施针对朝鲜航运业务和与平壤进行贸易的中国公司。9月3日朝鲜进行核试验后，联合国也通过了新的制裁。联合国的制裁措施限制了朝鲜的石油进口，并禁止其纺织品出口，以期耗尽朝鲜的燃料和武器项目的收入来源。

之前的制裁有用吗？

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持续十年以上，但收效甚微。朝鲜曾表示，新的制裁只会让其加速开发核项目。即使联合国实施了制裁，朝鲜仍在持续进行核试验与导弹试验。以下是联合国制裁措施中的几个实例：2016年11月30日：为打击朝鲜与中国的煤炭贸易，联合国对朝鲜煤炭出口额进行限制，使朝鲜煤炭出口量减少大约60%，同时禁止朝鲜的铜、镍、银、锌出口和雕像销售。随后发生了什么？2017年5月14日，朝鲜测试了所谓的“新开发的弹道导弹”，并称其可以携带大型核弹头。2017年6月2日：联合国对包括朝鲜海外间谍行动头目在内的4个实体和14名官员实行旅行禁令并冻结资产。随后发生了什么？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2017年8月6日：联合国禁止朝鲜出口煤炭、矿石及其他原材料，并限制在朝投资。据估计朝鲜因此损失10亿美元，约占其出口经济的三分之一。随后发生了什么？9月3日，朝鲜声称测试了一枚可以小型化的氢弹，还说这枚氢弹由一枚远程导弹携带。 ▲◆★●■☆

胡春华陪克强同李视察深圳★★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3/6841462.html

自由亚洲电台 2017-12-23：胡春华陪克强同李视察深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唯一的行政副手似已人间蒸发！》已经介绍了日前香港新特首中南海上朝时陪同习近平接见的是张德江、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尤权。而去年同一戏码在中南海上演时习近平陪同人员是：张德江、孙春兰、李源潮、栗战书、杨洁篪。

如今，已经从党内位置上退下的张德江因为人大委员长职务还要等到明年三月卸任，所以继续在座。栗战书本人虽然已经内定成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员长，但因为还需要等待明年三月的“民主程序”所以未有出场，以贴身随扈身份出面的换成了丁薛祥。杨洁篪虽然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但具体分管工作内容未变，所以继续出场。而孙春兰和尤权同时出场的原因似乎多少有点蹊跷。

孙春兰是从天津市委书记位置上调进北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改兼统战部长之后不久又被安排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而她在十九大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其统战部长兼职立刻交给了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尤权，至于她的新的兼任职务，外界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时接替刘延东的国务院分管科教文体卫的副总理职务。如果内部确实已经是这样安排好了的话，那么明年三月之前他孙春兰继续以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兼职露面也不奇怪，尤权的同时出面也可以理解为孙春兰与他工作交接的过渡。

不过，相比于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刘延东，钟表女工出身，一生中没有经历过哪怕是半天的大学正式校园生活的孙春兰如果被安排为分管科教文卫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话，被习近平假惺惺地征求意见的那些正经都是科班出身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们肯定会心怀不满。如果习近平事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不给孙春兰安排副总理职务，而是安排她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在中共执政史上，所有的“群众团体”中工会政治地位最高，一直都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主席，妇联地位第二，其主席这几届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共青团地位最低，一直都是正省部级，日后被习近平宣布正式降为副省部级也不是没有可能。

查孙春兰的政坛经历，曾经分别担任过辽宁省的妇联主任和工会主席，也担任过四年多时间的全国总工会的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她的正省部级待遇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取得的，二零零九年从这个岗位平调福建省委书记。由此出可以见出如果习近平安排孙春兰接替李建国的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的话，那才叫“因才施用”、“专业对口”。

当然，李建国的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全国人大第副委员长。笔者在中共十九召开之前发表的预测中共十九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系列文章之一《十八大时即已经为王晨预设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一文中分析说：中共组织规则的其中一项就是担任省委书记两届十年，同时又已经连任了两届以上中央委员的干部，要么到点下车，仍属“年富力强”者原则上都会官升一级，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实权职务，或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犒赏性职务。所以当年李建国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干满两个整届，在山东省委书记位置上等了一年，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届全国人大上即被安排为“党内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四年半后，他在中共十八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继而在二零一三年年三月继任一届副委员长，但秘书长职务则交给了新任党内副委员长王晨。从李建国的晋升轨迹即可明显看出，二零一三年三月习近平提拔王晨由正部长级的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兼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升任副国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目的就是要让他为接替李建国热身。如今，除非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由政治局委员出任的规矩在十九大上变了，或者十九大召开前突然被举报有重大违纪嫌疑，否则王晨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补缺李建国，明年的全国人大上再继任一届副委员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按照中共相关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要分别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当选”十九大代表的，王晨已经在浙江省顺利当选。

笔者在当时的这篇文章里也还分析道：王晨在接替了李建国政治局委员兼副委员长的位置后，兴许也还会接替李建国的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位置。中共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先后有三任总工会主席是由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那个人兼任，他们分别是倪志福、王兆国和李建国。

但这里说的只是兴许，毕竟中央政治局里还有一个比王晨兼任工会主席更合适的人。所以，笔者以为孙春兰如果被安排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接替李源潮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当然是“乱点鸳鸯谱“，但全国总工会主席绝对属于”对号入座“。如果这样安排的话，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里李源潮分工的妇联和共青团工作都会一并交给孙春兰。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如果安排孙春兰接替李建国的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王晨接替李建国的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职务，除非一改过去总工会主席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惯例，否则下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里势必就会出现两个政治局委员。多点儿的了。对此习近平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会是待全国总工会换届时先安排孙春兰上岗，继而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上安排孙春兰再接替李建国的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职务。与此同时，王晨退出全国人大，改任国务院分管科教文体卫的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而王晨现在担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职务交给张春贤或者刘奇葆。

毫无疑问，正牌研究生学历，而且在中共政坛的履历中一直都是以“文”为主的王晨如果分管科教文体卫的话，比孙春兰合适一百倍。不过，无论是孙春兰还是王晨，或者其他什么人被安排进下届国务院分管科教文体卫，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头衔还是以国务院国务委员头衔，端看胡春华是否分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

众所周知，自从上个世纪邓小平倡导并实施的国务院体制改革至今，国务院副总理都一直是四个，如今的四个人是张高丽，马凯、汪洋、刘延东。

十九大开过之后，外界大都认为下届国务院副总理应该是韩正，刘鹤、杨洁篪、孙春兰和胡春华，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超员“的问题。

习近平虽然一向我行我素，在人事问题上，特别是高层人事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但考虑到他上台之后在体制问题上的实际主张之一就是党的机构可以扩大，政府机构能减就减，所以他心血来潮，增加国务院副总理的员额的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怀疑。

所以笔者的看法是，如上五人中肯定的有一个未来不会被安排为副总理。杨洁篪继续以国务委员身份管外交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种可能性也许还小于接替李源潮国家副主席职务，为习近平分担“国务”的可能性。

假设下届国家副主席肯定也不由常委兼任的话，那么杨洁篪中选的可能性也许是大于胡春华中选的可能性。

接下来再分析胡春华，假设杨洁篪不会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那么胡春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可能性应该比孙春兰的要大。而在此二人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提下，孙春兰当然不会被安排为分管经建部门的副总理，所以胡春华接替的应该是汪洋如今负责的那部分。

问题分析到此，就又回到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提出的问题来了：韩正，胡春华和刘鹤谁会是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答案是：从年龄角度，应该是胡春华的可能性最大。

不能想象比李克强年长三岁半的刘鹤会成为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也不太好想象比李克强的年长一岁多的韩正五年之后接替李克强，然后在总理的位置上一干两届十年，一直到他七十九岁。而比刘鹤年轻十一岁，比李克强年轻八岁的胡春华只要能够进入国务院，而且不会是接替刘延东的分管事项，那么五年后被习近平考查能过接替李克强的可能性绝对存在！▲◆★●■☆

未雨绸缪王沪宁已想好埋葬台湾民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3/6842306.html

台湾大劫难 2017-12-23：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并逐步从江泽民手中接掌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二○○五年末，王沪宁不失时机向胡锦涛提出一个具有政治战略性的构想，即筹谋在台湾公开组建以中共为政治背景的社会民主党。胡锦涛看后大为赞赏，称之为极有前瞻性、极有创造性的构想。王沪宁也由此得到胡锦涛的宠爱和倚重。

王沪宁的上述《构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论述在台湾组建受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王沪宁认为，对于民进党，在政治意识上必须禁绝，在组织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国两制”实现后，台湾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许台湾独立的思想意识“自由氾滥”，否则后患无穷。国民党虽然可以通过统战工作成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国民党的基层和本土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国民党在台湾命运大变动中的社会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怀疑，所以，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两个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国民党，把所有政治鸡蛋都放在国民党这一个篮子里是不稳妥的。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在统一台湾之后，在台湾必须有一个完全服从北京政治意志的强大政治组织，才能确保中共的政治战略顺利实现，才能确保统一后的台湾不再继续成为政治麻烦的制造者。

王沪宁特别强调，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后，“如果我党不能作到对台湾的所谓民主的实际政治控制，台湾很可能变成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王沪宁提出，组建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并让其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是统一后中共实现对台湾民主的绝对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写道：“‘一国两制’实现之后，继续让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党在台湾政治舞台上轮番作表演，不应当是我们的目标，也不符合政治逻辑的强存弱亡的规则；在大陆优势而强势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影响下，性格中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基因的台湾人，选择受到我党政治、经济强有力支持的台湾社会民主党执政，将是历史的必然。通过确保社会民主党以选举的方式执掌台湾的权力，牢牢控制住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台湾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隐患，从而确保我党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实际执政地位永不动摇。”

王沪宁在《构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可行性。他认为，在大陆投资，或者与大陆建立密切经济关系的二百万台商，以及受这些台商影响的范围更广泛的台湾人，是中共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他写道：“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视利润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陆有充分的能力让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资无法相比的利润，但同时要让他们明白，获得利润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当然相关机构这样做的时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让人家感到威胁，不要伤害人家的自尊心。……在台湾社会中，资本是最具能量的社会要素。对于二百万台商，以及他们在台湾各阶层辐射的影响力如果运用得当，我们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就具备了成功的基本社会条件。”

王沪宁还指出，通过以前长期秘密渗透和秘密的统战工作，中共已经在台湾社会中形成阶层分布广泛，数量可观，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继续以往那样只限于在收集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使用这只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费资源。”通过组建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利用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使这只秘密力量由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公开合法地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实际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湾的一次大提升。因为，从非组织化到组织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时由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存在，也会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活动空间。王沪宁写道：“经过长期培育的这只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与台湾社会水乳交融。是我党宝贵的政治财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到了打造解决问题的政治宝刀的时候了，这把政治宝刀就是我党在台湾的政治经理人——台湾社会民主党。我党在台湾的秘密力量这块好钢，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时候了。这只秘密力量要成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核心和思想灵魂，再加上二百万台商及其用资本的能量在社会各阶层的辐射的影响力，那么，台湾社会民主党一旦公开宣布成立，一定能产生震撼性的政治效应，并迅速在台湾社会站稳脚跟。”

王沪宁这份《构想》由于得到胡锦涛的极力支持，很快就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二○○六年，由中共组织部、统战部、公安部、国安部、总参二部抽调的人员，共同组成“台湾社会民主党筹建工作组”，全面负责这项任务的实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更把筹建台湾社会民主党列为政治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述“筹建工作组”组成后，开始统一协调中共全国各相关单位在台商中的相关工作。为了使所谓台湾社会民主党更具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筹建工作组”花很大力气，筛选将来可能作为该党台面人物的候选人。列入这个候选人名单的，有台湾演艺界的明星、着名教授、宗教界人士、着名企业家、电视台名嘴等。

王沪宁担任上述“筹建工作组”的首席顾问。他要求“筹建工作组”要特别注意从国民党和民进党中拉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将来加入社会民主党，并委以重任。王沪宁认为，国民党和民进党中的标志性人物，转而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标志性人物，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可以起到强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们弱化了，社会民主党就相对得到强化；“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政治相对论。”

根据王沪宁的意见，“筹建工作组”曾把宋楚瑜、许信良等二十余名国民党和民进党中已被边缘化的标志性人物，列为重点工作对像，争取他们同意将来出任台湾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后来根据情况，上述名单不断调整变化。比如宋楚瑜已被从名单中删除，理由是“此人积怨甚多，另组新党后影响力迅速下降，且为人诡诈多变，不足依靠。”

在王沪宁指导下，“筹建工作组”对于台湾社会民主党的筹建提出一个总体方针，即“秘密筹组，适时公开”。所谓“秘密筹组”，就是党纲党章的起草，组织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运作模式的设计等政治组织的要素，都要在不公开的状态下完成。据知情者透露，王沪宁曾就此说：“公开前的准备工作必须达到‘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完备程度。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十月怀胎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强壮而充满活力的青年。”

经过反复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最后确定，在台湾公开注册社会民主党的时间，定于二○一二年春台湾大选之后，到新当选总统就任之前的时间段中。根据不同的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公开成立的第一项政治任务也不同：如果民进党胜选，社会民主党就要在新总统就任之前，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限内，以台湾出现‘台独’的重大危险为理由，联合国民党，要求中共立即派军队进入台湾，控制事态；如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继续当选，社会民主党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最大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国民党当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同中共签定以撤销中华民国国号，废止中华民国宪法，统一实施中共宪法为前提的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

中共内部对于在台湾扶植、组建一个受其绝对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党，意见高度一致。只是在政党的名称上曾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党应当直接命名为台湾共产党，其理由在于，这样命名可以更明确体现该政党与中共的政治渊源。但王沪宁坚持要用“台湾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他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应当既具备坚定的原则性，又要具备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湾共产党，是一种缺乏策略性的选择。因为那会直接暴露中共同台湾共产党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利于该党在台湾民众中争取人心，扩大影响。而且，台湾已经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如果搞出双胞胎来，从起步那一刻，就会人为造成不必要的困挠。这显然是不智之举。而起名台湾社会民主党，则既可以实质上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显示出自主性，是一个同时具备了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选择。最后，在胡锦涛支持下，王沪宁的意见被接受；中共决策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作为将来中共在台湾的政治代理人。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只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极权社会虽然也有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领域，但所有这些领域最终都在专制权力的作用下，归结为极权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极权社会是政治社会，极权政治则是阴谋政治。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统战方案，显示出极权政治阴谋性的经典表述。虽然中共制定了详尽的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统战方案，但其意却在“山水之间”——中共政治统战方案的底牌上只写着“台湾社会民主党”。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公开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然后，通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操控和政治、经济的全面支持，帮助其获得并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而以台湾社会民主党为政治代理人，实现对台湾的政治统治——这是中共对台湾政治阴谋的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湾的民主之名，埋葬台湾的民主，使之名存实亡。▲◆★●■☆

中南海涵元殿是领导人接待外国元首的场所之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0/6833152.html

多维 2017-12-20：北京时间12月15日，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分别会见了赴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与澳门特首崔世安。中国央视新闻画面显示，习近平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正中央，延续了2015年、2016年桌位座次调整后的安排。

官媒在报道林郑月娥和崔世安述职新闻时，并未指明是在瀛台何处。不过根据央视画面中房间内部格局和装饰推测，应该是在瀛台涵元殿。通过观察近几年在涵元殿举行的有限的几次中国内政外交活动可以发现，该殿格局和内饰发生了较大变化。

习近平涵元殿会客听政

瀛台位于中南海的南海的“核心”位置。涵元殿是瀛台的正殿。该处是清朝皇室在瀛台游览、休息和筵宴的主要场所。自1993年4月21日起，作为中南海瀛台正殿的涵元殿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外国元首、首脑的场所之一。

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小布什（George W. Bush）、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等诸多国际政要都曾在涵元殿做客。另外在爱好文艺的江泽民当政时期，一些文艺界和商界重量级人物如世界“三大男高音”也曾成为涵元殿的座上宾。

习近平当政后，在2014年11月11日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于中南海“瀛台夜话”的照片，被中国官媒广为传播。之后，两人相携进入涵元殿，举行了正式会晤。2015年6月24日，习近平还曾于此处会见了比利时国王菲利普（Philippe Marie）。

涵元殿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接待外国元首的场所之一

除此之外，在涵元殿举行的外交活动屈指可数。这也显示出涵元殿在中国外交之中的特殊性。习近平与奥巴马“瀛台夜话”前，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员曾介绍说，“瀛台和涵元殿是中南海里风景比较独特美丽的地方，有水有亭台楼阁，也很安静。两国元首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南海的风景，举行会晤比较亲切，谈论问题也比较安静，此外也便于采取安保措施”。

另外，涵元殿还因为是香港与澳门特首进京向中国国家主席述职的场所而广为外界所知。一些分析称，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处于西方殖民统治多年的香港、澳门两地的厚爱。

习近平改涵元殿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大后，有关瀛台涵元殿的官媒报道尺度有所放宽，通过其报道画面可见，涵元殿内格局和内饰似乎并非一成不变。其在港澳特首述职时的桌位座次安排的调整，即体现了这种变化。

观察人士表示，在以往的布置安排中，涵元殿仅在两张大椅之间摆有一张四方小桌，殿中空旷，主宾人员座位呈半圆形分布，中国国家主席“坐北朝南”，与外国元首或港澳特首并列。不过在2014年11月“习奥会”中，并未采用这一样式。当时，涵元殿中放置了一张长方形会议桌，习近平与奥巴马两班人马分坐会议桌两侧，习奥两人居中对面。习近平“坐北朝南”，奥巴马“坐南朝北”。

然而在一个月后的11月26日，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与澳门特首崔世安在涵元殿向习近平述职时，殿内恢复了以往形式。次年2015年，则又改为放置一张长桌，以至如今。

需要指出的是，两人述职与“习奥会”时的座位安排明显不同。习近平坐于长桌中央，“坐西朝东”，梁振英或崔世安坐于习近平右侧第一位，“坐南朝北”。分析多认为，在极为讲究礼仪次序的中国政治，这一改变能更准确体现双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共十八大后，中南海涵元殿内部布局有所变化（图源：新华社）

港澳特首在中南海紫光阁向中国总理李克强述职的安排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不过紫光阁与涵元殿不同的一点是，紫光阁内会见人员所坐的是暗红色沙发，涵元殿内所坐的是雕刻双龙的木椅。有说法称，涵元殿的木椅是“盘龙祥云大宝椅”，而这类的椅子在中国民间也能买到并使用，因此并无特殊之处。

涵元殿里的这些“龙椅”也不完全一样，似乎有大小两个型号。例如，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与宾客会见时，都与其各坐一张大号“龙椅”，余人所坐则明显小了一圈。“习奥会”中，包括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内，众人都坐的是小号。2014年12月梁振英述职时，习近平与他所坐的椅子，比其他人都更大一些，与江胡时代类似。而自2015年放置长桌后，涵元殿内桌前与会人员所坐都是大号。

涵元殿内的画作也会有所变化。2014年“习奥会”时，殿内西侧挂有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墨宝。2015年梁振英述职时，则改为了中国“70后”新生代工笔画家韩怀宽的国花牡丹图《艳溢香融》。2016年梁振英再次向习近平述职时，西侧换成了另一幅似乎是名为“满园春色”的图画。

中国画家白雪石在1998年的作品《千峰竞秀万木争春》，是一幅蕴含格局心胸和思绪的江南山水画。自江泽民时代以至现今，于涵元殿内举行的公开会见中，该画都会出现在殿内北侧。▲◆★●■☆

胡耀邦失宠原因：未能处理好和元老集团的关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1/6835768.html

多维 2017-12-21：在中国改革黄金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曾为黄金组合

12月20日，日本政府解禁了30年前的25册“外交文书”，内中包括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记录。谈话记录最为直观地显示，胡耀邦最终被罢免中共总书记，和其未能处理好和元老集团的关系，从而最终失宠于邓小平有关。

1986年11月8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中，谈到1987年中共将召开十三大，胡耀邦说：“隆重举行党大会很重要，该解决的是新老交替问题。幅度之大也许超出想象，但预定要大幅调整。重用中青年干部，让老一代退休。”日本对这一打上了“绝密”标签的外交文书注明：“中方强烈要求不要公开这段话”。

在会谈当天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胡耀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谈到他迫切期望中共领导层尽快实现年轻化，他说：“至少想让4个年轻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还说出了后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王兆国等7、8人的名字，并说这些人中“至少有两人进入领导层”。

第二天的11月9日，邓小平与中曾根康弘会谈。邓对客人说起中共领导层年轻化与党和国家活力的关系，邓说：“需要15年，不是我能实现的，也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任中国总理）能实现的。”时年82岁的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上述所引胡邓谈话，两相比较即可看出，尽管在对待中共元老何时退休和解决官员终身制问题上，胡邓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两人都倾向废除终身制，给年轻人腾出位置来；但是在对目标实现的步调和节奏的拿捏方面，胡耀邦持激进看法，而政治上更为老辣成熟的邓则倾向于缓行。邓敏锐地感知到了阻力。

文革十年，中共大批党政军高官事实上被打倒或者被迫“靠边站”。文革后中共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重回政坛。随后，中共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被打倒和遭到边缘化的老干部们复出参加工作。

分析人士称，而权力位置就那么多，照顾各方利益，这就要调和新老官员。邓小平想出来的办法是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安置元老，从而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给年轻人腾出位子。1982年，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指出“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格，是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中顾委存在的时间，或者更直白地说对于政治老人们何时退出政治舞台，邓在讲话中谈到，“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邓并称，“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

而比照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前总编辑坂井臣之助说：“很显然，1984年到1986年期间，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已发生变化，我想胡耀邦推进中共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得罪了陈云、王震等长老，使得邓小平在与陈云等元老反对声中，胡耀邦成为牺牲品，最终成为他后来下台的真正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总结说，胡耀邦急于推进官员年轻化，触犯了元老们的政治既得利益，元老们摊牌，邓小平在政治风向已经不利于胡耀邦的情形下不得不做出了最后选择。▲◆★●■☆

温家宝演讲遭扔鞋母亲受刺激脑溢血致双目失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1/6837023.html

多维 2017-12-21：200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瑞士、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欧盟总部，并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此次访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肆虐、中国发展受到影响、中欧关系历经波折的背景下进行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方称之为“信心之旅”。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500年历史的“瑞德讲坛发表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图源：AFP）

温家宝所到之处都受到高度重视与极高礼遇。不过访问期间也不乏有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示威活动。2月2日，在最后一站英国，当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出现了一名年轻男子向温家宝扔鞋子以表抗议的插曲。

这名抗议者是剑桥大学德国籍研究生马丁·杨克（Martin Jahnke）。他先是吹哨，然后高喊：“你们为什么让这么一位独裁者在这里演讲？”在场有其他学生让杨克住口，学校安保人员立即赶来，试图将其驱逐出场。在混乱之中，杨克将一只鞋子扔到演讲台，但是没有击中温家宝。杨克后被安保人员带离现场。

温家宝表现得十分沉稳。在杨克向其扔鞋之后，温家宝说：“这种卑鄙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随后继续演讲。

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Alison Richard）分别致信温家宝表示歉意。理查德还赴伦敦向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正式表达道歉，同时转杨克的道歉信。傅莹转达温家宝的意见：“对青年学生还是以教育为主，希望校方给他继续学习的机会。浪子回头金不换，希望该学生正视错误，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媒体先是完全封锁扔鞋事件。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国家电视台一改以往不报道可能令领导人尴尬的事件的做法，播出了一名示威者打断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并向他扔鞋子的画面。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四分钟的报道，其中包括温家宝从容应对与抗议者被带走的画面。”

杨克后来以“暴力威胁”温家宝的人身安全受到控告。案件经过三次开庭审理，英国剑桥裁判处最后裁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27岁的杨克引起骚乱和焦虑，因此将他判决无罪并当庭释放。剑桥大学发言人说杨克的学业不会受到此案影响。

温家宝被扔鞋一事在中国引起很大轰动。温家宝的母亲看了电视新闻后出现脑溢血。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在“两会”前夕首次与中国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当时，他透露自己的母亲因病双目几近失明。“我总记得母亲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对什么人，要诚实，要用心讲话。虽然她在前几天患了脑栓塞，两眼几近失明，但是她这一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想今天的在线交流应该是一次谈心，或者说用心谈话，应该诚实，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

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再次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网民问温家宝母亲的身体情况。提及往事，温家宝表示一年前他欲言又止：“我去年所以在在线访谈提起我的母亲，是欲言又止。因为我去年剑桥访问期间，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事情，我的母亲就是在那天看电视而出现脑溢血的。现在她行走不便，视觉面狭窄，只能看一个很小的空间。”▲◆★●■☆

中朝其实是“金钱结成的友谊” 中国援助朝鲜真相★★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20/6834174.html

多维 2017-12-20：老一辈的中国人提到朝鲜，因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缘故，常说中朝两国鲜血结成的友谊。朝鲜在接待中国官方、游客时，也常常提及这一说法。然而，自金日成通过党内斗争完全掌权后，出于塑造政权合法性、民族自豪感的需要，早已将这些“鲜血结成的友谊”抹杀，在朝鲜的课本中甚至出现了朝鲜帮助中共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提法。所谓的“鲜血结成的友谊”实际成为朝鲜向中国“伸手”时的借口，与其说是“鲜血结成的友谊”不如说是“金钱结下的友谊”。

朝鲜战争中，自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就基本崩溃，完全依靠中国志愿军。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齐德学披露的数据，中国抗美援朝军费极为惊人，几乎等于中国1950年全年财政收入。在1951年财政预算总收入69.5亿元人民币中，军费支出为33.4亿元，占48%。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投入兵力190万，损失巨大。

1958年中国志愿军从朝鲜全面撤退时，在朝鲜要求下又将不下10个师的全部装备移交朝鲜，价值约3亿美元。韩国方面认为，这些武器装备包括近7万支冲锋枪、900多门大炮、1,000多辆汽车和大量战斗机、坦克等。志愿军还节衣缩食为朝鲜提供了2,000万斤粮食和60万件衣物，军队医院为朝鲜人治病近200万次。驻军朝鲜期间，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义务劳动，重建平壤、元山、南浦等大中城市70余座，兴建工厂、水利设施百余处，为朝鲜的恢复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中国在1950年至1953年间向朝鲜总共援助72万亿朝元及大量工业用品和建筑材料。战争结束时，中国许诺朝鲜不用偿还战争时期的高达14.5亿卢布的债务，同时计划在1954年到1957年无偿援助朝鲜16亿卢布。这一时期东欧及苏联许诺的援助也不过12亿卢布，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后几年内中国援助金额超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和。

据朝鲜披露，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60年代中苏决裂前，朝鲜国民经济建设30%以上的资金来自国外援助，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就算是在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后粮食供应紧张时期，中国仍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中国以远低于市场的价钱向朝鲜供应工农业产品，又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口朝鲜的海产品、矿产品，这些产品进口后一部分中国需要的商可以低价出售挽回部分损失，还有一部分中国不需要没有市场的只能烂在仓库里。以碳化钙为例，中国根本不需要，依然每年大量进口。到1957年时仓库中已经堆积如山，才拒绝了朝鲜继续3万吨的要求，改为八千吨。

位于中朝界河鸭绿江上游的水丰电站，建于日本占据时期，先后遭遇苏联的拆毁、美国的轰炸。1955年，中朝成立合资公司联合运营，实际却是由中国出人、出钱修复、维护、运营，朝鲜白得一半的电力。据有心人按照三峡电站报表估算，发电成本占发电收入的60%，也就说承担全部成本仅分得一半电力的中国在水丰电站项目上纯属赔本赚吆喝。

1971年开始，中国对朝援助再次加码，提高了5到10倍。尤其是军事援助，海陆空无所不包。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了无偿提供军工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33型潜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可年装配4艘潜艇的工厂。这一项目是中国1970年代第二大援外项目，金额和规模仅次于坦赞铁路。据朝鲜统计，从战后到1970年代，朝鲜一共获得21亿美元援助，其中30%来自中国。而当1979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进入中国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人营养不良。

正是在这样的输血援助下，1970年代的朝鲜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不仅超过美国援助的韩国更远超中国。朝鲜老百姓的生活通过电影的形式传到中国，电影展示的朝鲜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令中国人羡慕不已，当时甚至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移居朝鲜。

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援助显得愈发重要。1991年，中国取代苏联成为朝鲜原油供应的唯一支柱，每年对朝输送50万吨石油，占朝鲜石油进口量的80%。中国对朝供应石油的价格不仅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通常还能延期一两年付款。1998年，朝鲜50周年国庆时，中国还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常援助。据韩国资料披露，在朝鲜核危机加深的2003年，中国的援助石油仍达47万吨。

在粮食援助方面，据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数据统计：从1996年至2009年间，中国对朝鲜粮食援助总计约为345万吨左右，占世界援助总额的26.9%，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对朝鲜援助就可能高达15亿至37.5亿美元之间。而韩国媒体报道称，2012年朝鲜用于金正日偶像化工作的花费就高达1.1亿美元。仅平壤万寿台修建高达23米的金正日铜像一项，其制作费用就高达1,000万美元；在朝鲜全国主要交叉路口的永生塔（约3,200个）上刻上金正日3个字的工程，花费了2,500万美元；更换赞扬主体思想的马赛克壁画花费了1,500万美元；更换超过2,000万个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画，花费了2,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