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经验认识前者覆，后车戒。－－贾谊
☆一克的经验抵得上一吨的理论。－－塞西尔
☆一个人的经验是要在刻苦中得到的，也只有在岁月的磨练中才能够使它成熟。－－莎士比亚
☆经验丰富的人，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德格尔
☆迂腐以墨守成规的错误自傲，而常识则满足于没有法式的正确。－－科尔顿
今 日 看 点：2015-07-03▲◆★●■☆
中国体育界的反腐浪潮要来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7/02/4387666.html
美国人也围城 过半年轻人想搬到别国定居★★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7/02/4387488.html
要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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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申拒绝参与海牙法庭南海主权仲裁★★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
轰动世界 毛泽东拒绝日本赔款让人18个莫名其妙★★★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7/02/4387548.html
郝柏村高调呛声：称国共一起领导抗战有欠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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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问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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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界的反腐浪潮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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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
多维 2015-07-02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落马，使得大陆体育界的反腐备受关注。近日，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面对媒体大爆中国足坛之惊天黑幕，并指称，大陆体育腐败并非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甚至是政府行为，要追究也不应只是某一个人。对此，外界有分析称，从近期当局针对体育反腐的一系列动作可见，高层或已介入体育界的反腐整治，中国体育系统或将迎来最大规模的反腐浪潮。据悉，陈培德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浙江旧部，被称为足坛“扫黑斗士”。
习近平曾3次约谈
陆媒澎湃新闻6月30日的报道称，陈培德在接受官媒专访时曾提到体育界独有的竞赛腐败。他指称，“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陈培德举例称：运动员比赛中使用的兴奋剂，“是领导批条拨给他们以科研经费的名义买的”；虚报年龄、以小打大是领导认可的；收买裁判的钱是从体育经费中拨出的，“这些都是经有关领导商量的”。所以体育竞赛当中的腐败有其特性，要追究的不应只是某一个人。
陈培德还披露，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曾3次主动约其谈足球，但前2次都因习近平有重要活动而取消，直到2006年2人才谈成。
2001年底至2002年初，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联合浙江绿城集团老板宋卫平以及广州吉利俱乐部掀起了足坛打黑风暴，矛头直指“黑裁判”。这在当时被视为中国大陆动作最大、反响最强烈的一次足球打黑。“当时的导火线就是浙江绿城参与的，被媒体称作’甲B五鼠案’的事件，即5个球队间互踢假球。”陈培德说，回头看觉得当时从足球运动员，到俱乐部、裁判、经纪人、足协高层，都有腐败分子，足球腐败难以攻破。
陈培德认为，足球腐败主要表现在赌球、黑哨、假球、贪官4个方面。2010年10月，他曾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写了一封谏言信，提出4条建议，包括要反省当年足球打黑中途叫停的教训等。据陆媒报导，该谏言信得到了习近平和中央分管体育官员的批示。
高层介入体育反腐
此前的6月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美国休斯敦时曾说：“习近平主席对足球特别重视，我现在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但此前不久，中国足协曾公开声明《足球报》有关报道是虚假新闻。对此，外界有评论认为，刘延东高调承认新职，并特意点出习近平关注足球问题，背后绝不简单，或暗示高层已经介入到体育界的反腐。
日前亦曾有海外中文媒体披露，中南海最高层已下令对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在内的整个体育系统进行反腐整治，本次行动将成为中共有史以来对体育系统最大规模的反腐浪潮。
体育界异动多人被查
而大陆体育界近期也异动频频，多人被当局调查。6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肖天也成为十八大后体育总局落马之“首虎”。
但肖天并非近期体育总局被查的第一人。据报道，就在5月份，有媒体曝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已“失联近一个月”。后未经官方证实的最新消息是，沈已被双规并进入司法程序。引人关注的是，沈利红的上级，自剑中心马术部副部长田桦正是肖天的妻子，而有消息称田桦如今也被带走协助调查。
同样在5月份，媒体曝出南京体育学院院长，曾经的游泳金牌教练张雄已被带走协助调查，他曾培养出中国首个游泳世界冠军林莉。据悉张雄是在4月底被带走协助调查的，但关于其原因则存在很多版本，而学院内部也传闻，张雄这次是被学院内的教练实名举报，原因是全运会奖金分配出现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2014年11月，前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花游部部长俞丽被带走调查。她被传涉嫌“通过操纵比赛，收受不正当贿赂”，当时便有声音表示，这只是体育界反腐行动的一个开始。俞丽1970年加入北京游泳队，1974年退役，曾任北京体育学院游泳教研室教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游泳部(处)干部、副处长、国家级裁判等职。2013年全运会上蒋文文和蒋婷婷姐妹因抗议不公拒领铜牌，据传这可能是她“出事”的导火索。
美国人也围城 过半年轻人想搬到别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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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 2015-07-02：在美国民众忙著准备用烤肉和烟火庆祝国庆日之际，最新民调却显示，有35%美国人考虑搬到别的国家定居。
18至34岁的年轻千禧世代，更有55%宣称他们有意移居异国。其中43%男性和38%女性表示只要能够获得更高的待遇，他们绝不眷恋美国故土。
财经新闻网CNBC引用这份调查报导，虽然有意出国侨居的美国人急遽增加，可是去年只有0.001%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不过总数仍达到创纪录的3415人，比前年增加14%。
直到2010年，每年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都远低于1000人。但是，2010年美国制定「肥咖条款」，大力追查国人的海外资产和收入，当年放弃国籍的就激增到1534人，其后逐年增加。仅只今年第一季就有1336人放弃国籍，创下历来最高纪录。
英国TransferWise点对点汇款服务公司对2000多人进行的线上民调发现，虽然美国外流人数增加，不过美国仍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地方。
有59%的人表示，他们留在美国，主要就是美国是他们的家；58%的人表示感情和家庭关系使他们根留美国，22%捨不得美国的民主社会，17%喜爱美国文化，13%是为了工作展望，10%是为了孩子的前途，5%享受美国低廉的居住费用，3%重视美国的低犯罪率，只有2%看上美国的低税率。
肯特大学对1546名美国人和前美国公民进行民调，询问他们何以不想再当美国人，结果发现税捐太重是他们放弃美国籍的主要原因。
但是，所得并非他们做这种决定的关键因素。放弃美国籍的142人，有43%家庭税前年所得不到10万元。较低和较高所得者对放弃美国籍的意愿也没有显著差别。家庭年所得不到10万元的人，有28%积极考虑放弃美国籍；年所得超过25万元的人也有33%这样想。
美国政府去年把申请放弃美国籍的费用从450元暴涨到2350元，可是接受调查者几有三分之一并未因此改变放弃国籍的心意。
放弃美国籍的人激增，可是涌到美国的移民更势如浪潮。目前合法和非法居留美国的各国移民估计有4130万人，其中墨西哥人最多，总数约有1160万人。▲◆★●■☆
要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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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杂志 2015-07-02：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贵州省〝视察工作〞。因其此行的首站即是遵义会议纪念馆，外界纷纷解读，认为习近平意在向外界传递中共政局已走到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讯息，同时也含蓄向外界宣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权〞。日前，习在贵州考察期间的一些令人玩味的细节被披露出。
6月16日晚，正在贵州视察工作的习近平突然对省委书记说：〝今晚到4至5位省领导家看看。〞
省委书记回答说：〝没部署安保。〞习近平仍然坚持说：〝即启动。〞
于是，习近平先后在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住宅各逗留了十多分钟。之后，习近平话中有话地说：〝(他们的住宅)应该不比西欧部长住宅差吧。还是要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
中国重申拒绝参与海牙法庭南海主权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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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 2日：菲律宾声称对中国目前占据的美济礁拥有主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7月2日）重申，中国不会参与菲律宾在荷兰海牙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有记者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问，中方是否计划派观察员赴海牙参加下周举行的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庭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方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这一立场是明确的。”
她还形容菲律宾的这一举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进一步扩大菲方的非法利益，迫使中方在有关问题上妥协。”
她呼吁菲律宾“丢掉幻想”，“回到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正确轨道上来”。
菲律宾在去年3月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4000页的法律文件，试图证明中国宣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没有法律依据。
拒绝参与
海牙仲裁法院随后要求中国在12月15日以前提交书面回应，包括文件证据，证明中国合法拥有南海主权。
但是，这一要求被中国拒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去年6月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无意对这个法院的要求作任何回应，“中方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有关仲裁的立场没有改变。”
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签署国，但中国对这个公约有排除性声明，即排除领土主权，岛礁争议不适用于联合国海洋公约。
菲律宾官员此前呼吁中国政府接受仲裁，和平持久解决两国领海主权争议。
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也获得了许多国际支持，包括美国的支持。▲◆★●■☆
轰动世界 毛泽东拒绝日本赔款让人18个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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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金鑫 2015-07-02：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了披露。其中包括“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不仅日本颇为震惊，同时也震惊全世界。作家金鑫在《毛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轰动世界》一文中提出“18个莫名其妙”。
197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一个现代主政者，行事理应通情达理。然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往往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轰动世界的拒绝日本战争赔款事件正是这样。
▲莫名其妙之一，国家战争赔偿是一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甚至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四个帮凶国也提出了赔偿要求。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象是参战国。亚洲各参战国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日本战争赔偿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在二战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国土受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英独立运动又投靠日本，给亚洲主要的侵略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中国，受到了极大伤害。更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需要指出：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开始索要赔偿，日本政府援引国际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继续索要，不依不饶，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亲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定了“日泰同盟条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战费不足，泰国政府还借给日本一笔巨款；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土地割让给了泰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16日宣布：“1942年1月25日的泰国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尽管如此，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战时期，外蒙古尚未独立，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索要赔偿的资格；但外蒙政府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50亿日元赔款。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新加坡政府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持之以恒地索要赔偿，1967年获得日本2,500万新元赠款。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其中，恰恰中国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一，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一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田中内阁应运而生。上台伊始，田中角荣便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当做外交第一要务，自然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已经做好了赔付的一切准备，朝野异乎寻常的一致。为此，田中特意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信使，试探中国政府意图。7月25日竹入访华，结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闻讯也欣喜若狂——因为毛泽东拒绝了日本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一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一句免费的“反省”。两位死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的中国公民，获得了400万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是，为什么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
“一人做主，中国老百姓白让人欺负，是谁在出卖国人的利益？卖国兴党天理不容啊！！！” ▲◆★●■☆
郝柏村高调呛声：称国共一起领导抗战有欠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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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2015-07-02：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日前在台北接受BBC中文总监李文专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同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说法。
他还指出，在抗战中，“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 他还补充说，从比例上来说，“正面战场95% 敌后战场5%”。
郝柏村在采访中还为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实行的“安内攘外”政策辩护，并批评中港当年虽然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承诺，而且经常自行其是，而且，中共打国民党的远比打日本人多，而中共史称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例证。
他还同时批评中国大陆官方故意歪曲和隐瞒抗战历史，丑化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称虽然国民党虽然也曾在抗战历史上没有说真话，但都是因为特殊理由或者资料不齐全，而不是故意隐瞒。
郝柏村还反驳有关美国才是中国抗战胜利最大功臣的说法，指出中国在抗战期间牵制了一百万日本军队，因此抗战的贡献非常大，而且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李=李文
郝=郝柏村
李：您近两年来在很多公开场合一直都在说，坚持中国的抗战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没有第二人。（郝：对，没有第二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呢，海峡对岸似乎对抗战的历史有他们的一种看法。我不知道您对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官方对抗战历史的描述有何看法？
郝：他们的抗战历史因为受到1949年内地的影响。当然，1949年的内战，他们讲也好，反对也好，或者是丑化也好，这都是他们的事情，我们没有意见情。但是抗战的8年历史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我想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他们对以前的历史，他们无权更改。当然我个人说呢，这个是……我是49年才从大陆到台湾来的。这个是，大陆对49年以前的抗战历史，不但是隐瞒，而且是扭曲。我记得十多年以前到上海寳山看过一个淞沪战役纪念馆，规模很大。这个就是很好，我去看了之后很不客气的跟他们讲，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现在他们说一定要重新更改，我说，要更改的话要和我们交换意见嘛，到现在呢他们再次邀请我去看，我说不去看了。这就是淞沪战役，是我们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役。这个战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战略，也是历时最久的一个战役，也是我们双方面牺牲都很惨的一个战争。我们差不多牺牲了三十万人，双方参战的兵力有一百万人。当时日本参战的共有17个师团，上海淞沪战役就动用了10个兵团，我们则有七十万人，双方前前后后就打了3个月。所以这个淞沪战役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们（指中共）只是讲有游击队投手榴弹，而没有没有提到淞沪战役以及淞沪老百性当时蒙受的痛苦灾难这段历史。我当时看了之后说，游击队投手榴弹等，这算不了战争，双方三个与的战争造成四十万人的伤亡，这是几颗手榴弹可以做得到的吗？
在七七事变之后，在华北地区有一个塘沽停战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们的军队是受委屈的，因为黄河以北地区的部队只能在长江以南部署。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之后，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当时日军一天就把北平占领了，我们的一个副军长和师长也阵亡了。当时日军主要是沿平安路和津浦路南下，由北向南，而我们在江南的部队调到华北地区也来不及，而且华北地区许多补给线也都被日本人控制了。所以蒋委员长后来决定把战争的重心移到江南来，同时把由北向南的战争改成由东向西。因为我们准备长期抗战，主要是以大西南和大西北为根据地，主要是把云南和四川作为主要根据地。但是四川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控制不了。所以如果是由北向南打，日本人先占了武汉，那四川同华东割开了。那就根本无法经营这个抗战根据地。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抗战的重心移到上海来。当时日本说，中国三个月就解决了。结果我们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而且把全民的抗战信心也激发出来了。当时上海一直有租界，租界是中立的，日本人也不敢侵犯。而租界的外国人也很容易看到我们的抗战，所以也得到了国际的同情。因此上海战役，虽然我们牺牲很大，但是战略意义非常重大，但他们这段历史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这是举一个例子，我经常说举个例子，我一看到他们新闻说，抗战时国民党将领投降有多少人。我们八年抗战，将领没有一个投降，同时我们也没有部队被俘的，有全员阵亡的，一个旅几千人全部阵亡。大家可以看看太平洋战争、德苏战争，通常一个会战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举起手投降，进了俘虏营。但八年抗战，我们中国军队就没有（投降）。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英国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举起手投降，我们没有。而他们（指大陆官方）居然说我们，其实是汪精卫到南京去组成伪微政府以后成立了伪军，这些人怎么能算是算是国民党投降，他原来也不再抗战阵营里面，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些地方不但隐瞒而且丑化蒋委员长，另外一个就是黄河决口，这个黄河决口在我们八年抗战历史上的战略意义非常大，但老百姓牺牲也很惨。
李：您指的是花园口决堤这件事？
郝：如果徐州会战没有黄河决口，那河南和安徽都是平原，日本人的装甲部队就会一直冲到西安，所以黄河决口，日本军队就不能过来了，那比一百万兵力还要重要。当然，老百姓的牺牲是很惨，但这种牺牲，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牺牲，是同军队牺牲，价值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怀念他们，纪念他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黄河决口，所以日本人由陇开路西进，再以平安路南下的计划受阻，他们必须把兵力都从长江由东向西慢慢地打。
李：这个我以后再问问您，我想回过头再问问说，我注意到这一两年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官方学者提出一些新的说法,他们不否认抗战有国民党领导的那一面，但认为当时其实是有两个领导者，一个就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领导，另一个是共产党在所谓敌后根据地的领导。所以他们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当时在抗日战争过程当中同时有两个领导。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郝：我同意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毛病。第一个，是有两个（领导）。七七事变和上松会战后，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共赴国难宣言》。《共赴国难宣言》是认为抗战是由国民党领导，由蒋委员长在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他要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对不对？例如，假如这个情形，为甚么有两个领导呢？事实上他们当年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实际上他们没有遵守《共赴国难宣言》，他们自行其事。事实上，不错，是有两个领导，也就是中央战场和敌后战场。比如说，平型关，这次我也去看了，平型关是在八年抗战惟一一次由中央政府指挥、并有八路军参加的一次会战，当时林彪只是八路军的一个师长而已。当时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他指挥太原会战，另外左中右有三个集团军，左翼是杨爱源、中间是卫立煌、右翼是朱德，所以林彪是朱德右翼的一个师，抄了日本人的后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真正的中央战场则是郝梦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阵亡的位置，同时在平原也一个旅四千人全部部阵亡。这四千人全部阵亡我们之前也知道，这次我去看，发现日本人竖立的一个碑，日本人最后感觉到，站在军事的立场，这一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他们也树了一个碑，现在这个碑还在，我这次也看到了。所以同时第二点我们要强调的是，究竟八年抗战是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还是敌后战场是决定先的，那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最后所谓的国共磨擦，根本就是他们消灭了两个政府军，一个是苏北的80军，另一个是在湖北的40军。所有原来国民政府准备留在敌后和共产党互助打游击的军队，结果都被他们赶跑了。所以这这就是事实，当然现在我不愿意过度强调抗战之间的国共磨擦。而国共磨擦也是抗战期间，抗战阵营内部蒋委员长最痛苦的一种煎熬。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中国这种说法是不公道的，抗战不错等于有两个中国领导，一个是重庆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延安的中国领导。所以当我看有关平型关战事的描述说，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等等，那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会战是归阎锡山指挥的，毛泽东怎么能够指挥一个师呢？这都是内行人一看都很清楚的。
李：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当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个纪念仪式上这么说，其实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共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就是说，他把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的作用放在一个比较并排的位置。当然他没用共同领导。那您又同不同意这种形容呢？
郝：我想，这种话.基本上是比较进步一点，他承认这个正面战场。但是如果我们拿个比例来说，正面战场同敌后战场的比例来比，我想正面战场占了百分之九十五，敌后战场最多只有百分之五。你说两个党他们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表示两个党都在抗战里面，这是没有错的，汪精卫则跑到抗战阵营以外去了。但是你说是两个是共同的中流砥柱，这个未免不见得是一个很公道的话。当然现在大陆政权是他们的，他们爱怎样说就怎样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事实。
李：其实我们有时看到中共官方有关抗战历史中经常会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说蒋委员长在抗战最初的时候，是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一个政策，那么当然他拿这个作为证据，证明蒋委员长没有心思要去抗日，而更把他的力量用去剿灭共产党，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
郝：这很好，你敢于问这个问题。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北伐刚刚统一，那个时候的所谓中央，也就是国民党真正控制的只是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其余四川是刘湘的，西北有马家，云南则有龙云，所以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第二呢，我们在九一八的时候连币制也不一样，云南有云南的钞票，四川有四川的钞票，我们在江苏用的是一个大铜板，一个大子，北平北京用的是一大子，金融都不统一的。一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在英国帮助下发行法币，中国的币制才得以统一。那个时候，在九一八之后，比如说，从南京运东西到汉口，经过芜湖要收一次税，经过安庆又要收一次税，这是中国在曾国藩时代留下来的赚钱方式，因此交通贸易上的障碍就很多。同时，共产党在瑞金（江西省）成立了中央苏区，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兵役法也没有，过去军阀都是靠“自愿兵”来的，，所谓“自愿兵”其实就是只要你给饭钱，我就跟你走。这些兵欺负老百姓还可以，但真的打仗都不行。因此，这个情形之下，请问你，你怎样去抵抗一个世界一流的强国？所以才提出一个「安内攘外」的政策。「安内攘外」不是为了专打内战，一直西安事变后，“安内”表面上是结束了。所以日本人在西安事变结束半年后就发动了七七事变，因为日本人发现中国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真正的内战停止了，慢慢地留给蒋某人三年到五年时间，到时候要进入中国很困难，他知道不能再等了，就发动了七七事变，这就是很重要的证明。另外，共产党反对「安内攘外」，当时很多人以反「安内攘外」作为反蒋的手段。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长江会战的时候，我们中央军两个师参战。可是这个时候江西跟共区，毛泽东几乎打到南昌呀。他们并没有说因为日本人打我们，我们不应该打国民党。你想，这个情形下怎样抗日？
另外，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广东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的“两广事变”的口号是要北上抗日，其实哪里是抗日，他是为了反蒋。所以后来我们把陈济棠的军长拉过来了，陈济棠的五十架飞机一天飞到南昌来了，陈济棠就垮台了，李宗仁也回到广西了。包括西安事变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内战，把张学良鼓动了，所以当年后来算是停止剿共了，但是真正到了抗战开始的时候，你们看，韩复榘应该守济南，他不打，要保持实力。那时，日本人的策略就是，只要把你蒋某人所谓中央的势力消灭了，其他各地方的军头呀，他们个别的去妥协，刘湘还是关四川，龙云还是管云南，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到了抗战开始以后，反对「安内攘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一个是韩复榘，让他守济南，他不守济南，一天就把济南丢了，最后把他抓到云南枪毙了。这样才有台儿庄胜利，因为后来大家一看到这样，直到是真抗战，叫你死守，守不住就死了，没有第三条路走，如果你走，一抓到就杯枪毙了。
另外第二个，我们看看刘湘。当时枪毙韩复渠时我还在武汉，而刘湘因为有病到了汉口，所以当时有流传说，枪毙了韩复渠，吓死了刘湘。其实刘湘后来是病死的，但大家都说是吓死的。有传言说，日本人同韩复渠和刘湘，刘湘同韩复渠都有联络，说你也不要打，我们四川也不让老蒋来，这样我们个别投降，有这么一个传言。但是当时枪毙了韩复渠，吓死了刘湘，这个流传当时我们都觉得好笑，怎么刘湘会被杀死呢，但是真相，我们没办法了解。举例来说，另外就是汪精卫了。汪精卫在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最后关头」一道，我们看到汪精卫说「中华民国快要往了」后来武汉丢了之后，德国大使就出面调停。调停的条件是，第一个承认满洲国，第二个共同剿共，第三是经济合作，日本人认为他们战胜了中华民国，要把中华民国变成日本的附庸。蒋委员长当时说得很简单，要谈和可以，但首先要恢复七七事变签订态势，换言之，日本人要先退出汉口，退出广州，退出南京，退出上海，退出北京，退出太原，还有退出济南等，我们再来谈，当然日本人不会同意。可是汪精卫动了，他接受了，他最后和日本签约承认满洲国。他还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还叫自己是国民党，但是在中华民国上面加了一个粉条子，叫「和平反共」，这个马脚也露出来了。此外，还包括（云南王）龙云，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中央军进不了云南。汪精卫为甚么能跑到河内去，是龙云帮忙的。所以汪精卫到了南京同龙云还有联络。所以真正到了抗战开始时，抗战以前假借说老蒋只打内战，不打日本人的。最后抗战真的发生了，老蒋没有接受投降，是汪精卫（投降）呀。
李：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解读，您认为就是中共官方在这个抗战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不尽不实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可能也有人会说，那国民党官方当年在这个抗战历史上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个黄河花园口决堤，我看到一些描述说，最初国民政府指这个东西是日军轰炸，(郝：是日本人炸3的），那这是不是说国民政府当时在很多方面也没有尊重历史呢？
郝：不，这是一种战时宣传。战时宣传不一定讲真话，同时对老百姓也很难说明政府的政策，你一定要把这个栽在日本人身上，让老百姓去恨日本人，不能恨政府。这是一个战时宣传策略，这是战争时期一个很平常的事。比方说，当时苏联进驻新疆，我当时在重庆是一名大学生，我们也都不知道。那时候，孙世才为什么又反对苏联，我们后来看到老蒋的日记才知道。那时抗战前两年，苏联帮助我们，抗战末期，苏联要占领新疆呀，但是当时在重庆都没有这样的新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为甚么要隐瞒这件事，这不希望内部的问题出来，让民心受浮动，所以这是战时宣传，是正常的。
李：好，您解释这个事情是战时宣传，但是我也注意到，即使在战后很多年，有一些有关抗战的历史，比如在台湾的一些教科书也好，或者历史里面记载的也好，也没有完完全全全部的历史真相。比如我举个例子，四行仓库保卫战，有八百壮士，那么在国民党的官方宣传里面，当然x是讲他怎么去跟日军打仗，但是好像没有讲，就是之后最后这些八百壮士也好，也有人说是四百多人也好，到了租界，这些历史，好像也隐瞒了。
郝：这个没有。四行仓库，上海撤退的后卫阵地，四行就是中东交农，这就是我们民国二十四年法币改革的四个国家银行。他们在上海有一个联合仓库。这个仓库在苏州河北岸，苏州河南岸就是租界了。所以我们战略后卫阵地就是因为租界地区，日本人不能随便打炮，而如果打了远了，就会打到租界去了，而那时还没有正式宣战，日本人也不敢侵犯租界，所以租界无形中对我们来说是个掩护，就像上海淞沪战役一样，我们的炮兵阵地和租界隔一条马路，我们的炮可以打过去，日本人明明知道我们的炮在此，他不敢打，怕炮打远打到租界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淞沪战役有利的地方，租界对我们有利。其他包括难民及情报工作等，租界也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四行仓库在苏州河北岸，日本人在攻我们这个后卫阵地，一下子就攻不下来了。炮也不能打，打远了到租界去了，近了就只能用步枪和机关枪，但四行仓库是钢筋水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但等到我们大军撤退完成了，这个后卫阵地就没有任务了，租界当局就让他们进入租界了，当然那时候我们政府和租界也许背后有联络，所以抗战时候我们没有被俘虏，撤退到租界来了。他们进了租界后被缴了械，这就是事实，我们没有甚么隐瞒的，最后谢晋元（团长）还是汪精卫派人把他刺掉，暗杀掉了。
李：但是好像我所观察，(郝：在战事上，战场上很正常的呀。他是后x阵地，后x阵地任务完全了，最后撤退到中间，这就是为甚么当时选择那里的一个道理。)那您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一些历史，包括今天，没有隐瞒过任何东西。还是说…（郝：我想没有。但是数据不正确的有。）就是故意隐瞒的没有……
郝：就是故意隐瞒的没有。所以我们当时不就是说，抗战我们是民国二十七年，几乎了是打了十四个月，这我们抗战第一期。第一期我们主要是守阵地，不能随便退，要奉命令才能退，命令到了才能退，否则主管要枪毙。我们争取了十四个月的时间。这十四个月干甚么了，我们把南京的兵工厂搬到四川去。另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小纱厂能往后方迁的都迁了，这十四个月很重要。因此这个上海战役和武汉会战徽战打得不同，武汉自动放弃。但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 1939年，我们组织了一个冬季攻势，冬季东x攻势的就是我们全面的发动攻势，但这个攻势是象征性的，象征性的表示甚么，我们在上海会战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我们已经恢复了。然后我们另外打昆仑关，昆仑关是日本人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我们把昆仑关攻下来了，这表示我们有攻击能力，就像当时对外宣传的那样 “愈打愈强”，“愈打愈强”我们不能只是当口号来喊，我们要拿事实去证明，所以这些是蒋委员长他决定抗战，打了没有中途妥协，非要打得最后。
李： 这个我相信，可能在台湾也好，在外界可能可以看到，但是在台湾的官方数据，有关抗战数据的也好，或者甚至一些历史书也好，有没有提过中共曾经也参加抗战呢？有没有提过八路军呀，新四军，甚至有没有提过中共一些将领也在抗战里阵亡呢？好像我没有看到过。
郝：当然没有看到，也许是没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些数据呀。那平型关我们也讲呀，我们也打得很惨呀，所以这一次我特别去平型关看了。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说，中共打国民党的远比打日本多。我们有一个89军在黄桥事件，一个军长阵亡了，89军也被中共消灭了，原来新四军在江南的。当时政府也不能一面剿共、一面抗战，所以把新四军调到黄河以北去，让他们在河北平原、山东平原和山西去发展，这本来也是个一个妥协的很好办法嘛。可是他（新四军）不答应，仍然留在江南捣乱，结果最后顾祝同把新四军解决了。
李：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呢，这称为“皖南事变”(郝：新四军事变) 对，
郝：但新四军事变不能怪国民党呀。你按照这个《共赴国难宣言》要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的命令叫你调到黄河地区你不去，原来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是归在第二战区，而湖北属于第一战区。而十八军团自己就跑到湖北去了，都完全抗命嘛。当然那个时候老是说，也不深究了，过去很简单的历史。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叶挺在中共军队中仅次于朱德。叶挺后来被我们抓到了。我们抓到他后把他解到重庆关起来了。从军法上说，他是抗命呀，抗命应该跟韩复渠一样被枪毙呀。但是叶挺没有枪毙啦。抗战胜利后把他放了，很不幸在他飞回延安时 (李：在空难中去世了。)同他的女儿叶阳梅一起摔死了。这很不心安。站在个人的，我还蛮同情他的。所以这是举个例子啦，同样的，所以这个蒋某人双重标淮啦。这不就是政治现实吗？
李：还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抗战胜利不是共产党的功劳，也不是国民党的功劳，是美国的功劳。因为美国投掷了原子弹在日本，结束了战争，再加上美国也给国民政府很多的军员呀，财政支持，所以最有功劳的，这个中国的抗战呢，应该是美国。您又怎样看这种说法？
郝：这是完全是颠倒事实，是灭自己威风的一种说法。抗战，我们牵制了一百万人的日本军队。如果我们变成他的附庸了，不仅是这一百万的军队可以打苏俄去，打到南洋去，并且他可以把中国的兵也可以征去，当时我们打昆仑关时，日本军队其中一个旅都是台湾人，因为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所以日本人为甚么最后失败了，中国战场不能够解决是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所以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派野村吉三郎到美国去谈判。当时日本为了同美国妥协，答应说日本在中国大陆停战六个月，而美国也应该不干涉日本。当时美国准备接受，被蒋委员长知道，马上告诉罗斯福（美国总统），对不起，如果你们妥协了，日本人不打了，我不停战，后来罗斯福没办法，最后才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如果蒋委员长那时候停战的话，停战就停战嘛，那美国人根本不会跟日本人打起来。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抗战期间我们获得援助很少，除了驻印度的两个之外，其他要等到德国投降后，如果美国不投原子弹，日本人继续打的话，（美国）才慢慢开始援助中国。当时何应钦的中国战区，四个方面，但是当时在印度，我们已经反攻了。 ▲◆★●■☆
当年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问答摘要★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7/02/4389303.html
多维 2015-07-02：2000年8月15日下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他的提问，阐述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由于中国官方并未对此次访谈内容进行完整公布，故网上论坛与微信公众号均有发布一些真假不明的“完整访谈实录”，本着尊重史实的态度，多维历史特转载两篇中国官方认可的访谈摘要。从这两篇摘要来看，江泽民对华莱士所提的大量敏感问题毫不避讳，他还对六四坦克人做了评价，称“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以下为这两篇摘要。
江泽民接受华莱士专访
2000年9月5日《北京青年报》 刊登文章《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问答摘要》部分刊登了这次访谈的内容：
8月15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他的提问，阐述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
江泽民：首先，我想用英语说几句，时光飞逝，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是上海市长，我希望能通过你的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麦克·华莱士：您是否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江泽民：我认为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中间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风风雨雨，有的时候多云，有的时候甚至还乌云密布，但是有的时候多云转晴。我认为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大家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使得我们两国关系，向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麦克·华莱士：戈尔和小布什必有其一在您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正在看这个节目，您想跟他们谈谈您对美中关系会怎样发展的看法吗？
江泽民：对于两党的宣传与竞选纲领，我都看了，但我没有你们自己了解得深。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从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改进中美的友好关系。有人也跟我讲，你不要去相信某某所讲的对华不友好的东西，因为那是在竞选期间讲的，将来真正当选以后对中国都是友好的。我但愿如此。
麦克·华莱士：最近，中国一家报纸把美国描绘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您真的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了吗？
江泽民：我今天与你交谈，我很希望给美国人民一个信息，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所以，我不喜欢用太多的很严厉的字眼来进行交谈。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你们经济那么发达，你们的科学技术力量那么发达，所以你们有一种比较高的优势地位，往往表现的态度可能不能够对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采取一种非常平等的地位。我们很坦诚地讲，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恐怕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当政的恐怕还是有这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麦克·华莱士：你是否指美国看不起中国？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是否太显耀？
江泽民：我也不是单单说你们单纯的对中国，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而且我们有12亿多人口，中国已经通过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所以恐怕你们还不太敢小看中国。
麦克·华莱士：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
江泽民：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
麦克·华莱士：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有什么好处呢？
江泽民：那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技术这么高度发达，你们的军事指挥系统又是那么先进，你们有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我们大使馆的标志又是那么清楚，为什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使得我们中美两国共同进入二十一世纪。
麦克·华莱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会犯错误的，愚蠢的错误。这仅仅是误炸，美国人对此毫不怀疑。我们为何要炸中国使馆呢？
江泽民：克林顿好多次对我表示道歉。但是，我对克林顿讲过多次，当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12亿多人怒吼起来了。虽然我们人口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还是非常宝贵的，有3个人牺牲了，所以我对他讲，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主要是因为你是代表美国人的，我是代表中国人的，恐怕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达到完全一样是很不容易的。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是否以研制更多的导弹来作出反应？
江泽民：我们反对你们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中国考虑的就是我们绝不会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对中国来讲，我们增加我们的国防力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对美国一定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认为，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们感觉到不是大家都在从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这非常自然地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种威胁。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坚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会增加核力量吗？
江泽民：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我们也是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始终把核武器维持在最低的数量，同时我们宣布我们绝对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
麦克·华莱士：您刚才讲，希望能改善美中关系，那么您想怎样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呢？
江泽民：我想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领导人之间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观点。1993年，我与克林顿见面，我就讲了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登高望远。戈尔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们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一首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麦克·华莱士：邓小平曾对您讲，“我希望您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您当时的答复是：我觉得如履薄冰。您当时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是否做好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准备？
江泽民：今天我可以给你坦率地讲，我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来的，我丝毫没有这个准备来当全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比我更能干更合适的人。最后，我们的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认为我是合适的，同时我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产生的。最后，我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麦克·华莱士：您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人们所说的“绵里藏针”，它是您成功的秘诀吗？
江泽民：在中国，“绵里藏针”是一种非常正面的表扬的话，对我们以前的领导人，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果断的，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到现在11年过去了，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始终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祖国尽力地做好工作。我的辛勤努力可能得到如你所说的这样的评价。
麦克·华莱士：您现在掌握着13亿人的命脉，或者说世界上五分之一人的命脉，那很不得了。
江泽民：我们大概每一天有5万多新的婴儿出生，一年近2000万人，而且这是在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率。所以我确实经常考虑怎么使得我们12亿多人生活得幸福，水平不断地提高，很难呐。
麦克·华莱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江泽民：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的教育水平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根据它自己的情况确定。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共产党只是建议，最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所有的国务院的领导和所有部长，通通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日常事务由国务院负责。共产党内权力最高的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我们政治局常委每个星期都要开会，完全是在民主的气氛当中，而且我们经常与所有的民主党派的领导要协商国家大事。
麦克·华莱士：美国，通过几个党派竞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为什么这种事在中国就是不可想象的呢？
江泽民：你们的众议院议员以及参议院议员很多次问我这样的问题，我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回答。首先，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们的议员就说谁是反对党？我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反对党，说明你没有很好地读中国的历史，你完全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全世界，想象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按照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去行事，这是非常不够明智的。很坦率地讲，我们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确实还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往往用你们的逻辑思维去推断其他国家的政治、其他国家的各种情况。我们的价值观里一直崇尚有一个很好的集体，相互协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邓小平确定的开放政策非常成功，我们现在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往往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那个世界就太单调了，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当然，这必须跟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正是由于遵循这个原则，我们这几十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麦克·华莱士：您曾讲过新闻应该是党的喉舌，您和毛泽东都曾讲过新闻报纸应该由政治家来管理。
江泽民：我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都有它的新闻出版物宣传它们的主张，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各种电视台大概有两千多家，而且我们的地方报纸有两千多种、我们的杂志有八千多种、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书籍十万多种。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他也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有过“左”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尊重这个方针的。
麦克·华莱士：四年前，您曾经到中国很重要的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您对他们说，即使是一篇文章，哪怕一句话讲错了都可能会造成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新闻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江泽民：四年前我去过人民日报社，但是好像我的原话并不一定是这样讲的。我只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12亿多人，新闻的导向确实是很重要的，不管对中国的新闻界以及包括西方的新闻界，我都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我尊重所有的新闻界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事实不能扭曲。中国的新闻，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日报》，老百姓非常重视。如果它把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人们会信以为真。不像你们那儿，反正随便报，那就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报道一个新闻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无所谓。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北戴河与你谈话，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海外的报纸说我已经到了大连了。如果真实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谈话。
麦克·华莱士：您现在肩上担负的很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您对军队非常严格，是不是这样？
江泽民：我到现在为止，不知不觉地已经干了将近11年的军委。我自己认为我在军队里还是为大家所信任的，因为不需要我去打枪，也不需要我去开飞机，我应该说是作战略的决定。
麦克·华莱士：两年以前，您让军队退出生产经营，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江泽民：我认为部队经商是一个腐蚀剂。历史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军队经商以后，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最后必然是涣散了军队的军心。
麦克·华莱士：您提到了腐败这个问题。
江泽民：我到中央工作，当时邓小平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首先是抓反腐败。腐败，它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它，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继续在抓这个问题。我认为，腐败对我们来讲，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我非常仇恨它，但是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把它都解决，看来也是很困难。我认为反腐败只能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
麦克·华莱士：中国为什么要封掉一些网站呢？你们担心人们从网上获悉一点什么情况？
江泽民：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对你谈新闻自由时已经谈起过，但现在我想对于因特网，我们也希望通过因特网学到许多有益的知识，但是也要看到因特网上也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黄赌毒”，这对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我们要有选择性，正如美国同样有选择性。一句话，是希望从因特网中接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信息，不管是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的。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我想应该承认一条，你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我不是指先进的技术设备，我是指你们的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你们的要求也很高的，比如你们能不能如实地报道中国的情况。
麦克·华莱士：我们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江泽民：在事实上很难。
麦克·华莱士：四年之前，您曾召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有关道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所面临的问题。
江泽民：其实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研究，不管哪一个国家，好几千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对于精神的文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是非常重视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致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致富光荣”并不是资本主义。我今年在广东给他们讲，你们现在比起中国其他的地方，比西部的省市要富了，但是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能停滞不前。我想物质丰富，道德、精神堕落，这是我们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应该共同对待的问题。
麦克·华莱士：您本人曾要求人们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您说的腐朽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江泽民：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原来的总统布什、卡特，也包括现在的总统克林顿，我们也都非常担心，青年一代的道德领域受到这种堕落的影响。
麦克·华莱士：你认为美国比中国腐朽吗？我们在向你们出口腐朽吗？
江泽民：应该这么说，由于我们双方国家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东西不一样，也可能你们认为不是颓废的，但是到中国来就是颓废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性，我想很坦诚地给你们讲这一点。
麦克·华莱士：在您接过第一把手职务的时候，您是否会说上帝保佑我能胜任，对于您来说，您的上帝是谁？
江泽民：我并不信任上帝，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也并没有一定要叫“我的上帝！”但我认为，我要依靠全体人民对我工作的支持。
在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著的《江泽民传》有如下记录：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华莱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说“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中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
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
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
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
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
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
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
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
华莱士接下来选择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
“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制度。”
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件”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