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很快取悦于世俗的人往往也容易很快被世俗无情地摒弃。－－朱国华
☆趋时的代价一一过时。－－钱钟书
☆惟其当时肯耗费觅路的功夫，才能在日后得到该走的大道。－－顾颉刚
☆有时你不明白往哪里走，最好先在原处站着，哪里也别去。 －－秦文君
☆迷路者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法是先按原先足迹退回去。－－曹锦清
今 日 看 点：2015-02-24▲◆★●■☆
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绝非偶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3/4052629.html
王岐山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3/4052014.html
对“再反腐就过头了”观点必须坚决反对★★★★
http://news.ifeng.com/a/20150223/43210498_0.shtml
印总理为何选择此时去中印争议地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031633.html?touping
张成泽被金正恩迅速处决 全是因为周永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49522.html
令计划是怎样来到胡锦涛身边的★★★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49606.html
新中国一起震惊中外的驾机叛逃事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50258.html
千年古刹竟然高悬歌颂习近平横幅★★★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50273.html
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绝非偶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3/4052629.html
多维 2015-02-23：赵德润，一位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31年前，他曾采访过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他指出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绝非偶然。以专门挖掘与习近平有关新闻消息出名的“学习小组”，近日爆料了二人交往的这段往事。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仲春时节，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正定县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
赵德润提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赵德润称，习近平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赵德润最后提到，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附“学习小组”整理的文稿
一 缘起
那天，“学习小组”组长给我发短信，问《正定翻身记》是不是我写的。我回短信说：“有此文，有此事。”
我的采访笔记还在。他提到，写《正定翻身记》时是1984年，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在省里我就听说，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而且是从中央机关下来，很有思想，很快使正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正定作为高产穷县我是知道的。那个时候高产穷县很难受，为了维持高产，盲目加大水肥投入，最后农民很穷，交了征购粮，口粮都不够吃，还要去外县买高价粮。这都是受了“以粮为纲”这种左的思想束缚。
我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很多渠道都在传，在省里一次会议上，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习近平到正定确实变化不小。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当地转换思想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棉花、瓜菜等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
我给正定朋友高培琦（就是《正定翻身记》第二作者，身份为县报道组长）打电话，他说得更为具体。于是1984年4月17日的下午我去了正定。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4月17日那次见面很短，他让我先下去看一看。近平同志把他自己坐的北京吉普车，就是以前那种草绿色的老吉普，让给我们坐。他的司机雷小群拉着我和高培琦一路下去。
我对习近平真正深入的采访是在4月19日，那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笔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们是在他办公室里见面谈话的。办公室很简陋，实际情况就跟网上那个很有名、很普通的照片一样。他当时抽荷花牌香烟，农民也吸那个烟，当地产的。当时也有贵一些的烟，但是他只吸荷花烟。
二 谈话
那次谈话奠定了这篇文章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思想，给我的感觉，他善于从大处着眼。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他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了。一开始谈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这是他的开场白。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或者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那不行。一定要有思路，要有规划，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只看眼前。
他说要科学决策，真正摸清正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干部的盲目性，改变过去盲人骑瞎马、朝令夕改带来的反复和随意性。要通过立法，提出更严格、更科学的根据，形成十到十五年的远景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做什么。
近平同志把正定和全国联系起来，是有很深的思考的。他提出建立顾问团，取得智力支持，所以华罗庚、于光远这些大学问家都是正定这个小县城的顾问。他是从北京来的，有自己的人脉，他把这些一流的人才请到了县城里，这个举动有些不同凡响，那时还是上个世纪
80年代初。
他讲“专家教授是大树，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很受触动，所以做成了小标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在本地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我们的小树还没长起来，就要先“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在正定发展中，“大树的荫凉”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他始终把正定放在全国的背景
下考虑，要求重视信息收集，加强对外协作。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江苏，也包括山西、内蒙。既请人来，也把人派出去。
我们也就此深入谈了教育和人才问题。
他主张，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也要培养职业人才，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中级技术人才，这个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落后。那时他在正定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有了很多的观察思考。他的
教育理念我觉得很先进。
他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当时正定有个艺文斋，还有个同仁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他说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这样国家不用拿钱，人才也能培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工副业生产等，急需这样的人才。
关于如何发展，他的想法也很超前。
我们谈到了发展旅游。正定有个大佛寺，他专门研究过，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历代文人多次吟咏，在书法史、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早于大佛寺46年，是临济宗的祖庭，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有魄力拨
款修大佛寺、恢复临济寺。他说我花钱维护这些国宝，是在扩大旅游资源。城里人拿钱买雅兴，正定人增加了收入。
那时北京说要拍红楼梦，他就想到把剧组的外景地弄到正定来，再花点钱，去找各方面的支持，建成永久性的荣国府、宁国府，留下一景。我稿子里为啥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还在筹款，还没有建成。1987版的红楼梦，很多场景都是在正定的荣宁二府拍摄的。
关于正定的优势，习近平也想得很清楚。
他说，正定南部、西部紧挨着省会石家庄，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就要“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是他说的话。文章里的二十字经其实也是他总结的，“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
其所变”，就是这个意思。
近平同志告诉我，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城里人不生产，我生产啊！正定境内滹沱河、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我们建防护林带，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山羊、奶牛、肉牛养殖。潜力大得很。
习近平认为，于光远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符合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为正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发挥了作用。
三 激情
被近平同志的激情所感染，我在正定前前后后采访了20多天，最后稿子也是一气呵成。干事业要有激情，记者写稿子同样要有激情。和习近平交谈以后，我们有时候去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去招待所看我们，参加我们的讨论。习近平希望我们到下面多看看，不光看先进，
也要看后进、看缺点，随便和老百姓聊。他想让我们看到全貌，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到一些乡镇和农户里走一走，村庄的变化，农民
的变化进一步感染了我，离石家庄不过15里，不回家了！我非要把正定的改革写出来不可。
我习惯于在采访的地方写稿。因为回去后有各种干扰，而且激情会“衰减”。正像他嘱咐县委书记们不要太熬夜，当初也嘱咐我们注意休息。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习近平至少去了三次，一进屋就摆摆手说“别累着别累着，休息会儿！”（学习小组注：说到这里，赵德润略
起身挥了挥手，仿若当年场景），然后就跟我们聊一会儿，这种聊天经常碰出火花，有思想火花，也有语言火花。
吃过晚饭，高培琦陪我到正定西城墙上散步，月朗星稀，下边一片庄稼地。城墙上思考的提纲就基本是最后文章的结构。一开始，题目叫“正定经济的新战略”，5000多字的通讯送到到人民日报后，编辑希望再简练些，稿子压缩到2100字，题目改为《正定翻身记》。
其实文章里习近平虽然只出现过两次，但很多话都是他说的，考虑到文章里一个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太多，很多他讲的话借“县里的同志说”讲了出来。
比如一些农民反映，没想到两年时间领导就把高产穷县的一盘死棋走活了。县里的干部则说，是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帮我们打开了思路。
这话其实是他讲的。
现在稿里很多活泼的语言，“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靠城‘吃城’”等，都是他的原话。
当时新华分社挂两块牌子，“新华社河北分社”和“人民日报河北记者站”，新华社发通稿署名“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就写“本报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焦裕禄通讯也先发人民日报专稿，署名“本报记者”。所以我在稿子里，也是“本报记者”。
习近平这一年12月份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也是登在了人民日报。当时在县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
那时人民日报没有现在这么多版面，拿出二版那么大一个位置，一个县给了2000多字篇的幅，已属不错。但是我老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全文版有更多更丰富的材料，所以在我的作品选里，收入了5000多字的全文版，这里面有更多的细节。
我原来并不知道《正定翻身记》是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学习小组”搜索后发了微信我才知晓。正定是习近平的政治起点。在这里我见证并记录了他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执政为民，见证并记录了他怎样带领一个县走出翻身路。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
荣幸。
30多年前，他领导一个县，想的走出高产穷县的困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30多年后，他领导一个国家，想的是“两个一百年”，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夙夜在公带领全
党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四 情义
采访习近平那年，他31岁，我38岁。
我跟近平同志的经历有一点相似，都插过队。不同的是他插队时间长，吃得苦多。我是北大毕业后就到河北临西县插队，一年后到县委报道组，两年后到邢台日报，毕业后第六年就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我在河北分社10年，1985年调到河南分社，近平同志也离开了河北
，他去了厦门。
虽然此后再没有以记者身份采访他，但却有了观察他的另一个角度：近平同志是一个讲感情、不忘旧的人。
我不过是写了篇文章，这是做记者的本职。但近平同志一直把我当成朋友。他在福建任省长时，过年先把贺卡寄来，我赶紧回复。
他到了浙江当上一把手，到新华分社去走访，说我跟你们新华社有缘分，年轻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朋友叫赵德润。分社的同志很高兴，赶紧打电话告诉我。
2006年8月我到杭州，习近平同志刚从温州组织抗灾救灾回来，就和我见面。西湖边他和我有一次长谈，从灾情谈到省情，谈到他的经历，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种种历练和体会。相隔20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地位变了，他谈心、交心还是那样真诚。
后来他履新上海，到新华社上海分社讲话，仍然说有个新华社朋友赵德润。上海分社摄影部主任见到我，高兴地介绍习书记讲话的情景。
我和习近平当初是君子之交，这种友谊的开端，是在他30岁出头时。初次相交那种真诚、那种一尘不染的纯真，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习近平同志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
、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五 担当
习近平是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这是我30年前的观察，也是今天的判断。所谓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有作为必定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张，必定承担一定的风险。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同志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
习近平30年前就讲到“改善农民生活的事情要优先”，正定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75％。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比例，他说到做到了。
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新任总书记面对中外记者，也通过实况转播面对全世界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就想到，实际上他在正定也是这个目标，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届中央，特别是总书记、总理实在不容易。党和国家紧要关头面临的问题“压力山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艰巨的反腐压力，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没有担当行吗？处处都得有担当！作家二月河写过清朝的帝王系列，研究过封建王朝的兴衰。他说历朝历代的反
腐都没有今天这样动真格。我同意这个说法，这是一个事实。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才能重拾党心军心民心。一个个大老虎揭露出来，哪
一个不让人触目惊心！不用编剧加工，实录下来个个都是大片啊。铁腕反腐的魄力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从山东曲阜开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系列讲话，如果说铁腕反腐是开刀动手术，这就是吃中药。参事室、文史馆在陈进玉主持下，组织馆内外文史专家编了一本《中华传统美德一百句》，就是从曲阜讲话中受到启发。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担当。
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主席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
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
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山海经·西山经》中讲“其中多砥砺”，砥砺就是磨石。人生经过砥砺，就会意志坚强，就会心胸开阔，就会有担当。▲◆★●■☆
王岐山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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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5-02-23：就在中纪委发出将在2015年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之后不久，关于国企权贵负隅顽抗的消息又开始不胫而走。事实上，问题重重的国企，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触动这一群体的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导致李克强拍桌子大骂，若干国企高层订立攻守同盟，游说阻挠改革，甚至借由各种可能渠道散布反腐终点论、适度腐败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等负面信息。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面对抱团取暖的既得利益群体，吏治“阎王”王岐山亦不得不连连直呼“压力大”。
提及攻守同盟，就令人联想到官商之间建立的隐蔽贪腐模式，这种隐蔽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官场颇为普遍。高官落马的先例一再证明，正是这些成功商人为高官或其家人源源不断输送着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到好处，也可以一身清，维持伟光正形象。反过来，商人亦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好处、谋巨额利润。比如巨贪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丁羽心）、薄熙来背后的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以及周永康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等。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将以上同盟关系的主角都换作官，并最终圈定在国企央企，同样存在且危害度丝毫不逊色于前者。早在2012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廷伟，有一项罪名就是订立攻守同盟蒙骗检查。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底，国资委到兵器装备集团进行检查。王廷伟担心“有些账目”败露，便组织一些“知情者”或不知情的下属、朋友统一口径，通过倒签委托协议等方式将账面做平，希望躲过一劫。可是，2010年，审计署对兵器装备集团2009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发现了5起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既得利益群体就近的一次负隅顽抗，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李克强，以至于李在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曾拍桌子发火。据媒体披露，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贸区计划曾招致金融监管部门的公开反对。其中允许外国商品交易所建立期货仓库的建议，就未得到证监会的支持。李克强反驳称，在自贸区设立期货交割仓库，将有助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有助降低中国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李克强也驳斥了银监会的意见，表示上海自贸区有助于商业银行试验如何管理境外银行业务风险及建立有关机制。中南海内部就上海自贸区计划的激烈辩论，反映中共新领导层意欲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时面临诸多困难。
推行经济改革尚且如此，更何况要彻底撬动国企权贵核心利益的反腐呢？中纪委也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股反制力量的潜在危害。所以在加大对国有企业巡视力度，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的同时，也明确宣示将严惩“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所列的七大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这一项。具体而言，突出纪律审查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作为审查重点，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必须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以及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查处力度。
与二次全会、三次全会相比，五次全会的部署显然更为具体全面。此前中纪委通报案件时，也较少采用“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表述。不过自2014年 9月以来，该表述的频率逐渐增高。比如中纪委通报原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剑云的问题时指出，“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不久前发布的春节前第二个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周报”，集中通报了4起有“对抗调查”情形的案件。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就此评论道，中央巡视发现的问题中，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以及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等，一直占有相当比例。因此，中纪委将“领导干部插手工 程建设、土地出让”列为年度重点，并将“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纳入依规惩处重点，体现的都是“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应对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针对国企的大规模反腐之前，党政系统的反腐也曾遭遇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负隅顽抗。规模大的，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贪腐集团的政变图谋，为达目的甚至不惜对外泄露国家机密；规模小的，有通过拉帮结派组建“第二中央”的西山会、运城帮等等。而在形式上，有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比如通过各种渠道散步反腐“终点论”、“拐点论”，以及反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等等，以加大当局的反腐力度，搅乱局面；也有将言语付诸行动的，比如有“问题”官员主动对外放风其他高级别官员的贪腐传言，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实现自保。事实证明，不管是何种规模、何种形式的负隅顽抗，最终都未能形成大气候。
时下，虽然反腐的战场渐次从党政系统转移到国企领域，但是面临的来自既得利益团体的联合反制如出一辙，不可避免的。对当局而言，在毫不动摇地打掉一个又一个对抗组织的团伙的同时，也需要寻找从源头上治理的良方。比如让订立攻守同盟者认识到，只要一踏入负隅顽抗的队列，不仅意味着既有罪责难逃，甚至还要罪加一等。或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直接斩断这种攻守同盟订立的链条和实现可能性。深谙金融之道的王岐山，已经亮出了底牌，即锁定长期以来一家独大的国企、央企，并重点查处“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如此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不可避免。▲◆★●■☆
对“再反腐就过头了”观点必须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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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23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反腐“一阵风” 那只是传说
有的人认为，反腐败只是“一阵风”、摆摆姿态。还有的人说纠“四风”反腐败已经差不多了，再进行下去就过头了，见好就收吧！对此类观点，必须坚决予以反对，绝不能熟视无睹、任其泛滥。
从形势判断上看，反腐远没有到“鸣金收兵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这个讲话，对我们认清形势、趁势而上、深化拓展，夺取反腐败斗争新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反腐“一阵风”论调的有力回击。胶着状态、决战时刻，战鼓正擂、号角劲吹，岂能让“一阵风”论调吹灭士气，涣散斗志！
从党心民心上看，“对腐败分子绝不能手下留情，反腐一定要一抓到底”是人民的期盼。腐败分子的“克星”，就是人民群众的“福星”。在反腐成绩单面前，老百姓终于舒了一口憋在心中的闷气，当“某某某落马了”成为街谈巷议之时，很多人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当然也有人因心里难受而长吁短叹，也有人因情绪紧张而惶惶不可终日，也有人夜不能寐，想着“厄运哪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这些人当然希望反腐“一阵风”。但是，反腐就是要让“人民高兴，贪官发愁”！而贪官越愁、越怕、越感到“扛不住了”，越说明我们抓得对、抓得好、还得继续抓下去。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正如网友说的“目前反腐是攻克前沿、横扫山头，正向纵深发展，希望长久坚持下去！大胆往前走，人民做后盾。”
从艰巨性、复杂性上看，越往深处，反腐面临的困难会越大。因为我们今天打的“老虎”很聪明，往往会耍“现在打枪，暂且低头”等各种花招，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此，在这场斗智斗勇斗意志的较量中，必须坚定反腐决心，把反腐利剑持续举下去，“放不得，也软不得”！必须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再用深层次的眼光看，任何腐败分子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周永康、徐才厚等案件告诉我们，有些人在党内藏得很深，而且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他们不是立党为公，而是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形成“共腐关系圈”。有时还不单单是贪财问题，往往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搞官商勾结，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又利用权力保租护租，导致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由此看来，坚决反对腐败，任重道远，必须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
反腐越彻底，党和国家就越充满希望。“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可以说，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场必须赢的较量”。横下一条心，一鼓作气，不给腐败分子喘息之机和回旋余地，就能乘胜前进。反之，如果认为“差不多了”、“摆摆姿态”，或是受到来自一些反对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期望的“一阵风”，就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完颜平）▲◆★●■☆
印总理为何选择此时去中印争议地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031633.html?touping
2月20日，印度新总理莫迪赴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参加“建邦日”活动，而这个地区对于中国来说为藏南地区，而对于印度来说被称为“阿鲁纳恰尔邦”，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现为印度实际控制。对于这块争议地区的历史渊源当然是曾经侵略中印的英国故意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称之为“麦克马洪线”，中印因此在上世纪60年代为此发生过战争。
现在，印度新总理莫迪赴中印争议地区，当然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约见了印度驻华大使康特，向印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然而，反对归反对，交涉归交涉，但都避免不了印度领导人前往争议地区活动的事实。只不过印度总理在这个时候前往争议地区，对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也与中印领导人就中印争议地区达成的共识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局部冲突。
即使如此，作为印度的总理应该是能够看到其中的利弊的，那为何莫迪仍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往中印地区呢？丁丁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印度国内政治的需要。其实，印度总理前往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参加活动已不是首次，尤其是2月20日，是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建邦日”，印度历届总理都有着前有参加活动的习惯。现在，作为莫迪来说，他上任为总理，自然不会与前前总理不同，虽然已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争议地区达成了共识，但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不可能在这样的日子到来之际选择视而不见，那会对他的政治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自己包括本党派的政治前途，他必须和前任一样要参加这个地区的活动。
二是彰显一个大国的地位。虽然中国很强大，但印度同样是当今亚洲甚至是世界的一个大国，现在，中印之间有领土纠纷，但这块地区现在实际上属印度管理，那自然就属于其内政，不会因为中国反对就不去管理，要不然，也不能面对国内的反对之声。所以，为是彰显大国的地位，也为了彰显印度对这个地区的实际管理权，印度方前往活动自然是理所当然，否则，会被认为害怕中国而不敢前往，那不能彰显一个大国的担当。
三是刺激和警告中国的需要。中印之间因为领土的纠纷，在印度看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是不利的，如与其最大的敌人巴基斯坦关系很铁，而且在斯里兰卡建港口包括在印度洋的军事行动，还有和孟加拉国的良好关系，这对于印度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实际上都是印度的一部分，而且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势力范围。虽然中国认为这些行动并非针对印度，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毕竟确实在印度周边发生，印度自然警觉，这也是印度大力发展军事的根本原因，更何况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印度占据便宜，争议地区印度占据了大部分领土。所以，为了刺激和警告中国，必须在关键时刻让中国知道，我印度不是好惹的，你有如此大一块领土在我的手中掌控。
四是对美日的呼应。虽然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并不一定会和美国、日本走在一起，但为了彰显一个大国的存在，和大国之间有互动是很正常的，何况，作为印度新总理，去年到今年，访问日本和美国，而且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访问了印度，而这些国家访问的目的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而印度出于国内国力的需要，要在大国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甚至要摆一种姿态，所以，虽然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过愉快的交往，但大国之间相互牵扯是必须的，尤其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来相互制衡，现在，这块土地在我手中，我去活动，既是对美日的呼应，也是对中国的制衡，目的是为了印度获得更多的利益。
五是为领土谈判增添砝码。中印边界谈判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仍然在谈，但奉行和平谈判的中国，现在领土由印度占着，实际上是没有争回来的底气了，印度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并不是很在意，现在，作为领导人前往争议地区活动，就是在为谈判增添砝码，为印度在打气，实际上就是告诉中国，要想通过谈判让印度交回这块领土实际上已无可能。
所以，对于印度总理前往中印争议地区，以目前的中国来说，除了抗议以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毕竟那块地区现在归印度掌控，而且中国奉行的是和平谈判解决，所以，对于印度来说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现在想想，或许上世纪60年代的中印战争要重新解读了，为何赢了战争却输了道理，收复了领土却又拱手相让，现在却为此而怄气，这又能怪谁呢？▲◆★●■☆
张成泽被金正恩迅速处决 全是因为周永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49522.html
东网 2015-02-22：据指张成泽
（左）与胡锦涛（右）的密谈内容遭周永康（小圆图）洩露，导致北韩亲华派覆没。（资料图片）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指涉嫌出卖国家机密，以致北韩「亲华派」官员遭灭顶之灾。有海外传媒披露内情指，周永康洩露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北韩前二号人物张成泽有关废黜金正恩的密谈内容，并计划逃亡北韩，结果导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迅速处决张成泽，与中国彻底翻脸。惟消息尚未获内地及北韩官方证实。
海外博讯新闻网本月22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一则消息称，张成泽2012年8月访华时，曾在只有中方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与胡锦涛密谈一小时，其中提到换以已故北韩领导人金正日长子金正男替代金正恩的可能性，惟胡锦涛不敢表态不置可否，因此对此事未做决断。由于周永康的洩密，让北韩「亲华派」全军覆没，但一名「深喉」逃到中国，向中方反馈了情报。
报道称，经向有关知情人求证，上述消息属实，更令人震惊的是，周永康曾有逃亡北韩的计划，但最终未能实施。据悉，张成泽访华之际，周永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而2014年12月5日，周永康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中一项罪名是「洩露党和国家机密」，不过官方至今未公布洩密内容。
张成泽是金正恩的姑丈，2012年8月13日，时任北韩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率团访华，在北京出席两国有关经济合作会议。8月17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张成泽。2013年12月8日，张成泽在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场逮捕，3日后即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是北韩近16年来首次处决政治局委员级的高官，备受外界瞩目。周永康则于同年12月1日被捕。
南韩媒体曾指，张成泽因试图颠覆金正恩政权，让金正男取代金正恩，才遭到清洗。英国媒体其后引述日本相关分析人士称，北韩处决张成泽亦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金正恩不满。此前北韩曾多次希望安排金正恩访华，却再三被中方拒绝。▲◆★●■☆
令计划是怎样来到胡锦涛身边的★★★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49606.html
明镜网 2015-02-22：据了解令家的知情人士透露，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和中共元老薄一波都是山西人，早在延安时期就结为密友。后来令家与薄家也多有走动。即使令狐野退休后带著全家返回山西老家，在北京当了大官的薄一波对之也多有关照。
“薄老几乎将令计划视为养子，他刚恢复了权力，便安排了将老友之子调进京。”知情人士对明镜新闻网的这番描述，从薄一波的经历和令计划的简历中找到根据。
“文革”期间因“61人叛徒集团案”而遭到迫害的薄一波，直至1978年底才在胡耀邦主持下获得平反。1979年3月，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四个月后再次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令计划从山西运城调到团中央宣传部，正是在薄一波重新登上高位之后。
在宋德福和李克强主政团中央时代，1990年6月，令计划升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1994年6月，他升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又在职拿到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文凭。
1995年12月，先后经历了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五届团中央第一书记，堪称“五朝元老”、已经39岁的令计划，从共青团的岗位上转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
此时，胡锦涛已被邓小平等元老隔代钦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两年多，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先后担任调研室主任、胡锦涛办公室主任，最后正式成为胡锦涛的幕僚长。
令计划为何会在胡锦涛手下飞黄腾达？幕后的原因有多种说法。2014年11月24日，《明报》刊出孙嘉业的文章《令计划与李学谦》称，“据熟悉内情的消息透露，外界所传的胡锦涛因当年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经历，晋身中央核心圈后就将令计划调到身边的说法并不准确。让令计划进入中南海的另有其人，此人就是现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
但是，熟悉当年共青团和中青报情况的人士分析说，即便有李学谦希望回团中央找人对换这一因素，却并不能就此断定，令计划调到当时已为王储的胡锦涛身边，与薄一波毫无瓜葛。▲◆★●■☆
新中国一起震惊中外的驾机叛逃事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2/4050258.html
—解放军飞行员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始末
党史纵横 2015-02-22：1990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降落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未被发现，成为中国空军的最后一名叛逃军人。然而，这震惊苏联和中国高层的驾机叛逃事件内幕，却鲜为人知。中国官方事后查明，王宝玉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偷听反动广播”，最后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处死缓。本文摘自2009年第11期《党史纵横》，作者徐秉君，原题为《新中国最后一起震惊中外的驾机叛逃事件》。
解放军歼-6战机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当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当时，举世公认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空防体系。据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400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00台防空雷达和2100架随时待命起飞的喷气式截击机。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空中屏障。在莫斯科周围，更有一个几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系统，足以抵御核打击。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毁；1983年8月，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偏航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机毁人亡。而这次，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飞行小时经历的业余飞机爱好者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区，这不能不使苏联当局惊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没有什么比这次飞行事件更使苏联当局难堪的了。”
为此，5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的职务，75岁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天元帅也被撤职，由64岁的亚佐夫大将接任。这种决然措施在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上极为少见。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鲁斯特的举动是“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他已被拘留审查。31日，苏联新闻社社长法林表示，红场飞机事件不会影响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称：“应该感谢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防空系统存在的漏洞。”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人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天之骄子的堕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以使其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因此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不久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但这时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阶段，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这就给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带来很大困难。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后来，组织上经过努力终于在师部驻地为其爱人安排了工作。但由于他爱人性格外向，又很善于交际，分居两地他很不放心。于是，他又向已调任副师长的老团长提出，要调到师部驻地飞行团工作的要求。本以为老首长能给他一些关照，没想到治军严格的老团长对他过多考虑个人问题的想法给予了严肃批评。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因而认为是老首长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除了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以外，团里还尽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给王宝玉以更多的帮助和照顾。团领导为王宝玉改善夫妻关系尽可能创造机会和条件，借其妻子回青岛老家生孩子的机会，特批准他单独去青岛疗养院疗养和休假，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实际上，这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因为这段时间，正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也是造成王宝玉政治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登机前，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与他交接飞机的飞行员，尽管他们是航校的老同学，但这位飞行员还是感到有些奇怪，以为王宝玉是嫌戴手表碍事请他暂为保管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也没太在意。随后，王宝玉转身登机，旋即起飞，正常出航，到达预定空域后，突然转航脱离编队，超低空直向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飞去。
引渡与审判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 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双侧减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苏方基地又是一个轰炸机场，既没有修复能力，又不具备飞行保障条件。但苏方还是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8月，虽然气候宜人，但在毫无遮蔽的机场跑道上，苏方人员还是忙乎得汗流浃背。于是，我方人员便从专机上搬出一箱可口可乐。世一位苏军上校接过拉力罐饮料竟不知是何物，颠过来倒过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方人员这才发现这位上校可能还没见过这种罐装饮料，便替他把饮料打开请他喝。或许是第一次尝到这样的饮料，苏军上校一边翘着大拇指一边喝，一口气竟连喝了3罐。
后来，我方人员干脆把专机上的备用饮料和一些方便面等食品，都搬下飞机送给了苏军的保障人员，这让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他们尽全力为我方提供保障，甚至连给飞机添加的油料都免收了费用。尽管如此，歼-6飞机的减速板仍未能修复。但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飞机留在苏联。于是，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果断决断：驾驶打开减速板的歼-6飞机空转回国。即使飞不到目的地。万不得已被迫舍弃，也要让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空军的尊严，更关系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最后，这位副团长驾驶着这架故障飞机，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千年古刹竟然高悬歌颂习近平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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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 2015-02-22：河南郑州千年古刹大海寺，近期在寺内的大雄宝殿正门挂出”习总为民布盛世，五佛欣然临中原”的红色横幅，令网民啼笑皆非。山东烟台一所小学近日也挂出习近平被一群学生簇拥着的巨型油画，上书”‘跑’到北京去，让习大大看看我多棒”的字句。
近日贴出多张郑州大海寺的相片，引人注意的是，寺内大雄宝殿的正门，竟然挂起一条印着“习总为民布盛世，五佛欣然临中原”的大红条幅。“习总”显然是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网民惊叹，这座寺庙竟然“把无神论的习大大和五佛相提并论”。
“五佛”的说法不一，有指五佛是以大日如来为首的，总计五尊佛，也指五方佛或者五圣。
大海寺位于郑州荥阳，距郑州二十公里，创建于北魏前期（公元五二五年），原名代海寺。相传隋唐时，李渊任荥阳郡太守，子李世民患眼疾，后到代海寺求佛，立愈。李世民登基后，命尉迟敬德扩建代海寺，规模如海，故名大海寺。现寺为一九九四年原址重建，香火鼎盛。
除了佛寺讲政治外，山东烟台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也很懂政治风向。网上流传校方在校舍外墙挂出巨型油画。油画背景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习近平在画中戴着红领巾，前方是一群跑步中的小学生，上书“‘跑’到北京去，让习大大看看我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