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06-6-12
(01):★中 国 大 飞 机 项 目 面 临 深 陷 名 利 场 风 险（三）★
http://news.milchina.com/2006/6-8/16848.html
(02):★ 美 国 绝 对 核 优 势 是 如 何 算 出 的（二）★
—-美国《外交》杂志文章作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457769.html
(03):★ 美 召 大 中 亞 會 議 對 抗 「 上 合 組 織 」★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6/10/MW-577576.htm
(04):★ 美国主持召开大中亚能源与安全合作会议不让中国参加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7309
(05):★ 日 本 为 何 匆 匆 解 冻 对 华 ＯＤＡ ★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6-06/10/content_1413331.htm
(06):★ 中 越 领 导 人 成 都 秘 密 会 晤 内 幕 ★
—-中 越 关 系 正 常 化 的 前 奏
http://news.milchina.com/2006/6-11/93946.html
(07):★ 伊朗问题后，缅甸是否会是下一个焦点？★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7242
(08):★ 震惊：美“国安局”秘密监听中南海住所及办公室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6977
★ 震惊：美“国安局”秘密监听中南海住所及办公室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6977
中南海胡锦涛住所和办公室被秘密监听，这是NSA(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 的官员透露的。这也是NSA制定的一个针对中国政府的几个重要部门的电子监听行动计划，取名为“灰尘”。
据报道，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朝核，伊核等几个国际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暧昧，当然这“暧昧”是指和美国政府不合拍。美国政府急于了解中国领导人的真正意图。同时出于战略考量，NSA化巨资研制多年的一套新的高灵敏度电子监听系统此时派上了用处。该系统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电话窃听等电子手段。而是采用一种高科技术，对被监听对象周围环境进行最先进的精密电子布点，然后用间谍卫星进行监听。使得NSA的侦听专家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参加中共的政治局会议。这种电子窃听点是无法用人工清除掉。据透露除了中南海，北京还有他几处重要政治、军事部门都被布点。
报道还称，“灰尘”计划的第一个成功，就是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前在中南海住所、办公室的所有谈话、会议和一言一行的都被NSA全天窃听，胡锦涛访美时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一切尽在美国的掌握中。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访美前，中美之间有所谓的“国事访问” 和“一个访问”的各自表述。布什政府在胡锦涛访问华盛顿期间也是心不在焉。吃午餐而不设国宴。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似真似假的连着出了几个“状况”,给一向讲究面子的胡总差点下不了台。
有消息指出，“灰尘”计划的实施，使得胡锦涛的“孙子兵法”在美国人面前使不上劲。今后胡锦涛和布什打交道还真的要务实，不能玩虚的。
[美国国安局的前沿：驻日美军楚边基地]
NSA对中国高层秘密监听计划的爆光让国人震惊，众所周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专职境外技侦与监听的军方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搜集信号情报，它是1952年11月，根据杜鲁门总统的秘密指示，由当时的武装部队安全局(AFSA)和陆军安全局(ASA)合并组建而成的。其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隶属于国防部，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供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总部位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两市之间。 据称，它是目前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而且它侧重于军事领域的监听侦察，谍网笼罩全球。
据以往的消息来看， 根据NSA的计算机声音、图象等识别系统，任何国际长途电话、传真、无线电广播和电子邮件都能够被盗窃， 密码能够被破译。监听站把盗窃到手的情报编成长长的 “关键词条”后传回总部。 而此次针对中国高层的秘密监听计划，却是在新的高灵敏度电子监听系统投入使用后的最新应用。这无意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严然已成为美国头号目标。▲ （潜龙勿用）
★ 伊朗问题后，缅甸是否会是下一个焦点？★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7242
华盛顿 法新电：美国对它的亚洲最主要盟国日本，竟然跟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反对安理会制裁缅甸军人政府，感到非常惊愕。
华盛顿试图在安理会提出没有先例的议案，要求缅甸军人政府改变镇压民主活动的政策，包括迫使他们释放反对党领袖翁山淑枝。
为采取制裁行动铺路，美国希望缅甸问题能首次在安理会进行正式讨论。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所有民主国家都支持美国的制裁计划，日本是例外，另外两个反对的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
日本上周在安理会召开的缅甸政治危机的罕见说明会上表示，缅甸的情况并没有对世界和平及安全构成威胁。这是安理会进行干预的先决条件。
曾任美国总统布什亚洲政策高级主管的格林以不寻常的强烈语句说：“日本犯了个大错误，它在缅甸问题上的决定，已使它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这太令人失望了。”
格林表示，人们会考量日本在这个课题上的误判，是否会对它在华盛顿和亚洲的外交地位产生影响。
虽然日本在安理会没有否决权，但是东京的态度还是让华盛顿感到不安。
美国外交官誓言要继续对日本和其他安理会国家施压，要他们支持美国的提案。
国务院发言人凯西说，美国相信缅甸局势确实须要安理会采取行动，至少表达关注，并希望见到缅甸政府采取适当的行动，释放政治犯，同时推进全国政治和解进程，最终使它步入民主道路。
他表示，华盛顿预计“议案过几天就会被提交或至少先发下去。”
不久前访问缅甸的联合国特使甘巴里上周告诉安理会，缅甸已经拒绝了他提出的以经济援助换取小幅度推进民主的建议。
他也告诉成员国，缅甸政府被指称跟国际贩毒和人蛇集团有联系、镇压少数种族以及影响邻国稳定的情况。
缅甸，是我国西南方向最重要的友好邻邦，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国内的政治凝聚力，与伊朗都无法相比，都是比较弱的。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我国紧邻，且深入我国腹部。
美国在缅甸问题上发难，初步分析，有几个原因：
▲一、转移视线，为自己在伊朗问题的政策暂时找台阶。
▲二、继续施行围堵中国的战略。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没有达到目的，利用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强大军力，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顺手牵羊；
还有一种可能，美国对伊朗发难时，就有一箭双雕之意，即如果对伊朗动手没有机会，就节外生枝，染指缅甸。
对伊朗发难，既有他建立全球霸权的需要，客观上也是对中俄的围堵和牵制。而对缅甸发难，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围堵中国。伊朗问题后，缅甸将会是下一个焦点。
▲三 、援手台湾，围魏救赵之意。
鉴于当前台湾的混乱局面，不排除会触及反分裂法的底线，美国此时开始拿缅甸说事，野心都不用遮盖–分散中国的注意力，增加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用唇齿相依，来形容缅甸和中国的关系，是比较贴切的。
反对安理会制裁缅甸，日本立场令美国吃惊。这篇报道中，只有日本的态度，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 中 越 领 导 人 成 都 秘 密 会 晤 内 幕 ★
—-中 越 关 系 正 常 化 的 前 奏
http://news.milchina.com/2006/6-11/93946.html
WWW.MILCHINA.COM 2006-6-11：（中越两国对立13年后，一个历史性的会晤——成都会晤打破外交坚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作者李家忠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深谙个中内情。）
▲政权更迭，中越关系出现一丝曙光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 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探路，阮文灵会晤张大使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方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同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国内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黄文欢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大使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大使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黎德英同张大使亲切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
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大使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据《党史纵横》2006年第十期 李家忠／文
★ 日 本 为 何 匆 匆 解 冻 对 华 ＯＤＡ? ★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6-06/10/content_1413331.htm
2006-06-10 本报驻日本记者：裴军 距日本以“冻结新年度对华ＯＤＡ贷款”的方式发泄对中方的“愤慨之情”不过两个多月，日本政府就决定为ＯＤＡ解冻了。这本是件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好事，可日本以此作为表达“对华情绪”的手段，一会儿冻结，一会儿解冻，着实令“ＯＤＡ不是政治牌和外交牌”的论调，失去了立足点。
６月６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首相小泉是会议主席），决定解冻２００７年度对华ＯＤＡ援助，额度为７４０亿日元。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对日本解冻对华ＯＤＡ一事表态称，“日元贷款本来是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日方的一些人把这个问题炒作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双方都不利，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他说，“日方关于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我们表示欢迎。同时，我们认为仅表示重视还不够，日方还要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拿出真诚、具体的行动来。”
在６日的“解冻会议”之后，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对外称，“除了日元贷款，包括提供无偿资金、技术援助等都进行综合判断，基本上以环境为中心进行考虑”。同日，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这是通盘考虑后的决定。我们一贯重视对华关系。”
对于政府匆匆解冻对华日元贷款，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片山虎之助批评说：“一度冻结了（对华ＯＤＡ），现在解除冻结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明，给人感觉草率。”日本阁僚内部对此也有反对声音，向来对华强硬的农林水产大臣中川昭一在会议一开始就表示不满：“还要对中国进行援助吗？简直令人无法理解！”并气鼓鼓地退出了会议。中川昭一是前任经济产业大臣，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争端中历来主张和中国硬碰硬，并叫嚣应该派船只前往争议区进行试开采。
至于是何原因促使日本政府利用“政治主导”方式急匆匆地进行“解冻”，此间媒体多数认为，一定程度上与近来中日双方的互动促使双边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有关。进入５月份以来，中日外交部门第五轮战略对话、东海油气田开发谈判相继举行。中国外长李肇星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卡塔尔实现了间断一年多的外长会晤，双方确认将加深经济及防卫等各领域的交流。东京还高规格举办了中日部长级的“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商务部长薄熙来成为继去年副总理吴仪之后中国访日的最高级别官员。日本外务省人士认为，此时解冻对华ＯＤＡ贷款将进一步促进双边关系的缓和。此外，有分析指出，麻生准备在７月下旬的“东盟＋３”会议上，再次实现中日外长会晤，通过解冻对华ＯＤＡ可为此制造较为理想的氛围。
除外交考虑外，７日的《朝日新闻》指出，出于当前国内政局，日本政府此举是为避免对华ＯＤＡ问题成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一个争论焦点。
《朝日新闻》还分析，对于麻生和安倍来说，解冻对华ＯＤＡ，如果能借此使对立的中日关系趋于平静，就有可能避免使靖国神社问题成为竞选首相的焦点。保守反华媒体《产经新闻》甚至认为，“日本可以通过解冻对华ＯＤＡ贷款调整日中双边关系，并争取借此实现日中首脑在圣彼得堡会晤”。
早在３月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的症结，在于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只要日本领导人明确作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决断，就可以恢复中日首脑会晤和对话。像《产经新闻》这般将解冻对华日元贷款和中日首脑会晤扯上关系的分析，未免过于幼稚，实在低估了靖国神社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的负面瓶颈影响，也太高看了日本对华打ＯＤＡ牌的政治和外交效用。▲
★ 美 召 大 中 亞 會 議 對 抗 「 上 合 組 織 」★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6/10/MW-577576.htm
【大公報訊】2006-6-10 據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美國決定在十四日和十五日，與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召開「大中亞國家代表會議」，主題是討論該地區的經濟問題。此次會議並明確表示拒絕邀請中俄兩國參加。
俄媒體稱，美國試圖在本屆會議上兜售中亞能源與安全一體化方案，通過建設巴庫─杰伊漢石油管線，整合中亞及外高加索國家的關係，形成以土耳其為首的地區性經濟安全合作組織。俄羅斯國際關係研究所專家謝爾蓋．盧西亞寧認為，美國鼓勵參加該組織的成員國版圖恰好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犬牙交錯，對抗意圖顯而易見。
盧西亞寧說，政治上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和大部分中亞國家同宗同源，美國因此希望土耳其起到「櫥窗作用」，吸引中亞國家歸化西方陣營。從長遠來看，美國會繼續通過經援和軍援的方式扶植土耳其，再通過土耳其這一渠道，繼續向中亞各國施加影響，與上合組織展開更深層次的博弈。▲
★ 美国主持召开大中亚能源与安全合作会议不让中国参加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7309
由美国主持召开的大中亚能源与安全合作会议，将于今天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的参加国是美国、土耳其、阿富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没有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
本月中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首脑将在上海举行会议。美国此举，看来是明显与上海合作组织进行对抗，双方在中亚地区的摩擦看来将会进一步加剧，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将会明显扩大化。▲
★ 美 国 绝 对 核 优 势 是 如 何 算 出 的（二）★
—-美国《外交》杂志文章作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457769.html
▲美国政府“希望我们闭嘴”
两位专家告诉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外交》杂志发表这篇文章，背后有美国政府的阴谋，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正好相反，通过一些渠道我们了解到，眼下美国政府对我们俩非常不满。”就在《外交》杂志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国防部还专门发表了一个辟谣似的书面声明，声称“美国政府并未寻求核优势”。
普列斯解释说，这是因为美国虽然一直在寻求核优势，但希望静悄悄地来做，最好不让任何人知道，一旦全世界都知道了，会加剧世界局势的不稳定，严重恶化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并刺激军备竞赛。俄罗斯总统和国防部长最近都明确表态，将加强核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加强海、陆、空军的核遏制能力，这显然是俄罗斯希望重建“相互确保摧毁”并为此不惜与美国重新展开军备竞赛的信号。
两人认为，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对有学者宣称“美国已经获得核优势地位”才极力淡化处理，同时向世人强化一个错误印象：美国的核力量已江河日下。于是，五角大楼3月底发表了一份报告，称美战略打击能力可能出现“显著下降”，《今日美国报》甚至就此呼吁，美国政府应该用增加工资和其他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到远程核武器的研究中来。普列斯说，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核武库的规模的确在缩小，但它却有意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核武库里的每一件核武器都已经和正在变得更加威力无穷、更加致命。美国眼下正在增加许多现存核弹头的爆炸当量，同时提高导弹攻击目标的准确性。
▲美国将怎样使用它的核优势？
莱伯和普列斯都认为，由于世界核均势被打破，核武器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虽然从目前来看，美俄和美中间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美国未来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正前所未有地加大。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问题的潜在破坏性，美中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大于美俄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人们从文化和道德方面憎恶核武器，因此美国政府会存有使用核武器的巨大心理禁忌。但莱伯和普列斯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时美国曾对日本使用核武器，后来古巴导弹危机和柏林危机达到高潮时，美国总统肯尼迪都曾严肃考虑过对苏联发动核攻击。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了突然袭击中国核基地的计划，企图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些表明，所谓的美国政府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是靠不住的。
两人认为，核武器在未来的作用跟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独霸世界，防止任何国家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防止任何国家在某些关键地区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保持核优势对美国来说就是必须的。如果美国要追求有限度的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那么，取得核优势就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其带来的风险将大大超过它的收益。
莱伯和普列斯说，他们发表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已取得核优势，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有关核武器的大辩论，从而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施加影响。这也是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迄今，他们已接受了《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美国媒体的采访，也接受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记者的电话采访，“但你还是采访我们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俄中学者并不接受
对美国学者的解释，俄中学者并不完全认可。俄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表示，即使所有到期核弹头全部拆除，俄方还有近1500枚核弹头，足够给进攻方带来毁灭性打击。曾担任俄战略火箭部队参谋长的叶辛上将认为，俄美在核领域仍保持着战略平衡。不必说美在2020年前建成能抵御300枚核弹头进攻的导弹防御系统值得怀疑，即使美国成功了，也不应忘记它难以防御俄机动核弹头的打击。此外，俄近年来还在积极改进、完善核遏制力量。俄新型核导弹有很强的机动能力。根据计划，2008年前俄太空预警系统将全部恢复战斗力。这样看来，美对俄的绝对核优势理论很苍白。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政治观察家维克多•叶尼科耶夫认为，美国学者在《外交》杂志上刊登此文，反映了美部分政治精英不愿意相信俄已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艰难时期中走出来，并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恢复本国的工业潜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普京总统所说的“俄核盾牌一切正常且在不断完善，可以更可靠地应对任何外部威胁”的话根本不当回事。
俄军预备役少将、著名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俄军事科学院教授巴维尔•佐洛塔列夫认为，第一，问题不在于模型本身，而在于从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不管一种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模型如何完备，都不能用研究模型代替实战。即使有关推算表明，对方的回击可能性在千分之一以下，也不应采取核恐吓政策，将宝压在核打击上，因为很有可能千分之一的唯一一次可能在对方进行核打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关于机动和固定核导弹问题。俄美双方对对方的固定发射井都心知肚明，但机动核导弹就不一样了，在任何情况下，美能发现俄的移动核目标只能降低俄实施核报复的效率，但不能影响俄在美核导弹到达俄本土前迎战的效率。第三，俄美关系今非昔比。俄美核对等的参数与冷战时期也不一样。佐洛塔列夫说，美国学者的文章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很好，一是注意到了美在军事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使用武力的威胁，二是有关美对俄取得绝对核优势的演算推测，这可以让俄清楚地看到，哪一种核力量可以让俄保持最小但最有效的核遏制效果。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专家彭光谦少将指出，今年5月初他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办的核武与21世纪亚太安全会议，美方没有专家学者公开认同这篇论文，反而认为《外交》杂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彭光谦认为，两位美国学者建立的模型是个静态的、线性的、纯技术性的理论模型，没有把人员、地理、环境、运用方式、运用时机等变量考虑在内，因此提供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尽管美国拥有的核武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俄罗斯，双方仍然形成了非对称的核威慑，一旦俄罗斯发起反击，就会给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次美国学者发表的文章更是会提高整个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警惕性，刺激俄罗斯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以保持平衡。（全文完）▲ 《环球时报》 ( 2006-06-08)
★ 中 国 大 飞 机 项 目 面 临 深 陷 名 利 场 风 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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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的“国际政治学”
近期，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在中国一航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民机产业》的文章，提出了他对民机产业的认识，文中指出：“国外民机制造商常常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民机零部件转包生产实现全球采购，也经常为降低研制成本和扩大市场，采用风险合作的研制方式吸收国际合作伙伴，但飞机设计和制造的关键技术和研制民机的知识产权始终掌握在主制造商自己手中。”
刘高倬写到：“过去，由于我们对民机产业的这一特征认识不足，曾冀望于通过引进国外生产线的方式和参与欧美航空强国民机研制项目的方式，发展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但结果是，“我们尝试了与美国合作生产MD90，并没有得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民用客机。接着又尝试与欧洲合作研制AE100，也无果而终。”
这个“老航空人”的结论是：“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创造；市场换不来技术，核心的航空技术是买不来的；对航空工业这样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对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该产业中的市场利益，因此该产业的领先者肯定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这确实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之语，也是对全球化语境下对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的精辟解读。航空工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凝聚了人类大量的高科技成果，其显著的特点是高投入、长周期和市场相对集中，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巨大。这也是欧美国家不惜付出长时间的高额代价，将航空工业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原因之一。
因此，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航空工业无一例外地被列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大局，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由此，其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在涉及这类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会非常慎重，没有人会真心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刘高倬说。
从这个角度讲，仅靠波音、空客自身力量绝难形成目前对全球航空制造市场的完全垄断，其背后都有着不计血本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鼎力支持。这在两大航空巨头的生存、发展和形成垄断的整个发展史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告诉《商务周刊》，“空中客车公司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曾历经了长达25年的亏损。在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和相关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空中客车公司才成为能与波音公司相抗衡的世界航空巨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支撑如此长时间的巨额亏损。”
作为老霸主的美国波音公司也一样。1991年，空客公司为了反击波音公司对自己获取政府补贴的控告，委托美国咨询公司阿诺德•波特公司对美国政府大量补贴波音的情况进行调查。在最后形成的《美国政府对民用飞机工业的支持》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国家意志和力量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扶持一个企业成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垄断霸主。
这份关于波音的“黑材料”显示，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发展计划、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与发展计划以及美国税收制度三条途径支持美国民机工业。仅1976-1991年的15年间，美国政府对民机工业支持的金额为180亿-220.5亿美元。如果民机工业从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以美元现币值计算的话，总支持金额高达334.8亿-414.9亿美元，这还不算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制度给予的资助。
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在确保美国民机工业取得关键性技术进步方面，在确保其在世界市场上今日的竞争地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曾经在1960年代垄断国际民机市场的波音707，有超过90%的技术转移量来自军机KC-135、B-47和B-52；波音747大量技术则得益于C-5A，参加747飞机设计的100名工程师是C-5A方案论证小组成员。
当然，航空“政治经济学”的资金支持还只是“常规武器”，政府扶持更隐蔽、杀伤力更强大的还有分别由美国联邦适航局(FAA)和欧洲联合适航局(JAA)颁发的适航证。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的前提条件。按照目前国际航空市场的“游戏规则”，FAA和JAA颁发的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没有FAA和JAA的适航证，任何先进的飞机也只能飞制造国和购买国的国内航线。一张小小的FAA和JAA的适航证，就足以“掐”住一架飞机进入国际市场的“喉咙”。
俄罗斯民用飞机制造业就是如此被打垮。“冷战”结束前，前苏联的民用飞机可以不理会西方的FAA和 JAA体制。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继承了实力雄厚的民机制造工业，但由于美欧的适航证“武器”打压，连俄罗斯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都不买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大型飞机制造、特别是干线飞机制造基本上垮掉了。
因此，不论是现在的ARJ21，还是争议中的大飞机项目，同样要遭遇这个垄断霸主操纵的“鬼门关”。事实上，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已经有人开始从这个角度向中国航空制造商暗示——如果中国想动造大飞机的心思，则耗费巨资研制接近成功的ARJ21，将无法拿到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尽管ARJ21从设计开始就完全按照中国民用航空总局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的适航条例进行研制。对这样的威胁，你可以很愤怒，但你很难不忍气吞声。
透露这一信息的业内人士直截了当地告诉《商务周刊》，“不懂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就没有资格谈大飞机。”
▲道路之争
在这种深刻和复杂背景下，审视目前中国大飞机道路之争，能够找到的现实感和理性色彩可能更多。
现在，在大飞机问题上纠缠的包括“干(线)支(线)之争”、“东(上海)西(汉中)之争”、“军(机)民(机)之争”，甚至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等等争议。诸多纷争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民用干线飞机走以谁为主的研发道路？
尽管航空体制改革已经在旧体制中打下了市场化的“大楔子”，但军工体系依然是目前非常主流的飞机研制的体制载体。以军工体系为核心的道路，常常会以技术攻关的方式，在甚少考虑成本的思路下实现项目突破。过去的“两弹一星”和现在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军工道路“举国之力办大事”的成功典范。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一位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他相信，如果还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完全可以短时期实现中国大飞机梦想，“运10实际上就是不惜资金、不考虑市场情况下实现的”。
对此，路风教授在其《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批判说：“军工体系的组织原则、管理体系和技术文化都不适合民用飞机市场的竞争。特别是航空军工生产习惯于前苏联/俄罗斯的设计规范和技术轨道，难以实现民用飞机所需要的技术突破。”他具体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航空工业的管理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航空工业部(有几年是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但这个体制仍是从原来的主管行政部门→工厂/研究所的传统体制直接继承过来的。
在他看来，设在北京的两个集团公司本部仍然是行政机关，下属制造企业也仍然是从计划体制继承下来的大工厂；工厂和研究所仍然是“两张皮”，它们之间的协调也仍然需要依靠上面的行政机关。“这种体制的一个弊端是无法分清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设在北京的‘婆婆’并没有能力去开发大飞机，而真正从事设计、制造和营销大飞机的单位又没有决策权。”他指出，既然这种体制下过去没有搞成大飞机，现在也不可能搞成。
因此，路风建议应该由独立于这个体制之外的组织来执行。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二条道路——脱离军工体系“另起炉灶”。
按照路风教授的思路，关键是组建一个根据现代商业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公司来执行大飞机项目。路风认为应该具体遵循的原则是：其一，独立决策的管理层，在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框架下，公司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不对航空工业的行政部门负责，也不对当地政府负责，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其二，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活动一体化，即设计、总装和营销必须是公司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部分与公司总部是行政关系而不是“法人”之间的关系；其三，公司的内部流程必须以产品开发(飞机设计)为龙头，真正实行高技术企业的组织原则，首先开发出大飞机，然后实现开发项目的产业化，开发出产品的同时，使公司能够成为竞争性企业；其四，公司的目标是开发出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在规定年限内绝不允许外资染指，避免外资对中国技术学习过程的任何控制，在新企业成长起来之后，再由有关决策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通过上市对外资开放。
“这个思路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路风教授可能没想到，这条道路不但的确独立于目前的航空制造体制，更独立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体制。”中航二集团研究室那位专家苦笑着说，“‘路风方案’的书生气太浓厚了。”
他告诉记者，中航二集团事实上是大飞机项目上利益和话语权最少的单位，他从一个航空工业体制研究者的中立身份认为：“体制的问题实质是利益各方平衡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组合出一个作用正面的利益结构。不能说利益结构有问题，‘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就完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跳出来的可能，体制好与坏还得在其中生存。”
而且，他认为路风这个思路即使看不上军工体系，但也没有真正独立出来，“比如，它仍然需要行政命令完成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而且这个公司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难道说具体工作脱离航空管理部门由国务院直接指导？”
“在仔细看完了路风教授的报告后，尽管我敬佩他的爱国热情，但情感过浓会直接影响一项研究的科学和理性，甚至造成判断和分析的情绪化和简陋。”在他看来，完全脱离开现有的航空制造企业和其运行的体制基础，开发大飞机项目，实际上是“空中楼阁”，“你不可能凭空再造出一个航空产业链来”。
这位研究专家比较赞同路风教授对军工体制弊端的批判和对大飞机项目商业化运作方向的支持。“老实说，没有谁比我们航空制造企业更想从军工道路弊端中走出来了。”他介绍说，1990 年代初中期，因为我国军事战略调整，军品订单全面减少，航空工业一度惨淡到难以为继的地步；1990 年代后期台海问题加剧，军品任务增加，又给航空工业带来繁荣。这种冷热无度让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非常渴望走出单纯军品生存，让民品壮大起来，“两条腿”走路。
中国一航 常务副总经理杨育中曾在该公司内部刊物中指出，“搞民机非常难，除了飞机本身的技术难度，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它特有的商品属性，这是它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按照军机思路去搞，必定会失败。”因此，在大飞机项目的“影子工程”ARJ21支线客机项目上，中国一航 突破各种阻力，组建了商业化项目公司——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事实上，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三条道路——军民结合互补的商业化道路。而这也是目前波音、空客所走的道路。
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研究员赵建元告诉《商务周刊》，世界发达国家军事装备技术中，85%采用军民两用技术，而纯军事技术只占15%。冷战结束后，各国军费开支锐减，无力承担庞大的军事科技工业基础，而民用科研经费却在大幅增加。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费用飞速进步，又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他说：“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关键技术实现军民融合，成了国际潮流。”
在军品任务依然繁重和一时仍然难以依靠自身能力独立于军工体系的大背景下，这种思想显然深刻影响着正从单一军工型向科研生产经营型转变的两大航空工业集团。《商务周刊》从中国一航的一份文件中看到，该集团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因此才有了该集团大飞机项目“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的思想，以及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探路。
但是，这条道又不断遭到批评，甚至包括中航商飞公司内部部分管理层。最被诟病的就是运行体制。原中航商飞副总设计师、工程部部长周济生认为，中国一航虽然企业化了，但仍属管理机关，“事实上，中航商飞最初成立时就存在先天不足，它有15个股东，除了一个小股东属于中航二集团，其他股东都是中国一航和它的子公司，这使得ARJ21项目实际掌握在中国一航 手中，中航商飞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真正自主负责的企业”。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一航 依靠其行政权力调动下属的飞机设计所、制造厂运作ARJ21项目，使这些设计所和制造厂只对中国一航 的行政命令负责。甚至有人指责说，在中国一航 影响下，中航商飞无法自主任命飞机设计师，5年时间换了好几任。与此同时，25亿元项目资金已近告罄，正在再次向国家申请35亿元资金。
所有这些信息也显示出，第三条道路即使比较务实，但由于体制惯性，中国航空制造商操作商业化民机项目依旧捉襟见肘。这恐怕也是决策高层对大飞机项目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
“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难以在体制上自我革命，在民机发展屡战屡败中吸取教训不力，对民机发展没有扎实详细的全盘思路，难以获得决策层的信任，从而制约了大飞机项目国家意志的实现。”中航二集团那位专家沉痛地告诉记者。（未完待续）
解密档案摘录：围绕审判美国间谍的中美外交斗争(三)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594168&typeid=14
根据解密档案记载，12月1日，外交部国际司提出回应美国的意见，章汉夫和乔冠华研究后，觉得可行，于是上报周恩来：
总理：
最近我宣判美间谍案后，美国政府大肆叫嚣，除通过英国致我照会外，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将其照会副本分发给各会员国。外电并报道美国有提请联大讨论可能。美国此举似在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作为讨论朝鲜问题及台湾问题时诬我之资本，逃脱美国罪名。国际司考虑，针对此情况，我亦应有较强硬之表示，建议将我国对美间谍起诉书及判决书共四件全部电发联大，并以王炳南主任名义写一短简附去，要其分发除蒋贼代表以外之各会员国。这样做的好处：1.使世界各国了解真相，洞察美国之阴谋。2.驳斥美之诽谤。3.陪衬我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有利于将来联合国讨论。是否妥当，请指示。
对于章汉夫他们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通过工作人员传过指示：
总理嘱告，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过去骂我们为侵略者时，我都不怕。关于特务案，我绝不退让，这与我控诉美侵略台湾事情不同。至于日内瓦倒可给美国以答复，说明我国对待外侨守法者随时可以回国，我给以法律保护。对犯罪者、颠覆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以宽恕（总理说，只在这里松一下，其他绝不松口），如允许通讯，对坦白者，可以从宽处理等。对此事情，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
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本来美国人想使提案的措词尽可能地强硬，“断然指责中共”，英国大使觉得，还是应当给联合国秘书长一个试探的机会，其他一些盟国也不赞成使用过于极端的用语。
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四十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七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后一个多小时，即12月10日下午5点07分、5点12分和5点19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5点07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
联合国大会已请我设法使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十一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意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哪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日期对您是合适的。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七分
5点12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
参照我今天关于可能访问北京一事的通知，我预见到有需要在我们之间经常保持电报联系，因此愿建议经由斯德哥尔摩建立这种联系。如果我的提议被接受，我建议通过同样的途径来讨论关于我的访问的必要的实际安排。我自己预计十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当在斯德哥尔摩。如果愿意，您的大使可在那里见我。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十二分
5点19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
像电报的性质所显示，我今天送给您的专函不是机密的。为了使您能同时在北京予以发表，如果您愿这样做，我现在把电文保留二十四小时不予发表。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十九分
从三封电报的内容看，应该完全可以合为一封来发的，却分成了三次，可见当时其心情之急切。
此外，从简短的文字当中，也可以看出对方的多种考虑。
第一封是表示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第二封显然是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所以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也含有试探的意思；第三封的用意显然是想进一步试探周恩来的意图，促周恩来尽快答复。
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
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
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指示，在电报中要指出：
“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去颠覆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权，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
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进行破坏的活动也列上去。
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
要揭露美国故意把间谍案大肆渲染，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的企图等等。
最后，要给哈马舍尔德传递一个信息：
“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特别嘱咐乔冠华，让他召集大家讨论一下这些论点和措词，草拟一个提纲，两天内交卷。
乔冠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如期起草好了电报稿，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之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
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会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拿不准。
当时外电纷纷作出各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说，中国会让哈马舍尔德去。
合众社说：“中国保持长时期的缄默的事实表明，这个建议不会遭到拒绝”，“中国故意推迟答复的时间，以便在星期六大会最后一天把它像炸弹似的提出来”。
《读卖新闻》说：“一般人士认为，周恩来将接受这一建议并邀请哈马舍尔德到北京去，但邀请的措词将表明，北京认为这一行动是联合国正式承认北京政府”。
第二种猜测认为，中国不会让哈马舍尔德去。持这种观点的大都是英国的媒体。
《泰晤士报》社论说：“中国根据所有关于它成为会员国的权利的论点来回驳联合国（秘书长），是几乎极为可能的”。
第三种猜测则表示，中国会有条件地接受哈马舍尔德前往。
美联社说：“有人猜测，中国将尽量多要价钱并提出条件，然后才勉强同意与哈马舍尔德会晤”。
合众社说：中国“可能提出让周恩来到联合国大会来讨论这个案件的建议”。
各种猜测满天飞，中国政府自有主张。
当时，周恩来专门指示外交部对哈马舍尔德来中国的目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
大家估计，哈氏来的目的有几个方面：争取让中国政府释放美国间谍是首要目的自不必说。除此之外，他可能想摸一摸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底牌，再看看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有什么想法，比如，中国政府能不能接受大陆和台湾同时加入联合国等等。
针对哈马舍尔德可能谈的问题，大家也商量了相应的对策。
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哈马舍尔德可以来，问题的关键是，来了以后谈什么、怎么谈，不能由哈马舍尔德说了算，我们要把谈判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手里。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嘱咐，这个电报不要太长，要从正面阐述我们的立场。
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
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
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
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要求，第二个电报更要短点，并且两个电报当天晚上都要定稿发出。
12月17日周恩来的电报发往联合国。
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
北京同意哈氏去了，但是访问的性质是什么，中方没说。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哈马舍尔德说：
这不是一种国际会议，也不是一种“亲善访问”，也不是“国事访问”的性质，他把这次使命看作比较类似世界各国首都外交部所通常进行的那种外交接触。
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他心里踏实下来。
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跟其一起叫嚣的代表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他作用的机会。
12月19日，哈马舍尔德返回瑞典休息。
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哈马舍尔德立即安排，利用出席一个朋友宴会的机会，跟中国驻瑞典大使耿彪进行了会面，商谈了访问的一些具体安排。
12月28日，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说他将于12月30日离开纽约，经新德里，1月5日由广州入境，询问从广州到北京的交通问题。
周恩来随后回电，表示从广州到北京将由中国飞机接运。
在确定同意哈马舍尔德来访之后，外交部开始进行接待的准备，同时，也对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进行了研究。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其父亲曾是保守党党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瑞典总理和海牙国际法院主席，与英国的邱吉尔交往颇深。哈马舍尔德的哥哥曾经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主席。
哈马舍尔德1930年开始从政，此前曾获得瑞典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在瑞典经济界有几分名声。
1945年哈马舍尔德以财政专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曾作为瑞典政府特使参加欧洲马歇尔计划会议。以后又曾担任过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主席。1949年他出任助理外交大臣，并担任瑞典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
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
在国际事务方面，马哈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
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马哈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但同时他又声称要克服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各种障碍。
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之前，他从瑞典休假之后前往伦敦，以晚辈的身份拜会邱吉尔，试探英国对恢复中国席位的态度。
据说，哈马舍尔德此人非常自负，举止严谨，当时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评价他是一个“有着优美风度的人，能用四国语言进行娓娓动听的演讲”，而且他这个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而是喜欢进行所谓“秘密外交”，是个所谓“善于踩外交软索的人”。
因为是头一次进行这样的接待工作，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1950年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例子。当时还特意对苏联接待的整个过程特别是礼宾安排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我们的接待方针：
在谈原则问题时，立场坚定不移，要打击美国，对联合国偏袒美国以及在我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
在接待礼节方面，要给予对一般外交官应有的礼遇，不卑不亢，恰如其分的诚恳接待。
根据对方可能谈的问题，准备了包括间谍案、联合国问题等材料。
参照苏联的做法，哈马舍尔德抵达广州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前往迎送，并派一个科长级别的干部陪同他经武汉来北京。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抵达北京。
他的随行人员有6个人，包括他的特别助理、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新闻事务的秘书长助理巴基斯坦人鲍哈里，法律专家英国人瓦尔道克，秘书瑞典人林德，私人秘书挪威人埃尔姆小姐，翻译瑞典人涅斯特洛姆，还有司机兼保镖美国人雷纳罗。
章汉夫副部长带着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的王倬如处长到机场迎接，并由王倬如登机迎请。
本来外交部是在北京饭店给哈马舍尔德预定了房间的，哈氏初来北京，也许是从安全和方便的角度考虑，表示他将住瑞典大使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除了会谈和参观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呆在瑞典使馆，其他几个住在北京饭店的随行人员，也只是睡觉的时候回饭店，其他时间也跟哈氏一样。
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陪同会见。
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亚洲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
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
哈氏听了非常高兴。
会见之后，周恩来为哈马舍尔德一行举行欢迎酒会，其间，周恩来把出席酒会的中方人员向哈马舍尔德一一做了介绍，哈氏很高兴。
当介绍到傅作义时，周恩来说：傅作义和我们打了20年仗，现在大家合作得很好，傅作义先生已经是水利专家了。
周恩来话里有话，哈马舍尔德也听了出来，他说：希望你的话还有别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设便宴招待哈氏一个人，中方也只有章汉夫一个人作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