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老人们一起退下来：80年代末邓小平交班揭密★
http://h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434493
（02）★两报一刊泄国家机密 华国锋把邓小平的信扔一边★
http://h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432162
（03）★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组织如何选拔特工★
http://h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433514
（04）★建国后中央军委组织结构的七次变化★
http://h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432973
（05）★中国创新军事理论, 保国家利益不能只靠防守反击★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053284&typeid=14
（06）★中国青年杂志：感念胡耀邦在风浪时的保护★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052458&typeid=14
（07）★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真实目的★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052335&typeid=14
（08）★中国军演警告不稳定因素 呈鲜明务实特点★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568/20051223/12972701.html
（01）★老人们一起退下来：80年代末邓小平交班揭密★
参考文摘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02）★两报一刊泄国家机密 华国锋把邓小平的信扔一边★
参考文摘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0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0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1976.10.10 ）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1977.4.10）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叶永烈/文
（03）★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组织如何选拔特工★
参考文摘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档案揭秘
2004年８月２日，美国总统布什上午在白宫举行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说，他要求国会批准设立国家情报局长职位以及成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布什说，政府已经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其中一些措施来自“９•１１”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一些措施则超出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长将作为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负责统管全国的情报机构。
负责调查“９•１１”事件的独立调查委员会７月２２日发表最后调查报告，就防范未来袭击、改革美情报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国家反恐情报中心，统管全国的１５个情报机构，并由一名级别相当于内阁成员的国家情报局长负责。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最早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总统为对付冲突而主张成立的，当时名叫美国情报组织战略服务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组织被撤销。然而，杜鲁门总统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文山”之中，于是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以协调和核对这些情报报告。
1947年，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正式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在华盛顿地区有许多办公室和2万名雇员，每年预算为80亿美元。
一、美国中央情报局到底是什么样的间谍组织?有何职能?
中央情报局现已成为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
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管理处下设通讯、后勤、安全、财务、医疗服务、人事、训练与教育、数据处理科；行动处下设反情报、国外情报、隐蔽行动、中央掩护科，评价、计划和设计科，共有雇员6000名；情报处下设管理与分析、武器控制情报、搜集需求与评价科，五个地区办公室和五个职能办公室，外加一独立的中心；科技处于1962年成立，当时称之为研究处。
根据美国1947年出台的《安全条例》，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国内任务，也没有逮捕权，主要有以下五种职能：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情况；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建议；联系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政府内部适当传播情报，在适当的地点提供有用的机构和设施；为现存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共同关心的辅助服务，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关情报的其它职能和义务，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能随时进行指导。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任务时，主要采取人力侦察和技术监视，公开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实物器材开发和寻找行动等手段。
情报来源包括间谍、使馆职员、判逃者、移民和旅游者。如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项名为“哈布林克”的行动。间谍们潜入了一个装有“萨姆—2”导弹的仓库中，从一颗导弹上卸下了导向系统，并偷运出来。8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展了波兰陆军司令部一位上校为间谍。波兰陆军司令部的所有秘密行动计划全部被上校泄露。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施展什么招聘术?间谍精英如何选拔?
据悉，目前招募工作已经开始，志愿者必须通过为期6个月的严格训练，必须学会秘密侦察、通信、潜水及近战技巧，还必须学会使用多种武器。当然，那些有能力潜入恐怖组织内部的志愿者将被优先录取。
1986年6月，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设立11个招募中心。经考试合格后，有1000人受雇用，其中200～300人被培养成为间谍。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张旗鼓地进行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分析人员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间谍，选择上注重才智和表现力，如喜欢冒险并肯作出牺牲，或在某一方面的专长等。这次，中央情报局吸取了以往经验，与美国66所最好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外，国会当年给美国13个情报机构追加了1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2亿至3亿美元是分给中央情报局。
2002年， 声名显赫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许多人看来充满了神秘色彩，这大概是因为从事间谍工作毕竟不是件可以随便张扬的事。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一反常规，开始在报纸、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高档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招募“间谍”。这些广告把行动处描绘成一个由二十几岁、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联合体。这次被中央情报局看中的对象不是传统的美国人，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中东、亚洲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的移民或这些移民的后代，特别是少数民族成员和妇女。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CIA一直都在招募移民，以便能够进入外国的社会基层获取情报。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更多地把国外的恐怖分子、毒贩、军人走私犯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敌人，CIA就更加需要精通被视为敌人所在国语言的特工。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现有的人员结构看，少数族裔占11%，女性占18%。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很多少数族裔移民在美国繁衍了几代人，已经融入美国社会各个阶层，从而中央情报局对他们的担心逐渐减弱。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间谍的第一步，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查核”。姓名查核的目的，就是要看这些人有什么不适合做间谍的背景和材料。
第二步，对通过姓名查核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合格者将会接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考验。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考验，以能够充分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
合格者首先将会接受“观察力测验”考察，主考者会根据方案或专家的出题，让应试者自己去完成。“意志力测验”则是将应试者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应试者最后要通过的是测谎器的测试，查测其心理素质情况。以上合格者，首先进行9个月到1年的初步训练。
开始3个月，新学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课，加强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三个月后，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去训练。 一般来说，未来间谍们都要学习徒手格斗。他们不是像拳击家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而只是学习如何用脚跟、手掌、指头去击中对方要害部位的“散手”，这其中包括中国功夫、柔道、擒拿术等精华的东西。全面训练的重点放在隐蔽行动和保密上。
他们学习干“袋子活”(偷偷摸摸地进入私宅或公司办公室)和窃听。在 “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对外称“农场)内，建有控制塔的模拟的国境线供学员们进行非法偷越国境的练习。还训练如何盯梢、监视、摆脱敌人跟踪、建立安全接头点、及时转移，学会化装，学会接头暗号、代号、密码电报的接发方法、秘密集会、纵火爆破、纵制地图，还要研究敌人方面的反情报机构的行动方法和组织机构，及保密教育……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对学员的能力、智力进行了测验和性格稳定性筛选后，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各个部门，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然后正式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04）★建国后中央军委组织结构的七次变化★
参考文摘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构。其人员组成结构经过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精干，现为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若干人；历史上还曾有常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会议、办事组及顾问等。
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成员不仅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也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著名起义将领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今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家军事制度，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其成员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军委委员22人：贺龙（西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不久任华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华东军区副司令员）、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政委）、李先念（湖北军区司令员）、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邓子恢（第四野战军政委）、习仲勋（西北军区政委）、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萨镇冰（起义将领）、张治中（起义将领）、傅作义（起义将领）、蔡廷锴（起义将领）、龙云（起义将领）、刘斐（起义将领）。
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
新中国的第一届中央军委（亦称”中革军委”）人员构成有以下特点：
第一，军委主要领导为新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军委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军委副主席朱德、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第二，军委委员大多数是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和一级军区的军政主官（当时实行四级军区制，已建立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五个一级军区），而当时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和在任的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则未入选军委成员，反映了战争年代直接指挥部队的统兵大将地位尤为重要；
第三，和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人员构成一样，军委成员还吸收了一些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参与军队建设的领导工作，其中，资历和军衔最高的程潜将军（原国民党军一级上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即已停止工作。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主要体现于：
一是直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有关军事工作的大政方针；
二是通过中央委员在国家军委构成中占绝对多数来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在中央军委的28名成员中，有21名共产党员，占3/4；6位主席副主席中，有5位共产党员。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增补林彪、高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2年7月，刚刚从朝鲜前线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此后，中央军委的组织结构有过多次调整，其中较大的有7次。
1954年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和委员组成，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成员较之刚建国时的中央军委精干得多；同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为最高国防咨询机构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从而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委员。由于国防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年9月31日，决定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任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当时中央决定军委主席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军委委员一律授元帅军衔。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等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命，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长奇正式报告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大元帅军衔后来未授；同时，毛泽东建议，至地方工作的同志就不要受军衔了。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在9月27日举行的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典礼上，中央军委成员中除毛泽东、邓小平外，朱德、彭德怀等十位开国元勋荣获元帅军衔。
195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增补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粟裕（总参谋长）、陈赓（副总参谋长）、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七位大将和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部长）三位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人员构成的特点是：
第一，人员较之”中革军委”要精干，1954年为12人，1956年增至22人。
第二，从军衔上看，军委成员规格相当高。十位元帅都是军委成员，毛泽东和邓小平未授军衔，如果授，也是大元帅和元帅。十大将中，有七位是军委委员。大将中的徐海东，长期养病；罗瑞卿大将主要精力在公安部；张云逸大将当时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三位大将因此未入选中央军委。
第三，军委成员除元帅外，主要是总部领导，这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军委成员主要是各大军区和野战军领导明显不同。当时军委八大总部除总财务部外，其他七总部一把手都是军委委员，如总参谋长粟裕大将、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元帅（叶剑英元帅代）、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元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后谭政大将）、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元帅（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大将（后洪学智上将）、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还有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肖华上将。总财务部原为总后勤部的一个业务部，升格为总部后，仍是军委各总部中最小的一个。总财务部部长余秋里为中将军衔，而其他总部主官为元帅、大将、上将。
第四，1956年11月军委成员中增补了技术含量较高的主要军兵种领导，即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接上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这一时期实行五军种、六兵种体制，即全军分陆、海、空、防空、公安五大军种；陆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设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六个兵种领导机构。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大将和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都未入选中央军委。兵种中，只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进入中央军委。
第五，军委成员中没有一位大军区主官。新中国刚成立时，大军区领导在中央军委中占半数左右。1953年后，原来各大军区主官大都陆续调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任职，但仍兼军区原职。1955年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由原来的六大军区增加为十二大军区，1956年又增加为十三大军区。军区调整后，新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大都是原来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最高军衔上将。
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军委增设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和办公会议。七位元帅先后担任副主席，九位元帅和两位大将为常委，军委办公会议由当时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组成，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等人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调离军委和总部领导岗位。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21人组成，增设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陈赓（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亚楼（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苏振华（海军政委）。
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为军委常委；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主持。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中，除了不在北京的许世友上将（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和廖汉生中将（兼军事学院院长，亦在南京）外，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杨成武上将（副总参谋长）、肖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部长）、肖向荣中将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肖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的成员是当时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军委构成没有变化，但成员陆续做了一些调整：1960年5月，增补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60年10月后，谭政大将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林彪的陷害，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1963年9月，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5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1965年6月，增补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2月，罗瑞卿受林彪等人诬陷，被撤销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职务；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3月，增补王新亭（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上将）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组织结构的特点是：
第一，增加了层次。前一时期中央军委人员构成为主席、委员两层。而1959年后增设副主席、常委，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四层组成。
第二，加强了办事机构。除了仍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外，增设军委办公会议，由总参、总政的一、二把手和总后勤部长以及军委办公厅主任组成。
第三，林彪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一跃为军委第二号人物。
第四，老帅们仍是军委的核心。除了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军委职务外，其他九位元帅都是军委成员。并且，这一时期的军委副主席都由元帅担任。
第五，除元帅外，军委成员仍主要是总部领导和海、空军及装甲兵领导，大军区领导仍未入选中央军委。接替洪学智总后勤部长职务的邱会作中将虽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但不是正式军委委员。
“文革”初期军委成员大都受到冲击，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权力极大，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务会议；中共九大以后军委委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大军区领导在军委委员中占三分之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老帅们和其他军委成员大都受到冲击，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肖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为中央军委常委。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9月底，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0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林彪一伙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撤销代总参谋长及军委的职务。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接替杨成武任总参谋长）、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已完全被林彪集团把持。1969年1月只增补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事组成员。这个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使林彪一伙控制了中央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几位老帅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
1969年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名单：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员42人（按姓氏笔画）：
丁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王效禹（济南军区政委）、王辉球（空军政委）、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皮定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拟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刘贤权（铁道兵政委，拟任铁道兵司令员）、许世友（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陈先瑞（北京军区副政委，拟任北京军区政委）、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幅总参谋长）、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德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拟任总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张达志（兰州军区司令员，拟任炮兵司令员）、张池明（总后勤部政委）、张国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杜平（南京军区政委）、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拟任司令员）、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总参谋长）、曾绍山（沈阳军区第一政委）、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彭绍辉（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粟裕（国防部副部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谢富治〔北京军区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谭甫仁（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潘复生（沈阳军区政委）。
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新的中央军委人员构成引人注且之处颇多：
第一，军委委员大幅度增加共49人，比”文革”前增加一倍多。
第二军委不设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会议，取而代之的是军委办事组。
第三，原先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几位老帅，除贺龙元帅已被”打倒”外，都继续留任，但也被架空，实权掌握在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手中。
第四，新的军委委员中大军区领导占很大比重。各大军区少则一两人．多则三四人入选
中央军委，其中南京军区有4人，沈阳、北京、济南、广州军区各有3人。在42名中央军委委员中大军区领导有28人，竟占三分之二。这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所决定的，各大军区领导同时兼任当地党政领导，地位极其重要，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五，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几大兵种领导首次入选中央军委，而装甲兵领导落选。第六，前两期军委成员主要为元帅、大将，而此时军委成员中1955年授衔的上将、中将已占了大多数（上将10人，中将20人），甚至还有4位少将。
1971年4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增派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将此称之为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九•一三事件”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革”后期再次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并增设列席常委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和叶群摔死在温都尔汗。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及张秀川先后被隔离审查。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谢富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刘贤权（铁道兵司令员）等10人组成。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同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军委发出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这八大军区司令员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重新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杨成武、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同年，又增补李先念、王震为中央军委常委。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人员构成的特点是：第一，”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执掌军委日常工作和1975年邓小平参与军委领导，对稳定军队起着关键作用。第二，1971年成立新的军委办公会议，使军委日常工作走上正轨。其中，北京军区有三位军政领导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说明这一时期京畿要地的特殊性。第三，1975年军委常务会议的成立和列席常委的增设，使人民解放军一批卓越将领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停止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主持。同年4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职务，从而使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受到严重削弱。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建国初期还曾任国家主席），长达27年。
中共十一大中央军委委员多达63人，总部主要领导和各大单位军政主官均为军委成员；1977车重设军委秘书长，1979年恢复军委办公会议，一批德高望重的高级将领重新进入军委领导中枢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窃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被逮捕审查，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协助工作。1977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追
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由6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委员（按姓氏笔画）：王平（武汉军区政委，拟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诤（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王震（国务院副总理、副总参谋长）、王必成（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尚荣（副总参谋长）、王建安（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拟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华（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孔石泉（广州军区政委，拟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甘渭汉（沈阳军区第二政委）、吕正操（铁道兵政委）、刘震（新疆军区司令员）、刘志坚（昆明军区政委）、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海军副政委，拟任海军第二政委）、杨勇（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9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武汉军区司令员）、苏振华（海军第一政委）、李水清（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拟任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李德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聚奎（拟任后勤学院政委）、李耀文（国防科委政委）、肖华（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克（军政大学校长）、肖劲光（海军司令员）、肖望东（济南军区政委）、吴克华（铁道兵司令员，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汪东兴（中共中央副主席、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宋时轮（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承志（炮兵副司令员，拟任炮兵司令员）、张震（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张廷发（空军司令员）、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陈先瑞（成都军区政委）、陈再道（中央军委顾问，拟任铁道兵司令员）、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鹤桥（第二炮兵政委）、罗瑞卿（中央军委秘书长）、金如柏（第二炮兵顾问，拟任炮兵政委）、洪学智（拟任国防工办主任）、秦基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拟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聂凤智（南京军区司令员）、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样（新疆军区政委）、高厚良（空军政委）、唐亮（军政大学政委）、黄新廷（装甲兵司令员）、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韩先楚（兰州军区司令员）、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曾思玉（济南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拟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谭善和（工程兵司令员）。
军委常委14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秘书长由罗瑞卿兼任。
1978年以后，中央军委成员变动情况：1978年3月9日，增补王震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8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病逝。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耿飚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杨勇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领导下再次建立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为耿飚、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消洪达（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同时增补总后勤部政委王平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0年1月10日，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等为军委常委，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去其中央军委常委职务。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杨得志为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人员组成的特点是：
第一，这是建国后人数最多的一届中央军委，共63人，委员和常委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届。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主要领导，各大单位军政主官，都入选军委委员。
第二，华国锋以其在粉碎”四人帮”中的特殊作用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成为继毛泽东后新中国第二位军委主席。
第三，邓小平和四位老帅出任军委副主席，是众望所归。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军委中列第二位。邓小平两落两起，重新复出，排在第三位。
第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许多高级将领复出，重新进入军委领导班子，如罗瑞卿、邓华、杨勇、王震、吕正操、肖华、肖克、洪学智、李聚奎、徐立清、廖汉生、秦基伟、张震等。
第五，军委常委最多达19人，陈锡联、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等大军区司令员同时进入军委常委，尚属首次。第六，军委重设秘书长和办公会议，加强了领导中枢。
1982年同时设立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为同一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不设常委和办公会议，军委成员大幅度减少，1987年增设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1年6月27-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7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免去耿飚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
从1982年起，党和国家共同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中共中央的军事机关，又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为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9月30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尚昆兼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副秘书长，并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不设常委。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五十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根据邓小平的提名，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军委委员。新的军委由9人组成，人员更加集中、精干。国家的中央军委设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存在。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其组成人员完全相同。党的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并存，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负责。这种体制，既贯彻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又适应我军已成为国家主要成分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11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杨尚昆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任副秘书长。
1988年4月8日，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9日，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总参谋长）、杨白冰（总政治部主任）、赵南起（总后勤部部长）为委员。
198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人员组成的特点是：
第一，邓小平执掌军委帅印，确立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地位。
第二，党和国家同时设立中央军委，为同一机构，人员组成完全一致。
第三，军委成员大幅度减少，仅不到10人，比原来的常委还少。除主席、副主席外，军委委员主要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担任。
第四，军委日常机构更为精简，不设常委和办公会议。
第五，1987年后，老帅们（当时徐向前、聂荣臻健在）不再担任军委领导职务，这也是建国后头一次。军委成员中，除主席邓小平外，1955年授衔时军衔最高者是洪学智上将。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任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任副主席，杨白冰上将任秘书长。
1990年3月19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4月3日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4月4日决定刘华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1992年后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取消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人员组成更加精干、集中，1995年后国防部长为军委副主席，1998年后人民解放军四总部领导为军委委员。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张震上将，委员迟浩田上将（国防部部长）、张万年上将（总参谋长）、于永波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傅全有上将（总后勤部部长）。
军委成员仅有7人，这是建国后人数最少的中央军委。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委员。1995年9月25一28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傅全有接替张万年任总参谋长，王克上将（总后勤部部长）、王瑞林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95年1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
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
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1998年4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总部，任命曹刚川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增补胡锦涛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总参谋部常务副总长郭伯雄上将、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徐才厚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1999年10月31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任命郭伯雄、徐才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
调整后的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胡锦涛、张万年、迟浩田；
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曹刚川、郭伯雄、徐才厚。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
委员：徐才厚、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
新的时期中央军委组织结构的特点是：
第一，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不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人员更加精干、集中；
第二，2002年十六大以后，军委排位第一的副主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
第三，1995年后国防部长为军委副主席；1998年4月组建总装备部后，四总部领导（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为军委委员。
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增补徐才厚为军委副主席，新任总装备部长陈炳德为军委委员，同时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司令员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也首次成为军委委员。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成员如下（共11人）：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厚
中央军委委员： 梁光烈 李继耐 廖锡龙 陈炳德 乔清晨 张定发 靖志远
（05）★中国创新军事理论, 保国家利益不能只靠防守反击★
中新网12月23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中国军队一直注重理论建设，十六大的召开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促使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理念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重大转变。
文章说，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解放军紧密围绕新的历史使命，不断完善与创新军事理论，加大军事人才培养力度。军事理论的变化来源于使命的牵引。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副部长张世平少将指出，历史上，中国军事理论一直是本土防守反击式的“积极防御”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着重于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和“保家卫国”，国家意识薄弱、国家战略淡漠，对国家领土范围之外的利益的维护缺乏应有的认识。张世平认为，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维护国家利益，包括海外资源尤其是能源、海外市场、海外劳务、战略通道等，已不能只依靠本土上的“防守反击”。
文章说，迄今为止，中国在国际救援、国际维和、国际反恐、海外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如何使用武装力量等方面的理论还是空白。张世平说，过时的理论需要调整，没有的理论需要创造。比如，未来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已经逐步减少，中国军队应如何做好面向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再如，未来战争军队展开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投送力量，如何完善平战结合、军地结合、国内外结合的战争动员机制、战争投送机制等等，都需要充实、完善。
文章指出，新的军事理论还应当更加注重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要对世界承担责任，作出贡献。张世平说，单靠某一个大国乃至某几个大国的力量维护不了世界安全，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怨声载道。今年中国军队进行的几场演习，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有能力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有愿望为维护地区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这是沿着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义务，当然也是中国国家武装力量义不容辞的使命。
文章指出，新军事理论建立后，要求有相应的人才加以贯彻执行。因此，中国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开始要求具备国际视野，以同大国地位、新的历史使命相适应。10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国防大学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强调，国防大学要在新的起点上谋划和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建设，更好地担负起培养输送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创新发展军事理论的光荣任务。
文章说，现代战争是一种体系对抗，特别强调各个作战单元间的整体协调，追求“集成效应”、“系统效应”。这一特点反映在人才上，就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互补。因此，要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国军队越来越注重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岗位培养一大批专业人才。只有大量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群体相互加强、联合行动，才有可能形成整个体系的强大战斗力。(杨柳）
（06）★中国青年杂志：感念胡耀邦在风浪时的保护★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杂志 文 彭明榜
嘱托：长风送乳燕 摘斗传佳音
“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这是胡耀邦为《中国青年》题写的一副对联，也是这位与《中国青年》有着30多年密切关系的团中央老书记给《中国青年》的唯一题词。
这副对联文采斐然，毫无说教意味，是胡耀邦深思自撰，饱含了他对《中国青年》的深情期许与重托。
1988年10月，值《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逢五”之喜，中国青年杂志社向许多中央领导和社会贤达发出约请题词的信函，胡耀邦也在受邀之列。收到约请，他欣然答应破例题词。但他毕竟是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的人，而且深谙青年特点和宣传之道，看了杂志社提供的几条供参考的建议稿后，他摇了摇头，说：”给青年人题词应该有文采。”他决定自己创作一个贺词。经认真琢磨和仔细推敲，先想出了上联”长风送乳燕”，他的意思是，《中国青年》像”长风”一样，将一代又一代”乳燕”般的青年引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送”上了任凭飞翔的蓝天。有了好的上联，下联的创作难度就被抬高了，为此，他找了好几个人作参谋，帮忙出主意，最后对出了下句”摘斗传佳音”。他很满意”摘斗”一词，认为这个词表达了一种为了理想敢于上天摘星的勇气，既可作为对《中国青年》的期望，也可作为对全体青年的勉励。
这幅题词后来被人们认为是他生前最后一幅题词，是否属实尚需考证。但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是，几个月后，他就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了热爱着他的人们，这幅题词也成了他留给《中国青年》和全体青年的珍贵遗嘱。
指导：《中国青年》“应该有思想的权威”
从1952年调到团中央至”文革”爆发，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1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对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的《中国青年》可谓是关怀有加。无数个星期天晚上，他常常会把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人请到他家里开”碰头会”，传达上级精神，研究宣传报道，出选题想点子。
他特别重视《中国青年》的定位问题。他多次强调：“《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他认为“《中国青年》杂志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潮问题”。他建议《中国青年》应更多地邀请社会名人、专家学者写稿，以保持文章的思想深度。在他的建议下，《中国青年》走“老、名、专”的路子，建立了一支由老革命家、名人和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所发表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他还将《中国青年》的好文章进行归类评价：“你们刊物上有几类好文章，范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铸式的，各有风格，都值得取法。”
对于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他也常费心思。1956年底，他亲自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委，共同研究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问题。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他这样总结：”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就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初，在一次会上，他又对《中国青年》提出要求：”《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
在强调《中国青年》要针对青年思潮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的同时，他也主张要发表一些轻松活泼的文章：“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没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
他还主张，《中国青年》应该多发一些群众来稿，培养造就更多的青年作者。1960年，他从一个会议的材料中发现了两篇优秀的发言稿，立即转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给当时的《中国青年》总编辑写了一封信，嘱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分别题为《江南鲜花塞北开》和《我在农村安了家》。前一篇的作者罗荣是四川江津人，1957年与一个解放军干部结婚，第二年到婆家河北隆化县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当了会计，她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参加劳动后思想上的进步；后一篇的作者王培珍，讲述了她从天津女七中毕业后，到静海县团泊洼当公社社员经受锻炼的经过。在信中，胡耀邦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真是文情并茂，一口气可以读完。……许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适当地但又必须是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特别是来自先进分子群众中那种自传性质的通讯、特写、发言和论文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子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果然如胡耀邦预想，受到读者的喜欢。而他的这封信，则推动了《中国青年》在以后的办刊中大量采用生活气息浓郁的读者来稿，并使之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
在胡耀邦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中国青年杂志社全体员工的努力，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期发行量达到170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担负了越来越重要的党的领导工作，但他对《中国青年》的关心仍一如既往。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在筹备过程中，杂志社的同志曾登门向已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示。胡耀邦说，应该总结一下《中国青年》办刊的经验教训，办得好的有几条，办不好的有几条。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我们应该从青年的角度来培养青年的理想、情操。对复刊第1期的《中国青年》准备刊发《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给予了赞同。在听到《中国青年》复刊后将大力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和献身四化建设的青年先进人物的设想时，他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宣传，但要优先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你们可开设一个栏目叫’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十个二十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胡耀邦的这个表态，坚定了《中国青年》站到时代前沿，敢发先声，勇闯思想禁区的决心。可以说，《中国青年》复刊后，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取得全国瞩目的辉煌，除了时代因素外，与胡耀邦的支持和影响分不开。
这之后，虽然日理万机，胡耀邦仍经常抽出时间阅读《中国青年》，读到有感欲发，便写下批语，转给杂志社或有关人员。
保护：“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关怀不仅表现在对刊物的指导上，还表现在遇到风浪时对杂志的保护和对编辑人员的爱护上。
1962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上登载了部分章节，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被牵连了。胡耀邦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负责人，让迅速把发稿的情况搞清楚，并写成材料急送给他，由他交给中央办公厅。在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的得当处置，《中国青年》和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1964年，一个青年作者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冯定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是”毒草”。由于此稿太长，读者来件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这个作者又把退稿寄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让《红旗》刊登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这一次，《中国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走出了险境。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某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这封来信将《中国青年》推到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边缘。12月12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院党委的来信上批道：”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使《中国青年》躲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厄运。
“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直到今天，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老同志对此事仍感念不已。
（07）★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真实目的★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12月22日称，中国拥有10亿人口，拥有核武器，中国军费连续17年两位数增长且内容极不透明。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上的威胁。此前日本政府于12月１０日上午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在这份十年来第一次彻底修改的防卫大纲中，日本第一次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威胁。《大纲》称，日本周边存在着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安全的不确定要素。从表面上看，日本似乎真的把中国当作威胁了，但结合日本政府和社会近年的一系列动作来看，结合日中军事实力的对比，以及中国政府推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世界相当多国家的认同的事实来看，“中国威胁论”只是日本政府的一个阴谋而已。
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规模一直在世界前列，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一度达到美国经济的2/3,当时日本在钢材、汽车、机械和半导体的出口快速增长，对美国欧洲产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日美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摩擦，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市场、日元升值等等，日本在日美贸易上的斗争不是纯粹的经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力的较逐，说得更直接就是因为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美国在日本有驻军“保护”日本安全，这种潜在的安全因素是日本无法在贸易战上强硬的根本原因。
在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日本逐步表现出摆脱“和平宪法”的姿态，但日本不得不顾忌美国，于是日本只能在日美利益一致的方向小心发展，伊拉克战争给日本一个脱离和平宪法的契机，日本军人在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战火中的他国土地，但是伊拉克战争美国的顺利出乎日本的现象。战后，尽管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强大，日本政府也越来越野心勃勃，但是在进入联合国的角逐中失败，在参与亚洲事务上，影响力也逐渐下降，这与国内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氛围非常不协调。在此状况上，日本要想加强军事实力，而又不被美国阻扰的唯一办法就是“某某危险日本安全”，日本为了自卫“不得不”加强军力。
客观来说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外交政策，中国都不具备危险日本的可能。日本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的位置远远领先中国，日本的军队除了数量上少于中国，和没有核武器以外，其它各个方面都不弱于中国，甚至日本还具备一夜之间拥有核武器的能力。日本的海军陆军和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都远胜于中国，当然日本军人和美国相比缺乏战争的锤炼，但日本军队的纪律严明，尤其是不怕死的精神，象二战后期的神风敢死队，连美国都感到畏惧。这样一个军事强国能够阻止它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只有美国，从日本的外交表现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毫不顾忌，如亚洲人民大多数反对的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日本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从未曾畏惧中国”，那么“中国威胁论”，又从何而来？
自从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对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和平外交，对于两岸提出和睦相处，这“三和”政策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执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致的。正是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周围的邻国的欢迎，我们也越来越获得周围国家的认同，也赢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理解和信任，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世界稳定的力量对待。日本却在此时提出“中国威胁论”，除了想“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以外，其他国家没有人会相信，当然日本想借此大规模壮大军队，我看是凭空做梦。
这些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迅速壮大，日本的现状已经很难让他们满意了，他们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进行一些活动，但是驻日美国的存在，以及世界和平力量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防备，日本只能制造“中国威胁论”，以此借口来发展壮大军队。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终究是无法得逞的，经历二战的伤痛，世界和平的力量都不会让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元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8）★中国军演警告不稳定因素 呈鲜明务实特点★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穿过中俄军演的硝烟，中国军队在2005年的表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军队要全力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军事理论、军队建设上务实努力，提高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积极务实，寻找差距与问题，推进军事变革，这是今年军队建设的鲜明特点。在今年的几场重大的演习中，中国军队将演习等同实战，与军事强国同台竞技，围绕“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的要求，勇于在寻找差距与问题中前进。
一队装甲部队在行进中发现敌情，主力部队继续前进，突然间三支坦克纵队从左翼迂回将行进中的敌方坦克纵队先后拦腰截成几段，这一连串三四个漂亮的“左勾拳”引得在场国内外军事专家连声喝彩。上述镜头是今年中国军队“北剑-2005”军事演习中出现的。“北剑-2005”军事演习强调从实战出发，不设预案，出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精彩场面。
文章说，8月18日至25日，“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两国跨越数千公里的地域、海域和空域内展开，这是两国长期合作成果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联合军演的成功实践，展示出共同应对新危机、新挑战的能力，表现出两军协同的周密性与精确性。
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落下帷幕一个月后，代号“北剑-2005”军事演习又在北京军区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擂起战鼓。这次演习采用不设预案、不搞预演、不设观摩台、开放式实地观摩的方式，邀请20几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实地观摩。
文章指出，以这两场演习为代表，今年全军的演习呈现鲜明的务实特点。首先，“真打真准备”，军事训练注重实事求是。中国军队长期处于和平时期，以往的演习指导思想多是“战胜对手”，红军必胜，蓝军必败成为惯例，不利于训练水平提高。今年中国军队的各项演习强调“战胜敌人”，演习结果不规定胜负，参演部队完全根据实际判断情况、进行处置，不再像以往那样点到为止，手下留情。
文章援引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副部长张世平少将介绍说，前述两场演习都是联合作战演习，其核心是“磨合”。因为部队在平时是按照建设需要设定编制的，而作战时则是根据实战需要进行临时编组。单一军种、兵种部队临时编组还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但多军种、多兵种临时编组成一支“特遣部队”就有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前述两场演习参演部队都是经过多次反复从小分队战术层次、到连营规模战术层次、到团以上规模战术乃至战役层次的磨合，因此更有利于各军兵种部队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更适应未来战争的情况。
其次，注意满足战争需求，减少花架子。比较而言，由于演习目的所决定，“北剑-2005”演习是更接近实战的一次演习，两支机械化部队、众多配属部(分)队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演习场上，相距数百公里从不同方向开进演习场。只设演习企图立案，不搞想定、不搞摆练、“活导活演”式近乎实战的演习。尽可能参照战场实际设置情况，集结、展开、发起冲击，设障、破障，阵前破障、翼侧卷击，等等，都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真实性。
文章指出，不设预案的演习不仅贴近实战，还有力地调动了参演部队的积极性，演习场上令人兴奋的战术动作迭出。例如，反空降作战中，一方向另一方阵地发起攻击，另一方则在对方的背后实施战术空降，进攻的一方在以少量兵力形成对外正面的同时，主力迅速调头给空降之敌一个反包抄，打了一个漂亮的反空降作战。反应速度之快、指挥之坚决、战术动作之有力，让在场的外军观察员惊叹不已，认为是一场“真正的作战”。
文章同时也指出，在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中国军队也没有盲目求新、求难，而是从装备、训练素质的实际出发，规定了空降部队的跳伞高度、集结地域和集结速度等。
最后，注意在与外军的交流中找到中国军队自身的差距。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军队对外军、外国开放得很少，中国军队的观念、标准更多的是局限于历史传统。和外军在同一个演习场切磋技艺，素质差距一目了然，比我们自己认识的要深刻得多。亲临中俄军演采访的《世界军事》主编陈虎介绍说，俄罗斯军人平时很散漫，但是只要作战命令一旦下达，部队马上就能进入战斗状态，原因是俄军的训练以实战为标准。而中国军队在真枪实弹演习的环境中表现出的素质却不如俄军。
张世平介绍，“北剑-2005”演习后，观摩的外国观察员和参演部队的部分营以上指挥员交流，提出的问题非常中肯。比如有的外军观察员就提出，中国军队在以后的演习中能不能加大其他部队观摩见习的力度，甚至可以考虑同一场地、同一时间、同一对象、同一支演习部队，多个“指挥班子”同时“演出”，这样可以让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条件下更多的指挥员、参谋人员同时受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