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期待些什么？ ★★★

华尔街日报 13-10-29 ：当下个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时，全球都会集中注意力关注这样一件事：习近平主席近期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能否出台。尽管党内领导人近期已经抬高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预期，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改革对于避免经济硬着陆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但改变中国经济模式的综合性方案不大可能在议事日程之上。中国的“政治型经济”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的三中全会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从历史上来看，三中全会一直都是为改革定调的会议。比如，1978年的三中全会就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权，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旗帜下实行改革开放。1993年和2003年的三中全会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也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召开的。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而且越来越依赖于信贷创造。最近增长稍有回升，但仅仅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定，再次求助于现行经济模式的信贷和基础设施等手段。

因此，预计中共将支持越来越强烈的有关实施经济政策新原则的呼声，其中可能包括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让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和服务，从而实现再平衡，将城镇化作为下一个重要经济增长驱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

Associated Press1978年，邓小平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但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跟邓小平主政的时代以及江泽民主政的时代相比，当下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发达得多，社会状况也复杂得多。如今，政策制定和改革已经不是要打造强势、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而是要达成共识，特别是在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过去20年，既得利益者因中国的这一经济模式而受益。这就鼓励政府在制定决策时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同时由于在政治方面缺少竞争，对根本性变革的阻力更加强大。综合性、全方位改革因为颠覆性太强而被排除在外。

因此，我们应该期望的是局部的、渐进式改革。作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和再平衡的驱动因素，李克强总理力主的城镇化无疑会在本次三中全会上得到背书，即便有很强的实证研究表明，成功的城镇化是经济增长之果，而不是因。不管怎样，中国还是要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复制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取得的成功。

要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就必须实施关键的、但迄今仍受抵制的两项改革。首先，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因为这个制度使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合法定居，并且使中国2.5亿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城市户口拥有者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其次，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这样一来农村居民就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让土地。

三中全会可能还会对抑制“要素价格”的税率机制和补贴机制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要素包括能源、电力、资本和水源，这些要素的稀缺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不利因素。更自由的定价将有助于提高经济和投资效益，改善资源配置状况和环境状况，尽管将推升生活成本。

预计三中全会可能也会推出金融和货币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深化和拓宽金融和资本市场，确保影子银行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并逐渐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

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比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措施可能令国有企业难以承受。尽管资本账户改革有助于政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一改革20年来进展不大。对资本外流这个不稳定因素的担忧可以理解，但这种担忧牵制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需要解决三个重大失衡问题，但这三个问题都不大可能改变。首先，中国政府可能会维持在工业政策、资源和资本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其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大可能改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不当投资和国家债务不断攀升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第三，娇生惯养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相对于民营领域企业家、公司和家族企业的特权地位也不大可能会在三中全会上获得讨论。

向一个民营领域更强的、新的成功经济模式转变，特别是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还需要以真正的法治取代“法制”、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中立的合约执行体系。中共不大可能实施将破坏其权力的措施，无论这种措施的经济效益有多大。中共的实用主义态度和三中全会的改革都绝无可能让中共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吴冷西回忆与田家英共事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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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愚 2013-10-29 新闻午报

家英含冤辞世，整三十载。每念生前交往，百感咸集。由于种种原因，迄未为文纪念。今逢三十忌辰，怆然命笔，寄多年块垒于万一。———吴冷西

杨家岭初识田家英，才气英发又朴实

田家英同我都是1937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但他去陕北公学，我到抗日军政大学，从未相识。

我们都在马列学院学习过。但家英1939年秋到马列学院学习时，我已从马列学院研究室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洛甫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但我和家英也没有来往。

家英1941年9月从马列学院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也从中宣部调《解放日报》。

我第一次从《解放日报》发表的《抗战中的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知道作者是田家英，但绝没有想到他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不久又陆续看到家英给《解放日报》写的《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我才逐渐知道他的博识和才华。

我第一次和家英见面，是在1944年12月的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群英代表大会上。田家英和我都是代表。但大会开始时我们没有会面。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原来在中宣部后来调中央办公厅做总务工作的刘滋久同志介绍我和家英认识。初次见面，家英才气英发，有抱负又朴实，无一般士人孤傲和矜持的习气，平易又真诚。滋久同志告诉我，家英不但在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写文章，而且还兼任杨家岭勤杂人员的文化教员，很受欢迎。他对我知之不多，只说看过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论，蛮有见地。

北平解放后，新华社随中共中央总部进驻香山。家英跟随毛主席住在半山上的双清别墅，我们编辑部住在山下的香山慈幼院（后为香山饭店）。有几次家英拿着毛主席撰写的新闻或评论到山下来给胡乔木同志，我同家英的接触才逐渐多起来，但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1951年10月）时，才算得上促膝谈心，开始相互了解。

庐山毛泽东突然转向，家英满怀忧虑撰对联

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1958年6月29日下午，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

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日—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

在传达过程中，大家发些议论。家英主要讲他不久前才从四川新繁县调查回来，1958年那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很严重。

可以说，颐年堂会议开始的敞开思想、议论风生的气氛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好兆头。但是，庐山会议后来演变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竟是家英的政治创伤。

家英和我一上庐山，就住在牯岭东侧东沽河左岸的河东路路边的平房里。在庐山会议前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实质上是继续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的纠“左”工作。

经过多次议论，会议纪要初稿我们于7月12日分头起草完毕，13日和14日由乔木主持反复修改，把19个问题合并为12个问题。然后送少奇同志。

《会议纪要》初稿于15日印发各小组讨论。少奇同志要求大家好好讨论《会议纪要》初稿，方针还是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起草小组将根据大家意见修改。

15日夜，毛主席将彭老总给他的信（14日写的），批上“印发各同志参考”几个字，印发会议（17日发出）。各小组开会时，开头几天，大家发言集中在《会议纪要》初稿上，特别对“形势与任务”部分意见很多，议论彭老总的信的人不多。

我和家英、乔木和陈伯达，看到彭老总的信后曾一起议论过。我记得17日午饭时，我们四人在餐厅谈到在上午收到的彭老总的信，都觉得写得不错，同我们起草的《纪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但乔木说了一句话：“也可能适得其反”。他没有加以解释。大家只感到，信中个别词句有些刺眼，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我们起草的《纪要》初稿那样尖锐。

各小组的讨论，从19日起对彭老总的信的意见逐渐多起来，对《纪要》初稿的意见反而越来越少了。7月23日庐山风云突变。毛主席这天在会议上讲话，虽然仍作了自我批评，也劝做错了事的人（他说的“左派朋友”）也作自我批评，分担责任，但重点批评那些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讲多了的人”，说他们“方向不对”，对总路线“动摇”，“距离右派只差30公里”。一日之间，庐山会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纠“左”变成反“右”了。

这有若晴天霹雳，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愕然、茫然。会后乔木独自径回住处，家英、我和陈伯达等一起沿河东路西行，走过仙人洞，一路上默默无语。家英非常激愤，在亭子上写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主席谈完话，他高兴地翻了个筋斗

当天晚饭是一顿闷饭，没有人说一句话。胡、陈饭后各自回住所。家英和我坐在客厅里相对无言，达半个多钟头之久。后来，家英忍不住跳起来大声说：“准是有人捣鬼。”

在23日以前，家英和我都知道，毛主席前一段一直强调纠“左”。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乔木、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直到7月18日，毛主席还说过，欠债是要还的，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他准备同那些不愿意听别人讲缺点错误的“左派”谈谈，叫他们要听取各方意见。

家英指出，毛主席说，他前一天同各协作区区长（即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谈话，劝他们听各种的不同意见。但他们说，已经听了好多天了，现在主席再不出来说话，“左派”的队伍就要散了。毛主席说，看来他今天不来讲话不行了，家英说，这说明毛主席23日的讲话是受有些“左派”怂恿的。

家英和我进一步谈到，有人“怂恿”是一个原因，但毛主席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家英说，主席在武昌跟我们谈话，提到东汉时张鲁搞的“五斗米道”，很同情农民追求温饱。主席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早在合作化时期他就多次谈过。赶快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舍身奋斗的，无可非议。但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过急、过快、过大的要求可能带来严重的祸害。我们列举了合作化时期的过快推广高级社、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15年赶超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们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种“左”的思想倾向。

毛主席23日讲话后，家英一直处于困惑和愤懑交杂的心情之中。加之小组会上群言啧啧，有所谓“质问”，有所谓“揭发”，还有所谓“批判”。家英对我说：“安之若素可也。”但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时要乔木留下，批评他前一段乱说话，并说，秀才们（点了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的名字）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28日晚，毛主席找家英和陈伯达谈话。家英很晚才回来，赶忙到我房中告诉我：毛主席同他们两人谈话时，一面批评说前一段秀才们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一面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

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番话。主席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当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以后几天，家英照常参加小组会，乔木在家休息（主席要他休息几天，准备起草八中全会文件），陈伯达仍请病假，我则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在家中改出《会议纪要》第三稿，交给乔木同志。

7月30日上午，杨尚昆同志到我们住处来，说主席要他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再不要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事情了。要各组组长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开好八中全会。尚昆同志说，这是主席下“停战令”，你们可以放心了。这样我们四人好像得到了解放，一起往仙人洞那边散步。这时我们的情绪同一周前有所不同，个人挨批评可以免了，但喜中有忧：八中全会要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纪要恐怕搞不成了。更大的担心是从去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可能就此中断。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

家英虽然在毛主席8月11日讲话时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情绪不再那么低沉，但依然不那么振作。个中因由，是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被揭发，中央在立案审查。

我们“四人案”一直审查到10月，彭真同志两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给中央写了检讨和申辩，最后毛主席10月17日找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谈话。他说，你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这样“四人案”至此才算结案。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家英和我回到他的书房，一进门他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上翻了一筋斗，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

北戴河会议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伤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主题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

6月底，家英从南方回到北京，打电话约我到他家中去。他告诉我，他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近40％已自动实行包产到户或称扩大“口粮田”，其余60％左右还在犹豫观望，做做工作可能仍然搞集体经济或半集体经济。他说，在上海汇报时陈云同志赞成他的看法。回京后，少奇、小平同志听取他的汇报时也认为，在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渡过困难时期），势在必行。

家英说，他正等待毛主席回京，尽快汇报调查的情况。

在这中间，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我还同家英商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刊物，也发表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

我派去北京房山的调查组的报告还没有写出来，家英又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到他家里去。我一进门，家英劈头一句是“大事不好”。他说，他向毛主席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后，毛主席满脸不高兴，当时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接连同河南、山东、江西的省委书记谈话，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且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有要他参加。

家英对我说，内部参考中不要再登包产到户的材料了，派出去的调查包产到户的调查组要尽快抽回来。我回来后赶紧照办，要去房山的调查组把调查报告重点放在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只附带提及包产到户。

因为这样，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有人告人民日报的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在房山煽动搞包产到户，我拿出会前印出的调查报告，才没有挨批。

家英的遭遇比我困难得多。他不但不能参加当时在北京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历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参加，甚至是主要起草人），而且在北戴河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是中央工作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是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在中心组（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组长以及少数有关同志参加，家英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一开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说他在七千人大会后，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搞包产到户。

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可以说，北戴河会议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以后，据家英告诉我，毛主席便很少找他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以至其他问题的中央文件了。家英曾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说的“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见。他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沉默不言。有时我提到这些问题向他质疑，他不是摇摇头，就是笑一笑。当我告诉他，经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经济，毛主席作结论时表示同意，明确指出调整是第一位工作。他对我连说了两句：“这就好，这就好。”▲◆★●■☆

中国现阶段如何反腐王氏反腐的“三位一体”★★★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10/t20131030_1949093.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10-30：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布文章，题为：中国现阶段如何反腐，作者：邓聿文。文章如下：

　　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番反腐讲话，简单说来，就是让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腐。“不想腐”，就是加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能腐”，就是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不敢腐”，就是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此乃王氏反腐的“三位一体”。

　　在王氏反腐“三位一体”中，目前以惩为主，惩防并举，但惩的目的是为了治。这由王执掌反腐大权后腐败官员落马的速度加快可以印证。十八大之后的十个月中，已有十位省部级高官被查，包括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最新一例是南京市长季建业。这样一个高官落马频率，是在过去十年所没有的。

　　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之故，而是新领导上台后，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当然，也有用反腐来推进改革指用意。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曾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腐败。某种程度上，这显示以习为首的中共高层对腐败的危害性有真切体认。而从王岐山的角色考虑，以惩为主也是因为过去十余年中共在反腐上积累的问题太多，此外，制度建设本身亦需一个过程，在腐败的高发态势通过强力打击得到初步遏制后，制度反腐的推进也就更加顺利。

　　前一阶段，中共派遣了一批“钦差大臣”到地方和国务院各部门集中进行了巡视，现在到了收网之时，季建业就是在此阶段落马的第一位高官，预计后续还会有更多官员落马。人们不应该怀疑中共的反腐诚意及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此种高频率的反腐态势会持续多长，治本的制度措施何时推出，并不清楚。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看，要使反腐具有可持续性，且见到真效果，中共的反腐就必须做好如下几项事情。

　　首先，整合中共已有的反腐机构和职能，使之更具效率。中共拥有复杂的反腐机构，党内有纪检；政府有监察和审计，包括公安和工商也具部分反腐职能；司法有检察。这三家反腐主体分工负责，其中，纪委为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这套反腐机构设置不能讲完全没有效果，可又必须承认，它远不足以应对目前严峻的腐败局面，原因在于，它在突出党对反腐掌控的同时，削弱了法治反腐的力度。

　　另外，这套反腐体系将反腐力量分散在不同部门，由不同部门行使和负责各自领域的反腐工作，虽有助于本部门和领域的反腐深入开展，然而，鉴于目前腐败形式多样，涉及的部门和领域众多，此种各守一摊的反腐模式其局限性就显露出来。当然，最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注重对腐败的打击和惩治，而相对忽略了对腐败的预防。对反腐来讲，关键不是事后的惩罚，而是事前的预防，要筑牢防腐的制度堤坝，使官员不敢腐和不能腐，伸手必被捉。在这方面，这套体系的效果就很差。

　　鉴此，必须重构这套反腐机构设置，可以按照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整合。横向是将现阶段分散在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和系统的职能整合起来，在惩治预防腐败上实现信息等资源的共享，形成“一体化”的防治腐败格局。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一个统一的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或香港廉署的反腐机构，这将利于凝聚反腐合力，克服各自为政的弊端。纵向是将目前这套反腐机构，尤其是纪委和检察院独立出来，不受地方政权节制，而直接由中共最高层和中国政府实行垂直领导。

其次，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预防，使之从目前偏重于“惩治”，转向偏重于防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法治反腐的含义。对腐败的预防包括两个方面。一者是在反腐机构的内部职能设置上，加强预防功能，使之从偏惩治转向偏防范。关于这一点，官员财产公示制作为治本措施可以先行出台。王岐山的先治标后治本办法，从策略角度考虑，未尝不可，但为了更好地推进反腐，有必要在治标的同时，对一些社会已有高度共识的治本措施，尽快出台。而官员财产公示制就是这样一项制度，不仅民众对它有高度共识，官员中也有一定支持力量。因此，中共必须尽快制定一个财产公示的具体方案和时间表。

　　二者是在更广泛的国家权力层面上，加强制衡和限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权力总要被官员使用到边界为止”，制度防腐的重点，就是要严格厘清公权与私权边界，降低公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能力，压缩公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腐败滋生的一大根源是政府管得过杂过宽，政府通过投资、审批、资格准入和价格管制等手段来调节和控制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要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就得消减政府权力，将一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去行使，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范围，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在这方面，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应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信息公开法”“、行政组织和编制法”等法律制度，以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确保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最后，还需要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反腐不仅仅是反腐部门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对腐败的治理。说穿了，公众在治理腐败中的力量越大，越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某种意义上，社会尤其是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其所起作用比官方的反腐机构对腐败的惩治效果更大。而在当下网络时代，技术发展也给公众提供了参与反腐的手段。所以，面对公众的反腐诉求，中共如何设计一套机制，用法律去保障包括新闻媒体和网络在内的对公权力的监督，推进公民的反腐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正在开展的网络治谣是不利于公众网络反腐的。因为两高虽然出台了对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但它把治理网谣的权力交给了警察机构，出于公权力的同一性，警察会偏向于将那些对官员不利的网络举报以失实为由来打击，何况，警察本身受地方政府的节制。

　　根本而言，反腐没有秘诀，世界上所有国家对腐败的治理，走的都是限权和公开化之路。而最好的限权和公开化的方式，是行民主和法治，所谓制度反腐，必须落实到这一层面上来。当然，这并非是说在民主化前，加强反腐就没有意义和效果。如果中共真正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腐败问题，并有足够决心，对腐败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那么，虽不能做到完全降伏腐败，起码能使腐败局限在一定范围和层级，而不至成为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

　　人们不应该怀疑中共的反腐诚意及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此种高频率的反腐态势会持续多长，治本的制度措施何时推出，并不清楚。▲◆★●■☆

中国首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会是谁？ ★

http://blog.cntv.cn/10413073-4528729.html

2013-10-09：京城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就是世界各国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科学文化届的大腕巨子们前来参加主题论坛。还有就是每年到九十月份，金秋来了，收获的季节来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要一一揭晓了。呵呵，都是与诺奖有关，本文谈的也是诺奖。

那就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会是谁呢？

我这里说的是当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们，谁会是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而不包括海外的华人。华裔科学家历年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可多了，据我统计便已经有8位：杨振宁（1957年，物理）、李政道（1957年，物理）、丁肇中（1976年，物理）、李远哲（1986年，化学）、朱棣文（1997年，物理）、崔琦（1998年，物理）、钱永健（2008年，化学）和高锟（2009年，物理）8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本文只谈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经济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不谈。

说起来，诺贝尔奖的确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比起咱们国内这些大大小小、多如牛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各种评奖来，那还是权威得多、光荣得多、好得多了。那些对诺贝尔奖采取冷漠、鄙视、不屑、忽略、逃避甚至气愤、敌意、仇恨的态度的人，都只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罢了；倒不如态度积极一些，正视它，并尽量努力，争取尽量早日拿到、多拿几个。

先来说说时间表。中国人要想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究竟还得多少年？这个不好猜，也许短则3-5年，也许长则8-10年。

记得早在 2006年3月22日，应中国教育部的邀请，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首次来华访问。当时大家问来问去，都是在“拷问”对方咱们中国离诺奖究竟有多远？甚至，多少年能摘取桂冠、哪个领域会开花结果？在这种软硬兼施的“诱供”、群情激荡的“逼供”之下，招架不住的诺奖评委给出了5到10年的中国诺奖“时间表”；甚至还“猜测中国人获奖的第一个领域应在医学和生理学科”，而清华大学学子“40年内就会有人获得诺奖”。

某报社记者曾采访过多年来致力于科学史和诺贝尔奖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杨建邺。他认为，中国人最早会在生理学或者医学、经济学上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勋章”的到来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这个时间也许就在未来的20年！

再说说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项目，我们就一一来分析吧。其实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我觉得都有希望；尤其生物医学——我最看好中医，简直是曙光在前、为时不远、咫尺可达。自然科学一方面没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且不像社会科学那样标准难以确定，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年所做出的成就确实很巨大。

第一，诺贝尔化学奖。

1965年9月，我国首先成功地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用化学方法合成具有生物溶性的蛋白质胰岛素，当时就震惊了全世界科技界。这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跨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这项研究达到诺贝尔奖的水平绝对没有疑问。1966年底，诺贝尔奖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到中国访问时，认为这项成就完全可以角逐诺奖。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得这一成就最终并没有登上诺奖的领奖台。1975年，杨振宁再次推荐这一成果，但由于同样原因仍不了了之。

此外，中国科学家还研究出了人工合成核酸。目前，中国在准晶生成的晶体研究、非线性滞弹性理论上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后者由于葛庭燧的优秀成果而获得了国际材料科学最高奖“梅尔奖”。

以色列人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曾因发现准晶体而赢得2011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上海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表示：我国的准晶体研究已位居世界前列，相同的发现只比谢赫特曼晚了两三年，也对此项学术作出了不小贡献。他们说：“应该说，这次是中国科学家离诺奖最近的一次。”其潜台词是说：中国在化学科学方面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摘得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

再说，中国已有两位华人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素质、实力和成就。

第二，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物理学上，当年王淦昌、赵忠尧、吴有训等人都有实力争取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赵忠尧曾因为中微子的研究，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惜他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交流极其不便。后来，诺奖委员会还为此表示过不安和遗憾。

1965年，中国理论物理学家首先提出“层子模型”(美国称为“夸克模型”)这一解决基本粒子困难的非常关键的理论，当时就得到了国际物理学家的肯定。只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现在，中国物理学家在高能物理方面仍有很强的实力。

1988年，咱们中国在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候，就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后来又在对撞机上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华裔科学家丁肇中说：“在21世纪，中国人在科学上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是世界一流的，无论理论和实验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李政道也说：“中国已具备一切条件，21世纪物理学的领袖人物将会出现在中国。”

2010年9月，“汤森路透”首席分析师大卫对媒体说，中国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国际上的很大关注。从2005年到2009年间，中国在所有科学领域的著作成果已占据全球的9%；特别是材料科学的著作占据了全球的22%，甚至超过美国同期全球份额水平。因此他说：“我预计中国的首个诺贝尔奖将会在这些领域中产生。而在2017年到2025年间，中国将捧得首个化学或物理学奖。”

中国的材料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都已经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

再说，中国已有6位华人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素质、实力和成就。

第三，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

在生物医学上，中国在基因研究领域有骄人成果，如白内障基因研究、鼻咽癌基因研究等，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克隆技术上也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国是全球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6个国家之一，充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一流水准。在水稻基因组研究中，杨焕明、于军早在2002年就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为“年度五十佳”，还获得“年度科学领袖”，而当时全世界只有3人获得这一极高荣誉。

还有“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科研成就和生产实践，其成就和影响，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就是拿10个诺贝尔奖也不算过分。一个袁隆平，养活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十几亿人口。而且他非常低调、朴素、憨厚、清廉，他是最不像科学家的科学家，但也是极个别真正的科学家。（只是在他身上也有许多负面因素，比如杂交水稻的亩产能否无限增长下去？又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断迅速增产的杂交水稻，其营养和味道是否能够保证？）

2011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荣获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有报道称她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也许在不久之后，诺贝尔医学奖会颁发给这位非凡女性的。（屠今年已83岁，我衷心希望她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

我个人认为，中华数千年历史文明最大的国粹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伟大科学成就——中医，是中国在诺贝尔科学奖“

0”的记录上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项目。毛泽东当年把中医、《红楼梦》、麻将称为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我则把中医列为中国古代八大发明之一（除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另加瓷、茶、中医、中国菜）。毕竟健康是人类的第一大需要，而且健康对人类越来越重要；毕竟光靠西医是解决不了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问题的，而且西医治疗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毕竟诺贝尔医学奖至今还没有颁发给中医过。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卓越的中医学家，以及他们卓越的科研成果（暂不透露），包括屠呦呦女士，是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

中央将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 ★★

http://news.cntv.cn/2013/10/30/ARTI1383095270724156.shtml

2013年10月30日：原标题：“万人计划”首批名单出炉记

　　这是一个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计划。

　　这是一个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并行的人才计划。

　　入选者被寄予厚望——或冲击诺贝尔奖，或领军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或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或专注于课堂教学……

　　“万人计划”一开始便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以更大力度推进“万人计划”。目前，首批人选已确定。那么，这些人选是怎么产生的？有哪些特殊支持？让我们共同走近这项计划。

　　一项高端人才计划

　　厘清“万人计划”的来头，还要从“千人计划”说起。

　　2008年底，中央启动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目前已累计引进近4000人，其中包括40多位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等世界顶尖科技领军人才。

　　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两只手”，一手抓海外高精尖人才引进，一手抓国内人才的激励培养，防止“招来女婿气走儿”。出于这个考虑，中央在2008年底审议“千人计划”时明确提出，适时制定实施针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的国家支持计划，最大限度地激发国内各级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2012年9月，“万人计划”正式启动实施。

　　这一计划准备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该计划不铺新摊子，不设新项目，主要是对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相关重大人才工程进行整合打包，从国家层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与‘千人计划’同等地位的国家人才工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计划包括3个层次7类人才——

　　第一层次100名，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层次8000名，为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第三层次2000名，为35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才。

　　一批特殊支持措施

　　作为我国国家级人才工程，“万人计划”和“千人计划”一样，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统一领导，中组部牵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共同实施。

　　对“万人计划”入选对象，在有关部门和单位原有支持的基础上，国家再给予直接特殊支持、提供特殊条件，形成集成效应。特殊支持包括：

　　——经费支持。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安排每人约100万元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地方和用人单位还可配套给予适当支持。

　　“这与平时的课题申报、评审不同，入选者可以瞄准自己专注的领域开展自主研究，把他们从繁琐的项目申报、评估中解脱出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政策支持。在科研管理、事业平台、人事制度、经费使用、考核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制定重点培养支持政策。

　　为杰出人才设立科学家工作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采取“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方式给予经费保障，支持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针对领军人才，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优先立项、滚动支持；创新经费支持方式，落实期权、股权和企业年金等激励措施；同时支持他们组建创新团队。对于青年拔尖人才，按照《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实施方案》提供支持经费，用于开展前瞻性、预研性自主选题研究等，并赋予相应自主支配权。

　　——服务支持。根据需要，贡献突出的还可纳入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范围联系服务。

　　“以上支持措施的功能指向是不同的。”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设立‘教学名师’支持类别，在于鼓励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回归课堂，传授知识，教书育人，树立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的导向。青年拔尖人才正处于创新高峰期，活力最强，也最需要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支持。”

　　一串值得期待的名字

　　从2012年9月起，各有关部门按照边设计、边实施、边完善的原则，开展各类人才评选工作。今年7月，首批杰出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入选名单面向社会公布。其中，杰出人才6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72名，青年拔尖人才199名。

　　今年9月，经专家咨询顾问组集体把关，首批其他各类人选也已产生。546名入选者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选201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人选52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人选94名，教学名师人选101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人选98名。

　　这是一串令人期待的名字——

　　刘忠范，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低维碳材料的控制生长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获中国发明专利24项。

　　薛其坤，中国科学院院士，首次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扫描隧道显微学、表面物理等研究领域发表文章350余篇，被引用超过6900余次。

　　王贻芳，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作为我国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贡献。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带领团队在鸟类的起源和演化等研究领域取得突出发现和成果，使我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研究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卢柯，中国科学院院士，发现了纳米孪晶强化效应，开创了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研究方向，发展了系列表面纳米化技术。

　　马永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油气资源勘探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工作，发展了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理论和技术，取得一系列创新性重大成果。

　　说到下一步打算，该负责人表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将协同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的实施，将各级各类人才凝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事业中来。▲◆★●■☆

让正能量声音成为网上主流 ★★★

http://bbs.cntv.cn/thread-26694854-1-1.html

南田翡翠 2013-10-29 ——知名网络时评人周小平网言摘编

　　一、中国走自己的路

　　历史终结论其实是站不住的，因为人类文明始终要进步的，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受别人干扰。你不能说美国那一套就是完全正确、完美无缺的。如果这样，你就是守旧者，因为时代是在变的。

　　最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旅行家到中国以后，就说中国体制特别好，老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做官，在西方都要讲血统，读书不能改变你的身份。所以清朝这种体制完美无缺，我们英国应该学中国这种体制。但英国真正的实干派不相信这一套，说体制这套东西就好像衣服，要量体裁衣。所以他们才做航海、搞工业技术，最终走了君主立宪的新路。

　　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人认为自己的体制有问题，“美国崩溃论”非常流行，包括高级领导像汉密尔顿，说英国体制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就应该搞君主立宪，不要搞美国的民主体制，我们必须先学体制后发展，但后来你发现美国走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中国只能走自己适合的路，别国没有权利干预中国。

　　二、不要把干部污名化

　　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干部被丑化、污化、妖魔化现象怎么看？西南某省有一位政府的领导开了微博，我们在微博上互粉。他在网上谈爱国，有人攻击他，还找了一张他戴手表的照片，其实也看不出什么。后来他自己拍了一张，非常清晰，一个580块钱的卡西欧。他在微博上给我们讲一些本省的政策，也经常听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官员非常亲切，值得一帮，手表的事出了以后我们都帮他转发，你看看人家究竟是贪官还是好官，那条帖子被转发1万多次，绝大部分网友是支持的，说你不能搞“大字报”乱栽赃。他经常挑出一部分网友的留言进行回复，大家觉得一位省级领导在微博上和我们就是朋友。

　　网上被污名化恰恰是因为退缩，或者懒，或者希望息事宁人。实际上你退缩就是给了别人打击你的借口。

　　一些“大V”们掌握了舆论的粉丝量之后，是不会闲着的，他要挣钱。他看见有人在上访，就拍下来、写出来给官员看，你要给我一笔讲课费50万，我就不报了，你要不给我，把你往死里打，有的人怕了就给了。但给了50万就能逃脱吗？他觉得骂你可以挣钱，就会不停地骂。比如雷政富，被人抓住之后前前后后给了300万，最后还是被曝光了。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大V”们把这笔钱拿去吃喝嫖赌，用完了再来找你要，官员和政府机构是他最容易下手的目标。

　　污名化这个问题，主要责任在自己。习总书记说得好，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然后才能出去见人。你不出去见人，天天躲在家里，别人说你是神经病人家也信。

　　北京“7·21”暴雨时我发了一张照片，一位警察站在水里坚持工作。这张照片转发率很高，网上污蔑警察不作为的谣言不攻自破。

　　三、中国梦就是正能量

　　中国梦这个提法非常好。你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遇到问题我不和你纠缠，但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坚持发出正能量，中国梦就是正能量。美国当年树立了一个美国梦，找了很多人尤其是明星来做推广。中国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你给老百姓一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央视前一阵报道了中国的核聚变，这说明我们掌握了核心的能源技术。我们的高铁修到霍尔木兹海峡，各种生产成本减下来，我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中国梦我们可以从这些细节之处解读，从各方面解读。

　　但现在有很多人通过杂志、网络、微信、微博编造了数以亿计的贬损中国人、吹捧外国人的段子和故事。比如中国有少部分人闯红灯，媒体就说整个国民素质低，但其实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守规矩。比如有几个中国人旅游的时候乱写乱画，媒体就说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有问题，但其实我们的长城上全是“老美”刻的字。比如几个中国人乱丢垃圾，媒体就喜欢辱骂所有中国人，并吹捧外国人很爱干净，但其实巴黎人养狗成性，主要街道到处都是狗屎，纽约地铁也比中国脏百倍。比如有几个中国学生娇气，媒体就贬低整个中国年轻人垮掉了，同时吹捧日本、美国的学生都很完美，但其实日本、美国的学生成材率远低于中国……

　　其实这种向全民族的扣大帽子言论在西方国家是不被允许的，媒体敢这样写的话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而人类历史上也只有希特勒才对犹太人干过这种事。所以，要实现中国梦，就需要鼓我们自己的勇气、志气。媒体不能再进行这种扣帽子式的报道，就好像在美国你要是写一篇《这是白种人的问题》、《黑人素质低》的文章会被判重刑一样。我们应该立法严禁这种扣帽子式的报道。

　　这几年战争题材的电影包括《南京!南京!》、《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中，一定有两个要素：一是要有一个西方人，他要么是慈善家要么是神父，是来拯救中国人的。二是主角最后通过逃离中国得到了拯救。电影工作者通过这两个要素传达了两个思想：第一西方人都是好人，第二中国要沉船，你得赶紧跑，跑了就幸福了。影片里都加上了这些情节。这实际上是在长他人骄气、灭国人志气。

　　四、网上负面信息不是世界的真相

　　如果你以为微博、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地认识这个世界。

　　每当有什么恶性案件，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把一般案件夸张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恶性案件刚一发生，就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洗地，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政府有这么傻吗？政府有这种必要吗？

　　五、要选择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

　　我周小平无数次地跟人讲：不是我有多爱国，而是由于人性和民族性的天然存在，所以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一开始人们嫌他土、脏、穷，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犹豫过、哭过、闹过、愤怒过，但现在他安静下来，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

　　朋友，能登高的人才能望远。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盯着一处肮脏。

　　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必须完成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为我们这个饱受了百年污蔑民族和国家正本清源。

　　六、谣害天下

　　十几年前，一场克拉玛依大火造成上百名学生伤亡，在举国哀痛之际，一篇《人祸猛于天灾，克拉玛依大火当地官员高呼：“让领导先走！”》的文章传遍了BBS和各大报刊，一时间大家对政府的痛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实际上，在现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共23人，17人遇难、6人受伤。事后很多学生回忆说：“是看演出之前有老师说过，待会演出完了之后，请大家先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然而这句话被巧妙地移花接木到了大火发生之后。2006年骂得最凶的某报也不得不证实，时任副市长的赵兰秀在着火后“站起来大声喊‘切断电源’，然后转身扑向正在着火的舞台，连拉带拖将表演《春暖童心》的学生往下疏散，随即被一股火浪打倒。”“当时只感到脸、手和脚火辣辣地疼，挣扎着爬起来走了两步就失去了知觉。”“她像从地狱中走出来，双手如滴油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脸部90％多的部分被烈火碳化，嘴与鼻子好像熔化到了一起。”在后来的审判中，在火灾中救了很多学生且自己被严重烧伤毁容的她还是被判刑4年半。谣言猛于虎，让救人者流血又流泪。时至今日无人忏悔。

　　两年前，一则“红十字会将献血车里的血卖钱给郭美美买包”的谣言火遍中国，造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血荒。很多当时在手术中的患者都因此陷入了绝境，很多因为火灾和车祸急需输血的病患因为血荒而离开了人世。而制造了这些谣言的“秦火火”、“立二拆四”等水军谣言集团却因此声名大震，一年入账1000多万元。他们吃着山珍海味，搂着美女，讥笑着网民的愚蠢。时至今日无人忏悔。

　　四川雅安地震，某记者用一张汶川地震的照片大肆炒作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以及军人救灾不力的谣言，引发数万网友围观痛骂解放军。但与此同时，已经有解放军牺牲。他们奋力拯救了灾区人民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却被人在网上辱骂。那些冤枉过解放军战士的网民、传播过谣言的“大V”，时至今日无人忏悔。

　　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我们必须要用法律和法规把这种权力关进笼子。否则它就会谣害天下，且无人忏悔。

　　七、请不要再说不负责任的话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列强为其他文明打造了三重枷锁。第一重是屠杀，第二重是殖民，第三重是洗脑。中国熬过重重难关，最终走向独立自强。我们的父辈先后粉碎了第一重枷锁和第二重枷锁，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从困境中逆流而上。但挑战仍未结束，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被迫接受着西方列强的文化冲击和思想洗脑，如果我们不能冲破这道信息围墙，最终还会走向精神的沦丧。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你的爹妈也是中国人，没有他们火热的信仰和不计得失的付出就不会有你今天的生活。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道德。”因为你的爱人同志，你的子女也是中国人，如果他们没有道德，你就不会有家庭的温暖。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素质。”因为你也是中国人，就算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禽兽，那也只是你自己而已，不要代表我们。

　　请不要再说：“中国没有未来。”因为你们的孩子还很小，他们还有漫长的一生要度过，如果你们掐死了他们心中的那份希望与光明，那他们将如何走完这一生？

　　请不要再说：“中国与我无关，大不了我移民。”因为就算你移民了，如果中国出事，你也会跟着遭殃。我们生来就和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我们终其一生无法将自己与国家命运完全割裂。只有中国强我们才能强，只有我们实现了梦想，中国才能复兴。所以，请不要再污蔑我们这个民族，请不要再诋毁我们的同胞，因为你的每一次大范围泼污都是对希望的扼杀，对光明的遮蔽，是无知的轻狂。

　　如今的网络上，无数洗脑段子、吹捧欧洲以及美日的故事，无数被夸大成体制问题的个案，日渐灌满了人们的耳朵，让人们开始质疑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亲，请回顾历史审视现在，我们不能放弃父辈堆砌起来的理想和斗志▲◆★●■☆

　　(周小平，男，汉族，四川自贡人，1981年4月出生。宏观经济分析师、知名时评人。曾在几家互联网企业供职，现为《环球财经》特约评论员。

左派先声夺人留美背景成攻击焦点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30/2755897.html

苹果日报 2013-10-30：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习近平、李克强主政十年的施政纲领。随着会期临近和文件部份内容曝光，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刘鹤（图）被海内外媒体封为习近平的头号智囊，但诡异的是，左派突然颳起反刘鹤的狂风，甚至质疑他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

　　留美背景成攻击焦点

　　在国防大学制作的论政视频《无声较量》变相点名批判刘晓波、茅于轼、贺衞方等人后，左派藉机呼吁追查他们在党政机关的后台，追查「党校反党、党报反党」问题。而刘鹤批评以民粹主义处理经济危机的文章及三八三改革方案，顿时成为左派的箭靶。左派把民粹主义粉饰成对抗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把反民粹视为反人民，还质疑三八三方案「包藏祸心」，高叫「抓住刘鹤黑手，挽救中华民族」。

　　刘鹤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这一背景更成为左派攻击的焦点之一。左派大将张宏良称，三八三方案就是世界银行「佐利克报告」为中国设定的改革路线图，是一套完整的美国宰杀中国的方案。

　　左派集中火力攻击刘鹤，其实就是攻击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攻击习近平的政纲，显示左派在薄熙来案二审定案后已由拥习挺薄走向反习挺薄，也显示当局整肃意识形态时一直纵容左派，结果是养虎贻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