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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洁白的茉莉(洁白的茉莉)
本文作者：郑美洪
提起腐败就让人深恶痛绝，恨不能杀尽腐败分子。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社会的一大公害，但人们只有叹息之。虽然对腐败分子大开杀戒，但我们是否能从更深层次去分析一下腐败问题的根源呢？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诸葛亮并没有因杀了马谡而后快，而是内疚自责。诸葛亮没有听先帝的嘱托，有负先帝的重望，也为马谡这样一个“人才”而痛惜，更为可怜马谡的家人，所以诸葛亮说：“你去吧，你的家人我会为你照顾好的！”毛泽东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时说：“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刘青山在处决前向河北省委提出：“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负责同志告诉他：“孩子问题你不用管，孩子有国家呢，你放心吧，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刘青山、张子善只是一个地厅级别的共产党干部，而现在杀到了国家副主席一级成克杰、陈希同，省部级李纪周、胡长青等。腐败分子虽然可杀，但也值得同情。问题是不是仅仅在腐败分子呢，我们的是不是应该自省呢？毛泽东不是说，杀人不是割韭菜吗。问题不在于同情，在于给我们的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在于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在于问题的解决。我们的党应该将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做到防患未燃，从源头抓起，以此来杜绝腐败的滋长蔓延。
问题的严重性
（一）腐败官员职位之高
成克杰、陈希同是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而省部级受到处理的李嘉廷、程维高、王雪冰、刘方仁、田凤山、胡长青、王宝森、许运鸿、金德琴、王庆录、王乐毅、丛福奎、慕绥新、石兆彬、刘知炳、潘广田、田凤岐、麦宗楷、王钟麓，那么县处、地厅级的领导干部就更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在2003年1月至11月县处级以上2603人，全国平均每天就有七名县处级干部落马。
（二）腐败官员数量之多
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明显成效》的报告中说，据统计，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34925件，结案15504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55481人。此外，自1999年以来，全国还有2.6万多名领导干部因抓反腐倡廉工作失职或不力而被追究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3年1月至11月因贪污受贿、渎职查处的38025件41797人。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而且还在继续，在蔓延。
（三）腐败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据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同志说：“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83.491亿元。”李嘉廷在职期间，收受邹某某等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某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万元。［1］
腐败给国家和人民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1、资产的流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每年流失五百亿元，进入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据《中国反未隐形经济》一书所说，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即国有资产不低于1500亿元，平均每天流失约4～5亿元。［2］
2、土地资源流失。中国在1987年至1992年刮起的“圈地运动”的狂潮中，据国家土地资源管理局估算，通过各种渠道流失的土地资产，每年价值可达200亿～300亿元。［3］ “圈地运动”并未停止，近年反而更加猖獗。工业园、农业园、旅游区肆意侵占农业用地。投资开发不是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而是看占地的多少，一个不足亿元的投资项目，占地就在百亩以上，甚至千万元的投资项目占地可达百亩。当然，廉价而强行占用的土地能为开发商带来高额的利润。从农民手中以两万元一亩的价格征用，转手就是几十万元一亩，甚至上百元一亩。何乐而不为呢？
3、偷税漏税。我国每年税收流失高达1500亿元，平均每天流失税款4亿元。［4］有的经济学家估计，每年仅关税流失额就在1500～2000亿元之间。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国有企业偷税，逃税面为60％；三资企业偷税，逃税面为70％以上，集体企业偷税，逃税面为60％；个体和私营业偷税，逃税面在90％以上，个人收入调节税偷，逃税面为95％以上。
4、建设领域的损失：据建设部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物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
5、利用公款吃喝每年吃掉1000亿元以上；
6、因腐败造成资本外逃。据专家分析，我国从1987～1997年的十一年间，资本外逃累计2457.62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资本223.42亿美元。以此推算到2003年外逃资本可达3808.14亿美元。据十六大资料显示，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4000亿美元，这似乎是一种巧合，中国人好像在用自己的钱搞建设，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会是一样的。
7、因官员贪污、腐化、挥霍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加巨大了。一个县级就有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除武装部有四套班子成员三、四十号人，我们不说他们是否贪污受贿，就光他们请客送礼、参观学习、出国取经、小车开支等挥霍浪费也不计其数，若将他们的灰色收入加上，这里的损失只有天知道。少数腐败官员，许多人都评论一年不过一百万元收入的，不能说是当什么县长。［5］
如果我们细心地计算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因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国有资产流失、偷税漏税、土地流失、非法走私、资本外逃、公款吃喝、贪污行贿、奢侈挥霍、豆腐渣工程等，每年在万亿以上。这可近似于我国一年的财政收入（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16371亿元。［6］
据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情报研究中心的一项有关腐败问题的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2％～16.8％。
（四）腐败所涉及的领域无处不在，基层腐败也是重灾区
据2000年《内参选讯》题为“暗访贫困县富人区”的透露：福建省政和县近年来出了一首民谣：贪官不贪官，“富人区”里看；群众盼脱贫，干部住“宫殿”。这个福建省“倒数第一”的国家级贫困县里，却可看到一片醒目的“豪宅区”，林立着约六百幢“小洋楼”，豪华程度令人瞠目，住户大都是当地大大小小“头头脑脑”，当地群众称之为“富人区”，“贪官区”。
“富人区”名叫“元峰庄”，位于政和县城东南角，后有青山环绕，前有河流和大片稻田，是整个县城风水最好地方。元峰庄共分七弄，当地居委会的一名“向导”带着记者沿中元路、河滨路一一指点豪宅的所有者。
中元路是元峰庄的主街道，也是元峰庄的“黄金带”。记者粗略记下了一些户主，基本上是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土地局、人大、工商局、交警大队等。四弄及滨河路也是如此。拿到户主“花名册”粗略统计一下，住户大都是当地副科级以上干部或有职权，要害部门的干部，最集中的主要有：县领导及各部门领导、公检法系统一百多户、税务、工商、交通、金融部门约一百户，“七所八站”等有收费权，执法权的单位领导数十户，乡镇领导数十户。其中公安系统干部的“小洋楼”最多。
就是一些有“小权力”的人也在这里拥有豪华住宅。“富人区”里的小洋楼都是三层以上建筑，多数是四、五层。当地一个“不怕报复”的干部告诉记者，这些房子的地皮钱，每幢少则五、六万，多则十几万，房子造价多在二、三十万元以上，“不少房子的内装修比造房钱还贵”，这样算下来，多数小楼要花费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
记者访问了几名老干部。一名老干部向记者算了一笔帐：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每月工资才拿到九百元，除去生活费，一辈子也建不起这样的一座小洋楼。一些普通干部说：一些人的工资收入和我们差不多，怎么能建起这么好的房子！
在政和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赚钱”。去年，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被逮捕，丁案涉及全县大小干部246人，但到目前为止，仅有八名乡镇干部和几名副处级干部受到处理，一些群众说：丁案只是政和县干部贪污腐败的“冰山一角”。
其实，不仅仅是福建省的政和县，在中国大地上，这种“富人区”的景观普遍都是，这才是中国当代贪污腐败的“冰山一角”。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中国的腐败已经浸透到我们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法院每一个系统里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充满着腐败，大到程维高、李嘉廷、成克杰、陈希同，小到最基层的什么官也不是的“七所八站”有点权力的人。中国当代腐败的病毒就像是“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危害并威胁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五）腐败给社会与腐败分子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
也许，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认为，对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34925件，结案15504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55481人。这是一种成绩，对惩治腐败的职能机关这成绩是无可否非议的。但是作为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及其政府来说，这是不是成绩呢，这就值得深思了。
实际上，因为官员的腐败而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其危害是严重的。因为腐败干部可以不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被提拔重用，而使党员干部马马虎虎，人浮于事；因为腐败违法乱纪案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因为腐败可以让国民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而使国民生活方式腐化堕落；因为腐败可以不管老百姓的生活，社会的命运和前途，而使弱势群体生活如履薄冰；因为腐败可以不管共产党的命运和前途，而使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愿望添加障碍。
腐败不仅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而且也给腐败分子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们不说他们罪恶的一面，只说他们的家庭。每一个腐败分子都有家小老人，他们或被杀、被劳改，给他们的家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无情的伤害。胡长青临死时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七十老母，希望不要让她老人家知道。”还有这样的干部，恬不知耻地说：“老婆还要工作？娶老婆就是让她在家里玩，陪老公带子女就是的！”这样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能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出来呢？无疑只能为中华民族培养出那种贪污受贿、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下一代，这不仅仅使腐败分子的家庭看不到希望，更使中华民族看不到希望，中国共产党看不到希望，社会主义事业看不到希望。唉！我们应谨记历史，鲜花和美女并不能让贪得无厌之徒大发慈悲！
腐败的原因
（一）人欲的不满足性和人的生存无保障性，是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
我们在这里不谈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问题，不谈如何用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来影响和教育我们党员干部。因为谈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环境，在一个用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只能谈人的本性，以及人的后顾之忧。
人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生来具有的。但是人们在生的过程中总是免不了需求和追求，所以人们的欲望就有一种不满足性。中国有句古话：“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还有“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这个道理。扪心自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人欲，人的不满足性。再者，就社会现实来讲，人需要有保障，每个人都会当心自己老了无所依、有病不能医治，子女不能就学、就业，子孙会成为有钱人的雇工，受别人的欺侮。总想保证自己一辈子过人上人的生活，不仅如此，而且想子子孙孙也能如此。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不断追求乃人的本性，在没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制管束的社会里，这种本性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就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只要你的势力强大，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叫强者为王。但是在法制社会里，人的这种欲望受到了钳制。即使你有再大的势力，你也要遵守道德，遵守法律。只有在那种既讲道德，又讲法律，但是无论是道德也好，还是法律也好，都不能实施有效的制约的时候，那些不遵守道德规范和不遵守法律的人就开始了隐蔽的行动。他们乘机混水摸鱼。
（二）财产私有的合法化，为腐败分子人欲无限制的膨胀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础条件
人的这种不满足性还需要有保障，否则人也不会乐此不疲。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就是因为皇帝的特权受到法律保护，那怕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宫女三千都是合法的，所以人们就想着办法争着去当皇帝。人，实际上，比动物聪明不了太多，人和动物的智商甚至有时可以等同起来。猴子不会把东西藏起来，留着没有食物的时候拿出来吃，所以它就不会将东西往家里搬。而老鼠就不一样了，它能把食物搬到洞臼里，留着没有食物的时候，所以老鼠就会往家里偷东西。人也一样，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没有钱，有钱我想也不会建很多房子在哪空闲着，没有人会这么蠢，建这么多房子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怕别人整你？这就是因为对私有财产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上清楚地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私有财产包括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分的财产私有。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就人的本性来讲，对财富的掠夺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所以财产私有的合法化，为腐败分子人欲无限制的膨胀提供了基础条件。通俗一点就是为硕鼠提供了老鼠窝，提供了存放财富的仓库，而且门上还贴上官方封条：“神圣不可侵犯”。
（三）失去民主监督的法制为人欲无限制的膨胀，实现腐败提供了途径
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一个无人看守并没有严密的防盗措施的仓库，你说东西会不会被人拿走或偷掉？回答是肯定的。在一幢卫生洁净，东西存放有序，食物封存完好，而且没有一丝可以让老鼠出入的缝隙，老鼠是不是能进得去？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能。一个完好无损的鸡蛋苍蝇是不可能对它有兴趣的。在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环境中，在没有完善的监管措施下，又遇上一群毫无社会公德、良知、良心，并不顾集体利益，无法无天之徒，他们在白花花的银子，美丽动人的女子，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会作何种选择，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那肯定是天蓬元帅 ——统统都要。
实际上，不管是党委书记，还是行政长官都有无上的权力。可以这样说，除了没有生杀大权，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官员任免、地方事务等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去年，江西某市中型企业——客车厂拍卖时，浙江客商想用二亿元购买，但该市领导硬是以1.2亿元卖给了本地经济巨头。领导向群众解释说：“卖给外地人不放心，外地人买去他们会用外地人，就是价格低点还是本地人好，能够解决本地人的一些就业。”其实呢，企业到了拍卖了还有什么本地人，外地人呢。这无形之中就给国家损失了八千万。原本一个可以解决二千人就业的客车厂，拍卖以后，只使用了四百人。这不是无形之中使更多的人失业吗。
国有资产拍卖的时候，当官的有没有问问人民代表是怎么想的，本单位的员工是怎么想的？要卖的话，卖多少钱才合适？有没有问问人民代表，问问企业员工？也是去年，某乡镇有一个生产δ内脂的化工厂拍卖了。据群众反映：“前二年，有人想以四十万元购买，当时化工厂的厂长阻止了，没有卖成。不久，原化工厂厂长得病死了。乡镇领导抓紧机会十六万元就卖掉了。”这种属于人民的国家和集体财产是不是几个人就有权决定，想卖就卖呢？是不是卖的价格也可以与其价值完全不符呢，甚至是白送呢？
相同，党和政府的工作主要的权力仍然是抓在主要领导的手里，干部的提拔重用，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是主要领导说了算。我曾在乡镇任过纪委书记，但我不曾见县委书记、县长到过乡镇召集过乡镇领导开会，就说是见面会吧。在县委书记、县长的眼里，只知道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因为其他的领导不是没有办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办事的权力，他也无需要认识和了解一般的领导干部。再者，他的命运不仅不掌握在你们的手里，而且你们的命运却掌握在他的手里。想想你要不要求他，不仅要求县委书记、县长，你还要求乡镇党委书记替你说好话，推荐提拔你。你的命运掌握在他个人的手里你能不感情投资吗？你能不对主要领导服服帖帖吗？
领导有这么大的特权，岂能不为自己谋取私利吗，这才真正叫：“人不为己，天殊地灭”。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会无限制的膨胀。有了这种特权，就必定会为自己谋取私利。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为腐败提供了保险，而失去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为腐败打开了绿灯，开通了道路。
腐败问题的解决
（一）实行党委和政府委员会集体负责制
我们党最近出台了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无疑对抑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作用的。我们在《监督条例》上看到最多的是对党委负责人进行监督，可见我们党的上层很清楚，党委负责人的权力有多大。知道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是监督呢，而不是制约呢。实际上，监督是被动的，而制约才是主动的，积级有效的。
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不给予负责人这种特权呢？我们党的组织常常提什么以某某人为中心、为核心，这就说明我们的党给予了负责人一种特权。既然给予了人家这种特权，又岂是能监督的。一个人要干坏事，又岂是别人能看得住的。天天在一起生活的老子看儿子都看不住，又岂是不住在一起、不生活在一起的同事呢。我们为什么不看看火车是怎么行驶的，我们铺好铁轨，看它能往那跑，它只好乖乖地按照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否则它就要粉身碎骨。
我们为什么不提出以党委为核心呢？要以负责人为中心呢？我们党早就懂得集体负责的工作方式了，在毛泽东时期，就提出了党委会负责制。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不管在什么单位工作，都是在为负责人工作，而不是为党委工作，为人民工作，我们的工作只是做给负责人看的。我想这种监督很难起到真正的或者是太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员干部心里很清楚，他们在为谁而工作，是你监督他，还是他给你工作。
为了打破这种集权制，我们共产党人采取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就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中就是综合群众意见，形成科学的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在形成决策的时候，我们党还有一个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是我们党的少数干部却把这种集中制看成是将权力集中到负责人的手里了。如果我们党的组织不把这种特权给予负责人，而是给予整个领导集体，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负责人要搞腐败，其他领导成员就可以而且能够大胆地站出来说话，因为负责人没有了特权，作为一个领导集体成员，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了特权，在重大事务上，也搞不起暗箱操作，如果要搞腐蚀，就要难办得多了。因为在这里就要腐蚀一个领导集体了。
如果任何事情都按章法去做，腐败也是很难产生的。实际上，每一个单位都有财务制度，组织纪律，就是因为负责人有一种特权，上级只能管下级，而下级却不能过问上级的事务，老百姓不能过问政府的事情。规章制度只是监督下属的，而不是监督负责人自己的。上级要做的事不需要通过下属，但下属要做事必需要通过上级。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监督是很难到位的。
再者负责人，之所以能成为负责人，这个职位可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有人赏识他，或者说是组织上对他的重用，所以过去常常有人偷偷摸摸地写匿名信，即使领导集体成员也是如此。为什么不敢写真名实姓，怕就怕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扳不倒其人，会秋后算帐；另一个方面，就是扳倒其人，日子也不好过，其他领导会说，这人是告状大户，甚至组织上也会这么看。
所以要根治腐败，必须从组织机制上下手，仅仅监督是不够的。我们应遵循这个原则：委员会负责制，不搞党委书记负责制，行政长官负责制，而是集体领导负责制。每一个委员只对党委负责，政府领导成员只对党委负责和整个政府负责。相信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大多数是好的，腐败就不容易产生。这也符合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当然，事物都没有绝对化的东西，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腐败的案件中，也有集体腐败的事情发生。我们应该还有一招，在后面我们再行讨论。
（二）国家政策和重大事件，地方政策和重大事件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或者由确实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来决定
集体领导负责制也有可能发生集体腐败，但总比一个人负责制会好的多。前面提到的某市客车厂的拍卖问题，牵涉到八千万元国家财产的重大事情，岂是市委和市政府就能够说卖就卖的。我们相信，一个经济巨头可以腐蚀一个负责人，也可以腐蚀一个领导集体，但绝不能腐蚀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但绝不能故弄玄虚，弄虚作假，相信人民的眼光，由人民自己去选择吧！我们相信这样一句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相信人民群众，中国的腐败是不难根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受到威胁，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重蹈苏联、东欧之覆辙。
其实，这种重大事情由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在中国古代和其他国家早就有了。尧舜的禅让，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的禅让。实现人民的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在古老的中国尧舜。古代雅典人将人类民主推向了更高的境界。古代雅典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它负责颁布法律法令，任免官员，审查官员的工作报告财务开支，讨论国家财政状况和决定宣战、媾和、结盟以及涉及城邦利益的事。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召开一次。五百人会议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保护寺庙和城邦的安全，主办祭祀和庆典等工作，是城邦最重要的一个行政机构。陪审法庭由六千名三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履行司法职能。
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大会的一切重大决议按规定须有六千公民到会，多数通过方为有效，任何官员不能对城邦大事擅自做出决定。
在雅典，雅典公民直接参与法律的制定，参与政治活动是公民的重要职责。
同样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六世纪，罗马共和国建立了代表民主政治的官吏制度，元老院和公民大会。
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的权力中心，有权讨论建议或批准立法、军事、行政、财政、外交和宗教等方面的事项及决定，有权宣战、媾和、签约、接受外交使书，派遣外交使节，为得胜回朝的执政官举行凯旋仪式。
元老院的职数，在共和初期为三百人，晚期为六百人，元老由离任的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财务官等高级官吏担任。
元老为终身制，因为共和国官吏都是选举产生，任期短暂，所以，元老院起到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作用。如果元老的品行若有不端，监察官就有权将他除名。罗马共和国官吏制度的特点是选举制，短任期和平权制。
公民大会制度其职能是立法，选举官员和司法终审。
公元十一世纪末，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行政机构称长老会议，由九名长老组成，负责自理政务和军务。
有两个立法机构：一个是人民会议，由两百人组成；一个是公社会议，由三百人组成。政府的议案先提交人民会议批准，通过后再提交公社会议讨论。无论哪个会议投了否决票，议案都不能生效。
我们就说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列强要想孤立中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生政权，不与新中国建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盟友，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与古巴人民一起，在首都哈瓦那人民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与新中国建交的选择，古巴人民和古巴共产党一样，选择了与新中国建交。为此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为与新中国建交在首都广场上热烈地欢呼。
可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利用民主的力量对重大事情决定、立法、财务审计、选举官员等等，以此来钳制官员不轨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中国要想根治腐败，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健康进行，保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保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利用民主的力量是不可惑缺的。
现在，我们中国人不会再说，中国人不会运用民主，不懂得民主了吧。因为一百五十年的美国人在财富上、科技上，尤其是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及现在的中国人，那时的美国人都会运用民主，而在公元前的六世纪，八世纪的罗马人、雅典人、佛罗伦萨人都会运用民主来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事务，如果今天还有人这样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不需要民主，说这种话的人，只有那种无知或者是想利用专制弄权谋取私利的人。
（三）立法、执法、监督法律者的任免权由人民群众来掌握
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中的“康熙”说：“皇帝一个人能看清楚天下那么多的事吗？”。我们常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事，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我们中国现在干部管理体制是上级任命下级，下级的领导干部由上级党的组织推荐选举，或者是直接任命。由于过去我们党给予了负责人一种特权，虽然也有民主测评、民主考察等办法，但不能不说有其片面性和有限性。因为是组织上任命，或者组织上推荐的，那么作为基层官员要胡弄几个上级领导比要胡弄广大群众要容易的多。再者，当官的命运掌握在上一级，或者同一级负责人的手里，所以当官的只知道效忠于上一级的领导者，或者同一级的负责人，他们并不知道效忠于本辖区的人民群众。只要官员的命运不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官员就可以不为老百姓办事，中国的腐败问题就不可能根除，因为官员只要讨好他的上级或者同级的负责人就够了。
“要使当官的不再横行霸道，就要使人民能够选举当官的，每个人都有权直接到法院去告随便哪一个当官的，不然向地方官告巡官，或者向省长告地方官，那有什么用呢？地方官当然只会包庇巡官，省长当然只会包庇地主官，结果是告状的人遭殃：不是坐牢，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有在我们俄国（像其他各国一样）大家都能向人民代表会议和民选的法庭告状，能自由说出或者在报纸上写出自由的苦处，当官的才不敢胡来。”（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5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360页）
“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列宁：《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1912年8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
“我们已经宣布过，依照新宪法，我们将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
……
为什么要直接选举呢？因为在当地直接选举一切代表机关，直至最高机关，能够更好地保证我们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劳动者的利益。”（斯大林：《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斯大林文选》第78－80页）
所以仅仅有党委会和政府委员会负责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委员会若是上级任命的，腐败同样会照常进行。道理已经很清楚，是谁给了官他当，这个官只会听命于谁。谁有权罢免他，他就会惧怕谁。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根治腐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成功，所能选择的就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自己来选举当官的。而我们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培养、培训、考察、推荐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民代表的工作，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不再年年去动各级的领导干部，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一经民选或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届内有人民政府国家主席、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总理、省长、市长、县长、乡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能履行职责的，依法依次由下一位副职委员继任。如有影响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者，可以依法补选副职委员。
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机关只服从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机关党的组织服从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上级党的代表大会。
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候选人在选举前六个月，应向国民公布其情况：政治面目、文化情况、廉政情况、身体健康情况、政绩情况、家庭情况、违法乱纪、伤风败俗情况以及其爱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三个月应向选民公布其情况：政治面目、文化情况、廉政情况、身体健康情况、政绩情况、家庭情况、违法乱纪情况、伤风败俗情况以及其爱好。同时，应该是在本地居住三年以上的公民方可当选。
党的组织和舆论机关应将候选人上述情况作详细真实的报道，以供选民和人民代表作选择。候选人应在自己的选区同选民见面，并作施政演说。向本选区的选民做出承诺，应当如何履行职责，保护选民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不论是哪一级的立法、执法、监督法律机关的候选人和人民代表，都必须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人。
(四）如何解决私有财产法律上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是一部掠夺史，英国资本家资本积累是通过圈地运动和地租。而中国的有产者或者说暴发户，他们的资本积累是建立在中国式的“圈地运动”、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走私贩毒、坑蒙拐骗的基础上的，当然也不无存在合法经营者。非法所得财富的合法化，为中国腐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当然我们谁不会公开承认，这些财产是合法的。但是只要这些非法所得通过洗钱，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个人财产。因此，我们应该对财产私有的范畴重新认识。要把哪些是属于私有财产，哪些是属于公有财产，哪些是属于生产资料，哪些是属于生活资料，哪些财产是可以继承的，哪些财产是不可以继承的问题搞清楚。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就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问题和腐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和解决办法。
事实已经证明，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基础。财产私有应该仅限于生活资料，包括一切生活方面需要的资料，如：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娱乐等非营利性的生活资料。但是为维持生活的小生产资料，虽属于生产资料，仍可划分生活资料的范畴，如出租车司机所驾驶的车子，小商小贩家人所经营的店铺与货物，因为这种小生产资料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财产的继承，属于私有财产部分的财产可以被继承人继承；属于劳动者劳动所得财产可以被继承人继承，主要指按劳分配的工薪积累，也包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奖金，但不包括按资分红和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权在资本的所有者，资本所有者生产经营管理权可以被继承，但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继承，而是作为经营管理权的继承。资本所有者依法根据企业的效益获得劳动报酬。资本所有者依法根据企业效益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可以被继承人继承。
资产所有者的资产拍卖、转移（指对外投资）必须依法进行。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人企业破产、拍卖、财产转移应依法进行。
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国家应进行登记管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者被视为非法。
重新认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问题，健全国有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的登记管理，健全社会主义私有财产依法继承的法制，对抑制腐败的产生才是积极的和有效的，不仅如此，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也可得到缓解。正如胡星斗教授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弱势群体——兼论对上访群体的思考》所述：
总之，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是官僚特权群体的克星，是弱势群体的护身符；那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封建主义的看法，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造成的。中国终究会保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实现民主对国家政权、政治、经济、法律、科学、
文化、教育、思想、社会、家庭的影响
（一）民主对政权产生的影响
民主对政权产生的影响， 是使政权更加稳定，在一些矛盾的冲突中，一般情况下，都会在民主的气氛中得到解决。民主对官员的影响，则是对不称职的官员、道德败坏的官员以及不负责任的官员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不仅不会影响政权的稳定，而是使政权更加趋于稳定。
中国官员的腐败，在人民的眼里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而在我们党的上级和组织部门的眼里，却是瞎子摸街。人民有权对他们不满意的官员罢免，当官的也就不敢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不敢不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了。这样，当官的独断专行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小，以致近似于零。暴政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也就不会再行发生。中国的腐败也会因此而终止。
因为这种打击的本身就使掌握政权的官员更具备新的思维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使政权的肌体不断地有新鲜血液补充。民主社会对稳定国家政权更为有利和更具活力，进入民主社会以后，当官的没有了世袭制和终身制，当官的就会好好学习，勤于政务，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假如说，有不称职的官员，也会及时地得到处理；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就会有更具有先进知识和思想的、身强力壮的、更具活力和能力的新人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政府班子成员就会有新鲜的血液和创新的思维。
民主社会将会使国家政策错误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小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不至于铸成大错，并且不再有暴政的政府行为。民主社会将不再有大的政治运动甚至是危害人们生命的政治运动，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不再会产生人民的革命运动，因为人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将立法，人民的愿望会在参与制和选举制中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使人民政权平稳过渡。
民主社会对政权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对当官的本身利益的影响，其一、是对官员世袭制和终身制的打击，或者长期制和离休制的打击，这种制度将被彻底打破。不会再出现当县长不称职可以异地“交流”，或者只要跟上级搞好关系还可以提拔重用，是好是坏都可以混到退离休。
其二、是对当官特权阶级的影响。父亲当国家领导人就必定要培养几个子女当比他们小一级的官员。父亲当国家领导人，做儿子的必定有当省级领导的，或者自己培养一群亲信，始终效忠于自己。实行民主以后，当官的不是靠他们的上级栽培，而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对人民效忠的德行，被人民信任；实行民主以后，当官的就不再有特权，他们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的亲戚好友和他们自己谋取非法的私利，同样要靠他们的亲戚好友自身的素质。不会再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危害国家政权的因素会因此而减少。
民主社会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对国家政权的稳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民主社会里，政府官员将会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事业为主题，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民主社会里不仅官员是人民自己选举和罢免，就是立法机构和制定国家政策，同样是通过人民自己选举的人民代表来决定和批准，这样人民的意志会得到具体的体现，人民必定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人民就会更加关心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国家大事，固然，国家政权会在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稳定。
在民主社会里，人民对“忠”有新的认识和行动。而不是盲目的像对封建皇帝那样的无限忠于，即使是一个晕庸、淫荡、残暴的皇帝也表现的以死效“忠”和无能为力。民主社会人们只会忠于现实，忠于人民自己的平等、民主和自由。民主社会人民不再会迷恋于哪一个英雄人物，而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选择最优秀的人物。民主社会，人们不再会为哪一个“英雄人物”去掩饰，而是将其不良的行为公布于众。在民主社会，人民要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主要是表现在参与国家管理和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党团组织，通过自己的党团组织为自己争取权利。人民将会用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态度维护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政权。
（二）民主对社会、家庭产生的影响
民主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民主社会政府已不再是主人，而真正的主人是人民。民主社会已不象过去，是人民围绕政府，而是政府围绕人民的利益。政府只不过围绕国策和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只是人民赋予其履行行政职能的工具。人民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符合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且符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行动。
民主社会，当官的与人民的关系。民主社会当官的不在是高高在上，而是人民的公仆，当官的在人民面前不再会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而会变得很谦逊。人民在当官的面前也无须毕恭毕敬、唯唯喏喏，只要不是有损他人人格和名誉的，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言论都将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当官的和人民完全处在平等的氛围之中。当官的不能再吃喝嫖赌逍遥，而是依法行政。
民主社会，当官的子女、亲戚、好友，没有什么特权。他们与当官的本身脱离了过去的那种依附关系，而是与人民的子女完全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只要当官的子女有的权利，人民的子女同样有，人民的子女有的权利，当官的子女同样有。他们的利益和地位变得完全一致。由于当官的子女失去了特权，因此当官的子女在政治权利方面，而且在教育权利、就业权利也会趋于平等。并且产生的结果在经济上也趋于平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更加真诚，因为一切的关系都不再是建立在金钱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友谊和亲情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完全可杜绝按资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所产生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说，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将是一个完全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民主社会，公民不再惧怕什么权势的淫威，所有的公民所惧怕的只是法律的威力。
民主社会，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而且同样会影响家庭结构关系的改变。正如前面所说的民主社会使当官的失去了特权，因而也就没有了特权阶级，当官的亲朋好友失去了依附关系，因此而产生的家庭成员变得更具有独立性。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还更具有独立性，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私有制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人们从经济上趋于更加平等了。因此，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所有的公民都将依靠自身的素质而生存。家庭中的父母，只是对子女尽抚养和教育的责任，而做子女则是尽赡养和关照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但在经济上做父母的没有任何条件为子女提供特权，包括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就业特权。
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一切的寄生虫阶级都将消灭。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更高，得到的平等、自由和幸福更多。
在民主社会，封建社会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将会彻底消失。因此民主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将会得到改善，在民主社会里，人们的自强自立观念更强，那种依附观念会减弱，所以人们对婚姻的迁咎和忍受的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人们会向往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并且付诸行动。在民主的社会里，离婚率会更高，但得到自由幸福的人会更多，人们生育子女的观念会更淡薄，人口数量会下降。
（三）民主社会对人的思想和文化产生的影响
民主社会，人们更具有独创性。这是因为束缚和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不存在了。从前人们那种依附关系随之消失，人们就必须自强自立和自创。因此在民主社会，人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文化、技术、艺术等方面的创造性会有长足的发展。在近代和现代社会里，美国人的创造发明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
民主社会，人们的思想会空前的活跃起来。只要是不损害人民心身健康和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的各种科学文化都将会活跃起来。将会出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这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正因为奴隶制面临崩溃，而新的封建制尚未形成，因此出现了“诸子百家”在思想理论和学术上的大辩论。同样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文化名人如银河繁星光辉灿烂。
当然，在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因为人们处于一种完全平等、民主、自由的文明、富裕的生活环境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更加光辉灿烂。
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会改变，人们会更注重自身价值，并充分地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民主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里，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没有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来表现人的自我价值。因此人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做父母的将子女从小就开始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民主社会，人民不会选举他们不了解的人当他们的行政官员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去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民主的选举必须是具有才干、德行的人当选。而且还具有充分表现能力，才能被人民了解。当然人民也不会选举没有道德的人担任他们的官员和人民代表。所以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会勤于学习、求知、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维护集体利益。这样，人们会更加关心家乡的建设，关心乡镇、关心县、关心省、关心国家的建设。对养育他们的家乡会更富有感情。因为只有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不愧为人民的使者。
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社会风气将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因此，人们会更注重自己的品行休养，更遵守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的道德。
（四）民主社会对法制的影响
民主社会，人民不是将自己心中的委曲和不平之事向官员反映，以求得到解决，而是诉诸法律。法律将成为保护人民的公正的天秤和武器，因此，人民需要公正的法律比需要公正的官员更重要。在专制的社会里，上访成为人民爬不尽的大山头，而在民主的社会里，公正不再寄希望于当官的，而是寄希望于法律，所以人民需要民主和法律比需要开明的官员更重要。
看来，要想打击特权，根除腐败，使整个社会朝着平等、富裕、文明、健康的方向上发展，非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非要有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