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与他国共同组建军队
★揭露黑幕—学术腐败在中国
★日本形象好于中国
★1966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玻璃被子弹击破内幕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一名颇受争议的人物
★日本形象好于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驻华盛顿记者谭新木、记者韩轩报道:近日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报告，本来主要目的是了解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却因为其数据显示出“中国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而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然而，这份长达68页的调查报告的角落里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有关中国的调查。
中国人最知足
“中国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国家表达了极大的乐观与自信，”参与策划这项名为“全球态度项目”调查的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副主任卡罗尔·多尔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皮尤公布的调查结果中，88％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喜欢自己的国家，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为最高。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的中国受访者比例达72％，也高于其他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
由于皮尤此次调查所采用的来自中国的数据大多援引自中国零点调查集团的调查数据，为此本报对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进行了采访。
据袁岳回忆，早在1997年，在国外一项针对45个国家进行的对本国发展方向满意度调查中，中国就排在第二位，高达92%的受访者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满意。
袁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中国百姓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具体方面可能存在不满意，但对国家的整体满意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从零点调查集团有相关数据的94/95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年平均75%左右的水平。
城市居民对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国家宏观发展因素的肯定程度较高，而对微观生活层面的问题感受较多。袁岳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宏观高满意度、微观（生活）低满意度”。
之所以“微观低满意度”没有影响“宏观高满意度”，袁岳认为是我国政府的改革承诺和日新月益的政策，使城乡居民对各种问题能够借助发展得以解决充满信心。对未来的积极预期提高了中国人对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的忍受程度。
中国人对美国态度好坏参半
“无论是中国民众对于本国和他国的态度，还是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有意思，”卡罗尔·多尔第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多尔第说，中国民众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好坏参半”。确实如此。从报告中可以看出，42％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而43％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两者大致相当。至于对美国人的看法，只有44％的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勤奋”，在所有国家中为最低，这大概是由于中国人自己非常勤奋的缘故；但有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人具有“创新”才能，这一比例在所有国家中居于中游；57％的中国受访者觉得美国人“贪婪”，这个比例在所有国家中居于倒数第五。那么哪个国家的人这种感觉最为强烈呢？恰恰是美国人自己！70％的美国受访者觉得美国人“贪婪”。
对日本好感度高于中国
在皮尤进行的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五国好感度比较调查中，虽然中国在很多国家眼里要好于美国，但却差于日本：在进行调查的16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对日本的好感度要高于中国。
对此，袁岳表示，日本之所以在许多国家中比较有好感（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民主体制、日本与西方的盟邦关系、双方不存在历史纠葛有很大关系。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也使其在很多受援国具有良好的口碑。
皮尤的调查结果刚好说明为什么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它历史问题上，往往压力来自于中国和韩国，而其它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都比较冷淡。袁岳曾到多个国家调研，接触的许多外国人都对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表示不解。在他们看来，现在已经实行民主体制的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东西方对中国军事崛起态度两极
皮尤调查显示，虽然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国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他们的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但在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和约旦，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在印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正面态度与负面态度的民众比例分别为53％和36％；在巴基斯坦，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8％和10％；在印度尼西亚，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0％和23％。即使在美国，也有4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高于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比例？？40％。
但多尔第认为，“虽然在法国和西班牙有很多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感到担忧，但中国的总体国际形象很好”。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某个国家在军事上崛起与美国抗衡。不过，当问到假如这个国家是中国时，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几乎所有受访的西方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强国，而在中东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成为军事强国的民众比例均超过了不支持者的比例。在印度尼西亚，60％的民众支持中国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强国，28％的民众表示不支持。而在约旦和巴基斯坦，支持中国成为军事强国的受访者比例都高达77％
★揭露黑幕—学术腐败在中国
•方舟子•
（根据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演讲整理。）
谢谢林浩浩的介绍，谢谢联谊会的邀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这是我今年关于中国学术腐败的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4月份在哈佛做了一场，最近回了一次国，在中国科技大学－－刚才林浩浩说了，我80年代在科大读的本科，还有厦门大学、中科院的研究生院和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各做了一场。在国内的这些报告的题目和今天的一样，不过在国内有些话讲起来不方便，怕给组织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今天没有什么顾忌，可以放开了谈，多讲一些。我说怕给国内的组织者带来麻烦，是我自己的担心，他们请我去的时候未必有这种顾虑。不过在科大的时候是个例外。我觉得科大的那位组织者，校友总会的负责人，一位政工干部，一开始可能没有真正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我很有名，一再来邀请，等到我真的到了，才知道搞不好有麻烦，就尽量要减少影响，把演讲地点从原定的报告厅改到教室，把报告会改叫做讨论会，意思是我们是让方舟子来讨论问题的，不是来做报告的，我们并没有支持方舟子的意思，我的演讲题目也被改成“科学道德建设”，不是搞揭露、搞破坏的，是提建议的。然后还来跟我提要求，要我在演讲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人，不要引起纠纷，要正面地多谈科学道德建设的问题。又对我做起思想工作来了，劝我以后批评人的时候呢，要给人家留有余地，不要一棍子打死。我做了这么多场报告，第一次碰到组织者不是支持我揭露学术腐败，反而对我提要求、提意见。这在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用我们那时的话说，这很“农民”。科大本来是中国最自由的大学，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难
怪大家都说科大堕落了，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正在逐步变成地方性大学，以后干脆改叫安徽科大算了。今年合肥有一所大学想改名安徽科技大学，科大领导知道后，赶快叫安徽省政府禁止他们用这个名字，大概科大是准备把这个名字留给自己。
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正是科大最辉煌的时期，这已经成了历史，今非昔比，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些校友很着急，几年前成立了一个校友基金会，想帮助科大振兴。今年这个基金会组织了一个校友代表团回国，邀请我参加，我就跟着去了。大家在10月12日在深圳汇合，刚好碰上深圳在开高交会，高技术成果交易会。票还很不好搞到，有一个朋友要在高交会做报告，把我带了进去。我在里面转了转。那里有一片是留学生展柜，如果是从国外回去的，可以免费在那里占一块小地盘。我去看了看，收了几张名片，看了招牌，发现来头都很大，都是全美华人某某协会主席，北美华人某某联合会会长。科大校友基金会的主席陶建会也去了。据他说，还到了一个全球华人博士联合会主席，吓倒一大片，我们都成了他的手下了。大家知道，在美国结社是完全自由的，名字也随便起，不要说全美、北美、全球，你就是搞一个全宇宙华人联合会，也没人来干涉。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协会、联合会是没有几个会员的，可能就几个朋友，甚至就是会长一个光杆司令。那么他们弄这么个头衔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在回国时吓唬人，让国内当官的以为他也是官，是“侨领”，很有影响力。
那些号称是回国创业的，更会打爱国主义的招牌。我就举这么个“爱国壮举”的例子，“基因皇后”陈晓宁。这是发生在我们南加州的事。陈晓宁是L.A. （洛杉矶）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的一位technician（技术员），只拿了个Master（硕士），但是去年8月份国内的主要报纸、电视台，却都异口同声地称她是“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建立了一套世界顶级的DNA及BAC 克隆基因库”、“三大基因库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一些不懂行的人，看了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海关怎么会放行，是走私吗？当然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基因库不是他们实验室建立的，是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建立的，如果是做科研，可以免费去要，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去买，也不过3千美元。而且，中国早在1998年就有这个基因库了，也用不着她带回去再献给国家。我把这事揭露了以后，许多人都不信，因为陈晓宁找了一批权威当顾问，我们看看都是什么权威：
强伯勤：中科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吴min：中科院院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肿瘤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金力：美国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焕明：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沈岩：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丘镜滢：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科大学）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方福德：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蔡有余：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陈珊珊：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朱士俊：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 院长
卢光王秀：教授、湖南医科大学生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戴灼华：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系
钱家鸣：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国内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吭声。我不过一个博士后，学术地位和这些院士、教授没法比，听谁的？我一位在Northwestern 当教授的校友向我建议，起草一份公开信，在美国大学找华人生物学家签名，比比谁更权威。后来征集到了88人签名，许多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这封公开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宣部后来就这件事下了三条结论。我先说后面两条：第二条，
陈晓宁的基因库是有用的，当然作用不像她说的那么大；第三条，以后不要再炒作了。大家猜猜第一条是什么？――陈晓宁还是爱国的，她毕竟带了东西回来了嘛。
她带东西回国，就真的是爱国吗？当然不是。她回去转了一圈，是为了在北京办公司，博宁基因公司，是为了赚钱的。当时有一家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公司），准备给博宁基因公司投资3亿元，炒作一下，就到香港上市。找那些院士、教授咨询，都说好，陈晓宁的基因库确实价值不可估量，值得投。正要签投资合同的时候，被我们揭露了，想再找这些院士、教授出来反驳方舟子，结
果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就没有投，要感谢我替他们省了3亿元。
我刚才举的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例子。其他领域打高科技牌、打爱国牌的也并不是没有。比如现在在国内很热的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那是在分子水平上加工材料，比如模仿生物分子，制造出分子大小的发动机。那还是以后的事，在美国，大家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纳米产品。但是在中国，纳米产品现在满大街都是，纳米电冰箱、纳米洗衣机、纳米水、纳米布、纳米领带。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戴了一条纳米领带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上课，就给纳米技术要来了24亿元的资金。我在六月份回国参加一个电视对话节目，就是讨论中国市场上的这些纳米产品究竟是不是真的，中国的纳米产业是不是走到了世界前列。参加讨论的嘉宾中，有一个就是纳米专家，中科院化学所的研究院江雷。他承认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纳米产品都不是真的纳米产品，都只是打着纳米招牌的。但是他又说，我们不要去揭露它们，这些厂家愿意打纳米的招牌，说明他们对高科技有热情、有信心，我们不要去打击他们的热情。他又说，我国在60年代全民打乒乓球，最后出了乒乓球冠军，现在全民搞纳米，也一定会使中国的纳米产业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了多次发展机会，不能再失去发展纳米的机会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对这种以爱国的名义骗人的论调，我当然立即给予驳斥。搞科研又不是体育运动，哪能全民来搞？全民搞体育运动出不了世界冠军，也是好事，也能强身健体，全民搞纳米浪费钱财，是科技大跃进，骗人骗钱。这个节目一做完，江雷马上就去告状要求禁止播出。他说这个节目是在打击中国的纳米产业，如果让中央领导人看了，对纳米产业有看法，24亿元的资金就下不来了。这个节目后来就被禁止播出了。
从社会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就是这种与商业骗局相互勾结的学术腐败。这是从消费者，从老百姓手里骗钱的，甚至是谋财害命的，社会危害最大，我们打击这种学术腐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受社会欢迎。但是从教育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那些伪造学术地位、学术履历、学位的。如果这种骗子能够成功，出国转一圈回去，靠一张嘴就成了博士、成了教授，大家还辛辛苦苦读博士、发paper（学术论文）、搞研究干什么？其中有一个骗子就出在UCSD，不过是假的UCSD。这个人是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杨池明。去年9月份国内的报纸报道说“中国人挑战诺贝尔、疯牛病破解在即”，这个中国人就是杨池明，他号称能破解疯牛病的成果没有价值，不过是胡吹，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自称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地亚哥生命科学和健康研究所主任”。应该说我对UCSD还是比较熟悉的，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研究所，问UCSD校方，也说没有这个研究所。跑到San Diego County（圣地亚哥郡政府）一查，发现“生命科学和健康”原来是杨池明本人在1998年7月28日注册的一个商业化名：
SAN DIEGO COUNTY, CALIFORNIA,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S
DBA-NAME: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OWNER: YANG CHIMING C
FILING-DATE: 07/28/1998
FILE NUMBER: 1998019480
最近还出了个“爱国”的骗子，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任医师薛毅。这人写了一篇思想汇报，声称自己在国外时如何如何爱国，《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他的事迹，《解放军报》号召全军学习他。他这篇思想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他在苏黎世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修时，由于勤奋努力，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口腔微生物分子生物学”课题研究任务――跟承包工程似的，“提前两个月”。当他的导师古根汉姆教授读完他提交的6篇论文时，惊喜万分。没过几天，校方拿来一份合同，提出以年薪大约9万美元聘他担任研究员。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对古根汉姆说：我的祖国很需要我，我有我的信仰，我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我的信仰。古根汉姆特别感动，说：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但你的选择却使我更为敬重你。信仰是全人类都推崇的美德。在西方，没有信仰的人不好找工作，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没有信仰的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行尸走肉”――瞧瞧古根汉姆多么精通中文。然后古根汉姆办了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薛毅回国，还免费送给他价值3000多美元的菌株带回国去。
我看了这篇思想汇报，就知道是编的。搞生物医学的人都知道，你要做了实验才能写论文，实验周期又比较长，两、三年都未必能出一篇论文。薛毅一年不到就完成6篇论文，那是奇迹，即使不做实验光写论文，时间都未必来得及。我到收集生物医学论文的数据库Medline查了一下，薛毅与古根汉姆（Guggenheim）共同署名的论文只有一篇，而且薛毅是第五作者，表明他的贡献微不足道，这倒
比较符合像他这种短期出国进修的情况。至于他和导师之间的对话，是没有佐证的一面之词，难以查证。我在网上揭露了此事后，有一个网友却真去问古根汉姆查证去了，古根汉姆回了信：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The story told by Dr. Xue has beencreated from a sick min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ruth in it. On the contrary, Dr. Xue was a very weak collaborator. His name appears on one publication only. As Dr. Xue was not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laboratory, we did send him back to China to collect clinical samples. I believe that he did this job alrigh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is aco-uthor of this one paper.
（谢谢您提供的消息。薛博士所讲的故事是一个有病的心理所编造的。它绝对不包含任何真实性。相反的，薛博士是一名很差劲的合作者。他的名字仅出现在一篇论文中。由于薛博士不能对本实验室有所贡献，我们将他送回中国去采集临床样本。我相信这项工作他做得还可以。这就是为什
么他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
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演讲时，提到了这件事，会后，一个听众来对我说，他也是军医，现在全军正在学习薛毅的宣传材料。也就是说，全军在学一个骗子，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我把古根汉姆的信寄给《解放军报》，现在还没有回音。《解放军报》的网站现在还放着薛毅的思想汇报让大家学习。薛毅最近还刚刚当选中华口腔医学学会理事，是最年轻的理事。
不过我想我们这么揭露了以后，薛毅即使不受惩罚，也很难再进一步往上爬了。他的这一套手法，其实是归国人员的常用套路，许多人都用过，只不过他比较倒霉，出在互联网的时代，被揪了出来。如果早几年，就可以很顺利地利用这种手段升官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玩过这一套，而且玩得很成功，当上副院长了。我们不信看看他发表在2001年6月27日的《光明日报》（200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上的一篇思想汇报《党支持我们勇攀高峰》：
“1991年，组织上又给我提供了机会，推荐我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魏克斯曼实验室做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里有着当今世界白血病分化诱导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我夫人自费随同前往。起先，对方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很快，他们就刮目相看了，请我到全院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随后，我们的实验获实质性进展，最后我们撰写了3篇论文，魏克斯曼教授称‘这是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骄傲’。他请我们留下来，表示‘你们将得到最优厚的待遇。’祖国的事业牵着我们的心，他的这番盛情被我俩辞谢了。”
我还查到1998年China Today（《中国今日》）上面有关陈竺的一篇英文报道，如果翻译成中文，和上面的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这绝不是个别记者瞎写，而是陈竺自吹自擂。你看，和薛毅说得如出一辙，都是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把老板给震了，要高薪聘请他留下来，被以爱国的名义谢绝。而且陈竺比薛毅更敢吹。薛毅是10个月完成6篇论文，陈竺则是3个月就完成了3篇论文，平均1个月出1篇，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查了一下Medline，找不到有哪篇论文可以确定是陈竺在魏克斯曼（Waxman）实验室做的。他和魏克斯曼联合署名的论文，魏克斯曼都是挂名的作者，不能算是魏克斯曼实验室的论文，怎么能成了魏克斯曼实验室的骄傲？
陈竺这个人，国内吹捧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说是他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能问鼎诺贝尔奖，教育部的官员在一篇讲话中这么说：外国人都认为陈竺该得诺贝尔奖。其实那项关于白血病的研究，主要也不是陈竺做的，而且只是初步的结果。陈竺现在的工作也主要不是放在白血病研究拿诺贝尔奖，而是赶时髦也去做基因组研究了。国内做基因组的，分南北两个中心。北方中心的负责人杨焕明，大家都知道他不学无术，就是会吹牛要钱，也爱打爱国牌，被我多次批评过。陈竺的学术水平也许比杨焕明高，但是学术道德却非常败坏，下面我还会具体谈到。这两个基因组中心，明争暗斗，我批杨焕明的时候，南方中心的人高兴，这回批陈竺，该轮到北方中心的人高兴了。
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那些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靠抄袭、靠造假出成果，又多又快又好，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人是怎么也赶不上的。所以他们容易出名、容易晋升、容易获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形成不正当竞争，不仅占用、浪费资金，而且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会打压那些脚踏实地做研究的人。我所见过的最大胆的抄袭案发生在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身上。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这最早是一位以色列的科学家发现的，他向我们反映，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与马里兰大学的研究生共同发表的论文被杨敬安抄了。我前面举的例子都是生物医学方面的，我自己能够判断，但是像人工智能这种其他领域的，我一般要找两个专家判断。我把这两篇论文都寄给两位专家比较，他们都说，这还用得着找专家？只要懂点英文的，都可以看出是全盘抄袭。我在新语丝网站上揭露此事后，杨敬安第二天就来了一封信，声称这位以色列科学家是他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指导的学生，他发表论文时没有署杨敬安的名字就不对。杨敬安的意思大概是所以我一气之下抄了一遍重新发表。杨敬安确实曾经到过马里兰大学的那个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在他去之前，人家这篇论文早就发表了，以色列的科学家也根本不认识他。我指出这一点后，杨敬安就没再吭声。我想，他抄得这么肆无忌惮，肯定不会只抄一篇。后来一查，果然发现他至少抄了五篇，三篇是英文抄英文，两篇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被他抄的这些论文都是他曾经去当过访问学者的实验室，有的是美国大学，有的是意大利的研究所。我发现杨敬安频繁出国当访问学者，大概就是为了去把人家的论文带回来抄一遍发表。
我想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弄虚作假的，这也可能是我们涉及的最重大的一个案子。在1997年年初，国内主要媒体纷纷报道“水稻遗传信息之迷破解了”、“洪国藩解开了水稻遗传之迷”、“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就在这一年，洪国藩被评上了院士。中国每年要评一次十大科技新闻，1997年名列第一条的，就是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1999年评建国50周年科技成果大事，
1997年唯一的一条是这一条。去年评中国科技百年回顾，1997年唯一的一条也是这一条。
但是实际上早在1997年，就已经有人揭发洪国藩弄虚作假了。揭发者就是曾经在洪国藩实验室实际领导水稻基因组研究的陶全洲，他当时在美国短期进修，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揭发信，指出这张物理图谱靠不住，在数据处理上有问题。国内一些遗传学家也同意陶全洲的看法。美国一位研究水稻基因组的专家，Cornell大学的教授Susan McCouch也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指出洪的图有严重错误。做基因组物理图要用marker（标记）进行定位。洪国藩用的marker，一部分就是从McCouch实验室要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日本要来的。这虽然是两套marker，但是因为是来自同一物种的基因组，用它们定位，应该有所重叠，McCouch实验室的结果也发现是有重叠的。但是McCouch却很惊讶地发现，在洪国藩的图谱中，这两套marker的定位却是完全分开的，因此她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洪的图实际上是拼凑出来的。
科学院搞了一个鉴定会，却认定洪的图是可靠的。当时在剑桥大学（洪曾在剑桥工作过）的韩斌和三位在剑桥的留学生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一面开口头支票声称欧洲方面因为洪的成果答应与中国合作研究水稻基因组，一面攻击陶全洲的揭发破坏了国内的学术环境，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并威胁说这种风气让留学生心寒，担心回国后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这同样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这封信起的作用不小。洪国藩当上了院士，韩斌也回国到洪国藩实验室主持水稻基因组研究。
国内吹捧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国外的却不信它。洪的有关论文先是送到一份比较好的国际刊物，被退稿，他拿到自己当编委的一份末流的刊物上发表。到现在这篇论文只被引用了8次，包括2次是他自己引用，最近刚刚被国外的一篇review （综述）引用了一次，不过是负面的引用，认为他的图靠不住。在1998年，国际上讨论联合进行水稻基因组计划时，中国方面提出以洪国藩的图谱为基础，被否决，改用日本人做的工作为基础。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上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改为日本打工，承担百分之八的工作。现在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马上就要完成了，时间也已证明洪国藩的图谱是张废图，有人给新语丝投了一篇稿，重提此事，认为洪国藩当年是为了抢成果造舆论选院士，拼凑出了一张物理图谱。我做了一番调查，向洪国藩本人发函，他没回信。给韩斌发函，他回答说这张图不是假的，只是有正常的误差。我问他误差究竟有多大，他不给我。
我们在新语丝披露了此事后，当年力保洪国藩的陈竺副院长就出来说洪国藩功不可没，他的图只是有误差。我追问误差究竟有多大，还是不给我。因为我知道陈竺和洪国藩的关系，所以我还问这究竟是陈竺本人的立场，还是代表科学院的立场？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就出来说了，洪国藩是立了大功的，这是他与陈竺商量了以后决定的，代表科学院的立场。在回答记者问时，路甬祥还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现在有一些人，吃了饭没事干，就做一些损人的事。”我这回回国才知道，这句话现在都成了路氏名言了。路院长吃饱了饭有事干，没时间做调查，只听陈竺的，那么就让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来做调查，又有何妨？
洪国藩是在上海的国家基因中心的。北京杨焕明的华大基因中心自己也在做水稻基因组，用的水稻品种和洪国藩的不一样，用的是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最近他们完成了这个基因组序列的框架图，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工作和洪国藩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为了显示洪国藩功不可没，洪国藩还是被请去参加发布会。他在会上一言不发，会议也一直没有提到他。快结束的时候，有记者问到怎么评价洪国藩的物理图谱。陈竺回答说，他仔细读了杨焕明等人的论文，“他们共选择了经精确测序的8个基因片段与物理图谱进行对照，覆盖率超过了95％。” 《人民日报》据此在10月15日发了一篇《中科院肯定我国水稻物理图谱研究》的报道。
我当时读了这篇报道，还以为他们确实是做了验证洪的物理图谱的工作的，只不过只用了8个基因片段，并不能说明问题。最近把杨焕明等人的这篇论文拿来一看，不由勃然大怒，他们是用8个基因片段以及其他的手段来验证他们的框架图的覆盖率，和洪国藩的物理图谱一点关系也没有，覆盖率超过95％的是杨焕明的框架图，而不是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即使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完全错误，也可以做这样的验证。堂堂科学院副院长，竟然在科学问题上公然撒谎，欺骗公众欺骗上级，不具有做为科学家所起码应该有的诚实态度，还怎么领导科研？科学院还有没有威信？我向科学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举报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中国公众，看他们敢不敢处理。
我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只是我们揭露的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揭露的案例，又只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的还不知道有多大。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学术腐败在中国这么猖獗，这么泛滥？我觉得有四点原因。
第一点，是体制的问题。美国的科研、教育机构是独立的机构，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是不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机构、官僚机构，院长是什么级别的官，校长是什么级别的官，系主任又是什么级别的官，都定得清清楚楚。院士在美国只是一种荣誉，在中国却是副部长级的官，待遇很高，权力很大。政工干部在科研、教育机构也有非常大的权力。所以呢，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实际上也是官场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官场腐败必然要导致学术腐败，也要掩护学术腐败。当官的也很喜欢去为科学成果捧场。洪国藩的物理图谱一出来，科协、科学院的领导，上海市的领导都纷纷发贺信，这样以后出了问题，再要揭露、推翻就很难了，事关领导的面子。而且有的领导人心态很奇怪，你揭露了骗子，他不怪骗子，却要怪抓骗子的人惹是生非。
第二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普遍丧失了。现在在学术界掌权的、挑大梁的这批人，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不像老一辈的科学家有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了理想，一门心思想的只是怎么打着学术的幌子为自己谋私利，出名发财。再下一代的研究者也非常实际，讲功利，可能更糟糕。你跟他们讲什么道德、良心、理想，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们会觉得你这人特虚伪，有病。大家也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麻木了，觉得不搞白不搞，别人搞得，我为什么搞不得？不搞还吃亏了嘛。
第三点，缺乏舆论的监督。学术腐败的案例，即使有了定论，也很少被报道，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定论，有争议的。即使报道了，也往往替当事人隐姓埋名。我批评别人从来就是指名道姓的，只有那样才能起到舆论作用。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不叫批评，那叫骂街。对着别人的窗口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邻居知道你在骂谁，远一点的人就不知道了。同样，不点名的批评，本单位的人知道是在批评谁，其他地方的人就不知道了。那还能起到什么舆论监督作用？造假者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四点，缺乏惩罚的机制。现在有我们这个网站，总算起到了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很受关注。但是，我们揭发了这么多案例，除了研究生有受到处理的，教授这一级别以上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教授的照样当教授，当博导的照样当博导，当院士的照样当院士。我为什么说“几乎没有” 呢？我在科大演讲时，用的是“都没有”。合肥工业大学的四个老教授也去听我的演讲，听得很开心。他们早就怀疑杨敬安造假。在1988年，杨敬安申请到Stanford 读博士，伪造了合工大副校长的推荐信，Stanford来核实时，被发现了。这些老教授怀疑杨的论文有假，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合工大的领导将杨保下来，升了教授、博导、主任，又想升博士点首席博导，被我们揭发出来了。我在科大的演讲完了以后，合工大的老师递了张条子，说杨敬安最近受到处理，被开除党籍了。他当不成官了，也算好。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的揭发而受到处理的唯一例子，所以说是“几乎没有”。
中国当然也应该建立一条正规的渠道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不能老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建立一个像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这样的政府机构呢？我觉得在目前来说还是不要。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不仅起不到打击学术腐败的作用，说不定还被用来保护学术腐败。我觉得可以考虑建一个民间的机构，比如从各个大学、研究所抽一两名德高望重的教授、研究员组成一个科学道德全国委员会，接受举报，做出结论，向有关部门建议处罚方式。我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都觉得难办。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允许有民间机构的，会被打成非法组织。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活动经费，不像在美国，可以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有了政府的支持，又有了官场腐败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要判断抄袭比较容易，要判断造假，需要有专业知识，科学分工这么细，委员会的人不可能都懂行。我倒觉得这不是个问题。这就像是美国的陪审团，成员其实都不怎么懂法律，他们只是听控方怎么说，被告怎么说，专家证人怎么说，然后根据常识做出判断。在听了双方证词，以及专家的证词后，并不难判定作假。而且科学的问题不像法律问题，是非分明，不容易出冤假错案。
如果让国外的华人科学家来搞呢？陈晓宁事件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是否在88个签名人的基础上，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内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腐败。后来想想不妥。在国外搞一个组织监督国内，容易让国内的人反感，还可能被打成反华组织。人多嘴杂，牵涉到各方利益，也不容易协调、做决定，打陈晓宁这种没有学术地位的容易有统一的意见，一牵涉到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有人就会有所顾忌。而且，彼此不熟悉，难免混进不良分子。事实上，后来证明，88人中是混进了投机分子的，即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边建超。
总之，现在看来，要在中国形成一个打击学术腐败的正规体制，还是比较遥远的事，在现在还是只能靠个人力量。所以都找我举报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举报，当然大部分都无法处理的。有人说我是学术界“王海”，对这个称呼我很反感。在国内说起王海谁都知道，在国外的就未必知道。国内假货盛行，有法律规定买到假货可以向商家索赔，买一赔二，买了十块钱的假货可以要回二十块钱。王海就专门到商店买假货索赔，以此为生，成了职业，出名了。我和王海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我的打假也不带任何赢利目的，没因此赚过一分钱，还倒贴调查经费。我也不以打假为目的。我的兴趣不在这，更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写书，写科普文章、文学作品。出来打假，纯粹是因为碰巧碰到了，忍无可忍。我打击学术腐败是去年才开始的。那时候国内的报纸纷纷上网，可以及时了解国内的动态。我比较关注国内的科技进展，发现了里面太多虚假的东西，又留意到许多留学人员回国招摇撞骗，见不到有人出来揭发，只好自己站出来，就像皇帝穿着新衣招摇过市，谁都称赞新衣真漂亮或不敢吭声，总得有人当那个小孩出来说他什么都没穿。也有人说我是“学术警察”。这我也不同意。警察代表官方，有处罚的权力。我不代表官方，也不受任何官方机构的支使，当然更没有处罚任何人的权力。我只是行使每个公民都具有的言论自由。也有人说我是“大侠”或者“少侠”。最近海南出版社把我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教授江晓原给写了序，里面就说我是少侠：
“现在，就象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这段描写不错，有声有色，这个称呼也比较对我口味。正因为制度不健全，所以需要有人当侠客，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所以只有在古代，才有侠客，在现代社会，如果还有人想当侠客，就成了犯罪分子了。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体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还是需要有侠客的。等到体制健全了，侠客也就该退隐江湖了。
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现在倒是看到了一点希望。我举两个例子：
我在深圳的时候，一位科大老师来找我，说是向我请教打击学术腐败的问题，因为他要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是全国高校学术腐败问题的会议。这说明至少高校的学术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不再回避。有关注，就有解决的希望。
最近，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定了个“家规”，禁止会员再以学会的名义为厂家做广告。这是会长邹承鲁先生“退隐江湖”之前提出的，被一致通过。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核酸营养品骗局，当时有几个参与骗局的专家都打着中国生化学会的招牌，民愤太大，他们也不敢再反对，所以全票通过。厂家要收买他们，看重的是学会的招牌，如果他们不能再打学会的招牌，只有个名字，谁知道他是谁？如果其他学会也像生化学会学习，定类似的家规，甚至各大学也定类似的家规，那么参与商业骗局的学术腐败就会减少不少。当然，下一步应该是跟商业骗局针锋相对地斗争，比如通过决议，反对核酸营养品。不过要做到那一步更难，目前能做到洁身自好就不错了。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将来要回国创业，也希望能洁身自好，不要学那些腐败分子招摇撞骗，也给我们减少一点工作量。当然，有可能的话，以各种方式支持打击学术腐败，更好。不管是公开的支持，还是背后的支持，都是欢迎的。
★中国将与他国共同组建军队
俄罗斯总统助理普里霍季科在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称，即将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将确定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亟需解决的一系列新任务。这些新任务包括：有效地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影响到本地区和平稳定的新威胁和新挑战；建立联合快反部队和相应的快反机制……
据《东方早报》报道，7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将是地区安全问题，峰会后元首们将签署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联合构想，并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落实这一构想中提出的目标。
俄罗斯《消息报》称，阿斯塔纳峰会是颜色革命发生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之间的首次聚会，仅凭此点，阿斯塔纳峰会也将成为本年度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
穿梭外交的微妙背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这之前，地区两个主要大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分别访问了中俄两国，上合组织4个成员国在此次峰会前的高层往来也使此次峰会的背景更加的微妙。
俄罗斯总统助理普里霍季科在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称，即将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将确定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亟需解决的一系列新任务。
这些新任务包括：有效地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影响到本地区和平稳定的新威胁和新挑战；建立联合快反部队和相应的快反机制；加强成员国外交、护法、国防等部门之间的协作；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中心的建设。普里霍季科称，成员国相关部门将在此次峰会上达成设立上合组织反恐中心常任代表处的原则协议。
峰会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审议并决定是否吸收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的问题。上合组织除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成员国外，蒙古作为观察员于2004年6月加入到上合组织。
普里霍季科称，“有关该问题的决议将极大地扩大上合组织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巩固它的国际威信。”目前，巴基斯坦已经明确表示了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愿望，一些分析家称，在两到三年内，上合组织将迎来自己的新成员国。
此外，峰会还将就如何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人道援助和相关领域的协作进行讨论。
上合携手独联体反美?
作为一个极具分量和极其重要的地区组织，上合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影响力，所取得成果也有目共睹。相比之下，同样作为地区安全组织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就显得有些流于形式和表面化。
俄罗斯独联体事务研究所中亚室主任格罗津认为，独联体内部的许多地区机构都存在着机构臃肿，设置重复，官僚主义作风蔓延，组织条文和现实事务严重脱节等缺点，因此，这些地区机构往往显得松散和缺乏约束力。比如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期望得到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的实质性的援助，但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总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塔什干最后退出了该组织。而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做的就要好得多，在事务处理上灵活机动且富于效率，这也是乌兹别克最终选择推出古阿姆集团而积极参与到上合组织中的主要原因。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4日在莫斯科表示，该组织愿与上海合作组织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博尔丘扎称，这种合作形式包括“制定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政治纲领，相互赋予观察员地位，并派人参加各自为维护地区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4日出版的俄罗斯《独立报》指出，尽管上合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维护地区安全，但比安全问题更重要的仍然是地缘政治。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力度的不断增大，必然会逐步地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驱逐出去。
随着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它们将在事实上形成某种形式的反美联合阵线。(梁强)
★1966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玻璃被子弹击破内幕
竞报
本报记者程时盛摄影报道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首次公布了1966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玻璃被子弹击破一案的幕后故事。令人惊讶的是，为案件破获提供关键线索的，是当时年仅26岁，进入警界3年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技术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建华。陈建华1962年7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力学专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刑侦队，一干就是43年。
打破几百块玻璃，改写苏联教科书
1966年2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发现外面玻璃上有一个洞，第二层玻璃破裂，夹层内找到小口径子弹弹头一枚。专家们提出意见：按照苏联教科书说讲，两弹点之间弧线的另一端便是射击点，枪击应来自长安街的快车道。
“玻璃破碎不均，弹道变形，可以肯定是远距离射击造成的。因此，我当时判断子弹应来自北面更远处的居民区，而不是长安街上的快车道。”陈建华说。原来早在1963年为了分辨子弹、石子等物体不同远近距离击打玻璃的状态，陈建华曾用几百块玻璃做过无数次实验。
当时陈建华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专家分析意见被采用，有关部门对长安街的1000多辆车进行检查，最后全部被排除。
案件惊动了周总理，总理鼓励大家拓宽办案思路，大家才想起了那位年轻人。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在西郊做射击实验，最后检验结果完全和案发现场的情形一样。
根据陈建华的意见，在居民区很快找到了打枪人。原来，那天这个学生正用枪打鸟，谁知，一粒子弹却飞向了大会堂。
“502”写下指纹显现新诗篇
1982年5月，美国首次报道了用含有氰基丙烯酸甲脂超级胶熏显隐性指纹的新技术。陈建华跑遍了北京大小几十家单位，走访了十几位专家和有关人员，终于找到了相似的“502”粘合剂。经过反复研究，陈建华还找到了一种叫氰氧化钾的强碱性催化试剂，经实验，灵敏度要比美国人的高1倍。
目前，此法已成为我国最常用的指纹显现方法，被专家称作是指纹显现方法的一次“革命”。去年1021北新幼儿园、今年1月份大兴黑车司机被杀等案件，都是运用了“502”技术，为破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一名颇受争议的人物
【中华网BBS】2005-07-07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岛内是一名颇受争议的人物。在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以个性鲜明、快意恩仇著称。誉之者赞其为「小诸葛」，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毁之者骂他是「斗鸡」，脾气暴躁，喜好争斗。历经岛内政治风云变幻，郁慕明自豪地说道：「我就是我！」
个性鲜明 脾气火爆
正因为鲜明的个性与火爆的脾气，郁慕明得罪过不少政客乃至朋友，敌人甚至恨之入骨。他曾经在国民党临时中委会上发言指程序违法，引爆「二月政争」；也曾在台湾「立法院」举起椅子怒砸陈水扁，酿成肢体冲突；并揭发了「长荣中正机场修护厂用地弊案」、「中坜购地弊案」等，率先提出「阳光法案」，主动公布财产，这一系列举动在台湾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而郁慕明与李敖之间也曾经有过一段恩怨，早在一九八○年代，郁慕明创办了《秋海棠》杂志，因有读者投稿触怒李敖并遭其控告诽谤，但之后郁慕明与李敖「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人还结为朋友，一九九九年李敖还被郁慕明所在的新党推举为台湾「总统」候选人。
郁慕明时而沉潜内敛，时而敢拚敢冲。他反应快，点子多，外界甚至批评他善于「权谋」，郁慕明则解释自己是遵循「遇顺则虑，遇逆则定」的原则，讲究「机变」的道理，「机」是掌握先机，「变」是弹性灵活。有人称他是政坛的「鹰」──无论停伫枝头或翱翔天际，沉稳而目光犀利，攫取猎物，万无一失。
阴差阳错 赴台定居
郁慕明一九四○年七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在家中排行十七。郁家是上海杏林世家，经营闻名的国药「郁良心堂」，生产的「六神丸」算得上是上海名产。当时，郁家捐钱修了一条「敦惠路」，用的便是郁慕明曾祖父的名讳。郁家同时兴办了六所义务小学，供附近贫穷家孩子读书，连书本、铅笔都免费。郁慕明后来在台湾踏入政坛，名气渐响，还有当年在上海受过郁家恩惠的老人家，找到郁慕明，当面再三致意。
一九四八年，年仅八岁的郁慕明随父亲郁元英到台湾参加「国货博览会」。当时，原本该是二哥郁慕渠与父亲同行，却因为临出门前慕渠书包还没收拾好，教子甚严的郁元英一怒之下，改带小儿子慕明出门。不想这一去就是四十余年。郁慕明感慨地说，当时若非阴差阳错，该是他留在大陆。
赴美深造 初涉政治
一九五八年，郁慕明听从父亲之言，考进台湾国防医学院药学系，随后进入研究所专攻细胞生物学，并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研究解剖学。念书时候的郁慕明，成绩好又爱玩，除了上健身房举重健美兼练身外，放假就穿著大喇叭裤办舞会、约女孩子上西门町看电影。其实，在政坛被尊为「郁老」的郁慕明，年轻时候的绰号是「小郁」，很多政坛老朋友都不知道，学生时期的郁慕明作风前卫，颇让师长头疼。
郁慕明研究所毕业后，获「国科会」遴选前往美国深造。当时正值台湾退出联合国，海外学生社团如火如荼地展开保钓运动。军校毕业的郁慕明，爱国意识强烈，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却也因此几乎危及生命安全，台湾「国防部」官员不得不「勒令」郁慕明提前结束学业返国。
首次参选 意外获胜
一九七三年，郁慕明回到母校国防医学院专任解剖学科教授，并且在台北医学院、台北护专、文化大学及政战学校兼课。他当年即大力推动捐赠遗体供医学院学生「大体解剖」之用。他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最大愿望，就是把往生后的遗体捐给母校解剖研究，再将剩下的骨骼制成标本陈列。
八年之后，郁慕明在国防医学院以上校主任教官申请退役，当时对郁慕明赞赏有加的政战部主任王升觉得不该埋没人才，鼓励「满身政治细胞」、且学生又多的郁慕明，投入那一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后来，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关中的规划协调下，郁慕明获「退辅会」、后备军人系统及眷村等「黄复兴党部」的票源支持，当选为第四届台北市议员。同期进入市议会的「新人」还有赵少康、陈水扁、谢长廷等。
头脑冷静、擅长协调折衷的郁慕明，随即出任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党团书记，后兼职市党部副主委。在这段期间，郁慕明开始与所谓「党外势力」打交道，不但与赵少康等党内同志建立起深厚情谊，也和陈水扁、谢长廷等党外人士交手，奠定日后个人问政的坚实基础。
积劳成疾 豁达人生
终日坐镇议场、烟不离手的郁慕明，在担任市议员期间，发现自己尿中带血，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经诊断，确定是膀胱壁有移行上皮癌，必须立刻接受手术刮除癌细胞，并进行化学治疗。郁慕明手术后复原过程良好，谑称自己是「判了有期徒刑的人」，反而以更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台湾政局进入转型阶段。半年后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在一九八八年底举行解严后首次选举。民进党抢攻六席县长、二十一席立委，平均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二十，民进党中央首度提出「地方包围中央，迈向执政蓝图」口号。自此，在野势力一路高涨，锐不可当。郁慕明个人也在这一次选战中更上一层楼，在台北市南区以九万多票的第一高票当选增额立委，跻身中央级民代之列，展开政治生涯新的里程。
随后李登辉接掌台湾政权，国民党内面临新、旧势力交替的紧张局面，台湾政局一时风起云涌。李登辉先后历经「党主席临门一脚」风波，以及临中全会「票选表决」、「二月政争」促成国民党高层权力结构调整；由大专学生串连的「三月学潮」又间接促成资深中央民代全面退职；民进党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的「台独」纲领，也造成朝野紧张。
问政无畏 风格硬朗
郁慕明进入「立法院」之后，展现个人强势的问政风格。一九九○年四月六日凌晨，台湾「立法院」审查「战士授田凭据处理条例」，郁慕明九十二岁的老父辞世，未曾阖眼的郁慕明，仍全程推动此一背负历史包袱的法案至七日凌晨过关。在踏出议场直奔荣总灵堂的那一刻，郁慕明眼角噙泪，一语不发地摆了摆手，默默领受场外老兵的致意，不但引起媒体关注，也奠定后来郁慕明在眷村难以撼动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郁慕明陆续揭发了喧腾一时的「长荣中正机场修护厂用地弊案」、「中坜购地弊案」，并率先提出「阳光法案」，主动公布财产。「五二○事件」群众包围「立法院」时，只身面对抗议群众的郁慕明，挨了激进分子的拳脚仍是慷慨陈词，更强化他「永不妥协」的问政风格。
一九九二年寻求蝉联「立委」的郁慕明，因一连串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政争，「标帜鲜明」。那一年，高举「反台独」、「反金权」旗帜的郁慕明与赵少康、王建、陈癸淼、周荃等人均高票当选，反而引来党中央主流势力打压。最后，竟促成郁慕明从政生涯的最大转折──成立新党。
坚持反独 组建新党
新党的成立背景及成长过程，被视为台湾政坛的「异数」，郁慕明等新党「立委」扮演「关键少数」角色，翻搅原本以国民党、民进党为主体的台湾政坛。一九九五年底「立委」选战，郁慕明「换跑道」转战桃园县，与赖来焜一举攻下两席。那次的选举，新党「立院」席次从七席激增为二十一席，掀起新党空前风潮。
然而，一九九八年底台湾第四届「立法委员」及北高市长选举，马英九在新党的「大本营」台北市抢尽丰采，新党毫无发挥余地。之前一连串新党「家变风暴」，更让许多原本狂热的新党支持者寒心至极。同时，坚持在桃园「两上两下」的郁慕明，首尝败绩，退出政坛。同年落选的，还有新党创党元老陈癸淼、周荃等人。政坛人士毫不避讳地批评：新党「泡沫化」已势所难免。
成功转型 网络新贵
沉寂了几个月的郁慕明，摇身一变成了当红的「网络新贵」，与一些年轻的网络专业人士曾彦杰等共同成立「国际脉络集团」、「亚洲医药网」，俨然成为亚洲最大医药专业网络公司的代言人，并规划电台与电视「健康生活家」的节目，让医药网的最新信息透过媒体发声，服务更多民众。
对于自己的「转型」，郁慕明笑称：「天下事，没有非谁不可；也没有绝对的可能或不可能！」
二○○一年的台湾「立委」、县市长选战，被视为新党存亡的关键，因为能否冲过百分之五政党得票率门坎，攸关新党在台湾政坛能否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备受瞩目的郁慕明，终于在四月二十一日，发表「与其痛心，不如痛下决心」的参选感言，代表新党投入台北市北区立委选战。然而，事与愿违，郁慕明和新党在此次选举中再次惨败，新党党员也大量流失。
郁慕明痛定思痛之后，对新党进行了大幅度改组，鼓励同志继续拚搏。因为他始终相信，「没有绝对的可能或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