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调查显示88%中国人认为生活艰难困苦

　　2009年11月底，中共中央公布了一项令国内外专家震惊的人事安排。即，当时只有46岁的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分别被提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吉林省委书记。考虑到其他省市党委书记大都五、六十岁，可以说这次人事任命是为数不多的破例之举。同时还让人联想起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46岁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50岁的1992年又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经历。

　　胡春华和孙政才分别是代表中国主要政派“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和上海政治势力的“年轻力量”。法国《世界报》当时分析称，他们二人可能是2022年掌权的第六代领导班子中的主席和总理人选。

　　据专家分析，胡春华最有可能在明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接受执政培训。

　　山村里飞出的人才　　

　　胡春华1963年出生在湖北省五峰县一个小山村的普通农户，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五峰县是中国少数民族土家族自治县。

　　胡春华小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据说他上初中时要步行4公里，上高中时要步行6公里。在1979年高考中，胡春华以五峰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该地区第一位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但在当年9月入学之前，他必须在炎炎夏日里到家乡附近的工地做苦力。因为他要筹备前往北京的车费和学费。进入大学时，胡春华的个子还不到150厘米，因此被称为“小不点”。

　　胡春华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受到全国的关注。他以中文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此完全可以在北京从事一份公职，但他却自愿到位于边境的西藏工作。《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当时纷纷报道了胡春华自愿到西藏工作的事情。

　　在西藏生活20年

　　胡春华在西藏从共青团办公室的基层工作人员做起，历任西藏自治区青年报社、西藏饭店初级干部。25岁以后他前往距离首府拉萨数百公里远的高山地区的小山村工作。据说，为了和西藏老百姓之间变得亲密，胡春华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藏族舞蹈也跳得非常好。和他一起前往西藏的400多名同届生大都因无法忍受恶劣环境而中途返回，但胡春华除了中途在北京共青团总部工作4年之外，共在西藏工作了20年之久。这些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胡春华被称为“小胡（小胡锦涛）”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胡锦涛年轻时也作为共青团成员在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等中国西部地区工作了12年，奠定政治基础后开始节节高升。胡春华在西藏担任初级干部时，胡锦涛是该地一把手——党委书记。

　　中国政界“年轻力量”的领跑者　　

　　胡春华2006年凭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部长级）的职务，在北京隆重登场。此后他逐渐浮升为被称为“六零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年轻力量集团的领跑者。2008年担任河北省省长时，该地区发生了三鹿集团奶粉含三聚氰胺的风波，使胡春华面临危机。但中国最高领导层继续保护他，并于2009年将其提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和胡春华同属六零后领跑集团的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福建省副省长苏树林等。北京外交界的一位分析家指出：“六零后领跑集团中会有一、两人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积累执政经验。其中胡春华是最有力的人选。”▲◆★●■☆

坐失欧洲市场中药困境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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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3：作者: 张智新随着《欧盟传统植物药(草药)注册程序指令》7年过渡期的最后期限将至，中国中药企业想要进一步拓展欧盟市场，显得步履维艰。根据规定，从2004年4月30日起至2011年4月期间，已经在欧盟成员国上市销售的传统植物药可继续销售，此后则必须按《指令》规定程序注册后方可上市销售。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中成药产品拿到欧盟的药品批文。对此，中药材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欧盟“禁销令”暂未对中药材出口造成影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透露了我国十多年来中药产业发展的骄人成就：从1995年的17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 2560亿元，占医药工业总产值(10048亿元)的四分之一强。截至2009年，我国中药企业有2000余家，从业人员43.46万……与此同时，另一组数字却让不仅不骄人，反倒颇令人尴尬：欧盟每年植物药品的市场规模高达70多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中国中药产品年出口额仅13.7亿美元，2010年对欧盟出口仅1000万美元，占比0.5%。

　　一边是中药产业蓬勃发展，一边却是寥寥无几的出口额；一边是庞大的市场规模，一边却是少得可怜的市场份额；一边是对中医药日渐增加的巨大需求，另一边却是整体退出的窘困境地。供需两边原本是双赢的理想局面，在中药冲欧这个商业案例中却走向了双输的尴尬境地。个中原因有哪些？谁该为这一尴尬局面负责？未来的破解之道又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等待答案。

　　从双赢走向双输，作为消费和监管一方的欧盟，和包括中药药企及政府商务部门等在内的中国一方，无疑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药在欧盟遭遇的尴尬境地，欧盟方面近乎严苛的过高门槛无疑要负一定责任，如苛刻的注册条件（“30年的药用历史”和“在欧盟地区至少15年的使用历史”等规定），高昂的注册费用（单项药品注册成本约为100万元）。高门槛逼迫不少中药只能改头换面，如以保健品、食品添加剂等形式变相入市。一些国内法律人士认为欧盟以抬高门槛等方式阻挡中药入欧，涉嫌违法WTO规则、变相实施市场保护。抬高门槛将关乎国民健康且有大量需求的中药拒之门外，欧盟此举将一项可以极大降低民众高昂医药保健费用的人类文化遗产弃之如敝屣，显然与民意南辕北辙。

中药在欧洲遭遇的滑铁卢在国内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但愿各方能由此警醒，将危机转化为奋起的契机，千万不要再失去下一个七年

　　但“涉嫌”归“涉嫌”，在长达7年的过渡期里，不仅没有一家中药企业实现整体注册，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够依据WTO规则对欧盟的这一举措提起申诉，政府间谈判也一无所获。欧盟面对压力依然不改变其高门槛，与其说是刻意营造壁垒阻挡中药，还不如说源于其文化和理念：欧洲人深知药品事关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万万大意不得，故而在药品安全问题上抱持“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一人漏网”的监管逻辑。相对于国内标准体系缺乏，有标准也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