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苏“原子弹外交”
★台湾“国防部”秘设中共解放军研究所
★美国拖垮中国的完整计划
★美俄印坐山观虎各有所谋
★中国：大时代大外交
★回眸中苏“原子弹外交”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6月13日来源：世界报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秘密访问了北京。中国提出，请苏联“老大哥”传授核技术。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进而演变为公开对抗。1964年10月16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俄罗斯汉学家通过查阅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文献，揭开了当年中苏领导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内幕。
紧锣密鼓作铺垫
早在1949年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半年前，中共领导人就派物理学家钱三强前往欧洲参加和平大会。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筹集建立现代物理研究所所必需的资料和设备。在法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这一目的达到了。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1953年春，中科院代表团一行人赴苏进修核技术，但他们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一般科研人员。
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请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赫鲁晓夫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并劝说毛泽东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认为中国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但是，从1955年到1958年间，双方还是签署了几项相关的协议。
1955年1月22日签署的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在新疆进行地质勘探，并开采铀矿。作为回报，中国政府有义务向苏联提供剩余的铀。勘探发现，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原料，其中西北地区的储量首屈一指。
1956年4月7日签署的关于帮助中国建设军事和民用设施的苏中协议规定，将铺设从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毛泽东善用时机
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间，中国的科学精英们在核武器的研制上刻苦钻研，来自苏联的640名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开发以及“国防方面的专门问题”。为了促进这些宏伟计划的实现，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方面予以多方支持”。
在中国向苏联政府所提的请求中，摆在首位的是帮助发展国防和原子能工业。1956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火箭和原子能研究作为主要军事计划。从已有文献判断，赫鲁晓夫在1954年至1957年间只同意与中国在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领域里发展合作，这对中国来说远远不够。
负责中国核计划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在向中国提供复杂的技术帮助方面再让了一步”。1957年9月，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赫鲁晓夫刚刚在党内派别交锋中战胜莫洛托夫及其拥护者。他十分希望毛泽东亲自出席那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此间接表明对自己的支持。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只有签订了向中国转让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军事技术协议后，他才前往莫斯科。
有关协议于1957年10月15日签署。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图纸及文件，但拒绝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材料。1958年上半年，负责转让原子弹模型及相关生产技术的苏联专家开始陆续来到中国。根据中方资料，莫斯科还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到1958年中期，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为原子弹爆炸准备好了模拟实验室，苏联专家却几次以安全系数低为由推迟实验。
苏联领导人毫不怀疑毛泽东准备爆炸原子弹的决心。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布拉姆·约费回忆道：“上面下达的指示是，向中国提供苏联新制订的最完备方案。而参与此项任务的专家们比自己的上级更了解政治局势，仅仅提供了旧方案。但苏联原子弹事务驻华代表处顾问扎季基扬发现了这一点，并向上作了汇报。最终还是提供了最完备的技术，但此后不久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就决裂了。”
中苏原子能合作在1958年6月达到了高潮。当时，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在苏联协助下建立的第一座实验重水型核反应堆投入使用。
一定要造原子弹
1959年夏天，形势已经清楚，苏联将不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全面技术。周恩来说，我们自己造，从零开始，用8年时间造出来。但是，由于大跃进和政治运动，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严重受阻。
1960年，苏联召回1292名专家，更使中国雪上加霜。制造核武器的期限被推迟。1961年7月，中国举行了一次军工企业工作者会议，与会者激烈地讨论着：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是否应当继续研制原子弹和运载工具？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要求再次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在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短程火箭，并掌握了先进军事设备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试验原子弹所需要的设备。中国人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也能够独立造出原子弹。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拥有世界水平的武器。
1962年8月，聂荣臻向中国领导人报告，1965年以前就可以试验原子弹。
北京时间1964年10月16日13时，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台湾“国防部”秘设中共解放军研究所
世界报专稿 徐冰川
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长胡镇埔上将6月2日在专供台军官兵收看的“莒光园地”军事电视节目中亲自宣布：台军的未来政战学校将研究设置“中共解放军研究所”，精进“对敌”作战技能。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两岸军事观察家们的高度关注：“中共解放军研究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研究所人员构成如何？台军到底是怎么研究解放军的？
“中共解放军研究所”网罗台湾专家
尽管胡镇埔在讲话中没有透露有关“中共解放军研究所”具体情况的只言片语，但知情人士却透露了这个规划中的“中共解放军研究所”的相关情况。
首先，该研究所的人员将从台相关各方抽调，比如说解放军战术情报人员将从“军情局”情报研究中心抽调。台“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军统局”，后改为“国防部情报局”。
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才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所搜集的情报主要供台“国防部”及“参谋部”用作决策参考。
“军情局”下设7个处、1个“情报研究中心”和1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
近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制定计划，选派人员赴大陆，以参观、旅游、探亲以及投资开工厂等名义，搜集大陆情报、物色工作物件，发展间谍网络。这些人员多是现役军官，军衔为中校或者少校，对解放军的战术情报有相当的了解；研究解放军的战略情报人员则从“国防部”相关机构抽调，这些人员的级衔多半较高，上校或者退役的将官，他们有相对丰富的解放军战略情报研究经验；还有的人员则是从台湾的相关研究所中抽出的对大陆军事有所了解的专家和学者；再有就是从境外聘请“有相关经验和知识”的外国退役军人和解放军研究专家。
其次，该研究所成立的宗旨是“摸透解放军”，包括全新战略与战术。自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台军认为大陆解放军的战略与战术，包括兵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台作战的模式截然不同，如果台军继续固守几十年不变的定势，那么很难应对解放军的未来攻击。在形势“迫切”的情况下，研究所的任务将集中研究解放军的战略与战术，同时向台军提供“反制战略与战术”。
第三，该研究所是因应解放军成立台湾研究所。去年有消息说，解放军研究机构成立了“台湾研究所”。在大陆军方开始全方位了解台湾的情况下，台军“不能没有回应”。因此，台“国防部”特别核批了“中共解放军研究所”。
“解放军研究所”成台军的“救命稻草”
台军还有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原因就是，台军成立“中共解放军研究所”还有政战势力自救的因素。
今年1月，台政战学校举办53周年校庆，而该校将于2007年将并入“国防大学”，“总政战局长”陈邦治表示，政校将转型为兵科学校，仍维持政战学校名称，但其性质却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战志决胜――政战战力规划”――未来的台军政战战力是以“军心士气之维护”、“抗战意志之确保”、“政战战力之建构”为规划要项，并以“心辅、心战、监察、保防”四项专长分流为功能导向，建构平战一体的机制。
这一改变一度引起台军政战势力的反弹，多位政战老将曾联袂要求会晤“国防部长”李杰为此事说情，但遭婉拒。此后，胡镇埔向台军官兵公布，自7月1日起，台军“精进案”将接续推动第2阶段的调整作业，2008年底前，能够依计划达成台军“全面转型”的目标。胡镇埔说，台军将强化心战决策机制与《战争法》相关的人才培育工作，以发挥政战的整体功能，有效反制敌人“三战”，也就是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的威慑。同时在各作战区组建“心理作战”部队与积累心战能量，并深化政战专业部队能力，以满足未来作战需求。
说白了，台军现在就是要将政战变成一支有“真正战斗实力”的部队，而“解放军研究所”显然是“实力单位”。
台军其实一直在研究解放军
事实上，“中共解放军研究所”不过是将台军的解放军研究系统化，此前，台军对解放军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去年年底，台湾当局对大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名为《秘密潜入》的电视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台湾军方对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寻求反制解放军“斩首战”之道。据《台湾日报》2004年11月26日称：“这部名为《秘密潜入》的影片中显示，大陆所谓‘斩首战’基调，仍是由解放军空降军利用夜间渗透，空降敌区，再由携带夜视装备的特种兵趁夜袭击重要地区、攻占要点、袭杀人员。”
据报道，《秘密潜入》详细介绍了解放军空降部队的动员方式，包括人员机动装载、空投装备、人员空降、进袭要地、夜间袭杀等战术动作，描述部队以空降方式深入敌区，并趁夜攻击要塞、袭杀特定人员。台湾军方把这部电视片作为研究对付大陆“斩首战”的“教材”，立即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进行研究判断，试图从中找到破绽和反制的方法。台军方官员对台湾媒体表示，“解放军空降部队所展示出的战术战法，仍属传统作战的一环，就算是夜间低空渗透，台军也能在运输机尚未接近海岸时加以歼击，上岸的小股部队，根本无法推进到重要和敏感地区。”
前年7月，台“国防部”曾设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负责搜集和研究解放军“三战”策略的运作。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专案小组认为，解放军“三战”策略中的“法律战”解决的是“师出有名”的问题。通过对这些法律的了解和宣传，对台作战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将为国际社会和两岸人民所接受，“台独”的法理基础也将被推翻，台军将彻底陷入“师出无名”的尴尬境地。
台军的《青年日报》报道说，在“舆论战”方面，台军认为解放军的重点已经较以前的传统“文宣战”有了较大改变，使用的方法从战场喊话、标语、传单等改变为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网络、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等现代技术手段，形成立体宣传，掌握新闻舆论主导权，给对手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心理战”方面，台军官员宣称，解放军的作战对象和范围也有所扩大。台军判断，解放军的战术已经从原来的强调“歼灭有生战力”及“夺取空间”，改为运用有限兵力获取政治目标(俗称“斩首行动”)，未来的作战手段将倾向“威慑”而非“歼灭”，解放军未来将使用外交、情报网络、地方媒体对岛内工作对象实施全方位心理战。
★美国拖垮中国的完整计划
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目标就是如何拖垮中国？因为只要中国被拖垮，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在地球上消失，因此，美国战略的重点也从欧洲转向了太平洋。从这几年它的所做作为我们大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如果对比它拖垮苏联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共同点：
一、 攻敌之强。
苏联和美国对抗的最强项是军事力量。尽管苏联的经济也很发达，但没有达到和美国抗的程度。所以美国人知道，苏联人不会和它比经济只会比军事。于是，美国就大手大脚的在军事领域上和苏联比，一直到把整个苏联拖垮。当然美国的策略是军备竞赛，而不是直接的军事打击。
在对付中国的方式上，美国的策略也是大同小异：对中国的最强项进行蚕食式的攻击。直到把中国拖垮。攻敌之强的好处是使对方没有防备，而且也不知防备。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中国的强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经济，不是我们的军事，也不是我们的科技，而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意识。这种意识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由于这种意识，中国尽管落后，但全民一心，可以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杀于马下！？？朝鲜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上都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用担心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美国人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一旦在美国面前完完全全地团结起来，美国远不可以战胜这样的中国。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上对中国的挑战都会把中国人这种精神挑起来，那是美国不想看到的。美国要在现在的国际国内（中国）形势下拖垮中国，唯有瓦解中国人的国家民族精神！一但中国人失去了这种精神，中国不过是一盘散沙，不会对美国的目标构成任何威胁！
就如满清末年的哪个样子，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列强，不是我们的经济不如列强，而是我们没有团结起来；中国很多人，但是谁也不信谁管，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各为生计，列强轻易就让中国屈服。美国就是想让中国人回到这样的状况中，那么中国不攻自破了！
那么美国会怎么使中国人失去这种凝聚力呢？
首先是蚕食中国政府的威信，让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断的下降。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银河号事件”、“炸驻南使馆”、“撞机事件”等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并不是想真正对中国挑衅，也没有那个必要。它的目的是制造外交事件，让中国政府不知所措，产生外交上的失误，让国人觉得我们的政府没有在外交上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在台湾问题上的纵容，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以后美国和中国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通过这些事件，美国并不想达到什么自己的目的，在这些事件上得到什么表面上的利益。只是想让中国政府失误，让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停的下降，失去对人民的号召力！蚕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国内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民望。使人民对她失去信心。从而对整中国失去信心。这是美国最大利益。也是它最想看到的情况。
其次，是蚕食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如果中国政府没有看出美国的这些恶毒用心，而轻易的处理，没顾及到国人的感受，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就可以让中国人民觉得屈辱，而且（因为政府的态度）无法摆脱这种屈辱感，使之变成民族的自卑。这样，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在心理上切切实实的瓦解中国人，使之失去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信心，转而变成对美国的惧怕。
二、 旁敲侧击
要和美国对抗，或许说美国要拖垮中国，中国人往往把心思留意在如台湾问题、军事对抗、经济制裁这些观念上。但是谁会想到美国的这个用心？？我们自以为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或许在不经意之中就被美国蚕食而尽！就如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在不经意中被美国拖垮一样！某一年，我们的子孙不再希望自己是中国人，而想到美国去？单单是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时，那就是美国又一次成功的现象了！就如我们不会为一支每场必输球队喝彩一样，我们（作为一个一个的人）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屡屡被侮辱民族的一员。美国的策略是不做大规模的对抗，在一些小事情上旁敲侧击地、一点一点去消磨掉中国人的精神。一但这种被侮辱的感情日积月累下去，美国要达到其目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些旁敲侧击的事件上，我们没有时间和迫切性去作考虑，不会做深刻的反省。于是，慢慢的，我们就在不经意中被完全瓦解了！我们的人民？12亿的大部分，对政府失望、不抱期望时，我们就是苏联第二！！失去了对人民的号召力，中国政府在力量上还不及俄罗斯；失去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还比不上巴勒斯坦民族（若大的一个阿拉伯世界，就是对付不了丁点大的以色列）。那时候，美国想对中国怎么办就怎么办！
兵法说：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美俄相争。美国完胜俄罗斯，而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刃血而使俄罗斯屈服？何等漂亮的一仗。兵法中“全国为上”，美国的策略是上中之上！现在它又把这种策略用到我们的身上了！美国人的思维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好的，对我不利的就是坏的。现在，中国是阻碍美国称王称霸的最大障碍，就是对美国不利的，就是坏的。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眼钉肉中刺，不除去中国美国就不舒服。我们需要时时警惕，更需要冷静和思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美国的诡计！
★美俄印坐山观虎各有所谋
因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东海油田等问题，中日两国近来摩擦不断。关注中日相争的，除了两个“当事国”的政府和国民，还有许多与中日两国或远或近的“第三国”，他们虽然蛰伏一旁，但都怀揣着一个“利”字。
美国：一边说“不愿中日关系恶化” 一边培养“太平洋上的英国”
“中国和日本之间矛盾越多，美国越高兴。
应该说，在所有‘第三国’里，美国是最‘牵挂’中日敏感关系的国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家周永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在亚洲战略利益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日本，而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正成为它利用的重要“支点”，并集中表现在“日美安保条约”里。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贸易量，占美国贸易总额的70%。因此这些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成为美国军力部署的热点地区之一。今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由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所谓“2＋2”会晤中，根据“共同战略目标”，美日讨论了将来实现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自卫队基地“相互使用”的问题，显然，美国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让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英国”。
“在‘2＋2’会晤中，美日讨论了实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相互使用基地问题，表面看，这是想有效利用两国的军事基地，以削减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数，但从更深层次看，这实际是一种军事结盟，是进一步实现美军驻东亚部队和自卫队的一体化。”
周永生说，驻日美军和自卫队相互使用基地一旦成为现实，美就等于轻而易举地把日本变成了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国，实现美日军事一体化，并进而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全球化。尤其是美国对亚太地区操控空间，等于从夏威夷群岛“推进”至日本本土。“这对日本来说，是和全球最强大军事势力的一种嫁接，对中国来说则是榻前卧虎”。
外界对此最为关心的是：一旦台海发生战事，如果美军强行介入，日本作为同盟国，将会有什么反应？在回答记者这一问题时，周永生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高岛肇久在2月20日的一次讲话：若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军又参战的话，日本将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但日本不参战，因为日本宪法不允许。
俄罗斯：领土不轻易向日本说“是” 石油不轻易向中国说“行”
日俄之间因北方四岛结下的宿怨，至今未解。十几年前，俄罗斯政局、经济双双势微的时候，俄罗斯的企业家、政治家来中国推销他们的石油，要铺设一条从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即“安大线”)，让石油不断地销售到中国来。
回首历史，俄罗斯历届领导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态度一直强硬；在“安大线”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多次信誓旦旦。现在怎么样了呢？对日本，俄国人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四岛，但是，对中国，俄国人把石油管道铺设图给修改了，作为管道出口的“大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纳霍德卡”。
“变局的出现，是因为半路上杀出了日本这个程咬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说，俄国人巧妙利用了中日之间的微妙角逐。
小泉首相2003年1月访问俄国，小泉在与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中，强烈要求俄国修建“安纳线”，并许诺说，如果俄罗斯把石油管道建在纳霍德卡，日本保证每天从俄国进口100万桶石油？合全年5000万吨？。小泉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向“安大线”叫板，但当他拿着巨额支票，向俄罗斯提出石油管道“安纳线”方案的时候，原本筹划了10年之久的、通往中国的“安大线”就危在旦夕了。
“俄罗斯的石油牌越打越精。”专家分析，俄罗斯巧妙地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石油管线之争，轻而易举地抬高了自己的价码。
“俄方绝不是想单单建一个工厂、建设一条管线，而是希望通过能源合作，搭上亚太地区的经济快车。”专家说，俄罗斯既不愿意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失去日本的援助，因此，在“安大线”前景暗淡、中方不满之际，俄方立即通过加大铁路石油运量，安抚中方，稳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日本，俄罗斯则将修建石油管线的要价，从日本方面最初提出的50-60亿美元，提高到100-130亿美元，高出一倍多。
印度：一方面对矛盾心知肚明 一方面争实惠步步为营
“印度也可能为中日争端暗自高兴，但印度更多地是倚重中日双方。”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孙士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印度利用中日矛盾的倾向并不明显，当然，一心想成为“大国”的印度，近年来不仅继续巩固在南亚、印度洋的支配地位，还想将势力范围伸展到南中国海，实现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国梦想。
印度制定的“北防中国、西攻巴基斯坦、南占印度洋、东扩势力范围”的战略中，“东扩”是主要部分，即把触角伸到南中国海及部分太平洋地区。专家认为，这一地区俨然成为印日两国利益交汇点，双方的防务合作日益密切。2000年，日印两国宣布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举行定期防务对话，共同维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合作。
2003年1月，日本宣布，解除对印度施加的冻结日元贷款的禁令。
2005年2月，日本外交部发表了题为《印度，一个全球战略伙伴》新的研究计划之后，日本政府便宣布2005年对印度的对外开发援助将要达到1120亿日元，使印度首次超过中国，成为日本ODA最大的海外开发援助对象。
中日关系始终是跌宕起伏，而印度与中国在历史及边境问题上也有分歧，并一度发出“中国威胁论”，当人们看到日本和印度来往甚密的时候，很容易想到：这是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专家不大赞成这一判断，“这是冷战思维，我们现在不能这样看问题。”孙士海说，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仅仅是有所发展，印度目前的实力及经济发展前景，决定了印度很难毫无顾忌地与日本结盟，为了从中日两国获得平衡利益，他们无意于对中国造成威胁，况且，比较看重国家利益的印度非常明白，亚洲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赖，只有协同发展，几大国才会越来越强。(作者：江金骐)
★中国：大时代大外交
一个摆脱了历史悲情、正在加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中国，其对外政策，必须适应中国崛起的大趋势，按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气魄谋篇布局。
２１世纪前期，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冲刺阶段。中国崛起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世界大国的崛起，其对中国、对世界的震撼力、冲击力史无前例。世界各国必然要以复杂的心态观察中国崛起及其进程，而中国要实现崛起，也必须与世界的发展、进步同步，得到世界的理解、认同，使崛起的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中国外交必须建构适应崛起的新理念、新视野、新面貌。
求和平、求发展的外交总目标
在论及中国对外政策目标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和平目标与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领导人孜孜以求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既植根于现实利益要求，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的１００多年间，中国发展滞后，积贫积弱，因贫弱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贫弱，二者相互作用，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深渊，几度濒临亡国灭种之祸。因此之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即以解决“挨打”问题和“贫弱”问题为根本任务，前者是国家安全问题，后者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中国对外政策致力于保卫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提出了“四化”目标。
今天，中国经过几十年奋斗，“挨打”问题和“贫弱”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求和平、求发展仍将是中国２１世纪对外政策的永恒目标。当然，在２１世纪，中国摆脱了几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受难者、挨打者特有的悲情意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与发展目标贯注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中国崛起中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９％以上，经济总量２０年翻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２０２０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４万亿美元左右，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
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这一估计，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大体一致。美国高盛公司在题为《ＢＲＩＣＳ之梦：通往２０５０年之路》的报告中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评估调门更高。报告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２００７年超过德国，２０１５年超过日本，２０４１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ＧＤＰ总量将达２８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２７．９３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２０５０年更高达４４万亿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３５万亿美元。报告还预测２０３０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今天韩国的水平；２０５０年则为３万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
总之，尽管在具体数据上有差异，但对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国内外经济界、政治界、战略界已大体形成共识。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在潜滋暗长。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近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断言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并断言中美迟早“必有一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近日在新加坡发表谈话，称中国军费开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威胁亚洲稳定”，更是掀起了新一波“中国威胁论”高潮。在此复杂背景下，中国更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目标不放松，使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中国对外政策，必须适应中国崛起的大趋势，按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气魄谋篇布局，要力避邓小平同志多次鄙夷的“小里小气”。
在参与中崛起，在崛起中参与
除了求和平与求发展两大一以贯之的根本目标外，一个摆脱了历史悲情、正在加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中国，还必须树立参与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构建与调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正在促进世界面貌的积极变化，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构建、调整尽一份责任。
现存国际体系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结构及美苏冷战、雅尔塔体制，不可避免带有旧世纪的痕迹，与２１世纪的新世界有不适应之处。调整、改造现有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调整过程加快，并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利用和改造现有机制，而不是“另起炉灶”，如政治上改革联合国、经济上改造ＩＭＦ、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金融体制等；二是美国和西方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时居于主导地位；三是更具有全球性，更少死角，不参与其中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
近代以来，中国因长期积贫积弱，一直被排斥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过程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是列强宰割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名义上是“四大国”之一，但也是空有其名，战后国际秩序构建未能反映中国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中美对立，中国有２０多年时间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加深。目前，中国赶上了２１世纪国际秩序大调整的“班车”，应以积极姿态参与其中，使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反映中国的诉求。
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之一，是正在上升的大国。２００４年，中国外贸总额跃居世界第三，达到１１５４８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高达６０％。这一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１２２７２万吨、成品油３７８８万吨。同时，还进口了２０８０９万吨铁矿砂、２６３１万立方米原木、７３２万吨纸浆、２０２３万吨大豆、２９３０万吨钢材、１６７７万吨肥料等。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也在增多，中国企业以及劳务人员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中国常驻海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超过６０万人，境外中资机构超过８０００家，分布在全世界１６８个国家。在海外承包的工程近２０００项，工程人员达十几万人，分布在全世界１６４个国家。从伊朗的地铁工程到巴基斯坦的港口设施建设，从苏丹的油气开发到在俄罗斯种菜伐木，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身影。中国还有数十万海外留学人员。每年出国的中国人已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多万剧增至目前的数千万，增长了１００多倍，而且还在加速增长。另外，海外来华投资、旅游、留学的人员也不断增多。总之，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不断加深。
随着中国崛起继续加快，中国对世界市场、原材料、资本、技术的依赖还会增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经济利益的全球性必然带动中国的政治、战略与安全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与世界各种力量的合作面与竞争面将同时扩大、增多，这要求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且这种规范很难在双边范围内解决，只能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解决。中国不能把规范国际体系的权力拱手让人，而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调整，使之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否则，要么自外于国际体系，要么任人摆布，要么被迫向既成体系挑战。三者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调整、改造已经全面展开，政治领域包括联合国改革；经济领域包括汇率调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调整；安全领域包括反恐、反扩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及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等。在地区层面，国际秩序的调整、改造包括区域化成为潮流等。对这些改造、调整，中国应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步骤和程度，学会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国际潮流中按规则“游泳”。
睦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并举
历史上，世界大国大都注重加强周边地区的战略依托作用。美国成功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加拿大、墨西哥为战略依托，以拉美为后院，大大加强了其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俄罗斯则因独联体分崩离析，削弱了安全屏障。美军进驻中亚及最近独联体国家接二连三的“颜色革命”更使俄战略安全面临新的危机，战略地位大大削弱。这一正一反两个事例，对中国制订周边战略颇有教益。
中国周边有二十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二十多亿，占世界总人口的４０％以上，又是世界上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及贸易总量已与北美、欧盟并驾齐驱，并有领先世界之势。２００４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达６０００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同时亚太区域化进程飞速发展，东盟＋１、东盟＋３取得成功，东亚峰会正在筹备之中。中国应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睦邻外交，争取与周边所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贸易与安全合作关系，使周边地区成为实现中华腾飞的战略依托。
在搞好周边依托带的基础上，积极贯彻全方位外交。中国上世纪５０年代对苏“一边倒”、６０年代“两个拳头打人”、７０年代联美反苏、９０年代推进多极化，都不是全方位外交。因此，全方位外交对中国是新事物。在２１世纪，中国恰恰需要推行全方位外交。
在贯彻全方位外交时，要注意两个平衡，包括对美外交与大国外交平衡及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平衡。此外还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大国外交中，要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合作面与竞争面同时扩大，这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美外交的总特点和长期趋势。对美外交要扩大合作面，限制竞争面。
作为一个正在加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另一个战略依托带。在人权、联合国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改造、调整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语言，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解决能源、资源问题的合作伙伴。同时，解决台湾问题也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决不能因为重视大国外交而忽视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发展“软力量”，做“谦虚”的大国
推行大外交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新的理念、视野，更要有实现目标的实力为基础。“弱国无外交”的命题不仅适用于威斯特伐里亚时代，在２１世纪也仍然有生命力。
约瑟夫·奈按作用特点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类。所谓“硬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实力的总和。中国加速发展，实现经济总量再翻两番以及发展必不可少的防卫能力等，都是指硬实力的发展。国内外对中国战略崛起必然性的共识主要是对中国“硬实力”的加速增长有共识。但是，一国“硬实力”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国家“软实力”的同步增长，二者不能同步增长常常是大国崛起失败的根源。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硬实力增长未能带来软实力增长、最终导致挫败。
所谓“软实力”，主要指一国政治体制、民心指向、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国际威望及运用硬力量的方式、战略能力等非器物层面力量的总和。国际上之所以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中国威胁论”之所以有市场，问题就出在对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没有正确认识。因此，中国在继续发展器物层面的硬力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非器物层面的“软力量”，包括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厚德载物的睦邻外交原则，以建设性、负责任姿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帮助解决国际危机等。在国力增长、崛起加快阶段，尤其要避免张扬、炫耀，尤其要牢记并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永远不能称霸”，即使强大起来也不能称霸这一论述的深意，不折不扣地执行，以实际行动使所谓“中国威胁论”、“美中必战论”不攻自破。
《暸望新闻周刊》 林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