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评估“下一次朝鲜战争”
★美向台军售 北京如何走下台阶
★朱鎔基近来在忙啥？
★朱镕基传奇身世
★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日本人原创)
★大陆官方新闻机内参揭秘
★美国评估“下一次朝鲜战争”
《新华内参》：
美政府委托兰德公司所作的评估报告显示，“下一次朝鲜战争”已经被布什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报告称，这场“统一战”将可能比德国统一耗资更大！
55年前，“中国人将进入朝鲜”这个有关朝鲜战争的判断，令美国兰德公司名声大噪。如今，早已成为五角大楼御用智囊的兰德公司再一次预测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月7日，兰德公司的网站上登出一份长达90多页的分析报告，该报告题为“朝鲜的矛盾：朝鲜半岛统一局势、费用及结果”，为该公司受美国防部长办公厅委托所作。
统一的三种可能性
该报告预测了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的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当朝鲜走上经济自由化及改革开放路线后，韩朝之间形成邦联状态。但报告认为，这是最好但可能性很小的一种情况。二是来自外界的经济支援锐减后，陷入困窘局面的朝鲜军方与韩国军方合作，使韩国政府吸收合并朝鲜政权。
其三就是半岛军事冲突。可能由几种突发性事件导致：由于韩国的挑衅性行为，朝鲜入侵韩国；朝鲜把美韩的动向误判为军事挑衅，进而对韩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韩国对朝鲜发动“防御性”进攻，最后藉由美韩与朝鲜的武力冲突而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报告认为，无论何种情况，美中都会介入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
报告指出，统一的代价取决于统一的方式。该报告大致估算，如果以2003年的美元价值为计算标准，在各种模拟状况进展及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推算出的朝鲜半岛统一费用，将在500亿美元至6700亿美元之间。如果朝鲜的初期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韩国的8％，统一费用将接近数值范围内的最大值。而如果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为韩国的2％，统一费用将为500亿美元。
统一成本可能比德国高
这份报告的主笔为查尔斯·沃尔夫，他是兰德公司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在国际经济政策、安全政策（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以及国际风险评估等方面拥有多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2004年由他主持出版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
沃尔夫还将半岛统一与东西德统一的开销作对比。他强调朝鲜半岛统一与德国统一是不能一一等同的。当然，双方的语言文化是一样的，经济模式、政治分裂的态势是相类的。不过有两点重大差异：朝鲜寻求外界经济支援的发展模式，及对核武及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诉求或发展，是东德所没有的。
报告对东西德统一花费的大致估算是：2000年达到了1．4万亿德国马克，在21世纪的前三年里每年花费1000亿美元。“由于这笔费用如此高昂，人们不禁会认为，朝鲜半岛统一的花销将更为惊人。因为朝韩之间的经济差距比起东西德的差距来，要大得多。例如朝鲜的人均GDP是韩国的6％～12％，而东德的人均GDP是西德的25％～33％（1990年）。”
“不过，有几个相关的因素可能会降低朝鲜半岛统一的代价，使它不像想像中那么恐怖和渺茫。例如，由于高额军费给朝鲜经济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统一前，东德军队人员大约是东德人口的1.5％，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8％。而朝鲜军队占人口的6％，军费开支是国民生产总值25％～30％。”
兰德报告认为管理并节约朝鲜半岛统一费用的关键之一为：将目前南北朝鲜双方所拥有的170万人的兵力，大幅裁减为40万人，并利用大幅节约的可观军费来充当北韩的资本费用。
报告背后的美对朝作战计划
该报告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出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恰逢韩美官员再次就“5029-05计划”进行密谈。这个计划的内容主要是，一旦朝鲜发生内部混乱时，驻韩美军最高指挥官即陆军上将莱昂·拉波特，将接管所有的韩国军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将“进入朝鲜并帮助其恢复秩序”。
实际上，美国针对未来的朝鲜战争，已经制定了5026、5027、5028、5029及5030等多个作战计划。6月7日的《韩国时报》报道说，“5027计划”是当战争爆发时派遣联合军进入朝鲜，而“5029计划”强调可以为了防御的目的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要求美国快速反应部队与驻韩、驻日美军全力配合，进行海陆空全方位作战。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披露，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去年签署了绝密的全球打击备战令“应急计划8022－02”。在应急计划8022设想的场景中，一场反应迅速、精心设计的打击将把精确轰炸与电子战争、网络袭击结合在一起，使朝鲜丧失回击能力，同时，突击队员会在敌国领土上开展行动，也包括特种部队使用配有特别装置的穿地炸弹来摧毁深埋地下的设施。
朝鲜发言人则将这些计划与美国在韩国部署F-117战斗机联系起来，并警告美国，朝鲜已经建立起了“无可匹敌的威慑力量”以挫败美军的计划。但同时，朝鲜于6月7日释放出重返六方会谈的信号。战或不战，目前仍然显得难以预测。
★美台军售 北京如何走下台阶
2005年06月09日
● 石之瑜
反分裂法通过以来，北京展现对台政策主动性，接着连战的和平之旅，北京看似打开局面。不过和解进程，正受新形势制约，北京恐怕能用的筹码有限，就算撤除沿海飞弹或降低军演层级，也未必有号召力。
而此刻美台军售在幕后如火如荼，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尖锐批评北京不该对台部署导弹，只是序曲。军售案将意味着台海的分裂更形巩固，显然，如何建立跨海联系，反制切割，实为当务之急。
首先是岛内政治扑朔迷离，两大党都出现人事与路线混乱。两岸政策旷日停摆之后，下一波会往什么方向，已呈归零状态，一切将等时局发展后重新角力。而时局发展中最要紧的，就是美台军售案。
美台军售压力正在默默升高，国民党要靠军售安抚华府对和平之旅的疑虑，也急于向台湾人民证明与大陆和解不意味放弃安全。北京缺乏强烈反对军售案的条件。强烈反对军售案的话，将立刻授台独以口实，任彼透过民粹动员，荼毒两岸和解气氛，破坏反分裂法以来所争取到的主动地位。此外，真正对北京制约的，还是国际局势。
反应切忌不痛不痒
首先是华府与东京联手介入台海，东京并多次公开透露，他们共同对北京连成围堵。围堵不但是军事，也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东京近来对争议领土采取积极行动，华府不但不劝阻，还鼓励东京重建军事大国。
北京不便强硬抗拒美台军售，但又不能全无反应，不然等于鼓励台独，让局面益难收拾。如果有反应，但不痛不痒，充其量是严正声明或派员赴美沟通，更会给人黔驴技穷的印象。
没有条件强硬，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空间，更没有不痛不痒的道理，北京在军售案将窘迫如父子骑驴。也正是看到北京在军售案上毫无杠杆，华府与台北都想见缝插针，一鼓作气，于台北是安抚独派，于华府是启动更厚实的对华战略布局。
华府反恐作战正在收尾，并把朝鲜推拒六方会谈的责任转嫁北京，使北京牵制华府的反恐与失败国家两大议题，变成是华府怪罪北京，另外就是在人民币汇率与纺织品出口案上骚扰北京。
故不但地缘围堵，也用议程围堵。这些都肇因于华府走出2002年以来的低潮，权力信心获得重整，而北京则战略懈怠。十年来，北京一心以摘掉中国威胁的标签为职志，目标消极，故总受制于人。结果，本与各主要大国建立战略关系来彰显和平意图，于今弄巧成拙羁绊了对台政策。
不先想妥就会手足无措
既然美台军售势在必行，加上美、日、欧与北京之间各有争论，北京尽管无能为力，也必须先想妥届时如何有个下台阶，以免台北通过军售案之际，真的手足无措，遭人点破手脚。
北京固然可说，这些都是大国必然要面对的琐碎争议，无须大惊小怪。可是台独能藉以观察北京实力的就只有这些点，台独难免以为其间释放出的信息是，北京毕竟还是纸老虎。
应设法转化台北与华府的战略习性，打破两岸军事对立格局。这就要求解放军重新设定与国军之关系，或起码提出某种“交往”的思路，大胆设想与国军建立战略合作，则美台军售有利取得先进武器情报，这时反可鼓励国军对美军购，动摇国军战略习惯。
甚至可将一般认定对付台湾的导弹或潜舰，像猫熊一样赠与，或廉价供台购买，或交换美国武器；同时也安排削减对台导弹数量，并转以驻日美军为目标。简言之，目的是使军事对立从两岸之间转移至美中之间。一旦有了思想上的制高点，则北京对美台军售不采取行动，就言之成理了。
另外可行的，就是主动向华府提出以直航换军售，并同意美国航空公司加入若干航线营运；若不从，才全力杯葛军售，临检军火运输，玉石俱焚。诱之以利，吓之以力，使军售案不能转变成巩固两岸分裂现状的手段。这一类谈判晚启动不如早启动，好让华府有热身机会，让台北有重新思考军购的动机。
·作者石之瑜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原载于联合早报
★朱鎔基近来在忙啥？
两道眉毛不羁地挑着，细长的眼睛射出锐光，宽厚的鼻头前挺闪亮，上唇撇起来时透着一股子倔和拗—这是朱鎔基当总理时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退休后的朱鎔基，过去的严厉与严肃渐渐淡去，面相温和慈祥了不少，笑容也日趋增多。他现在的最大原则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 ，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他的每一天平和而充实，正过着一个退休老人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一、闭门谢客 在家读书
2003年3月，朱鎔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退休，温家宝接任总理。当了七年副总理和五年总理的朱鎔基，退休后，一下子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时至今日，一年过去，不见踪影的朱鎔基，一切都好吗？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铁腕人物，离开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后，其退休生活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一年前，朱鎔基任期届满时，海外媒体曾热衷揣测他的去向，有说他可能回清华教书，有说他可能回故乡归根，有说他可能以某种方式尽余热。
至今看来，这些揣测无一正确。
正式退休前，朱鎔基在最后一次听取香港特首董建华进京述职时，曾向在场询问其去向的记者透露：退休后，将闭门谢客，在家读书。
果然，告退政治生涯后，他深居简出，低调异常，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
与退休后的朱鎔基接触过的人透露，现在的朱鎔基，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他的心态也完全回复到平民百姓之状。以前，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时候，屡次自我感慨身上的担子重，压力大大，日子不好过。现在，他无官一身轻，每天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松弛。
二、最大原则 不谈工作
退休后，朱鎔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已不在职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谈工作。
离开中南海的总理座椅后，朱鎔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了广东。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都极力避免与地方官员接触时谈及工作。中国的惯例是，即使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来到某地休养，当地领导人亦会进行礼节性拜访。每当这些官位在身的人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鎔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朱鎔基在任时，是个公认的“工作狂”。自一九五一年朱鎔基从清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包括被打入“右派”的监督改造在内，他总共工作了半个世纪又两年。五十多年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第二生命，不过一年前，他说放下就放下，丝毫不留余地，也足见他的个性。
朱鎔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不谈工作”的问题，自有其深刻的考虑。他作为前任，已经把工作彻底交接给后任温家宝，如果他再恋栈地指手划脚，不仅对国务院新班子的领导不利，与自己的做人风格也不符。为此，聪明的朱鎔基避免与任何人谈论涉及“工作”的话题，不愿意带来哪怕一丁点的被动影响。为求双重保险，他同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把关，婉言谢绝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者。
三、文笔上乘 不著为憾
朱鎔基在位时，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每日的阅读量仍然相当大，除了文件和汇报材料外，坚持阅读国内报刊、香港等海外报刊、英文原版报刊。那时，海外各个层次的来访者，只要和朱鎔基见面交谈过，几乎无不佩服他的知识面和记忆力。现在，虽然他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从小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却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现在他无需再读文件和汇报，可以把更多时间转向兴趣阅读。退休后，他开始有计划地阅读过去想读但没时间大块读的书籍，文史哲、科学、人物，种类繁多。
过去，人们对朱鎔基的记忆和口才有所领教，但对他的文笔水平可能知之甚少。朱鎔基在历来重学的湘风薰染下，年轻时文笔就表现出色。据他的中学同学回忆，朱鎔基在湖南长沙一中就读时，有两门功课颇为突出，一门是国文，一门是英文，他的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常常被学校作为范文陈列于玻璃窗中。在此不妨录一段他从长沙一中毕业时给同学的惜别信：“人生聚散本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要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为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短短几句，朱鎔基的文采与情愫尽展。
朱鎔基上大学虽然选择学习工科，但他曾对记者这个行当表现出浓厚兴趣。1948年，他在清华大学参与主办过一份名为《晓露》的校内油印报。他身兼数职，又是采写，又是刻板，又是给读者复信，虽然很辛苦，但乐此不疲。1999年春节前夕，朱鎔基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前往国务院参事室拜年，见到时为参事室副主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吕德润时，高兴地对吕德润说，：“你曾经是我的偶像。”，并欣然与吕德润合影。
朱鎔基迄今为止尚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文笔，无疑是件憾事。他会否利用淡定的退休生活，撰写一本回忆录，目前很受关注。外国领导人退休后，往往会把自己的从政经验和所涉历史，以回忆录形式记载下来。此举无疑是件好事，有助于后人对史的研究和对前人的借鉴。但海外媒体有传，朱言绝不写回忆录。
前人大委员长李鹏2003年6月出版了一本《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2003年11月出版了《外交十记》。明达的朱鎔基，何以要那么决绝地回避历史？他应该以更开放的眼界让退休生活别具意义 。我们希望他能追忆往事，为人们留下珍贵的历史片断。
四、喜欢京剧 擅长拉琴
朱鎔基1928年10月1日出生。他是个遗腹子，还未从母亲腹中降生，父亲便已因病过世。10岁时，他母亲又撒手人寰。他从小被三伯父朱学方收养。
据《明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朱鎔基传》所述，三伯朱学方喜欢京剧，会拉京胡，耳濡目染下，朱鎔基也成了小戏迷。后来，朱鎔基考入长沙一中，正巧教师中也有京剧爱好者，于是朱鎔基的京剧瘾得到进一步开发。在票友老师的训练下，朱鎔基不仅唱得有板有眼，而且拉得也有腔有调，在长沙一中时还出演过《贺后骂殿》里的赵光义。
寄宿于学校的朱鎔基，经常在宿舍里与同学们自娱自乐，每逢节假日，只要朱鎔基在，宿舍里就会传出胡琴声。有个舍友学会了两句《击鼓骂曹》，就去找朱鎔基伴奏，结果“平生志气运未通，好似蛟龙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被唱的荒腔走板，与朱鎔基的胡琴无法合上调，恼的朱鎔基调侃挖苦，“我这真是对牛弹琴啊！”引得宿舍的同学大笑不止。
少年时的爱好，现在又成了朱鎔基老年的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鎔基这个老京剧迷，变得愈老弥坚，拉胡琴已然成为他退休后的一大乐趣。朱鎔基在副总理和总理任上，曾比较低调对待自己的京剧爱好，所以内地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朱喜欢京剧，更不知道他拉京胡还有一手。
朱鎔基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胡琴拉的蛮有水平，为此朱鎔基不时会同这位身边人切磋琴艺，有时还会谦虚地向他学习两招。更幸运的是，朱鎔基的夫人劳安也是个京剧爱好者，她过去学过梅派和荀派唱腔。朱鎔基夫妇二人在清华读书时，曾先后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现在，当两人兴致都起时，就在家来场“妇唱夫随”的清唱！
五、 乐于聊天 谈笑风生
朱鎔基与劳安夫妻俩的感情，了解他们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好。朱鎔基与劳安的结识，得益于朱鎔基中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劳安是朱鎔基一位名为劳特夫同学的妹妹。劳安性情温和，且干练。她嫁给朱鎔基后，无论朱鎔基政治上受到什么冲击，她始终不离不弃，与他携手共患难。在朱鎔基卸任前，她以总理夫人身份露面时，总是面带微笑默默地伴在夫君一侧。朱鎔基自然也以这样的妻子为荣，他曾经公开说过，“她很可爱呀。”
生活中，劳安对朱鎔基的关怀无微不至，从起居到饮食。朱鎔基以前在领导岗位时，只要不是必须，他都回家吃饭。朱鎔基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众人皆知毛泽东酷爱吃辣，但朱鎔基却不怎么吃辣，他吃得比较清淡，对湖南的笋子和干菜情有独钟。朱鎔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运动基本以散步为主，讲究的是持久而非剧烈。
朱鎔基已过了七十五岁，进入晚年后，身体上难免有些小毛病。朱鎔基退休以来，做过一次小手术，切除了一个良性肿瘤。听说，这个小瘤子曾让劳安分外紧张，甚至让她寝食难安，当朱鎔基的小肿瘤割下后送病理检验证实确为良性时，劳安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之前，其实所有知情者都认为那不过是个良性小瘤，不会有大碍，所以连中央有关部门都没有报告，但唯有劳安对那小瘤放心不下，直揪心到水落石出。
别看朱鎔基以前严肃得吓人，现在他去医院看眼、看牙时，其人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且谈笑风生的水平煞是了得，医务人员经常乐成了一团。医务人员反映，退休后的朱鎔基很愿意聊天，喜欢像普通人那样东扯西拉。那次，他回忆与中共中央七常委一起去清华大学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情景时，绘声绘色地表示，其它领导人进入会场的时候，掌声一般，他进去的时候，掌声雷动。他低头垂目，有意不看大家，但是掌声由不得他控制。他对此心中忐忑不安，诙谐地感叹，“这不是害我吗？”
朱鎔基一旦聊起来，甚至有点刹不住……有时，他会自嘲地说，“现在不是怕我没时间聊，是我怕你们没时间聊。”
而每次朱鎔基的幽默，劳安都是最会意的听众。
六、书法苍劲 却极吝赐
朱鎔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还出任过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和名誉院长。朱鎔基的清华教授头衔并非虚戴，他确实带过四位博士生，那四位博士生的名字分别为杨宏儒、陈文、赵平、刘铁民。朱鎔基1987年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来，他调到上海任市长、再调入国务院任副总理，当导师善始善终，坚持把四位博士生指导毕业。朱鎔基对他所带的博士生，从论文的选题，到论证的方法，逐一过目，论文最后的答辩评语，也是他亲自拟写。
朱鎔基的字，写得遒劲潇洒。读者不妨看一下他1988年写下的四个字——“清正廉明”，这年，正是朱鎔基的六十大寿，他特别以这四个字自勉。先不说这些字的政治含义和个人追求，至少从这四个字里，人们可看出朱鎔基的书法功底。国人尽知，朱鎔基在位时，几乎从不题字。但朱鎔基并没有把书法丢掉，退休以后，他练习书法的时间多了，字自然也越写越苍劲。可人们向他索字，他仍是颇为吝赐。
《凤凰周刊》曾报道，朱鎔基在上海的堂兄朱经冶，很多年前就要朱鎔基写一幅字给他，可朱鎔基一拖十多年，直到堂兄重病入院，他闻讯后，才在卸任总理前夕给堂兄送去亲笔题写的“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为人冶新人”字联。朱鎔基的这位堂兄也是个有趣的老人，当年朱鎔基刚赴上海市长任时，他便前去探望，席间不忘开玩笑地问，“小时候我没有欺负过你吧？”引得朱鎔基捧腹大笑。老先生九十大寿时，在寿宴上宣读了朱鎔基的上述字联。朱鎔基于书法中，巧妙地把堂兄的名字融入其间，自然多了一番意境。
传说，朱鎔基对亲戚写他的文章或传记不感兴趣，即使对方兴冲冲地拿来让他过目，他亦毫不客气地说：“不看。”但朱鎔基并非对所有写他的传记都不感兴趣，他对一本用英文写的传记表示过关心。
七、清官留名 不返故里
朱鎔基的祖籍在湖南乡下，家境败落后，他父亲朱希圣迁居长沙市，所以朱鎔基从小成长于长沙市。有说朱鎔基17岁那年，曾回过一次乡下老家。1947年，三伯父朱学方做出决定，让朱鎔基与自己的儿子朱锦民一同赴上海赶考。朱鎔基在上海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结果两所大学均考中。最后，朱鎔基选择入读清华，当年清华考生的入选率是4%。自入京读大学后，朱鎔基再未回过老家。
朱鎔基在任总理时，他老家的乡亲盼望他回去，他没能成行；退下来后，他老家的干部更盛情力邀，但朱鎔基最后还是没有返乡。朱鎔基并非对故乡没有情感，他心中的顾虑仍然存在。在位时，他担心家乡拿他旗号行事；下来后，他担心家乡拿他包装搞旅游。其实，像这样少年离开乡下老家从此未返的不止朱鎔基一个，邓小平从少年时期离开四川广安乡下赴法勤工俭学，即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出任西南局政委常驻重庆时也没有返回家乡，最后仍是终老未归。
朱鎔基主导国务院时，曾经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上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鎔基说他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他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他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退下来后，老百姓只要给他一个清官的评论，他就很满足了。
注重晚节的朱鎔基，至今仍视清名高于一切，所以他很注意防范自己的名声被不当使用，对故乡也同样。
八、入世热血 出世平和
朱鎔基自十八岁成年之后，不知做过多少热血之举：北平解放时，朱鎔基是清华电机系的班长，他一马当先，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以瓦解守城军人的军心；开国大典结束，他立即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月就如愿以偿；抗美援朝伊始，他是第一个向党支部递交参战书的清华学生，却未能走成；全校学生会主席大选，他积极组团拉票，最终高票当选。大鸣大放时，他耿直陈情，结果当上右派；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他以副总理之身兼任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力挽狂澜；初任总理，他放出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无后已。”
入世时，他追求轰轰烈烈，波涛汹涌。
出世后，他却一下子从公众视线中抽身，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谁能想到，曾经那么叱咤的风云人物，说隐就彻底隐了。
当然，朱鎔基并没有进入深山，他仍在人间，与世无争、乐得逍遥地过着平静无波的退休生活。
★回忆总理朱镕基
铁血V社会科学院：清池醉柳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朱鎔基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最有人格魅力的总理了，上任之初便说出了让全国人民深受期许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其任期内，朱鎔基的个人政治操守也是颇为民众所肯定。但对于其在任所进行的改革，朋友们则褒贬不一、聚讼不已，甚至曾听到有人激烈地说：“朱鎔基也不过是一个伪君子，最大的政绩就是制造出了数不清的下岗职工”。在这里，我想回顾和评价一下朱鎔基任期上的改革，至于是否客观、公正，则望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多包涵和指教吧。
朱鎔基在1998年的时候所提出的施政方针，按他的话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我主要也围绕着这个施政方针来说。
“一个确保”即是确保8％的增长速度，人民币不贬值。总所周知，朱鎔基是临危上任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的发展遭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大家或者还记得，在其上任之前，中国经济在保持较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即将实现经济软着陆。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的困境：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恶化，对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虽然是一个机会，但对进出口贸易确有一定负面影响。亚洲国家地区的货币贬值，造成经济困难，资金紧张，进口受到抑制，而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我出口总倾的11%。以亚洲为产品出口目的地的我国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市场萎缩而减少出口。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地区相似.我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将受到强有力的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令我出口更加困难。此时，如果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则将加剧此次金融危机受害国的损失，恶化整个东亚的发展环境，而且香港回归不久，人民币的贬值更会使其遭受重大打击，如此则“一国两制”政策势必受到港澳台及外界的普遍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朱鎔基为首的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遭受了许多损失，并因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此是时势所逼，非一国一人所能预测或改变，故而我并不同意有朋友认为朱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的说法。所以，朱任期经济发展速度虽只7.8％，并未达到8％的目标，但已经诚属不易。而且，近年来，我们和东盟贸易额增长迅速，又签订了2010年自由贸易的相关协定，不得不说这与当初的政府的决策是有远见的。牺牲一定经济发展速度，换来了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
所谓“三个到位”，第一个指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三年里面大中型企业实现扭亏为盈。第一个到位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职工下岗，而且很多学者还认为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不少职工下岗外，数以百万计的小型国有企业破产、变卖，其职工也纷纷下岗，一时怨声载道，工人与政府的矛盾冲突突然激化起来。公允的说一句，在这个改革中，大量的工人下岗成为此次改革最大的受害者，在东北，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举步维艰，处境困难，而不少原来的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一夜暴富，这让不少辛苦了一辈子的原国企职工难以接受。我经历过这么一个事情，我父亲所在的厂在98年后，每换个厂长就捞一笔，最后还要把厂子设备连土地都卖给台商，而工人啥也得不到，最后工人找到我父亲和以前建厂的老臣子才让从那批昧良心的领导手里拿回一些利益，不至于工人们干了一辈子而两手空空。
不过，国有企业改革也的确是不能再拖了。中国要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市场体系，而旧有庞大的国有计划经济体系已经呈现出尾大不掉的状况，不仅冗员众多、效益低下、人浮于事，而且企业和国家几乎担负着职工生老病死住行等沉重的负担，数以百万的大中小企业更是无法有效管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世贸在即，群狼环伺的情况下，谁又能拿出比朱鎔基更有建设性、短期内现实可行的措施来。请不要忘记，面临同样困难的东欧和俄罗斯几乎采取的是比中国更为激进、更不顾工人利益的做法。
事实上，近年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确得到了改善，保证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年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倍的增长幅度在增加。而且，据本人在一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许多下岗职工也开始从刚开始的无所适从而逐渐能自食其力。
第二个到位是“金融改革”，应该说朱鎔基只是开了个头，到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还一直进行着各种改革，如分离不良贷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到给国有银行注资等等。直到今年，国有银行改革加速，其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才看到了曙光，得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肯定（主要方法有：（1）将不良资产拍卖变现；（2）动用坏账准备核销；（3）直接动用银行资本金或利润核销；（4）财政直接注资；（5）发行特别国债对四大银行注资；（6）借助央行再贷款来冲销不良资产；（7）用央行外汇资产对四大银行注资；（8）先剥离，完成上市后减持股份，再用变现的资金对剥离出的不良资产进行核销。这些措施已经初有成效，极大减低了不良资产率，呵呵，具体数据忘了）。虽然成果到今年才慢慢显现出来，但我们应该知道历史并不是断裂的片断，朱鎔基当初金融改革的探索、教训，无疑是今天的一个推动力量。
第三个到位是“精简国务院的机构”，这在当年完成了，减少了一半的人员。但精简推行到省、市、县政府应该说是个长期的过程，牵涉面非常广，如三农问题、分税制改革等等，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们的切身利益。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减弱，法治进程的加快，精简虽会有进展，但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五项改革”指的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住房体制的改革、医疗体制的改革以及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五项改革，朱鎔基在其任期最后一年的报告中，曾说：“这五项改革，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但我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朱鎔基的真心话，因为现在看来，所有这些改革仍然在进行中。
粮食体制改革其实是和农村费税改革（和第五项有关）是配套而行的。从98年开始的粮食体制改革到今年，国家才开始提出完全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等政策，但要“基本完成”恐怕还是要待费税改革的逐步实施才能得以实现。相对而言，朱鎔基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是不充分的，以致于其在农业政策上多受人诟病。
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按朱鎔基届政府的考虑须弄清和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政府与市场的投资范围边界，放开企业投资决策权；
其次是政府投资管理问题；
第三，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控问题。这三方面直接关系到新的体制框架形成。但这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划分仍然不清晰，而且政府习惯于“控”而不“调”，甚至是借机在市场上寻租，造成了大量的腐败现象。这里面有很多教训，但亦是无可奈何之事。住房体制改革的应该说也与之类似。
医疗体制改革可以说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可是我感觉庞大的人口基数总是让这种改革陷入两难：不改，则国家背负沉重的负担，而药价虚高等现象无法解决；改，则社会保障体系没法一时三刻建立，人口基数如此大的情况下，更难说得上对弱势群体给予什么有效的保障。大家说说，没个三五届政府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财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项改革，但其难度堪称第一。其中包括税制转换、税收征管、税费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分税制度等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诸位看看，光名字就一大串，哪一项不是关系重大，对遏制腐败、改善民生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写到这，我都有些头大，但这就是一国总理所要面对的。由此。我真想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说句：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固然是各人应有的权力，但吹毛求疵实在是不够厚道。
此处，我还想为“教育产业化”和高薪养廉说两句。这些年的教育产业化的确给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负担，也产生了一些让人懊恼甚至愤怒的现象。但我对适度的教育产业化表示理解，因为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里就说明了大学的功能除了教育人才之外还有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科学研究。我们国家不仅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面，还必须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上跟上世界的步伐，而这一切在现今国力尚弱、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两个功能势必会有所冲突。适当的“教育产业化”虽又要牺牲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似乎在改革中首先受到伤害的都是弱势群体，却又无可奈何），但为了募集有限的社会资源发展教育，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实际上每年国家投入教育的钱都是很多的，占财政收入的大概15％，但分摊到个人头上又有多少呢？）
对于“高薪养廉”，我的看法是公务员应当获得与其权力、责任相符的薪水，这个薪水应该比一般老百姓高出一定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此后依法反腐才能合理合情、不脱离现实。必须说明，“高薪”绝对不应该制造出一大批百万政治富翁来，但一味否定“高薪养廉”，其实并不有助于反腐，而多是一种情感宣泄吧。
说了那么些，也该闭嘴了。如果最后要勉强来个总结的话，那么我认为朱鎔基在任期内做的一切实际上是中国动态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无法掩盖其成绩和缺陷。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正处于命运攸关时期的一个大国，我们需要的时间和机会竟是如此稀缺，以致于我们不能从容的设定各种美轮美奂、无懈可击的计划，小心翼翼尚且难免磕磕碰碰出点血，而一旦昏了头脑，草率莽撞，恐怕就不是头上多几个大包那么简单了。
朱鎔基或许并没有能完全实现我们对他的期待，但并没有让中国失去前进方向和力量。
★朱镕基传奇身世
是朱元璋直系后裔 自幼失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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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坡故居
2005-07-14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日本人原创)
原题： 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
东京都千代田 小林次郎
我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学习中文的，因为这样可以阅读原版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我也喜欢读台湾南怀谨先生的书，尤其是《大学微言》对中国的历史分析非常独到高深。
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到中国，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平非常低，让我想起父辈描述的日本十九世纪末的情况。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因为消费水平极低，而且有利于我开展研究工作。我到过中国的全部省份，甚至包括一些偏僻的边远山区，这样我可以全面多视点的了解中国，我相信我比大多数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情况。我的汉语水平非常优秀， 口语比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人大山说的好，他带一点“加拿大口音”。
日本人喜欢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旅游观光，一方面是开阔视野，一方面是收集我们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哪里有日本需要的市场和资源，哪些是日本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哪些是日本需要关注的科技和前沿领域。这种意识深深埋在日本人的血液中，不需要政府教育，因为每一个国民在第一次允吸祖国的乳汁后就深深的把对国家的爱植入内心。
我知道中国人对日本的“情绪”比较激烈，这些人的反应越激烈越说明他们的无奈，没有国家精英的领导，人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的情绪问题，我在中国通常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无论走到那里，中国人都非常客气的对待我，因为我来自日本一个强大、富足的国家。日本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存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中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不平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入学率很高，但在中国其它地方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学生考600分可能上一般的学校，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等地，考500分就能进入好的大学，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权利都是如此，其他还有什么能让日本担心的呢？这样中国人就自然的被分为三六九等，彼此之间自动产生隔阂，产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偏见，人们如果住在受益的地区就会洋洋得意，但大多数地区的人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目前中国一直没有改变教育不平等趋势，因为这样官员和富裕阶层可以搭乘特殊区域人民的“教育优惠”列车，这类人的子女通常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享受优惠的特定城市。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劣胜优汰，而不是优胜劣汰。中国的官员非常聪明，这样人民也没法具体指责某一个人。
历史上中国就有地域和乡土情结，中国曾经出现过战国七雄和五代十国的局面，所以中国人怀有深深的祖籍情结。中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户口制度，把中国分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社会，更加深了中国人之间的割痕，社会因此失去凝聚力。所以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象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日本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67％，但我们不会砍自己的一棵树，也不会开采自己的任何矿藏，我们的邻居中国会把大量的廉价优质的木材和矿藏卖给日本，因此我们的木头筷子和碗做的非常精致，当做艺术品一般来加工。我们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大和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有能力和日本一搏。
日本不会承认二战中的过错，因为日本人民很自信，我们有能力对付一切的威胁，包括美国的威胁。日本也不承认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如果有外国人对此感兴趣，我们会默契的作出回答：“那是过去的事情，日本当时也是受害者”。这种默契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我们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历史学家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刻苦研究这一段历史，跑遍了世界上所有收藏有关记载这一段历史档案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我相信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比中国人深入何止百倍，我们详细研究每一段历史，才能在未来更具权威的解释这一段历史。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在二战的时候，中国只是日本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日本非常有信心占领中国，事实上比我们预想的更快，日本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亚洲，然后是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日本就具备了和美国竞争的地域和资源优势，从而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实际上当时日本的攻势非常奏效，日不落帝国英国，在缅甸的三万军队被日本一万军队打的落花流水。在整个亚洲没有一个国家打击过欧美，只有日本能够做到。
中国人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日本经济规模不止是中国的四五倍。我们在海外有强大的经济产业规模，我们相信自己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十几二十倍。但我们不需要声张，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国策之一是就是为人民和国家做好每一件具体的小事，这一点我们和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缺乏宏图大志，只重眼前利益，但我们不如此想，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关心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前利益。在我看来中国人很自卑，即使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也会迫不及待的向世界宣布，好像在说：看，这是中国研究出来的成果。他们甚至会带领我们这些访问者参观自己的前沿技术，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所言非虚，外国同行们往往心存默契，激将中国人到：可能吗？常常中国人会拿出更多的东西给我们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都缺乏自信心，他们常常借助外国的媒体来驳斥或者支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引用我们日本的媒体。千代田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甚至有好几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中国的电视台非常多，但节目非常枯燥，节目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民众，至今居我所知中国没有一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媒体，比不上日本更比不上美国，在国际媒介领域日本远远领先于中国，日本的信息诚性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美国的媒体非常有大国的气势和视野，很有效的传播美国的价值和战略观点，日本也一样，在这方面日本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媒体文化，打造自己的国际媒体形象，追赶美国。从而为日本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友好者和同情者，我们清楚广泛的友好同盟对日本非常必要。同时日本用媒体优势和我们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本的对手。
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弱小的大国而已，他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中国的势力比人们看到或听到的都要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主要是国内脆弱的市场，和有利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环境。在其他方面理智的国家并不把中国当做强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他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在整个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强大的国家除了日本，另外一个国家是新加坡，而不是中国。1997年起我在印尼的雅加达工作，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动过程，通过我住的酒店的窗户，能看到当地华人被洗劫的情况。居我们大使馆的人员介绍有几百名华裔女性被当地人强*、毒打和虐待，男人则被砍掉了脑袋！我坐的汽车也被抢劫者盘问过，问我们是不是华人，当我们用日语回答时，他们挥挥手就把我们放行了。 (海归论坛 www.haiguinet.com)
在印尼富有的外侨并不是华裔，而是我们日侨，所以找替罪羊的说法是华人的自我安慰，当地人之所以选择华裔开刀？？因为组织发动袭击的人明白，不会有任何人为这些被害者作主。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至今也不知道谁是最终的主谋，也不会有人再去过问，这一切将成为历史，无论中国的大陆，还是台湾都不敢得罪印尼。当时，只有新加坡竭尽全力的帮助华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到处都是从印尼逃亡出来的华人，新航为此加开了一倍班次，来救援被洗劫的印尼华人。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是印尼华人的避难之地，也是华裔心目中的天堂。别说华裔，印尼甚至不允许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开，尽管当时印尼和香港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取消，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只能登上汽车，长途跋涉从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可笑的是一些华裔还在希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华侨提供适当援助。
我们日本外务省早前就提醒日本侨民及旅游者不要出席大型聚会，不要外出。政府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撤出在印尼的13600名日本侨民和大约7000名观光客，日本政府非常担心日侨的安全，防卫厅为撤侨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即时展开各种情报搜集及分析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将派出专机和自卫队机，选定五处机场起降，我们自卫队的C-130型运输机在五处机场均能起降。所以我们在印尼的日本人和侨民一点也不紧张，紧张的只有日本政府。
中国也有所表示，因为中国刚刚收回香港，必须至少在表面上作出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已注意到印尼局部地区近日出现了一些骚乱，对此表示关注，做为印尼的近邻，中国希望印尼能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对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处境表示关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将全力以赴为华侨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发言人强调在5月14日一天有179名香港公民向使馆登记，均没有受到袭击，使馆人员正试图前往港商工厂与被困港人联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虽然设立两条热线但无法应付需求。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解释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只有25名工作人员，电话线只有五、六条，供不应求，连公署方面也无法打入。发言人说，25名使馆人员已已经是不吃不睡的在工作，部分人专职接听求助电话，部分人在机场为滞留港人“买”机票，发言人强调使馆派出专车拯救了70多名处境危急的港人逃出险境。他还继续解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使馆专车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他呼吁港人一定要理解。
美国国防部表示如果有必要，准备为想离开印尼的美国人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援。美国大使馆敦促侨民离开雅加达，并安排两架波音747包机，协助侨民撤离。
马来西亚派遣了两架空军运输机前往雅加达接运侨民。除中国大陆以外，台湾籍侨民有32000人准备撤离，台湾长荣和华航增加专机前往雅加达，由于雅加达机票难求和哄抬票价，长荣航空指示印尼职员，对无现金支付机票的台商、旅客、侨民，可先登机，回台后再补交票款。国泰航空公司改派波音747客机飞行，每日增加200个机位，协助滞留在印尼的港人返港。
据我了解，华裔自1995年起，一直是印尼的主要投资者。但在印尼他们连三等公民都不是，我听说在棉兰有很多华人子女被绑架，女性被强暴。有一间华人经营的时装店被抢劫后，店主11岁的女儿更被集体轮奸，然后施暴者还以木棍插入女童下体，女童最终不治身亡。后来我开车去过华人的聚居区和商业中心，无一例外，整条街整条街的被洗劫一空，到处是断壁残垣。就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我在参观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自己做为日本人是多么的幸运，因为这是活生生的暴力事件，而不是电影剧本，哪些以前在影视镜头中看到的砍刀砍头的镜头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住的城市，非常震撼人的心灵，至今我都不能忘记。
这是六年前发生的事，是发生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印尼的事。我之所以为日本人说这些，是要日本人民明白，你生为日本和日本血统是多么的幸运，因此每一个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报答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必须是从经济，教育，人文，科技，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在综合实力方面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日本至少领先中国100年，中国的局部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已经缩小了这一距离，但大多数的地方依然落后。中国在六年前的表现是其实力的一次反应，那么对于60多年前发生的事，也只能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因为除了中国，这一历史已经被世界遗忘，包括我们日本。即便是在今天的台湾，日本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间很短，但日本在台湾人的心中种下了深深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