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经典八首爱情诗词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日本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456

2010-7-27 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7月26日在东京记者会上声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从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本网记者随即向日本驻华使馆求证，日本大使馆方面对此事表示“暂不能回应”。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丹羽26 日上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1972年中日建交时的《中日共同声明》后，两国也签了若干双边文件，但是一切都以《中日共同声明》为基础，声明中日本对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之主张，并未承认，只明记为“加以理解并予尊重”，他还称，身为大使，他还是“坚持日中共同声明的精神”。

　　环球网记者就丹羽宇一郎的发言向日本大使馆进行求证，一位新闻官表示现在还未能确认记者会上发言的具体内容，需要向东京发函确认，一旦有确定答复将会向记者表明对此事的态度。但目前“暂时不能回应”。

　　丹羽在记者会上还说，中日关系必须以互相信赖为基础，要建立互信关系就要坦诚对待，和中国交涉谈判，不能一切以对方的意见为意见，否则“只会被对方看不起”而已，“应该说的就要说”。他说，“我坚持的是‘no就是no，yes就是yes’”，例如中国的食品如被发现有问题，他就会直接向中国反映，坚持日本的态度，丹羽强调，“国家的品格很重要”。

　　71岁的丹羽宇一郎是日本二战后第一位民间人士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他在记者会上说， “爱国”是他的最重要理念，到北京之后的新工作就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此前，日本外务省一直被批评把“省益”放在最前面，而不把“国益”放在眼里，这是不行的，认为这次他出任大使是“保护日本的国益”而不是 “保护外务省的省益”。来源: 环球网▲◆★●■☆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5/99/29/7_1.html

郑永年 2010-07-28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