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以“大安全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因为规模所限，谢绝了不少要求与会的学者，这是小遗憾。”研讨会组织者、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三次申请历时八年
　
　　“蒋介石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现在能在大陆地区心平气和地讨论研究，非常不容易。”在研讨会结束时的总结中，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这样感慨。

　　邵铭煌的话说出了众多与会者的心声，此前，很多人都不相信会议真的会在大陆举行，因为放在几年前，学术界想申报有关“蒋介石”的研讨会，根本批不下来。

　　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历史系杨树标是老一辈蒋介石研究专家，他体验过申报蒋介石研讨会的困难。2002年，杨树标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他表示，台湾愿意出钱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的研讨会。

　　回国后，杨树标就举办蒋介石研讨会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夏威夷回来后，我们以浙江省档案局档案学会的名义向上申报，一年后，我们与浙江省台办一起合作申报。”但是，两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认为打出蒋介石的名字太过明显，不予批准。”
2007年1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当时目标之一就是召开一次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相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陈红民说。他坦言，当时只是把这一目标看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不过，出乎陈红民意料的是，2009年6月，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很快即获得同意批复，今年4 月会议结束，前后不到10个月，“通常国际会议的周期在一年左右。”

　　在陈红民看来，这次会议申办成功，说明民国史研究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大为改善，它释放出来的信息必将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更快的发展。

　　今年1月，陈红民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阅蒋介石日记期间，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采访了陈红民。当时记者反覆追问他，大陆是不是真要开蒋介石的学术会议。

　　“他们不相信——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有不相信的，问我们有什么样背景。”陈红民对记者强调，“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中国大陆学术气度比过去好了很多，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他说的这段话最后被《世界日报》刊出。
　　
　　从“险学”到“显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十七篇论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讨论民国政治、军事、外交，都绕不过他。甚至，蒋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史研究的标尺。”陈红民说。

事实上，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起步不久，许多课题有待开发。多年来，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出现，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联在一起，“如何将他回归到个体，将他个人行为与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区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陈红民说。

　　陈红民1984年大学毕业，是大陆首批民国史研究生，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者手头的研究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而且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学者也对蒋氏研究望而却步。

　　1988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为写作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然而这篇论文并没被发表。

　　1992年，作家叶永烈欲在大陆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但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当时的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均表示，大陆首届蒋介石研究会的召开，有助还原蒋氏，也有助于加强两岸的相互理解。（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回顾历史教训　中国要抓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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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以战略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进程、推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29日电（评论员　齐云鸿）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时刻面临两大艰巨的重任，那就是推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不可偏废、缺一不可。过于偏重某一方面都可能导致不平衡的严重后果。而一再强调的战略机遇期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它既包括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包括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机遇期。两者之间存在交集、同步和重合的时空，但也更有诸多差异乃至不同步、不同幅的领域。过于强调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时可能对国家安全并不有利，长期看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被动棋局。

　　因为历史教训一再证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发展成就骄人未必一定导致国家安全环境好转、国家安全维护能力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稳步发展，执行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针，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同时应该考虑安全方面的得失。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表明，经济实力强大并不一定导致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强大，这方面其实有许多深刻的教训。

　　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时期开拓性一面明显，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可观，不仅在外族和外地入侵面前表现出了牢固防护一面，还不断通过主动出击和长途奔袭，以及辅助以部分怀柔措施，削弱乃至消灭了几百年来在北部和西部长期袭扰的对手和心腹大患，北部边境赢得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基本和平。

但宋朝由于赵匡胤对属下兵权强大的过于忌惮，而对官僚体系进行重大改革，重文抑武的倾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