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之—23、2004年 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N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今 日 看 点 : 2008-07-04 ▲◆★●■☆
新京报：官员走穴商场等同于贪污受贿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7-03/084815862970.shtml
官员商业走穴出场费超万太离谱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7-03/023215860250.shtml
美国议员为布什出席北京奥运向中国开价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3/082615862961.shtml
《纽约时报》评论解放军抗震：不算一流军队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7/0703_342_631271.shtml
俄称对美导演的蒙古“铀革命”不会袖手旁观
http://news.ifeng.com/mil/3/200807/0703_341_631085.shtml
新京报：官员走穴商场等同于贪污受贿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7-03/08481586297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3日 新京报
新京报社论
最新一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披露，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官员，频频出现在各种新产品发布会、庆典、展示会、洽谈会、剪彩、揭幕、首发式等商业活动中，并收取不菲的“出场费”，甚至连带其司机秘书都有份。
而此前媒体曾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很喜欢参加药企的剪彩、揭牌等活动，每次都接受高额出场费，有一笔高达20万元之巨。
四川省“书记卖官案”的主角、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为减少“不明财产”数额，竟在法庭上称：“我作为一个领导，每次开会都会发钱(给我)的，不论大会小会，这笔钱也没给我算进去。”显然，在杨毓培眼中，“出场费”完全为正当收入。
然而，尽管打着“辛苦费”、“劳务费”等冠冕堂皇的招牌，这些官员“走穴”仍掩盖不了隐性腐败的实质。
一些企业之所以邀请官员，与官员背后的国家机关的影响力有关，有借官员为企业做广告、利用公权力为商业利益开道之嫌。因此，类似的官员“走穴” 往往成为一种权钱交易。现实中，一些“走穴”官员只需露个脸，说两句话，挥一下剪刀，可出场费却动辄上千上万，有的企业不直接给钱，而是给贵重纪念品或购物券、有价证券等。可以说，官员“走穴”是一片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
据业内人士透露，也有少数官员参加企业活动一分钱都不要。可即使是免费的“走穴”，也很不适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应当是平等的，政府部门应当对它们采取一视同仁的管理和服务，倘若政府官员对企业厚此薄彼，在商业活动中为特定企业背书，用公权力抬高该企业的声誉和产品知名度，这对其他企业而言很不公平。政府官员作为监管者，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与被监管企业走得太近，那么谁相信该官员能公正履职呢？官员“走穴”，以政府信用为企业担保，还存在极大的风险性。因为市场变化万端，企业兴衰往往难测。更有甚者，万一官员被不良企业蒙蔽、利用，造成负面的社会事件，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必然受损。
可以看到，在此前发生的某些商业骗局中，“走穴”官员往往不自觉地成了帮凶，他们对企业的褒扬之词和与企业负责人的合影，成了不良企业蒙骗社会大众的工具。
官员作为政治人物，代表着公权力，可谓动见观瞻，对于官员“走穴”，切不可放任自流。我们应当建规立制，未经上一级审批，官员不得出席任何社会商业活动，或在商业活动中“挂名”，无论是以官方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身份。即使官员参加某个活动十分的必要，也要经过批准，并不得收取任何报酬，此时官员行为属于公务行为，一切开支应由政府支付。
之前，河南等一些地方已出台规定，对官员出席剪彩、奠基、颁奖等活动“喊停”，不过这些规定要么适用范围过窄，如只适用于“省一级官员”，要么缺乏刚性，对于官员犯规，缺乏责任追究的威慑性条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明确官员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分际，杜绝公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不当干扰，从严治吏不容“小恶”，终结官员“走穴”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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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商业走穴出场费超万太离谱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7-03/02321586025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3日 现代快报
作者：刘洪波
7月2日的《瞭望》新闻周刊说，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现象普遍，“出场费”最高超万元。
总体而言，这个报道提供的新信息，在于让人们知道“出场费”已经达到超过万元的水平，而政府官员出席商业活动，不是新信息。
因为这样的事情，早已是司空见惯，一个企业要搞活动，没有几个官员出席，才是反常，有官员出席，则是正常。当然，我不认为“没有新信息”，报道就没有意义。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怪事情，实在是很多。“没有新信息”的事情，被提起来说一说，就有可能算一个事儿，不被拿出来说，大家就不以为然，或者装作不以为然，混着过下去了。
报道中说，有人在建议，把严禁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纳入法律轨道加以规范。这又是一个毫不意外的思路，任何一个不好的事情，似乎不纳入法律轨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规范得了。这便是“依法治国”吗？我想，对于约束普通人的行为来说，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官员行为，如果非法令明确则不可约束，那就是约束机制的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官员所受的约束，归根到底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公民的意志。一个官员做下刑案要不要坐牢，出现民事纠纷要不要承担责任，这是法律管的事情；而官员在一般行为中是否“合乎官员身份”，管这种事情需要的未必是司法部门和纪委监察部门，只要有正常的权力约束机制，公民意见和舆论反应就能起到作用了。例如官员不得包二奶，我看原本无须专门规定，在正常的权力制衡体系中，这样的丑闻出一个就能倒台一个。
公共权力与商业行为保持距离，官员与商业活动保持距离，这在正常的社会里应是常识，也应是公权力和官员行为上的一根禁行线，越过界线就要被穷追猛打。然而，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也无所谓道德了，因为它惟一可能服从的只有“禁令”，而且禁令也不见得服从，它会以“不拘一格”或者“别人都未遵守”为由把禁令也置之不理。这样，权力就一点体统都不再讲了。这就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规章制度的迷信，而且规章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官场行为却越来越等而下之。
权力与商业紧密联系，在我们这里其实已经连丑闻都不算了。有时，人们强调公权力要保证公平；有时，人们又强调公权力要着力保护“重点产业”。于是公权力为某些商业利益提供特殊保护，而不是提供平等的商业环境，就很像是顺理成章。有时，人们说官员不要跟商人打得火热，以免被大款拉下了水；有时，人们又说官员要交几个企业家朋友，这才能了解企业的甘苦。于是官员与商人之间到底应该怎样交往，也模模糊糊。官员出席商业活动，企业有面子，官员有利益，而且，你说这是“支持企业发展”呢，还是去拿红包呢，好像也说不清楚，总之没有交代不过去的问题。人们获得的则是一个商人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隐性教育：他们是关系很铁的。
是非界线
，已经很模糊。就算还有那么一点没有模糊的是非界线，也不起作用，因为“还没有明确规定”。即使“有明确规定”，也已经被很多人在违反，只能起到要追究就是问题、不追究就不是问题的作用了。
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背景下，官员会做些什么事情，与是非没有关系，甚至与“明令禁止”也没有关系，做与不做，几乎只在于是否想做。乐于制定一个又一个详规，而不把权力放到公民和社会的约束之下，说这样可以使权力变得服帖，我看要么是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
美国议员为布什出席北京奥运向中国开价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3/08261586296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3日 环球时报
美国国务卿赖斯宣布要陪布什来看北京奥运会仅两天后，就有个别美国议员给他俩的“奥运之旅”设定前提条件。本周二，身在北京的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和沃尔夫公开表示，除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重大改善 ”，否则布什和赖斯不该出席北京奥运会。上月11日，正是这两人在美国声称“中国黑客”盗走了他们电脑中许多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和难民”的身份信息，结果被美国网络专家奚落他俩“电脑知识太差”。如今，他俩干脆直接跑到北京来，当面数落“中国的不是”，似乎是想学习他们现在的“领导”佩洛西“一骂成名 ”。2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果然当了他们的传声筒，骂中国再次成了美国政治人物们抢夺媒体曝光度的捷径。
● 美议员“上门”指责中国
据“美国之音”1日报道，史密斯和沃尔夫当日在北京表示，他们周日试图在京约见3名中国人权律师，但这3人“受到中国安全部门阻挡，未能赴约 ”。这令两位常年在人权方面批评中国的议员大为不满。史密斯说，“不幸的是，奥运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镇压，为的是不让那些跟官方路线持不同观点的人发出声音，不让他们接触其他人。”他说，“除非出现重大进展，例如一些囚犯获得释放，否则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都不该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沃尔夫则说，他们向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734名“中国政治犯名单”，要求北京释放这些人。
在1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对美国议员的无理言辞做出了回应。刘建超说：“据我了解，美方这两位议员是作为美国驻华使馆客人来华进行美方内部磋商的。我们认为，他们在华期间不应该从事一些与来华目的不相符，甚至与他们身份不相符的活动，我们也要求他们不要做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的事情。”
● 反华是二人共同语言
55岁的史密斯和69岁的沃尔夫同为共和党人，然而他们更显著的共同点在于都喜欢对中国事务横加指责。
史密斯是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资深成员，曾公开批评中国实施计划生育，诬蔑中国搞“宗教迫害”，并坚决反对对华贸易正常化。与史密斯一样，沃尔夫也爱批评中国人权，并曾于1999年试图阻止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今年6月11日，他们两人合演了“中国黑客袭击国会山”闹剧，声称自己电脑中的信息被中国黑客盗走，结果不仅被美国电脑专家笑话该“恶补电脑知识”，还被美国网友质疑是拿中国话题炒作。
● 批中国成出名捷径
史密斯和沃尔夫跑到北京批中国的举动，倒是和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当年的作为有几分类似。1991年，佩洛西正是靠着在访华期间背着中方接待人员，跑到天安门广场打黑布条一举成名。此后，批评中国更为她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事实上不少美国议员就是靠批评中国出名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倪峰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求中国释放所谓“政治犯”，这些美国议员其实并不在乎结果，只要吸引到足够的关注，他们就达到了目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专家余万里表示，这些美国政客批评中国，主要是为吸引选民注意，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对于他们的言论，我们没必要看得太重”。▲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陆 乐 本报记者 胡 笳)
《纽约时报》评论解放军抗震：不算一流军队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7/0703_342_631271.shtml
2008年07月03日 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7月2日文章，原题:地震暴露中国军队的不足。
这些中国军人脚穿帆布鞋、肩负背包，风风火火地赶赴国家灾难现场。他们浩浩荡荡开进山里，个个背着铁铲，通过绳子和人力，将受阻道路上屋子般大小的巨石移走。他们爬过砖块和混凝土堆，倾听废墟下是否有人声。5月四川发生地震后，中国紧急派出来自陆海空和第二炮兵的13万大军深入山区，这是中国自 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部署。
他们坚忍不拔地投身于救灾的形象清晰呈现于公众视野和新闻媒体，同时也给分析家们提供了绝佳机会，来评估在中国投入军队数百亿美元以来部队在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军队此次在国内公共关系上得分良好，但在一些老资格的观察家眼里印象一般。
情报研究与分析中心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詹姆斯•马尔维农表示，地震暴露了中国军队的优点和不足。它动员迅速，但没有做好在分秒必争的头72小时救人的准备，“这帮小伙子徒步翻山越岭，徒手挖出幸存者。这算不上是一支一流的现代化军队。”
一位知名防务分析家表示，像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等专业化部队懂得如何从废墟下救人，而绝大多数军人几乎没有接受过类似训练。
美国驻华前武官丹尼斯•布拉斯科说，中国军方投入大约100架直升机，向偏远山区运送食品、补给、医疗队及营救伤者。但布拉斯科和其他专家说，由于军队没有重型直升机，重要设备如挖掘机、起重机不得不通过受山体滑坡阻塞的陆路开进，这延缓了营救行动。
中国和西方分析家一致认为，中国军队缺乏重型直升机和运输机是地震初期营救行动的最大瓶颈。他们说，军队通讯条件糟糕，未能迅速获得卫星图像以帮助决策。
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官员阿伦•贝姆认为，相比于工程技能，中国军队明显更加重视常规作战。尽管中国军队努力进行现代化，“但其强军思想仍停留在把大部队运送到战场。”
中国经常部署军队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骚乱及其他国内安全问题。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和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大铭（音）说，除了准备与台湾可能爆发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