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之—24、2004年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今 日 看 点 : 2008-05-01 ▲◆★●■
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是福不是祸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30/article_3451.html
中国行政成本为何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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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要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 美国担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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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台协会有现役军人：不穿军服，工作三年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27/article_3296.html
印度向中国发强硬信号：边界问题绝不妥协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26/article_3276.html
揭秘：尼泊尔1974年剿灭“藏独”武装内幕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12/article_2712.html
解析中国粮价不涨的秘密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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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是福不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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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30 互联网： 欧洲议会4月会议结束，一致通过决议，将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禁运早在20年前已实行，多年后欧洲不断传来声音说禁运与现实情况相违背，希望尽快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其中最热心取消禁运的是法国，法国急需中国这块销售市场，随后是柏林和罗马也持同样观点。就目前看，欧洲正着手组建自己的安全部队，因此取消禁运无异于是让他们白忙一场。
坚决反对解除禁运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日本，正式取消禁运绝对不符合华盛顿和东京的意愿，表面上看是出于对台湾的担心，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军力增长。随声附和华盛顿的是伦敦，虽然事实上伦敦掌握着武器禁运的决定权，但从掌握的内幕消息看，英国也像法国一样积极反对这一禁运决定，但英国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为此，美国曾威胁要限制美欧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而英国这方面的期待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期望还高。另外，日本也是抓住一切与欧洲国家会晤的机会提出反对解除禁运的强烈要求。
正是出于以上几点主要原因，欧洲议会不得不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尽管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但对于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是福不是祸。
◆ 第一，建国之后，中国快速发展，尤其是军工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四面楚歌、禁运、封闭、艰难的环境下实现的，尽管有前苏联的援助，但是更多的还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没有当年的禁运，中国是不可能有自主创新研发的“大国利剑”，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国地位，这一切都是被东、西方国家逼出来的。印度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东、西方国家一直授予其“最惠国”待遇，让他们可以买到自己的想要的几乎一切东西，也正是如此，让他们磨灭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
◆ 第二，欧洲议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有助于加速催生“中国标准、中国创造”的步伐。如今的中国军工已经逐步独立于美国和北约、俄罗斯两大标准、制式、体系之外，建立了自己自主并具有很强兼容性的新体系，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确立自身的独立位置。
◆ 第三，花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最先进的东西是不可能出卖的，更何况是卖给中国！我们强调科技强军，就是要用自己的创新科技和研发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子弟兵，这种“中国创造”的自家武器，我们会看着自豪，用得顺手，维护得明白，而不再是对“洋武器”那样仅仅是会用，会简单维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一旦到了战时岂能留住“洋专家”为我们卖命。
◆ 第四，“万国牌武器”看着花哨，但用起来麻烦不少，其效力也就可想而知。仅仅维护就需要若干套人马各自维护，通用性极差，依赖性很强，维护成本极高。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要封存“幻影战机”，其中的苦衷我们不难理解。
◆ 第五，未来的世界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第一位的，有了人才，科技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从过去的组装、仿制、改装、升级、研发到如今的自主创新，我们走了一条别国没有走过的艰难历程，“中国制造”已经升级成了“中国创造”，这都得益于几代中国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伟大复兴的灵魂。尽管我们在科技创新、人才待遇、科技重奖、科技名誉等，还存在很多体制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有些部门还缺乏拴心留人的政策，但我们也应看到，如今中国一些重视人才的观念已经在逐步转变。
◆ 第六，欧洲议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更加坚定了“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对那些动摇甚至诽谤、离间中俄关系的别有用心者，无疑是一场很好很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不要认为俄罗斯就是为了赚钱才卖我们东西，不值得宣扬！市场经济赚钱无罪！国家利益至上无罪！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两个国家之间。
◆ 第七，实际上中欧之间尽管存在武器禁运，但是实质上早就开始与相关国家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等。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希望大宗采购全套欧洲武器装备，这样不符合中国的军队体制。因此，就算解除武器禁运，中国也不会大量采购欧式武器，武器禁运禁令的解除与否实际上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这次欧洲议会一致通过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决议，并不是什么新闻，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结果。换言之，应该感谢欧洲议会，让我们有了与之更新更好的合作方式和方法，更有利于中国不断的创新发展。▲
中国行政成本为何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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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29: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专家研究指出，2003年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7%。
尽管200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中，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幅仅为14.3%，是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仅仅是预算内，还不能说明整个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长得以有效控制。”
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热点话题。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公众对花什么钱、花在什么地方、怎么花、是否有效率，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但周天勇认为，在行政成本上，与几年前相比，改变还不太明显，“而且巨额行政成本开支容易带来乱收费、滥罚款等现象，损害经济环境，同时也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要根除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弊端，需要搞清楚降低行政成本难在何处。”对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不过，他欣慰地指出，随着全国两会期间温总理提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把人民的钱管好用好，花到人民身上；以及大部制的推进，使得阻碍行政成本降低的体制痼疾在充分暴露的同时，“正在形成破解这一难题的契机”。
● 行政成本的不透明
每年政府行政支出到底花费了多少钱，是控制行政成本最基本的一个数据。作为中国较早研究行政成本的学者之一，周天勇遗憾地表示，准确的政府行政支出数据谁也不知道，“政府支出除了预算内，还有预算外。由于预算外收入的不透明、不公开，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钱谁都不知道，用多少自然也不知道。”
“在探讨行政成本时，数据的缺乏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核心数据，”彭真怀指出，甚至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作了规定，但也普遍没有涉及政府行政成本及其信息公开。所以，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研究者“只能在公开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算”。
周天勇在2003年对行政成本进行了推算，得出结果为2003年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7%。这个结果至今仍不断被研究者、媒体引用。对于2007年的行政成本，尽管他仍然在进行大量复杂的测算，还没有得出结果，但有一点他似乎很明确，“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一比例保守估计在30%左右。”
而从权威统计数据的预算内来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也比较快。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 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 14.60%，到2006年上升到18.73%。
从国际横向来看，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介绍，拿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而且，在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中，该提案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受访专家指出，过高行政成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大大挤占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资金。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6.29%，2005年为 26.38%，2006年为 26.83%，不仅徘徊不前，甚至低于2000年的27.6%。与此同时，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
● 居高不下的原因
“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实质是由行政机构膨胀、人员庞杂所导致。”彭真怀指出，这不仅造成行政机构人员经常性的开支、工资、办公费用等的高涨，而且造成行政摩擦、效率低下等“九龙治水”的现象。
他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国家财政共投入9000多个亿的资金，但分派给了11个部门。结果资金使用效率很可能大打折扣，“一些资金甚至被用作修建楼堂馆所。”周天勇也认为，目前的五级政府，层级过多，造成了机构的重复设置，直接导致行政成本节节攀升。
多位专家认为，五大原因造成了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
◆ 首先，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上述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二十多人就有一个属财政供养。
◆ 其次，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目前，对职务消费缺少明确的标准和限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在彭真怀看来，目前对包括行政公务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更偏重预算的制定、偏重支出规模的合法性，但对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管理和效益评估，“其实，也幷不是没有标准和制度，关键是标准得不到贯彻。”
◆ 其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一方面政府支出没有全部纳入预算，还存在大量的不受监督的预算之外的政府性资金。另一方面，即使是预算内，行政成本也未见详细的数据公布。
而且，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叶青指出，我国预算编制存在着编制力量不足、时间不够长、内容不够全等问题。他以美国为例， “美国专门有一个队伍在编制预算，从总统的预算管理局到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一般要编一年，再交给财政部门去执行。”
特别是对目前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制衡机制，周天勇指出，“目前的状况是我来编预算，我来花钱，我来监督，人大对此的监督作用效果不明显。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目前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在管理和服务中缺乏效益观念、公共财政的理念、紧迫感与责任感，出现‘敞着口子花财政钱’的现象。”
◆ 再有，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周天勇认为，部门利益对财政改革形成了较大的阻力，各部门预算外的一些收费、罚款等，财政部门难以制约。而且， “收支两条线改革”也许助推了上述部门利益合法化，“本来很多不合理的收费，应该停止收取，但现在是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把不合理的收入合法化了。”
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点”之一——公车消费为例，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我国目前公车消费的数据，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3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
周天勇认为，“行政成本特别是公务消费节节攀升、公私不分等现象严重，长此下去，不仅影响政府形象，也会拖垮财政。”
● 多管齐下控制行政成本
不过，周天勇指出，“从全国来看，降低行政成本时机已经成熟，需要的只是政府的决心和魄力。”“这是个决心的问题，也是权威的问题，现在必须要这么做。”
对于怎么做，周天勇认为，首先要把政府收钱管住。他建议，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成本支出不得超过GDP的25%，“这个数字是根据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税费负担，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最高不得超过25%，一般是在18%～25%之间。”如果这一比例大大超出，将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甚至造成投资消费比例失调。他强调，需要改变各级政府把“超收”当作“成就”的思想，“在国外，预算就相当于法律，超收就相当于多收老百姓的钱了，属于违法。”
同时，他建议，政府行政支出不得超过15%。在他看来，不论行政支出项目的数量和多少，如果限制总量，就会倒逼许多行政项目进行调整，可大可小的开支、钻政策空子的开支，都会不得不收敛。他认为，这远比单纯口头要求“不让因私坐公车、不让私客公请、不让借公出国”管用。
“关键是要明确到底政府能花多少，老百姓应该花多少，制定一个法定的比例。”周天勇认为，这也需要对老百姓的支出有一个比例，“例如民生支出、教育支出等应该占多大比例，每年应该增长多少，要有个明确的比例。”
在这里，周天勇特别强调对人大监督功能的强化，“审核资金是怎么来的，资金又是怎么使用的，如果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就限制住了政府的利益。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加快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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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算，周天勇认为，“中央一级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应该分开，进行专业分工、相互制衡，提高预算透明度。比如，增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扮演预算编制的角色。或者按照现代国家的体制，提前6～9个月提交预算，由人大财经委员会下设的预算委员会的专业人员严格审查，之后交给专家委员会和人大代表审议。”
事实上，九三学社中央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就强调了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与监督，尤其指出普通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公车使用，手机话费，办公用品、公务接待费，以及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应在政府与决算和政府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中以比较详细的类别列出。
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中央财经大学李贞副教授认为，绩效评估制度是治理行政事业单位行政成本过高的有效途径，“为了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应该加大对预算编制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力度，建立健全合理的绩效预算和公用支出成本核算体系。”
尽管目前从全国政府绩效审计情况来看，大都是围绕专项资金和建设投资项目而开展，很少涉及行政成本效益审计，而且行政成本效益还面临着社会效益较难衡量等问题，但李贞认为，应该积极推进，边做边完善，“绩效评估对于降低行政成本理论上幷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关键是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和贯彻的问题。”（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法国要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 美国担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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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2008年4月29日电／环球网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第三大通信卫星运营商——法国Eutelsat卫星公司决定使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发射卫星。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射西方主要卫星运营商卫星的第一份合同。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Eutelsat公司使用长征火箭的计划给想要以军事、科学方面的优秀能力为基础跃升为民间太空产业中的强者的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此次签订的合同中，中国的长征火箭被保险公司评价为比俄罗斯“质子”火箭更安全的发射体。
美国太空产业专门杂志《Space news》27日报道说，如果用欧洲航天局(ESA)的阿丽亚娜5型火箭发射卫星，保险费率为6.5%，美国的“宇宙神”(Atlas)5型火箭为6.6%，中国长征火箭为7.9%，俄罗斯“质子”火箭为10.3%.
《华尔街日报》称，Eutelsat公司虽然表示只和中方就2010年发射一颗卫星达成协议，但业界相关人士认为Eutelsat公司计划广泛使用中国的国营火箭。该报道称，“SES全球”、“Intelsat”等其他卫星运营商也很有可能继Eutelsat公司之后，陆续使用中国长征火箭用作卫星发射载体。
欧洲第二大卫星运营商Eutelsat公司决定使用中国火箭后，美国议会对中国太空计划的担忧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美在台协会有现役军人：不穿军服，工作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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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27 互联网：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代表美国的驻台官方机构为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按照惯例，其工作人员必须中止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关系，才能进入协会工作。
与该协会幷行的是由五角大楼与中情局下派在台湾的技术联络组和技术组，它们共同负责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事务，这两个组各有3名工作人员，虽然上级领导是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但这些工作人员均为平民身份，即便此前在军方服役，调派台湾前也必须先退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与服务，美国在台协会也以合同形式雇佣过多名退役军人，来协调对台军援等相关事宜。然而在2002年10月，美国国会修改了《与台湾关系法》，允许直接委派政府人员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以提高行政效率”。正是这个修改后的法案，为美军现役军人进驻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2005年年中起，五角大楼开始向ＡＩＴ派驻现役军人担任“武官”，以统筹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事务。不过，此举的具体处理方式相当有“技术性”，即这些担任“武官”的现役军人不穿军服，工作时间限制为3年。当时，美军发言人曾辩称：“这幷不意味着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不是政策将要变化的信号，而仅仅是一种为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眼下，派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的首批军人服役期即将届满。但五角大楼非但不想放弃在台派驻现役军人的既得利益，甚至还想继续扩大权限。
因此，由美国国务院在《台北时报》刊登广告进行招标，分明是在释放“试探气球”。而在外界纷纷质疑美台关系或将升格时，美国务院又出面辟谣。
若真由陆战队卫兵承担安保任务，将使美国在台协会取得事实上与驻外使领馆相同的待遇，这无疑将令美台关系产生质变；另一方面，一旦将来台海形势危急到让美国感到“严重关切”时，战力强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力可以以保卫馆舍的陆战队遭袭为由，立即从冲绳和关岛出兵驰援。（来源：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印度向中国发强硬信号：边界问题绝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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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26 互联网：国际先驱导报4月25日：印度用行动向中国发出强硬信号：边界问题绝不妥协
印媒有关印度加强中印边界附近军事基地设施的消息不断，4月19日印度CNN-IBN电视台更是爆料：印度不惧中国龙，将要重启43年前在喀喇昆仑山脚的道拉伯格玉尔地废弃的军用机场。
● "曾被中国军队包围"
道拉伯格玉尔地位于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一个寒冷的不毛之地，距离中印边界9公里，古时通常是人们沿着丝绸之路旅行时歇脚的地方。这里海拔5050英尺，冬季气温多在零下30度。气候条件恶劣，使得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植被。要不是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没人关注这里。
当年，印度陆军曾在道拉伯格玉尔地建立了一个停机坪和一条简易跑道，使之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经常会有伊尔-76往返于此。印度前空军司令拉尔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印度空军用运输机和直升机承担了大量运送士兵、物资以及后勤补给的任务。而距离喀喇昆仑山口附近的道拉伯格玉尔地正是少有的几个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军用机场。只不过，正式交战后没几天，它就被中国军队包围……"
● 很多机场都在争议地区
其实，重新启用道拉伯格玉尔地机场仅仅是印度振兴军事基地战略的一个部分。印度空军制定了一套庞大计划，涉及中印边界西段拉达克、中段的喜马偕尔邦和乌塔兰恰尔邦、东段的锡金以及"阿鲁纳恰尔"，在这些地段印度除了打算建立一
些能够与中国抗衡的新设施之外，更多的是更新并启用一些过去废弃不用的旧设施。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4月6日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时，提到国防部计划为该地区筹资兴建5座较高等级军用机场。他还表示，将会重新恢复使用一些旧的"具有战略用途的机场"。据《印度快报》披露，"阿鲁纳恰尔邦"内将有32个直升机机场得到更新。
● 意在施压边界谈判
刚从印度东北部地区调研回来的一位印度前陆军少将则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印度的确有不少人关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基础设施发展建设，他们为印度的基础设施准备不足感到担忧。"
在新德里空军力量研究中心从事战略事务研究的印度前空军少将卡克指出，"道拉伯格玉尔地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印度在边界附近的军力必须尽快增加10倍。届时如果陆路被封锁，我们唯有仰赖空运。"尽管从目前看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卡克认为，喀喇昆仑山地处要塞，中国军队仍能够对争议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卡克指出，如果能够重新启用道拉伯格玉尔地机场，在与中国边界谈判时，印度将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印报也称，这些行动就是要向中国表明一种信号，即印度不会在涉及战略利益，特别中印边界的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
一位曾担任过飞行员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前空军高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实际上那些高寒地带的旧机场的地理条件大多非常恶劣，它们地处山区，很容易出现滑坡，一些地段经常发生地震。因此，即便启用，对其地面设施以及道路进行日常必要的修理也极为困难。" ▲
揭秘：尼泊尔1974年剿灭“藏独”武装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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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30 互联网：在最近的报道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四水六岗卫教军"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四水六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四川藏区、云南藏区、青海玉树藏区和西藏昌都地区。西藏和平解放后，盘踞在这一地区的"藏独"分子于1958年纠集3000人，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叛乱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剿灭，残部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四水六岗叛军前司令贡布扎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下，决定在离西藏最近的尼泊尔北部山区木斯塘地区重建反攻西藏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中情局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经费、教官，并参与指挥。这些叛军中有数百人曾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训练。
1974年，在尼泊尔政府军的清剿下，四水六岗卫教军全军覆没。日前，当年整个清剿行动的总协调人乌克雅布先生向《环球时报》记者披露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 中情局"断粮"后，不少叛军饿死在山里
★ 环球时报：请问尼泊尔政府从何时开始知道四水六岗叛军进入尼境内的？
▲ 乌克雅布：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达赖喇嘛外逃时，尼泊尔政府就已经掌握了藏人来尼的动向。举个例子，1960年1月至2月间，至少有 1500名藏人试图从边境进入尼泊尔，遭到尼边境当局的拒绝。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就是四水六岗卫教军的人。
随后，他们化整为零，利用尼泊尔与印度开放的边境零散进入尼境内，前往木斯塘地区。据我们了解，四水六岗叛军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来到尼泊尔，而不是直接从中国西藏过来的。当时在国际上，弱小的尼泊尔遇到很大压力，只能让这些"外逃藏人"自由出入境。
但总体上讲，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叛军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直到最后尼政府军采取行动剿灭叛军后，我们才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在我们提审一些叛军成员时，他们交代，达赖集团在美国的帮助下，曾与尼泊尔政府内的一些重要部长有长期联系，因此得到"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木斯塘立足。
★ 环球时报：有报道说当时叛军在尼泊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援助？
▲ 乌克雅布：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个军用机场专供美国使用，中情局是这个机场的常客。我记得这个机场经常有直升飞机起降，大部分飞往尼泊尔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具体飞机运的是什么，尼泊尔政府也不得而知。后来我们了解到，美国从印度及其他地方组织了大批先进武器、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生活物资运给四水六岗叛军。在清剿之后的审判中，有些叛军头目交代，当时他们靠无线电与中情局取得联系，每次美军飞机来到他们的山头，他们就组织叛军士兵四处取回物资。但据我所知，这些供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更迭，有几年的时间中情局无法提供物资，结果不少叛军被饿死冻死在山里。美国很早在尼泊尔就设有使馆，使馆部分外交官也秘密与木斯塘叛军联系。1965年，美国外交官霍华德斯通在加德满都被捕，同时其供应给木斯塘叛军的大量武器也被查获。斯通因此被尼政府驱逐，该军用机场也被关闭。
● 叛军司令对我说，仗打了这么多年，一点希望也没有
★ 环球时报：尼泊尔政府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清剿聚集在木斯塘的叛军的？
▲ 乌克雅布：1972年，比兰德拉国王继位。1973年，他访问中国，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他回来后不久，就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军队、警察、内政部官员都在，也包括我。在那之前我是内政部主管"西藏难民事务"的下秘（处级）。后来我被比兰德拉国王任命为负责剿匪事务的协调官。比兰德拉国王对与会者说，中国总理周恩来跟他严肃地讨论了木斯塘叛军的问题，并希望尼泊尔政府采取行动剿灭这些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叛军。会议做出清剿决定后，让我尽快作为协调官员前往木斯塘与叛军头目见面，同时尼军开始包围叛军所在的山头。
当时叛军的司令名叫旺堆嘉措，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受训，据称极其好战。1973年7月，我与内政部一名官员前往木斯塘。在木斯塘县，我们见了当地官员，要求他们派几名警察保护我们，结果官员们大惊失色，说没有警察敢到山里去面对极端凶残的叛军。最后我们勉强带了一名胆大的警察。第二天，我们来到尼尔吉里山的山脚下，这里离叛军总部不远了。
首先，我们遇上了旺堆嘉措的哨兵。听说我是政府代表之后，他们把我带到半山腰的一处木房子里，周围这样的房子还有十来座，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叛军的一处基地，整个叛军共有十几处这样的基地。每个基地大约有200至300人。当时旺堆本人并不在，他的副手巴陈跟我见了面。他答应把政府要求他们投降的意见转达给旺堆。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