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今 日 看 点:20200129(上午版)▲◆★●■☆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https://news.sina.com.cn/c/xl/2020-01-28/doc-iihnzhha5138924.shtml

钟南山: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https://mp.weixin.qq.com/s?__

不允许安排英方人员撤离武汉?中使馆回应★★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7/9061376.html

怎么看待武汉处理8名发布不实信息者 最高法发文★★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28/doc-iihnzahk6772012.shtml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https://news.sina.com.cn/c/xl/2020-01-28/doc-iihnzhha5138924.shtml

2020年01月28日 央视

视频丨《新闻联播》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原标题: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斗争。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在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加强疫情防控做出了全面部署,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指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卫生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中方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参与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中方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能够客观公正、冷静理性地评估疫情。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谭德塞首先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出卓越的领导力。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中方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我们对此表示诚挚感谢。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我相信,中国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坚定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采取的举措,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坚持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作出判断,反对过度反应和不实之辞。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卫生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愿同中方继续开展战略合作。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钟南山: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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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

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非典期间,吴仪给钟南山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很喜欢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敢负责任。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钟南山

两会上,钟南山走到哪里都会被媒体围追堵截。但当本报记者提出想让他谈一谈吴仪的时候,他马上点了点头,跟记者约定了时间。

谈起吴仪,钟南山说:“我很喜欢她。”并表示,他有话想对吴仪讲:“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你。”

“我非常喜欢她。”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跟吴仪熟悉起来,是在非典期间她开始接管卫生工作之后。

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后,那个时候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我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这期间,我和吴仪的接触有好几次,其中她亲自约见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让我详细地介绍对SARS的看法和当时的情况,另一次是她希望治疗SARS有经验的广东能够派人来支援一下北京。

在SARS期间和她的几次接触中,我就非常喜欢她。

当时我对她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一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当时非典的情况更是有些人想糊弄过去,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我当时认为就应该把北京的力量整合,我说北京的医疗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会搞成当时那个样子?就是各搞各的,没有协调好,比如说,一些病人需要集中,病人的抢救需要一些比较厉害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去参加、指导抢救,这都是需要整合的。于是吴仪在统一调配医生、专家骨干方面就尊重了我们的意见;在做决定时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果断。当时包括把病人集中到小汤山、调配一些医疗队到全国进行支援的决定,她认为对的,她就马上去做。

另外,她提出“广州的经验多,你们能不能留一批人在这里?”我的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两三个月。

那个时候,卫生系统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的讲话老百姓是不听的,政府处于失信状态。但最困难的时候她站出来了。当时北京的疫情,我相信她是了解的,虽然她是副总理,但她是在全力推动消息的透明,推动全国的协作,推动境内外的合作,她是鼓励这样做的。

吴仪一个是让我来向她汇报情况,商量怎么应付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她希望我来对公众讲一些话,因为当时一些发布会都没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电视台讲,群众就会听。

她让我在全国的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我用幻灯片来告诉公众,全国SARS的情况如何,应该怎么样来防止感染,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仪兼任了卫生部长,她能把其他部门调动、整合起来,这一点我就觉得她敢负责任。她有这个优势,这非常重要,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吴仪提出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

2004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归侨的表彰会议,在会上见到她,她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她对我说:“你能不能够来担任中华医学会的会长?”我当时一下愣了,因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

我跟她说,我年纪也大了,可以找一些比较年轻的来担任这个职位;而且我人没在北京,也未必方便。但吴仪跟我说,我认为你可以,你考虑一下吧。

后来,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接到了两次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的电话。他说,我们在上海、天津等地征求了一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是能胜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这个职位的,吴仪副总理的意思是社会团体应该回归学术化,让它们搞学术、搞交流。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当这个会长。

吴仪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是很对的,这些团体的政治性不要那么强。所以,高强说了以后我就认真考虑了,除了高强的信任以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吴仪对我的信任。这几年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亲自告诉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2005年中华医学会第23届大会上,吴仪来了。作为一个副总理来参加医学界的会议说明了她对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对医务工作的认可,特别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得的。吴仪在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这个提法我们非常赞成,并且把她的话当作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次温总理也在报告中提出来了,要发挥各种学会的作用。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很多职能其实都应该是医学会来做,而不是给政府来做。

吴仪对医学会工作的推进极大,根据她的指导思想,医学院第一是服务,第二是民主,以前医学会像官衙门,这个在她的指导下变化很大。

向抗非专家鞠躬致敬

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我对吴仪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个她的讲话,在2006年9月份,在有关医疗改革的一个学习会上她讲到,“搞好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瓶颈”,这句话我觉得极为深刻,一下她就切中要害了。在满足了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的设备和条件后,看病难、看病贵就能解决了。在一两个月之后,高强也讲了这个问题。而吴仪在他讲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

最近一次见到吴仪是去年9月14日,在北京国安剧场举行全国卫生系统文艺汇演。当节目演到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音诗画《永久的思念》时,我们十位在非典时期工作比较突出的专家被请上台。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当时坐在她周围的高强等其他官员也跟着纷纷起立,朝我们鞠躬。那个情景,我非常感动,一直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已经快3年了。如果有机会见到吴仪,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我,对得起你!”▲◆★●■☆

 

不允许安排英方人员撤离武汉?中使馆回应★★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27/9061376.html

中国新闻网  2020-01-27

中新社伦敦1月27日电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27日就英国《太阳报》不实报道发表谈话。

记者问:1月27日《太阳报》报道,数百名英公民正被困中国武汉,英方拟包机安排他们撤离,但据英国官方人士告,中方表示由于现在实行航空管制,不允许安排英方人员撤离。请问消息是否属实?

使馆发言人表示,这完全是不实之词。对于有关国家希望从武汉撤离本国人员,中方根据国际惯例和有关防疫规定,提供必要协助和便利。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明确表示,这则消息完全不属实,英国政府从未发布上述信息,英国外交部正联系相关记者,要求他们纠正错误报道。

使馆发言人强调,武汉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本着对全国人民、对世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采取坚定措施,坚决抗击疫情,防止疫情扩散。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战胜疫情。英国各界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令人备受感动。

使馆发言人表示,在中国人民举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太阳报》却编造谎言、制造混乱、干扰抗击防控疫情工作,这是十分不道德、不负责任,也是不可接受的。中方要求《太阳报》立即澄清事实,纠正错误。▲◆★●■☆

 

怎么看待武汉处理8名发布不实信息者 最高法发文★★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28/doc-iihnzahk6772012.shtml

原标题:怎么看待“武汉处理8名发布不实信息者”,最高法发文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1月28日发表文章称:新型肺炎出现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谣言,一度甚嚣尘上。为什么会发生谣言?如何治理谣言?应该打击什么样的谣言?这是我们在打赢抗击新型肺炎的人民战争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可能冲在治理谣言的第一线,但是我们有责任向全社会表达自己对解决谣言问题的法律思考。

 一、谣言的概念以及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在有关新型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虚假信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一线实施社会治理的有关机关和个人,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这是更好履行执法责任的前提。笔者认为,谣言之所以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

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比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2、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群众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乱,是人之常情,应予理解。如果在这种时刻,有关信息及时、全面地公开,群众的疑虑自然会削减。但是,如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群众基于其社会交往圈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往往容易听信并传播各种谣言。所以,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我们做好了信息公开工作,群众就会将公开的信息和自己获知的谣言相对比,久而久之,当群众发现政府公开的信息永远正确时,谣言就自然失去了群众基础。反之,如果谣言一次次被现实证实,那么群众在突发事件面前,会自然地选择相信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经此一役,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宁可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宁可把对群众的警示讲得更严肃一些,宁可把局势形容得相对严峻一些,以此激发起群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重视,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类似特殊战争。

3、虚假信息起源于特殊的自媒体环境。

我们今天面对的媒体环境与“非典”时期有根本差异。“非典”时期,尚不存在自媒体的概念,信息渠道只有官方媒体一种。彼时,论坛、博客、手机短信等非传统传播方式虽然存在,但造成的影响极其有限,尚不足以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如今,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商业媒体的发展以及微博、微信等一系列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们的信息来源异常多元,个体的声音可以经由互联网而无限放大。身处在疫区的个体,可以通过语音、短视频等方式与社会公众进行更加直观、更加真切的交流,打破了官方媒体对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显而易见,在海量的信息中,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尝试都只是徒劳,传统的信息管控措施也很难再有效实施。一方面,这是中国社会愈加成熟、愈加自由、愈加开放的标志。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给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媒体土壤。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媒体环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这种复杂局面,也是当今国家治理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二、什么样的谣言必须严厉打击?

不是所有的不实信息都要进行法律打击,但是在决战新型肺炎的特殊时刻,有些谣言必须严厉打击。从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查处的有关案件看,以下几类信息应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可以进行行政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予以刑事处罚。

1、谣言涉及疫情状况,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比如,某地没有疫情而编造该地有疫情出现的信息,从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但是执法机关在查处类似案件时,应全面审查其主观恶意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如果其主观上并无重大恶意,谣言也仅在较小范围内传播,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后果比较有限,考虑到该类谣言在客观上对一定范围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积极影响,且澄清该类事实较为容易,故对这类谣言的编造者、传播者,应以批评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刑事处罚在非极端情况不予考虑。

2、谣言涉及污蔑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在国际社会广受认可和赞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公民对国家更好地开展疫情管控工作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出自己的意见,有关专业人员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是善意的批评。但是肆意编造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明知是是虚假信息还进行传播的,主观恶性极大,客观上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依法应予严肃处理,必要时应予刑事追诉。

3、谣言涉及捏造医疗机构对疫情处置失控、治疗无效等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民众对疾病治疗有重大关切,对医护人员在一线面临的防护措施出现短缺的现象有关切,对医疗机构治疗新型肺炎的能力有关切,这些情绪也可以理解,这些正当诉求,民众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进行表达,有关专家学者或者专业人员对上述问题开展正当学术批评,亦属言论自由范畴,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但是,鉴于疫情防控已经升级为国家行动,有关疫情的处置与疾病的治疗信息应绝对以国家的权威信息渠道为准。任何编造上述不实信息并传播的行为,都极易造成社会公众的巨大恐慌,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危害巨大,应依法坚决予以打击。

4、其他容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谣言。鉴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新类型谣言层出不穷,审查不同情形的行为,应结合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影响等情形综合判断。诸如一些“鼻子抹香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盐水漱口防肺炎”“喝酒吸烟防肺炎”等谣言,鉴于该类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低,且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应以正确引导、科学普及为主,不宜进行法律惩戒。但是其他一些肆意捏造事实的行为,诸如夸大疾病死亡人数、夸大疾病死亡率、捏造负面的所谓医生“自述”等行为,鉴于其主观上并无任何善意可言,且极易造成社会公众严重恐慌,依法应予严惩。

三、结语

与谣言的斗争,本质上是在如何争取群众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斗争。今天的中国,基于其开放和自由,我们对一些不实信息并不进行管制。澄清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认识,一方面靠国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但是病毒当前,国家面对重大考验。在这个时候,对不怀好意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应给予其坚决、有力打击,这是国家政法机关的应尽之责。社会各界、有关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唐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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