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语经典（十一）
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它却会骗你一辈子。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 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今 日 看 点 : 2007-07-19 ▲◆★●■
美国台湾秘密开通军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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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刊文呼吁实践邓小平政改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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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激光反导波音747空试成功击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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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印巴战争时解放军为何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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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刊文呼吁实践邓小平政改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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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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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谈医改、教改、房改和国企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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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间谍在华非法测绘很猖獗 大量盗取机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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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为何突然解读我军七战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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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无线电爱好者截获英军战舰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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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激光反导波音747空试成功击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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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7 美国空军ABL机载激光武器系统起飞。中评社香港7月17日电／中新网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和波音公司在16日联合对外界宣布，作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1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47飞机成功完成了重要的空中测试。
在此次机载激光武器的试验中，经过改装的波音747-400F飞机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利用机上的红外线感测器和跟踪激光器瞄准了1架作为靶机的空军战机。
随后，经过改装的波音747-400F对靶机发射了模拟激光。在模拟拦截试验中，波音747飞机上的机载大功率激光炮主动的对空中目标进行了跟踪，通过校正大气湍流，最终成功的向目标发射了模拟高能激光，并成功的击中了预定目标。
试验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激光控制系统和火控系统被用来修正大气中的湍流干扰。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来自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工程人员将开始在飞机上安装真正的高能激光炮，以准备导弹拦截测试。
该研发专案的总承包人，波音公司副总裁派特•夏纳韩称：“我们现在已经演示了机载激光武器跟踪来袭导弹、精确发射激光和摧毁来袭导弹的大部分步骤。”
美国国防部该计划主管约翰•丹尼尔中校介绍称，试验是在14日进行的，当天对“定向能量”武器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定向能量”武器以光速进行开火。对此，他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跟踪和摧毁来袭导弹的方式。”
机载激光炮将成为首种作为武器安装在战机上的“定向能量”设备。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摧毁发射不久，飞行状态还处于“助推”阶段的敌方导弹。丹尼尔中校称，这个项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启动，耗资将达到50亿美元，研发工作将会一直持续到2009年8月份，届时机载激光炮将进行模拟拦截敌方来袭导弹的测试。▲
第二次印巴战争时解放军为何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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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7-17
★ 我当上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１９６３年，外交部调我回北京，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当时的司长是章文晋。不久，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的外交事务，第二亚洲司则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外交事务。当时同我国建交的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１９６４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第二件事就是“四清”。从６０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 “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则受到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过“四清”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１９６３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从１９６３年夏季起我就担负起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到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他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邀请参赛国家等，则先由我国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决定；各国运动员队伍去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也由我国出，运动会则由印尼办。当时的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是由我国制作的。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忙了好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过几次。
★ 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在亚洲司，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第二次印巴战争。
１９６５年５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不久印度从侧翼进击，军队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了巴军后路。巴军从克什米尔败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一时间战事甚为激烈。
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１９６４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中巴关系较为友好。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５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很紧张。于是他们向我国求援。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三天五天来到外交部，并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他除通报战争情况外，还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来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当天下午，总理就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国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们的新制坦克后，亲自驾驶着开了一圈。他跳出车舱后，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坦克好，我们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后，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还是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国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着一个印度。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行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费力。后来，巴基斯坦改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一来，巴空军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他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自接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
。总理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会谈结束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与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时我一直在场，深深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正当第二次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之际，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面对出不出兵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大家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 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
那一年的９月，适逢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到北京。在贺龙元帅宴请毛泽东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主席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同意出兵援巴。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挑衅，当时中锡之间已划定边界，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带修筑大批工事，几年间共修有大小工事约有５６个，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我国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给印度政府下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９月１５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当即命我于当晚送交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回到部里，在１６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了照会，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想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于是，他只好急忙登车而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一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了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与印度边界交涉事宜以来最称心的一次。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经他亲自修改加了进去。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离题。这个照会在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
★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我们只向巴提供了一些飞机和常规武器
１９７１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刚刚被“解放”出来。我当时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成员里，有一批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的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自然又归我负责了。
１９７１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原称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１９４７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时，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因为政治上、军事上的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１９７０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坚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于是，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面前，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
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中。西藏同内地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我们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侵占达卡后，即帮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认，直到１９７５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 文章出处：节选自《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文章作者：杨公素
美国台湾秘密开通军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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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朴胜俊 (2007.07.17) 最近，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和台军衡山指挥所之间秘密开通了军事热线。
据北京外交界消息人士和台北的媒体16日报道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台湾的衡山指挥所开通了针对中国和台湾之间发生两岸战争等情况的24小时军事热线。
在2004年台湾总统竞选时期，发生了对候选人陈水扁的枪击事件，此后台湾提出了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台湾衡山指挥所之间开通军事热线的必要性，并计划到2009年建立能把战争视频传输到太平洋司令部的系统。▲
《炎黄春秋》刊文呼吁实践邓小平政改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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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7-17讯】最新一期的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的文章，强调早在二十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
制改革蓝图，然而，由于受到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中国将这一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
文章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是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老人的未了之愿。应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
文章列举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框架的九个方面，包括：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等。
文章指出，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文章认为，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它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 “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文章警告，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文章最后指出，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多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重新将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
《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刊，编辑部设在北京，社长为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副社长则包括退休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全国记协《桥》杂志社原副社长吴思等人。吴思任执行主编。▲
吴敏：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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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rdquo;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 “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它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 “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 “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先后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物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
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官员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官员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受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中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报告改动的岂止是“一个字”或者几十个、几百个字，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被搁置了。
▲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明显地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完全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隔靴搔痒，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称。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官员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只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讳莫如深，连提也没有提。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中国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它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官员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被搁置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为什么基本上搁置了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更加审慎，在一段时间里把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错综复杂乃至带有一定风险性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还没有确立起足够的决心和信心，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长期
搁置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搁置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懮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了，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就明确表示，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邓小平默认了有关决策者和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调整，同意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起进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不等于战略性的放弃。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从《邓小平年谱》的记载看，自1993年10月之后直到1997年2月19日逝世，邓小平再也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问题。因此，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著，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后的思路和态度。概而言之，这个思路和态度就是：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坚定不移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向前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其身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样进行的最终遗嘱，是这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老人的未了之愿。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多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重新将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尽快改变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郎咸平谈医改、教改、房改和国企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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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
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 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外国间谍在华非法测绘很猖獗 大量盗取机密数据
http://www.milchina.com/Get/cn/07180644431.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7-18: 境外人员在中国大陆进行非法测绘的事件近来频频曝光，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长期危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警醒。特别是在民间，很多人过去对类似的事听都没听说过，相当多的人认为在卫星时代，地理空间方面的信息早已公开化，根本“无密可保”。
环球时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一些境外机构，甚至一些常驻中国的外交官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麻痹，在中国从事非法测绘活动，一些项目甚至危害到中国的重要命脉。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旦要害机构、敏感设施、重要资源地的详细地理数据被他方准确掌握，那就意味着这些具体目标随时会被锁定，战时就会遭到异常精准的攻击，因为现代军事手段很多都具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此，中国人必须加强保密意识，特别是一些组织和机构，在涉及国家基本地理数据的对外合作中，还须绷紧保密的弦。
★ 非法测绘信息令人震惊
今年和去年，中国测绘管理部门公布了两起J国人在新疆进行非法测绘的事件。去年是在南疆的和田机场附近及我军某雷达部队的军事管理区内，两个J国人使用两台GPS接收机，以非常专业的测量技术非法测绘，实地测得不少重要数据。今年则是在北疆重要口岸阿拉山口一带，4个J国人携带GPS定位仪、数字测温仪等，对交通要道上的桥梁、涵洞以及艾比湖、伊犁河水系作了很多非法测绘。两起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境外人员入境从事非法测绘活动的高度关注。
有关部门向环球时报介绍说，近些年来，境外组织、机构、人员非法窃取我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的案件日渐增多，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我军事、交通、能源、水利、矿产资源等重要领域的目标，2003年以来，有关部门查处境外组织、人员在我境内非法测绘的案件已有数十起。
以和中方合资、合作作掩护进行非法测绘，是境外机构和人员窃取我地理空间保密数据的一个主要手法。
今年四五月间，两名台湾地区人员因从事非法测绘活动被我有关部门查处。从他们住所和公司查获的大量涉密信息数据令人震惊。这两人供职于一家外国公司，在大陆已活动多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陆续以办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大陆许多地方收集电子地图，实施实地测绘。有关部门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他们开办合资公司的实际目的，就是搞实地的非法测绘，制作详细、精确的电子地图，向境外出售。
这两人打着合作开发GPS车载产品的幌子，先后在大陆多个城市成立了合资公司，每成立一家公司，就配备齐有关的电子底图、GPS测绘工具和车辆，对关心的地方进行非常仔细、周密的实地测绘，并将测绘结果分层标注在电子地图上。当对一片地区的非法测绘完成后，他们就立即关闭公司，甚至不惜放弃已投入的大量钱财，转赴别处重施故伎。
有关部门从在两个台湾地区人员那里查获的大量物品中发现，他们居然持有地理坐标系统经纬度精确到秒的《新版中国电子地图》，在精度如此之高的电子地图上，他们通过实地非法测绘，居然添加到了320个有效图层，我大量公共安全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