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18-07-19（上午版）▲◆★●■☆

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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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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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 中欧做大共赢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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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准舞步，中德高科技合作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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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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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18日观察者网 作者：陈宗胜

导语：6月30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主题为“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和格致出版社联合主办，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主讲，他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本文为陈宗胜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在本次出版的这本书中，实际上要讲这么几个事：怎么讲好中国40年的故事；纵向看收入差别现在究竟是个什么趋势；横向看现在收入分配格局是不是到了橄榄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指导原则、核心任务是什么，闹清楚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故事就能够讲好它。

成功者才能讲故事。西方讲海盗故事，讲了殖民地的故事，讲了工业化的故事，讲了多少年。那我们现在有资格吗？我们不跟别人比，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有距离，中印之间大家公认为最有可比性。我们有资格讲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

中国故事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种理解，在座的专家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理解。我认为分配体制和激励制度的改革是40年体制改革的首要和根本，正是分配体制和激励制度的改革激励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说，中国故事的实质是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就是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中国故事的导演者。社会主义的本质恰恰也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共同富裕，所以这是中国故事的本质。

中国故事的指导是什么？简单说就是适时、适当、适度地调整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这在党的文件当中体现得比较充分。80年代基本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时候就开始把公平、效率似乎有点平等对待的意思。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分配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十八大到十九大，可以说逐渐把公平更加强调了，我们不好明确说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但是从结果上看事实上是这样。从2012年开始，2012年之前都是10%，接近10%的速度，2012年以后破8、破7，效率逐渐降为第二位，这个时候主张公平的策略、战略、政策当然是占了上位。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所以指导思想就是适时、适度地调整效率、公平的关系。

核心任务是什么？40年来在分配领域的核心任务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不断的中国化、本地化、具体化。按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应该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没有成功的经验，在我们之前只有前苏东失败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怎么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市场经济当中实践，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每一个石头的标志还是比较明确。改革之初主要是恢复和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强调劳动内涵的扩展和支持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到1987年十三大就提出这一点，那时候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劳动只局限于劳动时间8小时和计工分不行了，对其进行了扩展，像家庭劳动、精英劳动、有效益的劳动、有效益的劳动加上价格、科技研究的劳动、管理的劳动等等，很多劳动以及跟劳动挂钩（的活动）都放在了按劳分配这个“劳”里面。同时这时开始承认非劳动收入。

第三阶段主要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且承认多种分配方式。

第四阶段强调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体制，这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在十五大上首次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也首次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概念，而且是非常明确地提出来。

第五阶段是延续以上分配的表述，逐步明确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职能分工，前面说的就不重复了，有分工又有结合。

第六阶段是十八大到现在，肯定按劳分配为主，在完善按要素分配体制机制基础上，强调理顺分配秩序，补齐各种短板，并且将分配不均与发展不平衡相结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分配的手段要完善，特别是不仅仅把形式上表现的不平衡看成是分配问题，它背后实际上是发展问题。如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只从再分配的角度来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不能解决。所以这时候提出来要把分配不均和发展不平衡相结合，这就是十九大提出来的。

总之，回顾我国分配体制及相关体制的改革过程，摸索的“石头”路标是比较清楚的，这个过程总的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具体化，这个是过去没有的，其他国家也没有。经过慎重和大胆的摸索，现在我们看到，与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相适应的分配体制，应该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是初次再次分配的相互补充，也是分配和发展、改革的相互配合和结合。大概是这个意思。

改革至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摸石头摸到现在，是不是成功了呢？结合前面所述，第一，我们有资格说发展结果成功了。第二，从收入差别上看，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纵向轨迹表明，总体差别已经越过拐点而下降，但差别程度仍较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成功的。但是它也有问题，现在仍然比较高。

这个图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很明显，最高点大概是在2008、2010年前后，每个侧面不同的，总体上是这样的情况，右边的这个小图的圆点表示各个侧面的拐点，总趋势是很清楚，都下降了，都越过拐点了，越过拐点就是成功之处。

那么收入差距全面下降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因素是制度因素，中国还是得跟中国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公有资本积累效应，公有资本的均等效应，随着全部资源性资本、全部公共资本和近一半的经营资本的均等化效果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显现出来。

此外是劳动差别，我们是按劳分配为主，劳动差别由于教育的普及、科技的普及，也开始过了拐点。

第三是贫困化、贫困程度、贫困率的下降、减少等等。

第四是二元户籍人口导致的农村劳动的非农化，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城镇化导致劳动收入比例上升。

第五是二元经济背景下与两种公有制相联系的背景下的城乡差别下降。

第二个因素是增长和发展因素，即增长与发展带来的经济总量扩大带来的就业机会、加班机会、兼业机会，以及分工深化、科技进步、效率提高带来的收入增加等等。

第三是政策因素，如反腐、打击非法收入、规范收入、灰色收入、小金库的减少等等，以及限制市场的推高收入。像有些国有企业的经理拿到七八百万，不是非法的，但都是市场推高的。总体上看应当说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理论得到了证明。

收入差别下降是否越过了最高点呢？我认为是越过了最高点。（判断是否）持续，要看什么？看主要变量是不是下降的，看偶然有波动，是否超过了最高点。要看主要测度指标是不是下降的，看收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同步，看涓滴效应等等是不是足够大等等。从这几方面来看是持续下降的。

从收入差别的横切面看，就是收入差别的格局看，现在为什么收入差别还是大？因为横切面看，我们现在从金字塔形并没有直接过渡到橄榄形，而是过渡到了一个葫芦形。

大家都认为金字塔不理想，橄榄形才理想，这是公认的。党在各种大会上也确实把扩大中等收入作为目标，但是现实当中我们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

从1985、1980、1990、1995年的图形来看，1995年是类似飞碟一样的形状，然后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增长出现金字塔形。金字塔形的塔尖在上升，越拉越长，恰恰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差别的上升，它主要导致众数组的变化。众数组在80年代、90年代初使总体人口都落在横轴上。然后飞碟形变为金字塔形，金字塔形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的。

然后问题是可能出现葫芦形。从2010年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考察了不同水平下的各省市的情况，2010年相当于中低收入阶段的省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大致金字塔形。中上收入的省份就开始出现葫芦形。辽宁是最典型的，北京、上海不一样，上海更像个葫芦形，北京有点儿中间鼓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导致。2011-2015年，全国有关省份的也列出来了，也是这个形状，可以说正是一个葫芦形。

葫芦形的分配是由于二元结构，是由于葫芦形的底座就是农民，主要是农民，农村居民，上面的那块是城市居民。所以这样一来主要是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过大导致的。进一步分解，在大概2015年，低收入阶层是47%，中等收入阶层是36%到40%，高收入阶层17%，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所以距离橄榄形还是比较远的，中国收入差别总体上为什么很大，而且下降很慢，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我们现在是中等以上的国家了，各国的教训、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状态）不可能总是持续的，成功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结构转化完成了，收入分配的格局也从金字塔形转化为橄榄形的了，一些高收入国家也是这样，成功的国家都是这样。不成功的国家恰巧是没有完成经济转换，也没有完成收入分配格局的转换，像拉美国家。亚洲国家成功的，像是日本和韩国，他们就完成了这个转变。

总体上看，中国的葫芦形是要经受考验的，它会导致供需不平衡，也就是说需求跟过去的一体化的金字塔形不一样，空出了两大块，这就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正在提倡供给侧改革。

第二是可能导致需求不足，因为葫芦形恰恰是对橄榄形的否定，现在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葫芦形导致的就是不足，所以它会抑制内需的发展，乃至抑制经济发展。并且，葫芦形可能导致民粹主义、不稳定等等，也就是说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风险。怎么办？推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改进葫芦形格局、缩小城乡差别，并且总体差别，跨越中等陷阱，实现中华复兴。

结论就是这样，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分配制度和激励体制的改革是最为根本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了按劳分配制度的中国化、本土化。所以证明先富后富理论是正确的。

第二，四十年的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现在收入差别开始下降。

第三，现在下降的幅度比较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横向看格局还是葫芦形的。

四，葫芦形相对金字塔形是个很大的进步，它是经济发展当中实现的，本身是一个进步，但距离橄榄形又很远。如果不改变它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在陷阱里面，但是我们就需要改进它。所以葫芦形、橄榄形的差距看，根源在于发展差距，不均衡，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再分配这些手段，还要从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消除，消除了葫芦形也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二者是同一个过程。

现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然也需要加强分配、再分配政策，就不细说了。但是当前我认为，针对我们这个情况，更重要的是注重发展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城镇化等等。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说了，把城镇一体化及其有关政策、振兴农村的这些大的战略实现，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目标，实现我们的中华民族复兴，实现共同富裕。▲◆★●■☆

 

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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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5日 凤凰网知之 作者：郑永年

近代至今，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近代以来，相比先步入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显得贫弱，纷纷沦落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大陆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则沦为了毛泽东称为的“半殖民地”国家。

19世纪中叶，面对欧美对亚洲的军事扩张，日本以宫崎滔天、胜海舟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亚洲主义”的观点，主张以唤醒亚洲、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同盟论”。这个观点在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中的很多观点，出自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早期的“亚洲主义”观点主张亚洲各国的平等和合作，但这种平等合作的“亚洲主义”观点，很快被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福泽谕吉所倡导的“脱亚入欧论”，导向了赞赏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式做法，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亚洲主义”的错误主张。

这样，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迅速异化，从“联亚”“兴亚”走向了“脱亚”“侵亚”，并最终演变为企图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来建立亚洲秩序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为亚洲国家带来战争和灾难。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一个亚洲国家的骄傲者（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成为第一个打败一个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当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感到欢心鼓舞）变成亚洲多数国家的侵略者。

二战期间，日本被打败，西方顺利地确立了西方秩序。尽管中国也参与了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但无可否认的是，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战后所形成的冷战秩序主导，亚洲国家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冷战所形成的亚洲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体，冷战时期的各种同盟关系，特别以美国为主导所建立的各种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依然持续。

可以说，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海领土争端等等。

亚洲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与其同盟为支撑点的。美国的同盟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也与其他一些国家结成了准联盟。美国联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延伸。

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在外交层面没有完全的主权，而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应该也可以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秩序发生大变化

也就是说，目前，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国家来说，巨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变化的根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在军事方面，但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美国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是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公开承认的，过度扩张导致美国力不从心。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没有明显的“敌人”。在整个冷战期间，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面临一个公开的敌人，那就是苏联。

为了应付一个扩张性的苏联，美国的盟友愿意为美国“买单”，减少美国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费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美国继续寻找新的“敌人”，即中国，也努力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但中国迄今有效回避了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中国没有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敌人”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没有意愿为美国“买单”，这使得美国维持其亚洲霸权的成本很高。

美国实际能力的相对衰退，影响着美国统治集团继续做世界警察的意愿。特朗普一上台，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尽管美国不会放弃亚洲，未来美国甚至有可能再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但其影响力很难维持在不变的水平，总体来说是下行的。

第二，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尤其在亚洲的崛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西方列强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在亚洲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被称之为“朝贡体系”的亚洲秩序。这个体系并不像西方的盟友体系，没有进攻和侵略性，意在维护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最低秩序”，并且只侧重于贸易。西方的到来很快导致这个传统秩序的解体，中国本身也成为西方的侵害者。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光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对亚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简单地说，至少在经济领域，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度非常之高，并不比欧盟国家之间或者北美国家之间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例如年增长率达到5%至6%），那么一个自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的形成将变得不可避免，军事崛起也是显然的。这些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感到“忧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外在影响力。

第三，亚细安的局限性。亚细安形成于冷战期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冷战结束之后，亚细安大扩张，从原来的六国扩张到10国。同时，亚细安努力成为所有大国都能在此互动的区域平台。不过，这个平台内部的整合已经遇到严重的瓶颈。从理论上说，各国都非常愿意走向更紧密的整合，但在实践层面则困难重重。在和其他大国互动过程中，亚细安更感觉到其弱处，那就是亚细安很难对其他大国（主要是中美两国，未来还有印度）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近年来，中美两国都已经证明各自都有能力分裂亚细安，但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决定让亚细安维持整合状态。

“经济”和“安全”不协调

第四，“经济”和“安全”这“两条腿”的不协调。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深度的经贸关系。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安全依靠于美国，甚至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条腿”现象，即“安全”和“经济”。在早期，当中国国家发展的重点在经济的时候，这些亚洲国家的“两条腿”分离并不严重，也就是说，它们在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

不过，现在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战略开始比较吃力。有两个原因，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美国。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防现代化也在进行。尽管中国并没有要和哪一个国家进行军事竞赛，但因为其经济体量，其正常的国防现代化也足以在亚洲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崛起使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产生“忧虑”，因为这些国家的安全是依赖于美国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崛起也要求这些国家在安全方面，至少不能利用美国的力量对中国产生威胁，否则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美国来说，当美国不以中国为敌的时候，也就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两条腿”走路策略不会有重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不时地想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敌人”。如果中美关系转坏，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两条腿”走路的条件就消失了。近年来的南海问题和今天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的贸易战，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莫大的压力。

第五，区域秩序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区域秩序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包括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亚细安、日本－亚细安、韩国－亚细安），以及在“10+1”基础之上的“10+3”。在中亚还存在以反恐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不过，其他一些涉及区域外大国的组织，包括“东亚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并没有实现当初人们对它们抱有的高期望。这些组织是各国领袖互动的平台，但并没有促成区域的进一步整合；在很多时候，反而对区域整合产生阻碍作用。

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为建立一个自主但开放的亚洲秩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可以定义为：这个秩序以亚洲国家为主体而构造，但不排挤其他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亚洲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时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本身，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因此，不仅很难排挤掉西方的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必要去排挤。

就是说，亚洲秩序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秩序。前面所讨论的日本的历史经验需要吸取。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讨论谁排斥谁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些年来，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但不管反全球化力量如何强大，未来的社会不可能倒回到从前主权国家之间很少往来，或者不交往的时代。

不过，美国和西方利益在亚洲的存在，或者说不排挤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并不是说亚洲国家不能进行亚洲自主秩序建设的努力。新出现的机会不能浪费，否则永远不会有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对中国、印度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天，亚洲的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努力决定了亚洲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或自己主导的亚洲秩序，但大国必须在倡议这样一个亚洲秩序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大国不倡议、不努力，小国即使有强烈的意图，也很难有能力去做。▲◆★●■☆

 

无问西东 中欧做大共赢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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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纪周

2018.07.11：中国和欧洲分处“丝绸之路”东西两端，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吃货们和驴友们有福了。

中方近日明确表示：欢迎中东欧国家有竞争力的肉制品、乳制品、葡萄酒、玫瑰精油、琥珀、水晶等特色产品更多进入中国市场，也期待“中国制造”走进中东欧千家万户，让17国民众切实受惠。

7月5日至10日，李克强总理先后赴保加利亚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访问成果中，包括中国海关与捷克、拉脱维亚对口部门建立进出口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也包括进口保加利亚去壳葵花籽、波兰马匹、拉脱维亚观赏鸟的检验检疫议定书。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请李总理“回国后多宣传保加利亚”，李克强告诉他，中国将鼓励更多的游客来保加利亚旅游。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实施免签或简化签证手续。2017年1月15日，塞尔维亚与中国公民免签。2018年4月1日至10月31日，阿尔巴尼亚对中国公民实行旺季免签。2019年5月29日，波黑与中国对持普通护照公民实行互免签证。波兰、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位列2017年中国游客人次增长最快的五大目的地。

此次访问，绽放出“合作共赢”之花。中保双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全面规划了两国合作的未来发展；而作为此次会晤重大成果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则将进一步推动“16+1合作”的深化。

中保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还一致同意以2019年中保建交70周年为契机，将两国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也被称为“16+1合作”，是中国与保加利亚等16个中东欧国家于2012年共同建立的跨区域新型合作平台。

6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取得众多成果，例如制定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搭建了20多个机制化交流平台，规划了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三海港区合作”等重大项目，推出了200多项合作举措。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的高速增长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目前，数十条中欧班列运行线连接着中国和欧洲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

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达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双向投资额近120亿美元，在6年内翻了两番。

“16+1合作”作为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创建的务实合作平台，已成为中欧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大创举。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与中欧关系并行不悖。

今后，“16+1合作”将继续在欧盟有关法律法规框架下、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开展合作，中国愿同欧盟加强沟通，也欢迎有关各方一道探索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特别是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16+1合作”和中欧关系走实走深，行稳致远，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好惠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民众，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和欧洲分处“丝绸之路”东西两端，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近5年中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跃升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大幅上升65位。中国欧盟商会调查发现，2/3以上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实现盈利，超过1/2的会员企业看好在华发展前景。

当地时间7月9日下午，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德国巴斯夫集团签署了在湛江建设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的合作备忘录。随后，中国宁德时代董事长与德国图林根州经济部长签署了在德国东部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工厂的项目。

从当天上午举行的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到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九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闭幕式，两国总理多次提及这两份商业协议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两国政府磋商达成的共识成果以及签署的20多个协议，就是要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李克强说，“在场的各位很多人都拿着手机，我们在这里说的话迅速就可以传遍全球。而且你们还可以通过手机移动支付扫一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立刻就可以完成交易。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全球化的潮流呢？我真的想不出来！但还真有人就想这么做，那我们就试一试。无论别人怎么做，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信念和决心不会变。”

正所谓好事成双，喜事连连。经中欧双方商定，李克强将于7月16日在北京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领导人将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作出进一步指导和规划，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重大国际议程交换意见。

地球村看起来很小，但世界市场其实很大。中欧双方均希望本次会晤取得丰富成果，推动中欧关系稳定深入发展，造福中欧亿万民众。（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踏准舞步，中德高科技合作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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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明  2018.07.10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的背景下，中德两国间的合作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正成为乱局中的稳定因素和正能量。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的背景下，中德两国间的合作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正成为乱局中的稳定因素和正能量。

当地时间7月9日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表示，加强在数字化、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双方同意，加强产学研、科技创新合作，充分挖掘数字化发展对促进农业合作的潜力。

磋商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农业、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2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这句俗语，放在当今中德技术合作范畴里，已不适用了。中方明确表示，愿同德方继续分享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巨大市场红利，对在华的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双方积极推进在智能制造、数字化、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的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做大蛋糕、做大市场，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两国产业和技术上的互补性将长期存在。”7月7日，李克强在《法汇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做引领开放与创新合作的好伙伴》中如是说。

在2017年，每9分钟就能在中国卖出一辆德国品牌车。德国总理默克尔乐见中德合作的进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中国企业愿意带来我们所没有的新技术，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帮我们填补这个空缺。”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德国又是欧盟中经济实力与科技发展水平最强的国家，中德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没有理由不加快发展。如今，每天往返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15亿美元商品中，近三分之一属于中德。

然而，中德两国要想加快经贸关系的发展，就需要相互对准步点。

在当今世界，德国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但德国的国内市场毕竟空间有限，制造业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拓展国际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当今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并不是制造业强国，而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不仅要依靠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更需要通过与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强国合作，找准差距，取长补短。

不难看出，中国和德国在高端制造业发展方面发展潜力巨大。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本遵循的是创新驱动的大方向，德国工业4.0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迈进的及格“分数线”。

也要看到，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历来离不开国际市场，而未来对德国的制造业来说，最有拓展价值的国际市场空间就是在中国。随着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补短板”在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前移。在此基础上，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不仅需要强化自主研发，同时也需要在更广泛领域利用好国际上的优质资源。

现在看来，中德两国在高端制造业上寻求合作可以说是门当户对。除了在家电、工程机械、通讯设备等方面合作硕果累累，在高铁设备、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系统等方面的合作前景也十分广阔。

中国对德国高端制造业的看中也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德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管理理念也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德国的“工匠精神”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来说是一部好教材。

当然，中德两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发展也不总是一帆风顺。

前些年，欧盟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进行“双反”，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一家太阳能企业向欧盟提出的诉讼。不过，好在当时德国领导人十分明智，并没有支持对中国制造的光伏进行“双反”，而是立足于与中国进行磋商，最终中欧之间就限价格、限数量达成共识，化解了一场有可能爆发的贸易战。

另外，前段时间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访华时，一些德国在华企业向这位经济部长诉苦，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如意。实际上，一些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已经习惯了过去的超国民待遇，对于内外资一视同仁反倒不适应了。

当时一些德国企业认为不适合在中国投资，而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虽然不排除某些德国企业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正常的投资地变更，但在这些当初抱怨中国的知名德国企业中，还没看到一家德国企业离开中国。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贸易、投资环境无懈可击，但从促进中德经贸合作的角度出发，合作一定要相向而行。

从未来看，中德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例如，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德国的反应与某些发达国家不同，总的来看并不消极，而是主动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机会，而加入亚投行也恰恰表明德国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有更大作为。

又如，随着中欧班列开行车次越来越多，开行频率越来越高，中德两国贸易发展的物流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德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都是举足轻重，而这两个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如何用好高端制造业这个大舞台。（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