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自由时报 2017-12-01：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上将在受调查期间，本月23日传出在自宅中上吊身亡，已有媒体指是”被自杀”，并传出”内幕”，张阳很可能涉及一场流产的武装政变，而一连串的中共高官贪腐海外爆料，很可能也是政变计划中的一环，重要爆料者郭文贵更可能曾拿到张阳2000万人民币（约9000万台币）、及200枝枪。

《博闻社》报导，张阳给郭文贵枪枝一事，是在张阳遭到秘审时供称，枪支从中国销往非洲某国，离岸后再入境秘送到北京燕郊某处，不过，郭文贵对此事至今没有回应。

据报导，张阳与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长期搭档，关系深厚，同时落马，表面上他们是以贪腐罪名遭捕，但实际是很可能计划政变事败而遭逮，他们计划以武力控制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逼其下台，如同1976年”四人帮”下台政变手法，而不断的海外爆料，被列为计划的一部分，内部以武装军事控制、外部以谣言、舆论展开，但是，在十九大前即事败被捕，大梦落空。

报导认为，房、张只是执行者，并非策划者，甚至海外舆论的准备，都被怀疑”另有高人”，不过，高人尚未浮出水面（电视剧）。

传牵扯房、张政变的还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前武警司令上将王建平，而王建平在2016年12月29日被带走之后，2017年4月23日在北京沙河总政看守所内，用一根筷子戳进颈动脉自杀；接着就是张阳本月23日在自宅上吊身亡。两人死亡都被认为是遭到灭口，目前，房峰辉被视为可能的突破口。 ▲◆★●■☆

朝鲜半岛“火候”已到学者：美国行动在即★★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01/6781869.html

多维新闻 2017-12-01：朝鲜宣布成功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和习近平通话，强调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并回应称美国不会改变对该问题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朝核问题的最新表态，则强调坚持和平解决、军事手段不是有效选项。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教授，在他看来，朝鲜目前局势对美国而言已经到了“火候”，美国应该会采取相应行动；此次试射不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但会造成压力亦或催生动力。

试射导弹后，朝鲜高调宣称新型导弹可以打击美国本土

多维：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你认为这件事接下来的走向如何？

达巍：美国对外界表态说这是不能接受的，看起来美国应该会采取一些行动。美国无论对内对外，包括对中国，一直在反复强调不能接受一个拥核并且具有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朝鲜。

我不知道美国最后会如何判断形势，但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好像已经到了“火候”，比较严峻，美国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很难下定论，美国一方面清楚的表示不能接受朝鲜拥核，但又没有明确的，代价不大的方案。

虽然没法预测美国的行动，但可以想见会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会使出什么奇招，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多维：朝鲜是否会进行第七轮的核试验的可能性？朝鲜发表的重大声明宣布已经完成了核武建设的历史大业，你如何评论这句话？

达巍：当然有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了，但关键因素是技术问题，我并不是技术专家。核试验的首要条件便是技术，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验来完善能力，而且只有通过试验才能提取数据，了解进度，一旦走上拥核的道路，就一定会通过试验来不断地提高能力。

作为技术外行，我推断朝鲜从技术角度来说仍会进行核试验，这是大概率事件，没有办法充分肯定，而且无法确定试验的紧迫程度。

之前外界一直认为朝鲜的再入技术不成熟，朝鲜此次的声明就表示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已经完成了，但这仅是政治声明，目前朝鲜公布的技术指标，还有赖于技术专家来做判断，无论怎样，每一次的核试验都意味着从技术及政治上离最终的完备又靠近了一步，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维：朝鲜宣称最新试射的导弹已经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这是否意味朝鲜已越过美国的“红线”？此次试射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达巍：这要靠美国官方来做判断，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表态只要朝鲜有洲际弹道导弹就不行，但当时朝鲜没有再入技术。对于这次的试射，美国应该还是有解释空间的，因为还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毕竟要从技术，军事及政治方面做考量，所以我们还是看美国官方的回复吧。

此次朝鲜试射不会直接对中美关系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影响，但却会造成压力，因为本身这就是中美间特别大的问题，虽然双方都想解决，但是毕竟各自立场不同。我们可以想见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压力也可能变成合作的动力，所以目前不能确定这件事情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

南韩军方：斩首特种部队今正式成军★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01/6783124.html

自由时报 2017-12-01：北韩日前再度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外界预估射程涵盖全美，危机有增无减。为因应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南韩在今日举行”斩首部队”成立仪式，直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军队高官。

根据《韩联社》报导，陆军有关人士向媒体透露，军方在今日下午，举行斩首行动特殊任务旅部队成立仪式，由特殊作战司令部内原有的一个旅部改编，人数约1000名，只要在战情告急时将直捣平壤，消灭握有核武发射器的金正恩及其他党政首脑机关。

南韩先前就曾提出以斩首行动做为军事方案之一，并在今日正式成军，其编制仿照美国海豹突击步队。

北韩《劳动新闻》则在今年1月表示，针对北韩领导人的斩首行动是一种露骨的宣战方式，斩首部队届时将成为首要打击目标，策划及执行者也将优先被处决。 ▲◆★●■☆

朝鲜不怕经济制裁美国人担心它可能狗急跳墙★★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12/01/6783281.html

美国之音 2017-12-01 华盛顿 —即便是经历了联合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朝鲜继续发射了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的导弹。制裁似乎对朝鲜并不起作用。严厉的国际制裁下，朝鲜到底是如何存活的？

完全经济封锁也不太可能让朝鲜屈服

在朝鲜进行了最先进的导弹发射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再度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打算这么做，但是，俄罗斯学者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说，即便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切断与朝鲜的所有经济联系，特别是能源供应，朝鲜政权也不一定会灭亡。

联合国至今还没有对朝鲜实施全面石油禁运。根据“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安理会要求将对朝鲜的石油出口减少30%，而朝鲜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国。

星期四（11月30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俄罗斯与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上，2006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区域与国际研究学院副主任阿尔乔姆·卢金（Artyom Lukin）说：“完全的经济封锁，或是接近完全封锁毫无疑问会给平壤带来重创，给朝鲜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可能不足以让朝鲜政府屈服。”

朝鲜一直致力于减少能源的对外依赖

卢金说，首先，朝鲜的经济架构的设计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他说，朝鲜可以自行生产一系列资本货物，包括铁路机车、货舱、涡轮机以及发电机等。

卢金说，虽然朝鲜经济在能源上，包括原油、汽油、柴油、焦煤等依赖外国进口，但是实现能源的自足已经成为朝鲜政权的首要议题。

在国际制裁的压力下，朝鲜也一直为能源被全面切断的可能做准备。朝鲜一直在进行煤炭液化的研究，这是金正恩公布的朝鲜的2016到2020年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到目前为止，卢金说，外界并不知晓朝鲜是否掌握煤炭液化的技术，也并不能确定，朝鲜有多快能建立自己的煤炭液化工业。

卢金指出，但是，通过液化行业，成功逃过全面国际制裁的并非没有先例。二战期间，饱受石油短缺困扰的德国与日本都使用了1925年面世的合成工艺，从而能够将煤炭转化为液体燃料满足一定的需求。80年代，南非因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国际孤立期间，也曾有过同样的做法。

朝鲜有着巨大的煤炭储量，所以对于平壤政权而言，就算没有石油，把煤炭液化也不是什么难事。据估算，要完全替代进口石油，朝鲜需要液化600万吨煤。而在2015年，朝鲜向中国出口了2500万吨无烟煤，况且中国官方已经宣告停止进口朝鲜煤炭。

另外，朝鲜也对发展民用核能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发展民用核能，朝鲜还不能达到很高的安全标准。

朝鲜已经在发展市场经济

卢金解释说，1990年代，即便是前苏联垮台，朝鲜失去了最大的经济庇护，朝鲜内部并没有崩溃，虽然朝鲜的外贸崩溃，数百万人忍饥挨饿。卢金说，与1990年代相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引入，现在朝鲜经济更具韧性、更有发展力。

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数据，2016年，朝鲜保持了3.9%的经济增长率。

朝韩问题专家、韩国时报专栏作家金东炫（Tong Kim）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朝鲜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朝鲜私有市场的兴起。

他说：“这几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他们仍然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朝鲜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阻止市场发挥作用。”

2013年3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朝鲜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免遭美国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

卢金说，朝鲜的核心产业，包括农业在内，更加能够自给自足。2015年，朝鲜的谷物产量从2012年的503万吨增加到589万吨，而朝鲜只需生产600万吨谷物就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朝鲜可以达到基本的粮食自足。而且，朝鲜可能也战略储备另一些主要的商品，原油和石油产品等。

朝鲜政权并不担心贫困威胁稳定

卢金说，在朝鲜的一些大城市，建筑市场繁荣，房地产也开始发展。他说，朝鲜政权并不认为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政权的稳定和保障最终的存活。

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援引一名俄罗斯驻平壤的前外交官的话说，“朝鲜政权实际上并不希望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太高、太快，因为这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因为他们相信，相对的经济繁荣会导致期待的提高，反而比紧缩和极度贫困更容易引起危险。

卢金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说，“认为外部压力带来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可以迫使朝鲜人走上街头反抗自己的统治者是一种错误。”

卢金的看法与俄罗斯议员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一致。普京九月份曾指出，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核武器。另外一名刚结束对朝鲜访问的俄罗斯议员说，朝鲜人已经做好准备，承受被制裁100年。

卢金的报告、俄罗斯议员的讲话，包括普京总统的说法都有同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现行的制裁政策对朝鲜行不通。应该进行谈判，而俄罗斯将在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朝鲜叛逃者：继续制裁，朝鲜撑不到一年

不过，朝鲜前资深经济官员，2014年叛逃到美国的李正浩（Ri Jong Ho）10月份说，朝鲜经济十分脆弱，无法长期承受联合国的制裁，也许支撑不到一年就垮了。

他说：“朝鲜人民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联合国的制裁 ‘完全封锁’了朝鲜的贸易，迫使该国政府派遣数万名劳工到海外工作赚钱。我不知道在联合国的制裁下，朝鲜能否撑过一年。很多人会死。”

他还说，一般的朝鲜家庭无电可用，而平壤的家庭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电可用。

美国人担心朝鲜狗急跳墙

在川普呼吁进一步对朝鲜施压的同时，一些美国人担心，如果金正恩认为外部压力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存时，他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退役陆军中校丹尼尔·戴维斯（Daniel Davis）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es）”的国防和军事问题专家，他曾经是韩国的军事顾问。他在接受美国电视CNBC的访问时说：“我们也不希望将他们推得太远，就像我们在二战期间对日本那样实施禁运的地步。”

戴维斯说，美国曾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实施禁运，包括禁止石油和汽油的出口，是导致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之一。他说，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这已经威胁到日本的存在，因为他们不能没有石油。所有，他们偷袭珍珠港，来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

通俄门最新进展：特朗普前顾问弗林认罪 ★

http://news.ifeng.com/a/20171201/53778098_0.shtml

2017年12月01日中国新闻网弗林已被正式起诉

原标题：特朗普前国安助理弗林承认在“通俄门”调查中作伪证

中新社华盛顿12月1日电(邓敏刁海洋)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1日在华盛顿的法庭上认罪，其罪名是在涉俄调查中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作伪证。

美国司法部5月份任命前FBI局长罗伯特・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曾与俄罗斯“勾结”等。上周，美国媒体就已曝出弗林的律师将不会再与特朗普律师团队沟通，意味着他可能已经与米勒达成“协议”。

1日上午，弗林在律师的陪同下出现在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约45分钟后离开，没有做任何公开回应，现场有数十名民众举着标语抗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弗林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表示认罪并同意与米勒的办公室合作。

根据法庭文件，弗林在今年1月份FBI的相关调查中隐瞒两次与俄罗斯前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的接触。一次是在2016年12月22日，他曾要求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迟就以色列问题决议投票。另一次是在12月29日，在前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俄制裁并驱逐35名俄外交官后，弗林要求俄罗斯对此保持克制，此后基斯利亚克还曾告诉他应其要求俄罗斯选择温和回应美国的制裁等。

弗林是被米勒起诉的第四名与特朗普竞选团队有关的人，也是第一个真正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官员。10月30日，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和他的生意伙伴里克・盖茨、特朗普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已被起诉。

不过，马纳福特和盖茨此前被起诉的罪名与“通俄门”没有直接关联，他俩也否认了所有指控。帕帕佐普洛斯则已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在与俄罗斯人员接触方面对FBI作伪证。当时白宫对此的回应是，对马纳福特、盖茨的指控与特朗普竞选团队无关，帕帕佐普洛斯仅是一名志愿者。

但是对弗林的指控则不同。弗林在大选中一直担任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在其胜选后不久即被确定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上述两次与基斯利亚克的接触发生在特朗普政府过渡时期。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检方在起诉书中称，弗林在与基斯利亚克通话前，曾经与特朗普过渡团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谈过此事。

对此，白宫发表了特朗普的律师泰・科布的声明。声明称弗林是一个仅在特朗普政府任职25天的前国安事务助理和奥巴马政府的前政府官员，并说弗林的虚假陈述正是导致他辞职的原因，且除了弗林，没有其它人与之相关。声明还称，特别检察官这一阶段工作的结论再次表明，他正在以审慎的速度为尽快得出合理的结论而努力。美国媒体称，白宫这是在尽量低调处理此事。

现年58岁的弗林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在正式就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5天后，弗林就因向副总统彭斯隐瞒与基斯利亚克的通话而被迫辞职。此后，媒体不仅曝出他曾于2015年底赴俄参加电视台庆典活动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桌、发表演讲收受俄方报酬，还曾为土耳其政府当说客等。正在进行涉俄调查的美国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皆曾要求弗林及其咨询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弗林先是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但最后还是向相关委员会提供了文件。▲◆★●■☆

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http://news.ifeng.com/a/20171202/53798667_0.shtml

2017年12月02日解放日报综合

原标题：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从早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再到当下的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金牌的光环之下。”

俞丽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之后，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2016年4月，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潘志琛立案侦查；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2016年9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肖天受贿一案。据检察机关指控，肖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余万元。

肖天生于1957年，安徽蚌埠人。原安徽省击剑队运动员，1977年考入北京体院（现北京体育大学），1981 年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工作。历任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处处长、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主任（正厅）等职。2005 年8 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6年12 月26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2014 年，被告人肖天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 万余元。

2016年10月31日，中央任命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苟仲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局长刘鹏卸任，有分析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换人，中国体坛或将掀开反腐大幕。事实上，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此次整顿效果显著，一定时期内遏制住了职业足球中的“假”“赌”“黑”。

“当前我国体育界的腐败，既有社会不正之风在体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也有我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潜规则’。”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说，体育行风行纪问题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诸如近年来的“假球”“黑哨”“赌球”“兴奋剂”“运动员参赛选拔黑幕”“选手年龄造假”“操纵干预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等事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体育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不但腐蚀了一大批官员，而且从国家层面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体育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

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我注意到，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很多，首当其冲的，还是运动员、裁判员的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一些王牌的优势项目上，出现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像俞丽利用职权左右队员进国家队已不是个案。据《体坛周报》报道，当时和俞丽一起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

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不乏人选，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在北京奥运会，中国女举派出的4人全部夺得金牌。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女子举重国家队，能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

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连中纪委网站都曾刊文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象。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代表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后，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并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得第一名”，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或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中央巡视组也曾点名指出“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专项巡视后，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要求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以体育总局上述规定为遵循制定各项目实施细则，根据项目特点进一步细化各项目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与监督工作的操作措施、程序及违规处罚措施，并经体育总局审核后公布实施。

“关键是选拔的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田思源说。

操纵比赛、金牌“内定”

操纵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操纵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

近年来，在一些项目好成绩“光环”的掩盖下，少数体育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吴怡文/黄雪辰组合，赛后，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后来，圈内一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数。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告诉《方圆》记者，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说到体坛腐败，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而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还有的省份，为了多拿金牌，私底下搞利益勾兑。”知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在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现场观众直呼“太假”。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很多比赛被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不但违背体育道德，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但社会大众对此又无可奈何。因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而这支监督队伍必须脱离体育主管部门的控制，完全引入社会监督，这样才能让比赛干干净净。”田思源建议。

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对于赛事审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要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过程中的腐败，就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加大体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一旦下放给市场，体育官员便不再有寻租的空间。”乔新生建议。

根本原因：“四不像”体制、权力集中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乔新生比喻，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乔新生认为，“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记者注意到，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登录体育总局网站，记者看到，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竞、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

“这就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针对体育腐败，中央巡视组组长张化为亦提出过建议：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

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这种‘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已严重扭曲了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田思源告诉《方圆》记者。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以全运会为例，据田思源观察，全运会历来是各体育局角力的主战场，奖牌背后关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数亿的“利益大盘”。每到全运会前夕，一些省份尤其是东道主，便开始下达“金牌任务”，从省体育局到各项目中心再到教练、运动员，一层一层往下压，伴随金牌而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令一些地方体育部门往往不择手段，进而赛场上衍生出各种“黑幕奇闻”和不正之风。

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体育界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虽然体育精神讲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阳光的前提下进行。在赛场上，金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体育水平，但公平正义更代表着国家的体育形象，为了追求金牌而产生体坛腐败，不但与体育的原始精神价值背道而驰，也是在抹黑中国的体育形象。”田思源说。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田思源说。

将体育改革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体育法》作为行业根本法，大多数都是原则性规定，类似于操纵比赛问题、仲裁纠纷问题、运动员和裁判选拔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田思源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法律规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当前的体坛腐败，主要是竞技领域的腐败，因而有必要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等方面构建竞技体育反腐约束机制。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在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下功夫，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角度建立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乔新生建议。▲◆★●■☆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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