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12、实践奋斗篇: 说话容易做事难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路遥
☆只要你个人前去苦干，自能感动他人。－－张学良
☆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作准备。－－叶圣陶
☆少做场面上的事，多做骨子里的事。－－恽代英
☆流水从不因为山路曲折而停止不前，鸟儿从不因为苍穹风霜而不飞。－－敦源

今 日 看 点：2015-12-01▲◆★●■☆

如果巴黎大会谈崩了怎么办？★★★
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5286_0.shtml
本次巴黎气候大会的争议焦点会是什么？★★★
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5286_0.shtml
我国怎样应对发展中小国群体的诉求？★★★
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5286_0.shtml
中企帮克里米亚铺设海底电缆 遭乌克兰刑事调查★★★
http://news.ifeng.com/a/20151201/46463130_0.shtml
解放军报谈军队改革：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
http://news.ifeng.com/a/20151201/46461596_0.shtml
基辛格曝：毛泽东一错误致两岸合体推迟百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0983.html
俄罗斯媒体认为：不能统一 中国永远是配角★★★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0983.html
关于人民币“入篮”，你不得不知道的六件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1864.html

如果巴黎大会谈崩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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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骥 万一这次没有谈成，还有明年呢，总能谈成。

【巴黎气候大会今天（30日）开幕，今年的气候大会由于各国领导人的出席而被寄予厚望。媒体不吝“人类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地球未来的12天”等惊人之语，也有人担忧，巴黎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哥本哈根？在这些热闹之外，一线工作者们的气候谈判早已进行了4年。对于他们，巴黎更像是一座里程碑，而非终点站。在大会开幕前夕，观察者网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心副主任邹骥。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团队24日就抵达巴黎，实质性的谈判也随之开始。对于此次大会的前景，邹骥主任自称“谨慎乐观”，“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努力、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努力”，他相信不论巴黎大会成败如何，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势已定。】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中方打前站的团队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前夕已经开始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邹骥：我们23日晚到达巴黎，24日开始开会。主要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巴黎大会前进行双边、小多变的磋商。另一部分是后勤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很大，活动非常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些技术层谈判，需要做大量工作。

其实，从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大会上达成决议、启动德班进程算起，实质性谈判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4年了。按照计划是要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完成这一轮谈判，形成一个新的协议。可以说，巴黎气候会是计划期的最后关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将是最后一次集中的谈判会议。

观察者网：目前谈判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邹骥：现在谈判文本涉及到减缓、适应、技术、资金、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六大要素，围绕这六大要素需要谈判、需要弥合的分歧有这么几方面。还要不要把这190多个缔约方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还要不要践行“共区原则”？是否双方承担相同的责任，不要再提历史责任？这些是最根本的分歧。

这几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台面上依然承诺继续遵循“共区原则”，可一到实质问题就放弃了这条原则。讨论到减排目标的分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这些事上，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背离了“共区原则”。

对此，我们有过基本的争论：巴黎协议是不是遵循公约——也就是关于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三大原则。现在表面上都说要遵循，但现实情况是双方想法有着天壤之别。

发达国家认为，巴黎大会将掀开历史新的一页，以前公约的原则都可以束之高阁。尽管没人敢公然撕毁公约，不过到了谈判时，发达国家普遍的主张显然和公约距离甚远。这是最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也体现到刚才我说的六个要素中。（未完待续） ▲◆★●■☆

 

本次巴黎气候大会的争议焦点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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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您认为本次巴黎气候大会的争议焦点会是什么？

邹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肯定是其中之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态度比较消极。当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区原则”向他们要求资金和技术援助时，发达国家就淡化共区原则来推卸责任。比如现在他们大谈中国南南合作的出资，就是想要混淆责任。

发达国家出资援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法理基础上的资金问题。前者是发达国家基于历史责任、基于“共区原则”，有责任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出资，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而现在他们正试图推卸这一责任，用南南合作来说事儿、转移焦点。

日前，中国宣布出资30几亿美元，也就是200亿人民币建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这是基于另外一个法理基础。首先它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它基于共赢、多赢的基础。和发达国家出资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一个焦点问题是，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怎么去实现。有提法说，每过五年搞一次审评，形成让某国调整目标的国际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美国有争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争论。

第三个问题是长期目标。气候治理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甚至于到本世纪末的全球温升目标。包括温室气体浓度目标、排放量的目标和减排量的目标这几个。目标要设多高？又该怎么分配？

发达国家提出，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为依据，2050年全球要减排40%到70%。到本世纪末，全球能源一律零碳，全部是可持续能源，没有煤、石油和天然气。

这个目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目标的科学确定性。科学评估、专家、模型、可以给出一个数据，但这个数据一旦放到投资者的决策、政治家的决策、社会经济学系统里面来就有可能变形。

还有是一个目标怎么分配的问题，发达国家定了上面的目标，他们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言外之意就是，剩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要减排的目标。他们通过分配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同时也划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只能给多少认多少。

对于很多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要脱贫、就业。他们目前的发展路径还是对碳有依赖的模式，还没有和排放、和能耗脱钩。在发展的早期还需要有一定的排放空间。他担心自己的排放空间不够，影响到发展进程。尽管从长远上看，最后转方式调结构排放总会下降，但是这个坎他怎么过？而且过这个坎，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如果发达国家不给支持，他当然会有忧虑。我们设定的目标至少是2030年要达成的，那眼下15年怎么过，曲折的道路怎么走？这都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能源、安全和发展空间。

大家在不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关注的重点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考虑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不考虑历史责任，硬性地分配目标就很难形成全球性的共识。这也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

观察者网：这些分歧和焦点早已有之，巴黎大会会有什么不同？

邹骥：我们感觉谈判，不论是从共识的方面、政治信任方面讲，还有从技术本身上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这次巴黎大会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将带来政治推动力，但本质上一线谈判者4年工作下来，很多问题都是老生常谈，是长期存在的战略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希望在离开巴黎时能最终达成一个政治上妥协的、平衡的、反映公约原则的、能把握住全球正确发展方向的协议。巴黎大会与以往有区别，但能不能最终得到满意的结果，还有待各方人员艰苦地工作。

观察者网：有人担心，巴黎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哥本哈根，您对前景态度乐观吗？

邹骥：我是“谨慎乐观”，我觉得巴黎和哥本哈根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管理模式上，现在大家普遍认可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期望也更现实。但是在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这需要智慧和高超的多边协调、管理能力。

我乐观的因素在于，目前INP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已经有169个国家提出来，覆盖了全球90%的排放量。从这一点来讲，奠定了一个基础。在基本面上，大势已经形成，从战略上有乐观的理由的。另外，有些问题，大家比6年前更成熟了。可以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态度，体现一些妥协的精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素质和准备。包括程序上怎么体现大国影响和广泛参与？怎么关注小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实践。

我之所以“谨慎”是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190多个国家的多边进程，是一个非常敏感、超高难度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功亏一篑。

观察者网：中国发展体量大，但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否尴尬？

邹骥：我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尴尬”，比5年前甚至是多年以前，中国的地位更高、更自如更自信。

首先从道义上说，中国依然占有道德制高点。西方和国内舆论说中国是“第一排放国”，听上去很不好听。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基本没有反映气候科学的本质。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有很长的寿命周期，一旦排到大气里能在里面存留几百年，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就变暖。因此气候科学衡量大国排放要用累计排放指标。

如果我们看累计排放的最终结果，从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算起，根据国际公认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累计排放总量还是很低的，人均更低。到2012年的统计，美国是中国的2.6倍，欧盟是中国的2.4倍，也就是美欧加起来是中国总量的5倍。如果看人均，差距就更悬殊了。累计排放量是历史责任的基础。

还有一个数字，到2010年，全球二氧化氮、能源相关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发达国家占70%，而他们的人口只有不到全球的20%。也就是占据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量只有30%左右。

可以说今天的气候变化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气候变化，都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累计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肇事者、责任人，所以在道义上中国还是占有优势的。只谈年度排放量，不谈累计排放量，至少是不全面的、是有缺失的。

再从发展路径上看，世界近代工业化进程有一个规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要炼钢铁、生产水泥、修基础设施，排放量是上升的。而当收入到达一定程度，比如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2万到2万5千美元这个范围，排放量就到峰值，缓缓下降。

排放量轨迹对应着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再来反观中国。有人责难中国说，你排放总量大是人口多。你现在人均也大，超过欧盟，你怎么说？其实很容易解释。一般经济体的排放轨迹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我们现在处于峰值的左侧，经济还在上升，欧盟已经过了那个峰值，开始下降。左侧上升状态的值高于右侧下降的值是有可能的，这正说明我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理亏的。

但是我们也有新的挑战，新的碳约束不允许我们走发达国家那样的老路，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对这个地球负责任。于是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人类发展路径创新”，基本特征是我们排放轨迹的峰值要低于、早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峰值。

中国应该非常自信和自豪地在全球面前宣布自己的计划：要在2030年达到峰值，人均GDP达到1万5千美元甚至1万4千美元，就可以达成这个峰值。中国人提出的目标一般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念、态度、战略姿态是非常自信的。不仅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也站在政治制高点上。这个道理我们自己想明白了，其实一点也不尴尬。我们排放多，有人口多、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但我们不会理直气壮持续下去，我们会采取措施，转方式调结构来限制排放量。
中国应该自信、应该自豪，所以这个姿态应该要端正过来。有时谈判就是在争夺话语权、道德制高点，中国做得这么好，不必“尴尬”。

观察者网：可以看出您对中国成绩的肯定，但普通民众对环境治理仍有不满。

邹骥：有些人不理解，中国雾霾这么严重、污染这么严重，怎么能说做得好呢？我说的“做得好”是在一个长时间尺度上说的。

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环境问题，时间尺度跨越几百年，我说的“做得好”也是在几百年里面说。从1750年到现在接近270年了，今后还有更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谈的2度温升目标，也是设定在本世纪末——也就是85年以后，全球温升不要超过2度。作为个人，消费者、投资者、政治家，不论是竞选周期、投资周期、生命周期都远远短于这个时空尺度。

另外这个问题涉及全球的，个人仅仅看到我们这个市、这个县，甚至我们国家本身。要民众纵观全球、放眼全世界，有认知上的困难。但是分析者、学者、智库，应该根据现在掌握的科学知识，放在大的战略角度、全球视野下、放在几百年的尺度里看这个问题。

观察者网：我们国家目前在节能减排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邹骥：我们的成绩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发展的速度、装机容量全球第一，成本下降得也很快。我们在冶金、化工、建材、发电领域，比起十几二十年前，都进步得非常快。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极致了，还有很多地方很困难，还要克服很多障碍、有很多风险，还得继续做。但我国处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势头上，我们设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蹦起来就能够着。中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参与者，而是一个全球气候治理的建设者，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活跃的建设者。（未完待续）▲◆★●■☆

 

我国怎样应对发展中小国群体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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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我们面临的困难中就包含怎样处理其他发展中小国的问题。

中美签署了协议、中法、中印也有联合声明。在全球治理当中处理好大国影响与广泛参与的关系，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全球事件上，大国肯定要承担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广泛听取意见。如果一味顾及不同意见，进程会很难推进。所以要重点的国家先达成共识，形成一些势头，再扩展出去。这方面大国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这并不意味着大国自己搞定不顾小国。这会破坏国际民主，破坏广泛参与的原则，也不容易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形成共识。大国必须尊重小国，尊重他们的权益和呼声，和他们积极对话沟通。这个事情有点难度，但是可以做。我们以前有这样的实践。只要大家意识到双方的这种辨证关系，我想事情是可以做好的。

观察者网：您认为巴黎气候大会结束时，最乐观能拿出怎样成果？

邹骥：第一是达成一个平衡的协议，确立全球低碳绿色发展的方向。也就是政治的、法律的、道义的共识得以形成。第二，全球各个主要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得以确认，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以利于他们回国后依据国际法执行这些目标。另外，国际民主、公正最低限度地得以保证，至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公约的原则能够实现。这是最基本的成果，我认为有这些，大会就成功了。这不仅是一次会议目标，还涉及到一个长期国际治理结构的问题，我们希望它能走上正轨。

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里程碑，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样的谈判还会不断继续下去。如果能够树立这个里程碑，对于中国而言，好的国际的环境也将有利于两个百年梦想的实现，有利于中国转方式、调结构，为国内的发展改革提供一个比较一致的国际环境。这是最乐观的成果，当然确实不容易，我也不敢说最后一定就皆大欢喜，我们只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美两大国在气候治理的合作上有没有可能形成更有约束力的协议？
邹骥：中美之间最大的成果，体现在两次，一个是去年11月，一个是今年9月份，习近平和奥巴马做出的两国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奠定了政治共识的基础，这将为多边进程做出示范。
说到约束力，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论坛上谈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否能达成更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看你怎么定义“约束力”。

对于中国，一般在国外承诺了，在国内会认真地执行。而且会成为连续性规划的目标，在国内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但美国国内政治有点复杂，最近议会和白宫总统之间互相否决，跌宕起伏。但我个人对美国提出的这些目标同样抱有“谨慎乐观”，尽管有总统和国会的权利角逐，有利益集团要阻挠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目标，但毕竟要经历复杂的司法程序。想要完全推翻、停下来也并不容易。

更何况很多市场的趋势已经形成，比如天然气发电的价格就低于煤电，你不让他用天然气替代煤，市场上就不太可行。而且大量的发电厂已经超期服役，没有超期的马上也到服役期了。有没有这命令，到时候也该被淘汰了。大势在往低碳方向走，如果政府能够出台政务总统行政命令、美国环保局EPA能够出台一些标准，当然会加速这个过程。即便没有，现实情况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性”。

在国际上强调“约束力”有一定现实困难，因为我们国际政治的结构中并没有一个超主权的强权。即便是国际贸易里的贸易制裁，对大国依然不太管用。

好在国际政治文明还能通过形成共识、舆论、形成一些国际法去约束。特别是国际环境法——有人质疑联合国没效率、进展这么缓慢，谈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从人类国际政治文明史的角度是非常有意义的。形成的广泛共识，包括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不干就不干。美国可能退出京都议定书，但是他不敢退出公约。所谓“更强约束力”比较可行和可得的方式，还是在推进这整个进程。

最近外交部刘振民副部长的讲话说到，习主席访问法国将坚持原则，我理解是“共区原则”。还讲要平衡协议，就包括不同要素的平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另外又说到把握大方向，就是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

困难总会有的，谈判年复一年，但我可以感受到变化，中国自己就变了。有人问我巴黎大会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有没有巴黎协议中国都要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我们过了人均8000美元的阶段了，我们不走低碳发展道路，就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就不可能转方式调结构升级了，两个百年梦想就落空了。为什么我们要争取国际合作，因为这样我们这条路能走得更顺、更快。

万一这次没有谈成，还有明年呢，总能谈成。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努力、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努力去谈成。我个人从1997年开始，已经谈了18年了，十几年对于人的一生很长，对世界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一代一代人都会致力于发展全球治理。因此要辩证地看问题，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采访后记】

我们采访当时，是巴黎时间26日下午一点，邹主任在午餐间隙抽出时间，背景音中是餐厅的挂完瓢盆声音。挂电话时，他抱歉地说，他要吃个饭，10分钟后，中方代表团将再次投入谈判中去。邹主任在后续校稿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特别提到了刚刚出版的气候小册子，拜托我们附上前沿和摘要的下载链接，“让感兴趣的读者知道在哪里下载”。（全文完）▲◆★●■☆

 

中企帮克里米亚铺设海底电缆 遭乌克兰刑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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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01日 环球时报 原标题：中企帮克里米亚铺设海地电缆 遭乌克兰刑事调查

【环球撒报驻乌克兰特约记者萧雅文白云怡柳直】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由于帮助俄罗斯铺设与克里米亚连接的海底电缆，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日前被乌克兰检察院“刑事调查”，理由是违反了该国“被临时占领地区出入境规定”。《环球时报》记者11月30日联系到这家中企，工作人员表示正在了解情况，暂时不能给予答复。

据“美国之音”11月30日报道，中国帮助俄罗斯在黑海海底架设水下输电桥，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经过刻赤海峡在海底铺设通往克里米亚的输电电缆。乌克兰总检察院表示，已经针对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该企业工程船上的60多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提起刑事诉讼。这艘目前停泊在克里米亚刻赤市码头的工程船悬挂中国国旗。乌通社称，乌克兰可能没收中国工程船，中国员工也可能面临被逮捕、最高被判处5年监禁的风险。

乌克兰《共青团真理报》称，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库琴科表示，中国企业的电缆铺设人员于10月份进入刻赤市港口。报道称，乌方准备通过相关渠道向中国进行询问，以确定船只所有者、船员及该事件其他情况。

“美国之音”称，俄罗斯缺乏电缆铺设技术以及相关设备，西方企业受制裁影响无法承接项目，因此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有乌克兰专家称：“乌方非常不希望第三方绕开乌克兰在俄罗斯占领的乌领土活动。”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郑羽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所以在其法律框架内，克里米亚的项目须经过乌政府批准。一名国际法研究专家表示，不过乌克兰对克里米亚没有实际控制权，而且刑事诉讼不能进行“缺席审判”，所以对涉事方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两名专家都表示，乌克兰的做法更多的是强化主权宣示。

俄罗斯《独立报》11月30日称，中国公司已接近完成电缆铺设工作。俄方表示，该电缆将于12月5日至6日通电，但只能保障克里米亚居民一半的电力需求。俄能源部长诺瓦克29日在克里米亚视察时表示，通过刻赤海峡电缆“将依靠自身力量为克里米亚供电，该地区电力系统将不再依赖乌克兰”。

“美国之音”称，克里米亚半岛的电力、水、各种物资和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依赖乌克兰。约一星期前，通向克里米亚的高压输电线塔在乌克兰境内被炸断，造成克里米亚半岛几乎全部停电。来自乌克兰的鞑靼族和右翼活动人士设置障碍阻止乌克兰电力公司的工人抢修输电线路。现在，停电影响到克里米亚集中供暖。克里米亚当局宣布，从12月1日起关闭疗养院。克里米亚的幼儿园和学校都已停课，医院停止接收病人。此外，互联网、手机通信服务也都受到严重影响。

报道称，前乌克兰国会议员科鲁乌什科说，对未经同意的外国在克里米亚的活动，乌克兰非常在意，媒体上许多报道说有外国游轮停靠在克里米亚的港口，乌克兰也做出了相同反应。郑羽认为，此事应该不会影响中国和乌克兰关系的发展大趋势。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乌克兰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希望能和中国扩大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交流。▲◆★●■☆

 

解放军报谈军队改革：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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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01日京华时报  原标题：解放军报：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

京华时报讯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的文章指出，我军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次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

现行指挥体制暴露不少弊端

文章指出，我军现行军委总部和军种、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已经稳定运行六十多年，对推进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其局限性、滞后性日益凸显，难以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我军新时期使命任务的新要求，迫切需要改革创新。

文章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核心要义。军委主席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根本军事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我军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

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次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

权力高度集中变成相互制约

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

大军区也不再是权力很大的“一方诸侯”，而是形成“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的新格局。这样更加有利于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为习主席和军委牢牢掌握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指挥权，提供坚强的组织体制机制保证。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

机构等级普降直属单位大减

文章表示，压缩军队规模，必然要求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曾尖锐指出：“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同时提出“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

简高效的原则，从军委机关到战区、军种和战区军种各级机关，无论是单位等级、内设机构还是人员编配，都坚持从严从紧控制。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

军委和战区、军种领导机关的精简高效，必将有利于提高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的质量效能，同时也有利于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五多”等顽瘴痼疾。据解放军报▲◆★●■☆

 

基辛格曝：毛泽东一错误致两岸合体推迟百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0983.html

多维 2015-11-30：美前国务卿基辛格本月在北京出席了“2015京城国际论坛”，期间曾与傅莹对话，纵论国际秩序。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一书中还探讨了中国统一问题。

中国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西方媒体也认为，在完成两岸统一问题上，习近平是最接近于完成这个目标的人。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1月5日刊文称，在习近平的中国梦之前，他的前任胡锦涛也有一个愿望：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事实上，所有习近平的前任们都渴望将台湾再次融入大陆，这一直都被中国认为是核心利益以及最高外交政策目标。在屈指可数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中，习近平是最近于完成这个目标的——他使得自治的台湾比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接近于中国大陆。随着11月7日历史性的习马会的举行，习近平或许又迈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大步。

而回顾历史，基辛格认为，中国两岸的统一至今未能实现，与朝鲜战争有着巨大的关系。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称，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但是没画上句号。它引发的争论为10年后撕裂美国社会的问题埋下了种子。

基辛格还说，1945年前，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后被获胜的盟国解放，北半部被苏联占领，南半部由美国占领。1948年和1949年两国撤出前，分别在自己的地盘上支持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仿照“二战”前德日模式实施侵略的典型例子。美国军队在前几年已经大规模削减，但是杜鲁门果断地决定进行抵抗，主要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当代研究结果表明，共产党方面的动机是复杂的。1950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处于相反的理由，毛泽东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暴露无遗。作为中苏结盟的代价，斯大林甚至要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俯首帖耳。

基辛格还说，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他，跟在斯大林后面统一卷入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其说是中苏联手抗美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金日成为了争取对其出兵计划的支持，不断抬高出价，结果这场战争给全球造成的后果震惊了所有参战大国。▲◆★●■☆

 

俄罗斯媒体认为：不能统一 中国永远是配角★★★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0983.html

俄罗斯媒体认为，如果不能统一台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永远是配角。俄罗斯《消息报》网站11月9日报道，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面。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手握在了一起。

报道称，这是自1949年之后绝无仅有的场面。当年，在内战中失利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内的支持者败走台湾，在此经营起自己的“王国”。不只是海峡，冷战的铁幕也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绝开来。两岸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才逐步恢复往来。对北京而言，台湾问题是其政治的重中之重，对台北而言，“北京问题”同样如此。

首先，台湾拥有发达的高技术创新经济、丰富的外汇储备，这将令大陆如虎添翼。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台湾的GDP逾万亿美元。有它的加入，以北京为主体的“大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将得到显著提升。此外，对北京而言，台湾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也不可小觑。台湾堵住了北京进入广阔太平洋的通道。倘若台湾不能与中国大陆统一，北京就无法突破美国的包围，解放军也无法自由出入全球大洋。

报道称，与台湾合为一体是中国大陆的主要战略目标。倘若两岸在政治上合体，中国有望随时间推移而成为超级大国。倘若不能，那么北京仍将在国际政治中处于配角地位，充当西方在工业领域的服务生。▲◆★●■☆

 

关于人民币“入篮”，你不得不知道的六件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30/4751864.html

德国之声 2015-11-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周一讨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相关事宜。不出所料，人民币正式成为第五种世界储备货币。对全球经济格局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德国之声中文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计划把人民币纳入世界储备货币篮的第五种货币。如此一来，人民币理论上来说就能和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平起平坐。

“入篮”首先具有象征性意义。需要经过几年的实践才能知道，这一步是否确实能带来实质性的转变。有关人民币”入篮”最重要的六个问题，我们为您准备好了答案：

人民币”入篮”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按照事前预期的那样批准人民币”入篮”，这一中国货币就会成为第五种世界储备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中的几个货币按照不同的比重，共同形成一种人造货币，也就是所谓的”特别提款权”。这个人造货币不参与任何交易，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结算单位，比如说在给予国际金融援助的时候。在比重方面，估计人民币的加入会对篮中的其它货币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日元。

人民币”入篮”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吗？

不会。有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步将”标志时代的转变和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会发生的这么快。本周一，该组织虽然可能会公布人民币”入篮”的消息，但真正开始生效将是2016年秋天的事情了。市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而现在就有许多国际金融中心争先恐后的抢做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比如说伦敦和法兰克福。在伦敦，中文早就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外语课。

法兰克福已经成为欧洲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

中国如何将人民币打造成世界货币呢？

与全球贸易类似，中国在金融市场中的目标也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北京最高领导层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努力将人民币打造为有能力与美元竞争的一大货币。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陆续与超过30个国家签署了所谓的”掉期交易”（SWAP）协定，这些国家大都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凭借这一协定，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直接使用双方的货币进行贸易往来。

对于全球货币流通来说，人民币到目前为止究竟有多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民币完成了迅速赶超的过程：2012年8月，元还是世界第12大货币。如今，它在全球货币交易额排行榜上已经跻身第四，排名超过日元。但与排行榜上的前三名货币相比，人民币还是个”小矮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交易总量中所占比重为2.79%，而美元的比重为44.8%，欧元为27.2%，英镑为8.5%。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实现突破还需要那些必备条件？

如果人民币有一天真的想和美元平起平坐，中国还需要奉行诸多改革措施。和美元及欧元一样，人民币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到目前为止，这还非常有限。另外，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问题上，有决定权的不是市场，而仍然主要是中国政府。但北京方面已经宣称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在2016年开始执行的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就有可能把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定为目标。

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有什么风险吗？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还是有风险的。如果国际投资方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后”豪赌”人民币升值，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热钱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中国，提高产生投机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也可能让许多人因为担心中国的经济前景，将大量财富撤出中国。这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