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 :2006-7-02
(01):★ 日 本 自 卫 队 直 面 我 三 军 精 锐 ★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6-07/01/content_1434316.htm
(02):★ 中 共 “ 三 件 大 事 ” 告 诉 我 们 什 么 ?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066&typeid=14
(03):★ 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旁观毛泽东时代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757&typeid=14
(04):★ 对 话 :海 外 华 人 在 政 治 上 会 偏 袒 中 国 吗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3698&typeid=14
(05):★ 世界最贵的城市什么样—莫斯科/首尔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793&typeid=14
(06):★ 中国城市物价“超英赶美”令人沮丧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683&typeid=14
(07):★ 我 二 炮 导 弹 成 功 率 高 / 具 “ 点 穴 ” 之 功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7-1/9816.html
(08):★ 青 藏 铁 路 的 战 略 价 值 深 不 可 测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6-30/20413.html
★ 青 藏 铁 路 的 战 略 价 值 深 不 可 测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6-30/20413.html
WWW.MILCHINA.COM/2006-6-30:英国《卫报》写道: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
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青藏铁路定于7月1日进入开通后的试运营。上面这段简言意骇的概括,就是《卫报》记者采写青藏铁路后留下的一段高屋建瓴的文字。相对于国内媒体拘泥于青藏铁路伟大建设成就的报道,以及铁路建成后进藏旅游如何如何的就事论事式报道,《卫报》记者的眼界就高出了一大截--立足于青藏铁路对中国、对南亚和中亚、以及对世界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宏大叙事。
搜狐编辑就青藏铁路向我约稿,彼此在MSN上交流时,我们确定的文章内容也是从战略视角写该铁路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以及南亚和中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必将带来的深刻(远)影响。也即,青藏铁路所隐藏的深不可测的战略价值。
毛泽东主政时,毛本人及中国政府在许多事关国家开发和区域政经板块战略架构的布局与打造环节,还是具备战略眼光的。半个多世纪前,西藏甫一和平解放,毛泽东就提出建造青藏铁路。大跃进之后,中国经济那么困难,青藏铁路的线路勘察工作也没有停顿。1973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再次向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尼泊尔重申:“我们一定会加快青藏铁路建设。”显而易见,毛泽东紧盯青藏铁路是从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实现西部开发的战略高度出发的。我们不妨做出如下假设:倘若青藏铁路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否还会发生当年的西藏叛乱?倘若青藏铁路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是否还会发生当年两败俱伤的中印边界战争?
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是有战略眼光的。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他一方面亲自前往拉萨处理历史及文革遗留的藏汉矛盾,另一方面在国家财政尚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大大加快了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施工进度,至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800多公里正式通车运营。我们再作假设:倘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能在1988年之前修通,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未的西藏动乱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至少会降低“乱”的形式和等级?换成经济发展的角度,如果铁路能提前十数年通车,西藏经济发展与内地经济的差距是否会比现在小得多?
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尽管此大战略的实施一直存有争议,其开发效果至少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作出评估,但青藏铁路建成无疑是众多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其现实的战略意义和潜在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的、文化的、旅游的叙事。历届中央政府为建设青藏铁路所做出的持续努力当被历史大书一笔。
我眼里,说这条铁路“最具战略价值”分成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
这条铁路的建成,胜似在西部边境线部署百万雄兵。这是一种看似无形实有形的战威慑,它使西部边疆及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地缘军事发生了明显利于我方的倾斜。如果不出所料,在青藏铁路转入正常运营后,中国西部战略铁路建设的脚步并不会停顿,接下来,南疆铁路继续向南延伸进入西藏并最终于青藏铁路形成一个喇叭型的战略铁路网并非不可想像。
▲其二,利于中国西部稳定。
很显然,这条铁路对中印关系、中巴关系、中尼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接壤国家的关系,都将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及平衡南亚和中亚诸国地缘战略利益成本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变化,从区域国家关系看有利于南亚和中亚的和平与和谐;从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出发,西部的安宁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其三,利于西藏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速藏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与其它民族的经济交往与融合,提速汉藏文化的互相认同与融合。
隔膜来自封闭,交往增进理解与认同。交通格局根本性改变后的“汉藏大流动”,对西藏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极为有利。与此同时,西藏经济发展提速必带动社会进步提速,如此一来,无形中大大压缩了“藏独”分裂势力的活动空间,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其四,利于南亚、中亚大陆诸国经济合作、文化交往快速发展。
中印、中巴、中尼、中国与中亚毗邻中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越紧密,颇此共同的国家利益就越是互相交织,国家之间和整个区域内共同的语言就越多。互相之间的隔膜、猜疑就越少,区域外的外部势力渗透和指染区域事务的成本及代价越高。
中印两国合作交往或互相争斗的态势,将直接左右并主导整个南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走向,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南亚诸国,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印两国领导人都看到了中印友好、合作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虽然竞争客观存在,互相猜疑一时半会难以全面消解,但合作而不是对抗已成为主导当今和未来中印关系的主旋律。令国内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大跌眼镜的是,印度主流政治家及主流媒体并不认为青藏铁路的开通将打破中印之间的军事平衡,也不认同某些西方战略学者提出的“中国威胁论”。
相反,印度借青藏铁路建成之机,开始谋划并积极与中方接触,提议共同修建拉萨至印度工业重镇加尔格答的跨国铁路。对中印双方而言,这是你有意我有情的好事,中印这样两个正在崛起的准经济大国,一旦实现经济与文化的深度互融,其对世界政经大格局所能产生的深度影响将远远超越两国关系本身。就是从最现实的角度考量,一旦中印铁路建成,由此带来中印两国深度经济合作,彼此之间要想再翻脸的可能性几乎可忽略不计。▲ 作者: 秦汉风范
★ 我 二 炮 导 弹 成 功 率 高 / 具 “ 点 穴 ” 之 功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7-1/9816.html
【提要】 第二炮兵近5年来发射的导弹,成功率达到了100%,外国媒体称中国导弹具有“点穴”之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选杰、王永孝、秦洁报道 塞外山谷,春寒料峭,一场信息化条
件下的“导弹战”正在上演。战火硝烟中,一支装备精良、战法诡秘的“蓝军”队伍与“红军”导弹部队展开一场激烈的信息对抗。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无数次演练中一个场景。
▲【小题】信息化+机械化
WWW.MILCHINA.COM/2006-7-1 :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3枚红色的信号弹刚刚升起,一辆辆隐蔽在集结地域的长剑战车顿时马达轰鸣。占领阵地、展开装备、起竖导弹,一系列的经典动作之后,一枚枚长剑直指苍穹。就在转瞬之时,“敌情”突至:“信息化蓝军”出其不意地采取大规模的立体侦察、全域遮断、电磁迷盲等手段,对“红军”导弹阵地实施连续的激光打击、网络攻击和化学袭击。平时训练有素的“红军”导弹部队赶紧撤收装备,转场待机。谁知,正当“红军”运用指挥网络报告战场态势之际,“蓝军”又悄然实施光电干扰,使“红军”陷入通信联络中断、指挥系统瘫痪的窘境。接着,“蓝军”又对“半路截获”的“红军”信息指令进行破译和变频后,继续传给“红军”。如此这般,先后3次“调动”了“红军”部队,使其蛰于深谷、陷于泥河、滞于密林。
这支让“红军”连吃败仗的“信息化蓝军”,就是第二炮兵某合同训练基地一批年轻的导调员,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7岁,百分之百都是军事学博士、硕士和学士,均获得第二炮兵战场导调员“资格认证”。他们穿着特别的迷彩服,配戴独特的标识牌,外观服饰与扮演对象完全相同,形似神更似。
接二连三的狠招辣招,给“红军”官兵上了一堂又一堂精彩的现代战争“大课”,使“红军”官兵的作战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逼出了信息化意识、逼出了人才意识、逼出了新的战法。
“第二炮兵的建设发展过去主要体现在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火力和机动力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把部队建设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实现信息能力跨越,以及由信息主导的作战能力的跃升上。”第二炮兵首长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我们一定要把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防卫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把信息技术作为导弹武器跨越发展新的突破点,坚持走信息化、机械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全面过硬的信息化战略导弹部队。”
▲【小题】网上模拟+实兵演练
过去,由于战略导弹体积庞大、价格昂贵,日常训练不可能频繁动用实装,操作训练只能“看图索骥”,战术研练往往停留在“纸上谈兵”上,制约了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提高。如今研发了导弹模拟发射训练整套仿真器材,发射训练实现了模拟化,有效提高了部队实装训练水平,节省了大量训练资源,也带来了训练领域的深层次变化。
记者曾在第二炮兵某旅模拟训练中心观看了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导弹发射演练。从作战指挥、部队机动,到占领阵地、系统测试、实弹发射,全部在网上进行。随着模拟化、网络化训练手段的广泛运用,战略导弹部队发射演练实现了“一网打尽”。
同时为了巩固实战能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采取网上模拟与实兵演练相结合的方式。
“正规化、基地化和网络化训练在部队广泛应用,组创时期训练时把草绳当电缆、拿图纸代安装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第二炮兵首长告诉记者,新一代战法训练法规体系的建立,“网络模拟法”等一大批与新战法相适应的训法应运而生。
▲【小题】昔日萝卜刻成导弹部件
回想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初创时期,与眼前的这支队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第一导弹营组建之初,官兵们训练面临着没有经验、缺少教材和训练器材等困难。官兵们用麻绳当电缆,用木板铁皮做成导弹模型,用柳条编成火箭发动机模型,用萝卜、黄泥刻成导弹零部件,正是靠着这些简陋的器材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训练方式,开创了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的伟大基业。
从1957年起,中国逐步组建了战略导弹的科研、训练和教学机构。1959年,正式组建了第一支地地战略导弹部队。60年代中期,中国导弹核武器研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导弹部队建设已初具规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未来作战需要,1966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正式组建第二炮兵。
第二炮兵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敌人对中国发动核袭击时,遵照统帅部的命令,独立地或联合其他军种的战略部队对敌人实施有限而有效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的重要战略目标。第二炮兵部队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以及工程、情报、侦察、测地、气象、通信、防化、伪装等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组成。
▲【小题】如今“点穴”之功炉火纯青
经过40年的建设发展,第二炮兵初步形成了核常兼备、射程衔接、威力和效能明显增强的军事力量体系,提高了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
记者注意到,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的战略导弹“个头”变矮了,“身材”变小了,威力却变大了。军事专家认为,这由“大”到“小”的变化,其实是一次质的飞跃。
据悉,第二炮兵近5年来发射的导弹,成功率达到了100%,精确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外国媒体说中国导弹具有“点穴”之功。过去导弹静卧深山,机动困难,发射准备时间长;如今不管是在崇山峻岭还是大漠戈壁,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发射车拉起导弹就可以在简易路上跑,到预定发射点位后支起架子就可以打,真正达到了全方位、全天候。通过全面实施超前训练,缩时发射训练,导弹旅合成训练,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大大缩短,快速反应能力明显增强,整旅整团作战能力不断提高。
对于科技含量和发射要求都很高的导弹来说,夜间和恶劣气候曾被视为发射禁区。然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意识到,未来战争容不得“靠天吃饭”,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到来。记者就曾亲眼见证一次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雷雨夜晚的实弹发射。第二炮兵某旅旅长张光忠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新型导弹部队开始了夜间发射的尝试。从此,不分地域、不分时间、不分条件的各种实弹发射训练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里全面展开。
▲【小题】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政委彭小枫指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不断增强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加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第二炮兵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全力以赴地推进军事斗争准备。要着眼高技术部队特点,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把部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坚持科技练兵、科技兴训,运用科技成果提高训练质量。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充分尊重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加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力度,努力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强化作战牵引,坚持信息主导,突出建设重点,统筹发展全局,把握重大关系,着力改革创新,不断推进部队建设全面发展。” ▲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中国城市物价“超英赶美”令人沮丧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683&typeid=14
2006年07月01日 林金芳 中国青年报 : 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城市是哪里?是莫斯科。在美国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份全球城市“物价”排行榜中,2005年人均GDP在世界百位左右的中国大陆,这次有两个城市进入前20名——北京排在第14位,刚好力压巴黎一头;上海在第20位,把罗马挤在了身后。这一排名不仅远远超过了第83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把英美除伦敦、纽约之外的许多城市,都甩到了身后。(人民网6月27日)
这份榜单多少有些让中国大陆百姓沮丧。显然,在这份排行榜的前20名中,人均GDP最低的,就是中国大陆,可是,收入少物价却偏偏不低。法国巴黎的人均GDP大约是23万元人民币,在这排行榜中,他们物价排名是第15名;北京的人均GDP不倒4.5万元人民币,物价却要比巴黎高。老百姓还没富起了,物价倒先贵起来了。这种人均收入与物价指数之间的严重倒置,让人忧心。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吵嚷着要与国际接轨,要“超英赶美”。没有想到,最先与国际接轨的,是原油价格和银行卡收费,最先“超英赶美”的,则是物价。
在我看来,低收入与高物价之所以“南辕北辙”,首先是因为垄断。这种垄断,不仅仅包括经济垄断,更重要的还有行政垄断。北京、上海的物价之所以在国际排名中连年飙升,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垄断性市场。表面上看,全国有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似乎实现了“充分竞争”,但房地产业的上游——土地市场却是政府独家垄断。各个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而且,开发商也可以凭借地段和房源实现经济垄断,甚至可以发布虚假信息,借助信息不对称操弄信息垄断。
垄断在物价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电信、水力、电力、石油,凡有暴利的地方,必然存在垄断;凡有垄断的地方,也必然存在市场扭曲和价格畸高。
吴敬琏说,腐败和垄断是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如果说高物价是贫富差距具体化体现的话,那么,腐败和垄断则同时也是物价与居民收入失衡的两个主要原因。高物价的另一个原因,是“腐败成本”。以医药市场为例,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还不是因为药品回扣黑幕重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物价,是因为劳动力成本高;而我们的高物价,则是垄断利润和腐败成本高。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是一块吸引国外投资的招牌,可劳动力不能永远这么廉价。只有当劳动力的成本与国际接上轨,物价才能“超英赶美”。否则,百姓未富,物价先贵,谁能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
★ 世界最贵的城市什么样—莫斯科/首尔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793&typeid=14
2006年07月01日 环球时报: 世界媒体纷纷报道莫斯科成为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这一新闻。图为某通讯社为该新闻配发的莫斯科市市景。
▲全球城市生活费用排行榜与普通居民的感受有不小差距
全世界哪个城市的生活最昂贵?这个问题永远能引起各国大城市居民的浓厚兴趣。国际知名的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最近给出了令人咋舌的全新答案:莫斯科排第一,首尔第二,向来以物价昂贵著名的东京落到了第三,而纽约、巴黎、罗马等老牌城市的排名还在靠后。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也榜上有名,分列第14、20和44。这样的排名早不是第一次了,很多人觉得与他们的切身感受不太相符。那么美世公司排名依据的是什么?新兴国家的城市又是凭什么“击败”老牌发达国家的城市,一个比一个“贵”起来的呢?
▲今年城市物价排名变动大
6月26日早晨,莫斯科人从广播里听到一个有关自己城市的消息:在全球144个城市中,莫斯科的消费物价综合指数竟然超过东京,成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据介绍,美世公司的调查以纽约市为基准,指数定于100点,比较了过去的一年各城市的住房、交通、穿衣以及饮食等200种物品的价格。这200种物品从一杯咖啡、一张光碟到一套房子。生活费用越昂贵的城市,指数相对越高。莫斯科的指数达123.9,世界第二的首尔的指数达121.7。北京、上海、深圳的指数分别为94.9,91.2、82.9。
该公司高级咨询主管翠贝卡•鲍威尔表示:“在今年的调查中,有一些城市的排名发生了较大的变动,这反映了全球市场的变化。对于不少跨国公司而言,外派工作人员到日本或瑞士可能会比到俄罗斯或韩国更经济一些。”不过她也指出,一些城市排名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该国货币的汇率升降而造成的。
美世公司的调查是商业行为,调查主要卖给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以供他们在外派人员时做参考。对于莫斯科被评为第一,被外派到那里的中国人都不觉得意外。
按照中国财政部门的规定,赴俄罗斯出差的住宿标准是每天70美元。前几年,来莫斯科出差的中国团组按照这个标准还能找到条件相当的住处,可如今在莫斯科,按每天70美元的标准根本找不到像样的旅馆。不少国内团组感叹,莫斯科的旅馆简直就是天价,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旅馆也没有这么贵。以标准间的价格为例,莫斯科五星级宾馆价格都在400美元以上,四星级宾馆也不低于300美元,那些自称三星级的宾馆,条件比国内同级别宾馆差很多,但价格也在15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
▲莫斯科/首尔物价有多贵
这个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消息在莫斯科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记者在莫斯科生活多年,早已领教了莫斯科的东西有多贵。
莫斯科物价飞涨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上涨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接受。2001年的时候,1升汽油0.3美元,到了2006年,1升汽油的价格涨到0.63美元。可能有人会说,整个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都在上涨,莫斯科汽油涨价也属正常。可猪肉应该与国际能源市场没有什么关系吧!5年前,莫斯科质量最好的猪肉也就3美元1公斤,当时大家都认为太贵了,可如今在莫斯科7美元1公斤的猪肉算是最便宜的了。
一向对自己在世界排名很关心的韩国人很快注意到这条消息,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对于普通的首尔居民来说,除了对首尔竟然超越东京感到诧异之外,更多的表现出了几分无奈。记者的一位在媒体工作的韩国朋友在谈到这个消息时感叹,“看来在首尔生活真是不容易,我们太可怜了。”
在首尔的“衣食住行”消费中,“食”这一部分给在首尔的中国人的印象最深。在国内的时候,热爱韩剧的朋友曾不解地问我:“韩国人吃水果怎么那么讲究,非得几个人切一个苹果用牙签戳着吃?”还有人问:“在韩国排骨怎么那么金贵啊,即使富裕人家,也常把吃排骨看得很重,甚至还说‘买了排骨就没钱交保险了’。”
到韩国以后,才明白这是因为水果、排骨确实很贵。拿中国人夏天经常吃的西瓜来说,记者住处附近的超市这几天搞促销活动,6公斤左右的西瓜比往常便宜5000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20韩元),只卖1.08万韩元,但仍然折合人民币90元左右,对韩国人也不算便宜。至于肉类,更是昂贵,最差部位的猪肉,一斤也要85元人民币左右,一斤排骨则要卖约160元人民币。在超市,一小盒韩国产的牛里脊肉(两片,约250克)售价为1.63万韩元,西红柿每公斤4980韩元;菠菜每公斤6500韩元;一小盒豆腐2500韩元;连一小袋200克的中国产小葱也卖2280韩元。
在首尔,“行”也不便宜。坐出租,一公里的收费差不多在10元人民币左右。自己开车更贵,市区停车场最便宜的一小时4000韩元,贵的要8000韩元。汽油价格在每公升1600韩元左右。所以韩国虽然家家户户都有车,但能开得起车上下班的人并不多,光停车费和油费就让人受不了。
▲最贵的还是房价
莫斯科和首尔的“食”很贵,但是与“住”比较起来,就不算什么了。
据俄罗斯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莫斯科市居民住宅楼的平均价格为3500美元/平方米,好地段高档住宅楼甚至达到每平方米7000多美元。记者2001年刚来莫斯科工作的时候,发现附近有座新建的住宅楼,过去打听一下是否出租,结果被告知:只出售,不出租。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如果有兴趣,可以考虑买房,价格为每平方米2500美元。这个价格当时真把我们吓了一跳,心想莫斯科的房子怎么这么贵。没想到的是,短短5年之后,这个住宅楼的价格现在已经上涨到每平方米6500美元。
过去3年间,首尔的公寓价格平均上涨24%。而以高档住宅闻名的首尔江南地区过去5年房价飙升了121.8%,现在要在该地区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至少需要70万-80万美元。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6万美元的韩国人来说,首尔的房价已经让他们感到难以承受。据统计,首尔大约有50%的人有自有住宅,其余的50%不得不租房居住。市区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公寓,月租平均500美元,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排名为何与人们感觉有落差
久居莫斯科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再贵的东西在莫斯科都有人买,再贵的汽车在莫斯科都有人开,再贵的别墅在莫斯科都有人盖。最近几年,莫斯科的商业发展很快,新建了很多高档商场和大型超市。人们惊奇地发现,莫斯科的商店“开一个,火一个”,遇到休息日和节假日前夕,大型超市收款台前都要排起长龙。这令外来人禁不住感叹:莫斯科真是一座富有的城市啊!莫斯科人对物价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很少听到他们的抱怨,还有人告诉记者,他没觉得莫斯科的物价能高到世界第一。在首尔,虽然许多人认为当地物价确实很贵,但对比东京还要贵表示怀疑。
许多上榜城市的市民都觉得这个排名与他们的真实感受有差距。本报在罗马的记者听到记者说北京的排名比罗马还靠前时说:不可能!罗马的西瓜2欧元一公斤,北京才多少钱!另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生活过多年的北京人也说,多伦多只排第47位,离北京差老远,但她想了半天,可能除了“宝马”车之外,想不出来多伦多市的哪一样东西比北京便宜。
专家指出,这种落差实际上与对美世公司调查的误解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者沈越解释,这个城市消费排名针对的是涉外人员的生活指数,即外籍人士在当地的消费状况。比如在2006年的报告书中显示,北京的月平均房价是2600美元,这一价格明显针对的是建国门一带涉外高档住宅而得出的,北京普通老百姓肯定不会租这么贵的房子。又如,调查中显示,北京的咖啡平均4美元多一杯,尽管这的确是星巴克等咖啡连锁店的普遍价格,但问题在于普通的北京老百姓一个月也不见得喝上一杯这种价钱的咖啡。所以说,这个调查的范围是面向高级商务人员的生活指标,而不是对工薪阶层生活标准的总结,更不能说明北京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调查范围也是由其调查目的决定的,该指数的作用就是为跨国企业外派人员提供资金参考,比如确定津贴数额、估算成本等。另有专家指出,由于被调查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管理方式不同,给企业外派人员提供的各项服务的价格也不同。
当然,这个调查对世界各城市的物价还是有一定参考作用的。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开始引用这个调查。韩国民主劳动党发言人朴龙镇27日指出,首尔“咖啡比纽约贵,物价比东京贵”的现状绝不是韩国人的骄傲。韩国人在关注首尔物价指数世界第二的同时,不应忘记美世公司两个月前对全球主要城市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那份报告中,首尔只位居第50。政府应该从两份调查报告中引起足够的警惕,采取措施抑止房地产过热等不良现象,减轻首尔市民的生活负担。▲
●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杜 方●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华 亭●本报记者 张楠伊
《环球时报》 ( 2006-06-29 第16版 )
★ 对 话 :海 外 华 人 在 政 治 上 会 偏 袒 中 国 吗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3698&typeid=14
2006年06月30日/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编者按 几天前,加拿大总理哈珀为“人头税”历史事件向全加华人公开道歉。这份迟到的歉意,意义深远。那么,世界究竟如何看待海外华人呢?此次“清华•环球对话”,我们请世界著名侨领、菲律宾BESTANK集团总裁戴亚明先生与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通史》等多部著作的作者何茂春教授就此阐述他们独到的见解。
▲海外华人在政治上会偏袒中国吗 ?
何茂春:近百年来,尽管一些国家已逐步纠正了某些“排华”、“限制华人”的错误政策,华人在当地的境遇得到相应的改善,但此次加拿大总理就历史问题对华人致歉依然是外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影响深远。此事至少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华人社区力量在加拿大已有很大规模;二是当地华人在海外的贡献得到标志性的认可;三是最重要的,即祖国的崛起直接提升了华人的地位。这是值得称赞的事件。当前,世界各国对移民的政策并不容乐观。近年来,美国全面收缩移民政策,欧洲的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然而,与此同时,各国对华人的看法却整体上呈现某种宽容的趋势,比如,尊重华人圈的文化、吸纳华人的节日和风俗习惯、逢年过节对华人表示问候等。这的确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戴亚明:这让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所罗门的华侨撤离事件。从封建时代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人在海外没有政府后盾,只能靠艰辛劳动在海外勉强谋生。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现实:虽然各国华人情况有所不一样,在居住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华人始终演的是配角,并不是主角。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华人在当地地位的提高,都是通过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国民,在经济上归属所在国而实现的。
以菲律宾的华人为例,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殖民当局限制华人行动,华人都集中在马尼拉。他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参与大帆船贸易的进口商,这些人从中国进口商品,然后由西班牙人转运到美洲去。另一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匠和小商贩。19世纪开始,华人才被允许到外省各地去,经济角色一方面作为西方商行的代理商和经销商,另一方面又是全菲各地经济作物的收购商。直到上世纪中叶,菲律宾独立,华商才转向制造业。近几十年里,又逐步向工、农、金融、服务业及政界发展。在世界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地位变化大多呈现这种趋势。但是,在如何发挥东南亚华人的作用上,华人几乎都有一个共识:立足于所在国,立足于东南亚这个地区,认同和加强这种地区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我听说,有些舆论认为,华人在政治上对中国会有严重的偏袒态度,这种揣测并不正确。
何茂春: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基本上没有政治力量可言。中国人有其团结的一面,在任何国家,华人毕竟是一个族群。在没有外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有一种竞争关系。但是在有外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也会自觉地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不能把华人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何茂春:凡是人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有华人。中国很早就向外移民了。但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还是从唐朝开始的。当时,东西方交流比较顺畅,除了避免战乱和贸易以外,还有弘法、传道等目的。明末清初,又是一个华人移民的高潮,主要原因是东南沿海的人口激增,土地很有限,朝廷的禁海政策严重损害了沿海百姓的利益。很多人背井离乡到海外去谋生,包括偷渡者、海外贸易的自卫武装、被中国统治者认为的海匪以及后来政权的前朝遗民。所以,华侨史首先是拓荒史。他们把华夏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去。第二是逃难史。当时但凡在国内能生活得很好,都不会移民。第三个是苦力史。这主要从晚清开始,与西方的贩奴运动具有差不多的背景。以澳门为中转站的贩运“猪仔”活动中,相当一大部分人被贩运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地区。第四是血泪史。华侨被屠杀、被宰割,长期以来得不到封建王朝的支持保护,生活非常悲惨。当然,华侨史还是一部革命的历史。从清代末年开始,海外华人先是支持辛亥革命,再是支持抗战,后是回国投资,对祖国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戴亚明:是的,正是这样,很多人都在评价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有许多学者把不同时期的华人在当地占有的经济比重进行统计。这样的经济数据,对了解华人的经济情况和地位,当然有参考价值。但却也无意中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华人的经济是自成一体的整体。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有人估计全体海外华人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资金,差不多中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总结出类似于“利用好这笔资金如何如何”的结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误导。权且不说此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最重要的是,华人的经济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分散的,不是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更不是独立于所在国的经济体系的整体。华人经济各自所有、各自经营、各干各的,谁也管不了、调动不了谁。
何茂春:还有一个现象被人们忽视,传统海外华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祖国经济是互补关系,不少海外华人垄断中外贸易,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现在,大多中国国内企业都已获得了外贸权,建立了海外营销的网络,过去华人所扮演的中间角色存在的必要性在减弱,转而与国内企业呈现越来越多的竞争关系。尽管这是国际竞争的正常现象,但至少可以说明,单纯强调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贡献是不全面的。
戴亚明:的确,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出口额增长迅速,给华人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华人的生存能力很强,而且,从整体上看,华人善于形成自己的商业网络。这使得华人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大到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比如,华人工厂倒闭了,但他们还是可以到中国国内投资,然后将产品出口到居住国,这样,影响就不会很大了。
▲中外交流包容性在增强
何茂春:世界各国对华人的看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北美地区、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的华人政策基本已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华人有一定政治力量,甚至已挤入上层社会。二是欧洲、非洲等地区,尤其是东欧各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移民政策,华人的社区力量弱,基本上还从事着研究、学习或小本生意等职业。在非洲,华人则已成为新一代的拓荒者。
戴亚明: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华人与祖国的认同感是不一样的。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计算,第一代移民到侨居国后,对中国还有某种情结,存在“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他们关心中国政局的变化和发展。但很快,“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叶生根”,我们这一代很快都在侨居国有了下一代,他们在当地出生,受当地教育,中国对他们来说已没有印象,很多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也渐渐在消逝。
何茂春:当然,但就移民的原因而言,已大不同于以前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千年里,中国海外移民都是被动的,或避难,或逃荒,或为生计所迫。但现在则是一种自主性、理性的移民,或为创业,或为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等等,甚至有人只是为了方便出入境,才申请移民国外,获取他国护照。
国外有人说,中国移民正在造成某种威胁,比如就业。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许多国家对他国移民的共同忧虑,并不仅仅指中国,国人不必过于敏感。而且也要清楚,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移民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移民能够带去技术和资金。另外,外国舆论也需要将中国移民与中国政府分开。因为中国政府向来不鼓励移民,相反,对归国人士却偏爱有加,往往将“回国”与“爱国”等同。那些到落后国家拓荒的华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国籍。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欲望在减弱。与此同时,外国长期侨居中国的人有数百万。中国人对他们也越来越包容。这些都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正常迁徙的表现,也说明中外之间的相互包容性在增强。(此次对话由王文主持,由张冀兵整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环球时报》 ( 2006-06-28 第11版 )
★ 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旁观毛泽东时代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757&typeid=14
(美)莫里斯•迈斯纳(耶鲁大学教授)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本文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
★ 中 共 “ 三 件 大 事 ” 告 诉 我 们 什 么 ?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684066&typeid=14
中共“三件大事”告诉我们什么?
朱卫华
6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礼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用“三件大事”这四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85年不平凡的历程”,从这种鲜明的“平民化”而非“史学化”的朴素总结中,不仅让人们平易地理出“三件大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政治脉络,而且可以清晰地读出其间的联系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段不能割裂而且仍然在继续生长着的历史,“三件大事”证明,她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更可贵的是,她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完全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这“三件大事”其实就是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至今所经历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第一件“大事”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从1921年7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搬掉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不再是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殖民”,不再是封建主义奴役下的“顺民”,也不再是官僚资本主义盘剥下的“贱民”。一个爬行跪立的民族破天荒地给了世界一个站立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属于人民的时代。试想,如果中国的政权落到蒋家王朝手中,无数中国人民将会沦为他们富可敌国的庞大家族产业体系中被榨尽最大“剩余价值”的苦力,水深火热将永无尽头。
▲第二件“大事”是让中国人民干起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这件“大事”的时候,巧妙地绕开了这一时期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从经济角度入手作出了一个客观而且务实的评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创造和拥有财富了,而且建立起两大经济“体系”。因此,这个阶段特别是建国后17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不容否定,因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它承接着一种经济铺垫。
胡总书记这段话中最有分量的结论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赖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在“三件大事”即三个历史时期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升级版必然是社会主义;启后,这个社会主义又必须是今后新征程的路标。可以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85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伟大的成果!这一“基本制度”不仅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内涵,而且明确了包含政治所承载的经济、民生、民权、军事、外交、文化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属性。它的确不完美,但只能靠完善去实现完美,有一点肯定的,其方向不容逆转,其属性不容颠覆!
▲第三件“大事”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反观走过的路,这个时期跟上个时期的最后十年存在一条明显的断裂带。所幸邓小平及其创建的理论以前无古人的智慧和魄力,在这条裂痕上进行了无懈可击的政治焊接,即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经典理论果实——毛泽东思想,焊接到邓小平理论的“芯片”上,从而形成了既上下衔接又独立成章的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 ”,但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改变;可以从西方拿来,但不能全盘西化;可以“部分先富”,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放弃……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进程中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才创造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奇迹。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当前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尽管推进共同富裕的“大事”仍在行程中,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还会遭遇诸多困难甚至狙击,但人民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改变,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做好第三件“大事”!
胡总书记把85年的漫长历史进程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深刻历史组合与精辟现实链接,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三件大事”贯穿一条政治红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贯穿一个理论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一种思想脉络——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正因为如此,这三件大事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若干“大事”中,将会继续优化这种“命运”,深化这种“方向”,强化这种“影响”!▲(2006年6月30日 星期五)
★ 日 本 自 卫 队 直 面 我 三 军 精 锐 ★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6-07/01/content_1434316.htm
2006-07-01 本报主笔 邱永峥: 一名访问中国的日本自卫队军官团成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在国内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军事不透明,这跟我们实际看到的、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日本自卫队军官团日前正在中国参观访问。与此前的5次访问相比,本次访问格外引人关注,因为此次到访正值中日关系趋于转暖之际,更重要的是,访问团还参观了中国的陆海空三军精锐。
▲亲眼所见消除疑虑
6月26日,日本自卫队军官团在北京开始了访华之旅,这次访问获得了川和平财团川日中友好基金会支持。
在北京访问期间,日本自卫队的军官们访问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还同中国军官打了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随团来华的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表示,这种交流为日中军官提供了建立互信的良机,因为“武器不会说谎,军人也不会说谎,亲眼见识了,才能消除疑虑”。
石破茂表示,目前日本国内有不少人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而在他看来,这种争论没有太大的意义。他相信,实地参观能使日本的青年军官了解中国解放军的防卫思想。
▲见证中国军事透明
令日本自卫队军官团非常感兴趣的是,中国陆海空三军对日本军官团的开放、透明。
26日,自卫队军官团参观了驻守在北京南口镇的第6装甲师。该师拥有我军已列装的最新型的98型坦克。无论从训练还是装备情况看,装甲六师代表我陆军机械化的最高水平。
自卫队军官团即将参观的南海舰队,也是解放军的“铁拳”重部。驻广州的空9师更是解放军空军系统赫赫有名的功勋部队,装备的战机非常先进。
因此,中国军方此次向日本自卫队军官团开放作战精锐部队,说明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高,是对美国和日本部分媒体有关中国军事“不透明”的有力回应。
▲两军交流层次仍不高
日中校级军官互访是一个为期10年的项目。此次访华的13名日军官中,有9人是首次到中国,由此也可看出其规模和范围并不是很大。
从负责本次日中校级军官互访的具体运作者——川日中友好基金来看,它也只是一个民间机构。由此可见,目前中日军事交流的层次还比较低,还仅限于“民间渠道”。
中国军官团以前也曾到日本参观、研修。中国军官团研修的地点是东京市目黑区的防卫研究所。《青年参考》记者曾采访过一位曾在日本研修一年的解放军学员。据他透露,解放军军官在此期间需要写论文、做特别讲演、进行集体讨论等。在特别讲演时,要求学员们对日本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学员们还要走出研究所,到航空总队司令部、技术研究本部及驻日美军中去研修,而日本防卫厅也派出军官到中国国防大学进行短期的研修。
中日两军还有一种交流形式,即短期的参观与观摩。比如2005年8月25日,解放军中青年军官访日研修团就现场观摩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一年一度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
不过,和日美、中俄军事合作的层次相比,中日军事交流的水平还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但体现在人员交流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日本方面的演习层次上。到目前为止,日本自卫队还从未向中国军人展示实质性的内容,比如上文提及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其实只是一个向平民开放的表演性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