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世界杯50个不应被忽略的常识（31-35）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117

　　31. 今年在马拉卡纳体育场(Maracana Stadium)举行的决赛将可容纳观众约7.5万人，不到1950年同一场地世界杯决赛期间估计17.4万观赛球迷的一半。

　　32. 世界杯冠军球队最年长球员是意大利守门员迪诺·佐夫(Dino Zoff)。他在1982年以40岁的年龄举起了奖杯。

　　33. 根据国际足联规则，世界杯球服只准出现1到23这些数字。1号必须是守门员。

　　34. 2014年世界杯时间最长的国歌是希腊国歌，它有158段歌词。但如果按歌曲小节来算，这一殊荣要归于乌拉圭的105节。当然，国际足联不允许他们完整演奏，因为规则不允许国歌时间超过90秒。

　　35. 打入决赛而一场未赢的，以荷兰最多（1974年、1978年和2010年）。德国队（包括原来的西德队）输过四场决赛，但也赢过三场。

今 日 看 点：2014-07-07▲◆★●■☆

王岐山调研强调反腐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http://news.ifeng.com/a/20140704/41025955_0.shtml
中央军委领导：不斗气不争权 敢拍胸脯保廉洁★★★★★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707/112833.shtml
双规震慑威力大 传周永康也曾被吓倒★★★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06
徐才厚案成里程碑 军队反腐升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80
揭秘半年6位国企老总自杀的原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82
中國人冷靜看待“美國衰落”★★
http://www.CRNTT.com

 

王岐山调研强调反腐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http://news.ifeng.com/a/20140704/41025955_0.shtml

2014年07月04日 新华网 原标题：王岐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用好巡视“利剑”

新华网呼和浩特7月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3日至4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他强调，中央巡视和省一级巡视工作要上下联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态势。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用好巡视这把“利剑”，按照中央要求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聚焦中心任务，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王岐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出发，进一步明确巡视工作方针和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听取巡视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巡视工作与时俱进，探索实践，着力发现腐败、作风、纪律和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分类处置，督促整改，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巡视发现的问题印证了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警示我们要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目标任务，须臾不可懈怠。

王岐山强调，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对巡视工作重视与否，反映的是党的观念强不强，从严治党的措施硬不硬，责任担当够不够。做好巡视工作是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具体化。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使巡视真正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要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抓紧工作部署，认真听取巡视情况汇报，充分运用巡视成果。要搞好巡视“三步曲”，发现问题、负责任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推动问题解决。对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要深入分析研判，依纪依规分类处置，该查处的查处，该诫勉的诫勉，该警示教育的警示教育，对反映不实的及时澄清，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督促被巡视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整改落实，整改结果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党内、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整改不力就要严肃问责。
王岐山指出，巡视是给党的肌体作“体检”，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要认真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逐步实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巡视全覆盖。要直指问题，在抓好常规巡视的同时，探索开展机动灵活的专项巡视，增强震慑力。要加强巡视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巡视干部。巡视干部要对党忠诚、敢于担当、严守纪律，履行好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

调研期间，王岐山来到巴彦德力格尔嘎查“两委”活动室和牧民家中，了解基层党建和牧民生活情况。他还考察了锡林浩特市牧场王子农牧业公司、义合良种马繁育基地、内蒙古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乐际陪同调研并出席会议。

另据人民日报微博：

【王岐山内蒙调研强调反腐会场表情凝重敲桌】王岐山3日、4日到内蒙调研，召开部分省市巡视工作座谈会。他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他指出，巡视是给党的肌体作“体检”，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中央军委领导：不斗气不争权 敢拍胸脯保廉洁★★★★★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707/112833.shtml

2014-07-07 解放军报 原标题：中央军委领导到军队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参加指导专题民主生活会

星岛环球网消息：《解放军报》报道，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近期分别到各自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参加指导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要坚持持久用力，常抓长治，一以贯之抓好作风建设，不断巩固发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中央军委领导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开得质量高，效果好，收到了红脸出汗、加油鼓劲的效果。个人问题说清楚，体现了认真较真、即知即改的态度和精神。群众帮助提意见，开门纳谏,真诚接受监督，回应官兵诉愿，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批评有辣味，能够推心置腹、真刀真枪，点问题很尖锐，火药味很浓。上级督导严把关，严把开会“资格证”，起到了很好的督导作用。通过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看到了党的组织应该有的生机和活力，看到了党员干部身上迸发出的激情、热情、感情，同志之间心相通了，领导干部和基层官兵之间心相近了，党组织的民主生活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正规。

中央军委领导强调，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作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标准更高、走在前列。各级要深化认识，上紧发条，把走在前列的标准要求落到底，决不能有“过了关”“松口气”的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作为抓工作搞建设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从问题切入，以问题为中心，紧紧抓住官兵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深化整改，切实把问题解决到位。要以体系思维抓整治，各领域各行业根据各自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整治重点，分类指导、板块推进，通过分级治理与行业治理相结合，使作风整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立规范严执纪强化约束，进一步纯正风气，狠刹官兵深恶痛绝的“潜规则”，敲警钟、画红线，营造向上向好的环境。军以上党委机关要对照基层这面镜子，反查指导帮助是否到位，政策制度是否科学，使上下联动实现真联真动、同频共振。

中央军委领导指出，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作风建设没有终点，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要坚持教育与实践并举，内化与转化并重，通过管用的措施办法，把活动成果保好鲜，把大抓势头坚持住。要坚持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从严治党、从严治军要求，思想要经常见面，党内生活要严肃正规，监督要认真较真，主官要负起责任，保证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在解决“总开关”上求深化，扭住理想信念这个根本，把改造世界观、净化灵魂的工作搞扎实。要在向战斗力转化上求深化，更新思维理念，研究战争机理，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准备。要在强化组织功能上求深化，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指导帮带，建强党员队伍、骨干队伍。要在形成文化自觉上求深入，通过长期约束、长期熏陶、长期践行，塑造好实现强军目标应该有的文化。

中央军委领导强调，旅团在部队中承上启下，是很重要的一个层级，部队建设怎么样，关键看党委班子这个核心强不强，要持之以恒搞好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学习是第一需要，要爱学习、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多总结，在学习上做个有心人、勤快人、明白人，为工作打个好基础，为成长进步打个好底子。打仗是军人主业，要沉下心来研究打仗、准备打仗，特别重视防止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宁要符合实战要求的低命中率，不要脱离实战要求的高命中率，绝对不要弄虚作假的百发百中。敬业是成功的基础，党委一班人要带头敬业奉献，把工作当事业干，勇于争先创优，见任务就上，见第一就争，见先进就学，见问题就改。团结是班子的生命，要容得下人，听得进话，装得下事，尤其要有胸襟，不斗气，不争权。廉洁是基本操守，要公道正派、不收不贪，敢在官兵面前拍胸脯，以清正廉洁的操守赢得官兵信任和拥护。▲◆★●■☆

 

 
双规震慑威力大 传周永康也曾被吓倒★★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06

2014-7-3：1978年，因“文革”而瘫痪的中纪委在重建之初，时任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黄克诚曾担心，一些案件可能中纪委再三督促地方党委也不办、不答复，考虑要请《人民日报》帮忙。而如果有些事《人民日报》也推不动，就要请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帮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只是‘养老院’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黄克诚的担心并没有出现。尤其在十八大后，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努力下，中纪委成为中国最具有实权的反贪机构。尤其是对于徐才厚及周永康案件的查处，更夯实了中纪委在中国政坛的政治地位。

伴随着巨大威望到来的是争议。纵观今日之舆论场，对于中纪委大柄在手的猜忌不断，特别是地方纪委在对官员“双规”时进行刑讯逼供而导致被调查官员伤残的事件，更是屡屡见诸报端。甚至在2012年对薄熙来审判时，他在法庭之上公开抨击中纪委“逼供诱供”。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和王岐山对纪委的“改造”就显得恰当而必要。尤其是此次在对徐才厚案和周永康外围案件的处理中，中纪委是如何发挥好自己“御史”职能的？“双规”制度是否“已死”，越来越少地被使用？在对违纪官员的通报上是否也越来越遵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监察制度的变化犹如“御史在途”，正在对外慢慢释放信号。（御史，古代监察官职。“御史在途”也是湖南纪委干部陆群的微博名称。）

频有官员“双规死” 薄熙来曾公开不满纪委

对于中纪委这两年的反腐成绩，各方品评已然不少，实在没有必要“锦上添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纪委行事无瑕，恰恰相反，在过去两年间，对于纪委部门的负面报道频频出现。

最轰动一时的就是2013年在薄熙来一案审判过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由于这次审判出乎外界意料地被安排为公审，因此很多信息也在第一时间被媒体披露。在庭审过程中，薄熙来当庭“翻供”，称自己在接受中纪委审查时，自己的笔录是在“一是对我不正当的压力的情况下写的。第二是有明确的诱导因素”，因此希望法庭不予采纳。此外在庭审中，薄熙来描述道，办案机关对他讲，“如果你态度好，可以保留党籍，其实中央对你的态度还是有保留的，态度好就是主动提供两个大单。”薄透露，侦查机关七八次跟他提到，王怀忠贪污几百万就是死刑，而刘志军一个多亿都保住了生命，就是因为“态度好”。薄还表示，办案人员几次提示，如不配合就发红色通缉令抓薄瓜瓜回国受审。薄提出，正是上面这些因素，使其“违心”作出了供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薄熙来用一句中国俗语告诉法庭，“我感觉自己一身系两命。”薄熙来的这一自辩，在官方发布的庭审笔录中被删除。在另一处，薄熙来又说，“这已经是一个悲剧。对我是一个悲剧，对开来是一个悲剧，我不希望有关方面再用这种审判手段，再把我们家庭的仅存的一点……（温暖和亲情）压碎。”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确定薄熙来对于纪委部门的这项指控是否属实，不过这中间透露的信息被很多中国人所相信，他们认为这符合以前纪委的“行事风格”。而中共方面在当时对此也极为紧张，当陆媒在用“薄熙来当庭翻供”报道这则新闻后，传闻称中共开始禁止他们使用“翻供”，并删除薄对纪委的批评。

但是不时仍有官员在“双规”期间死亡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仅在2013年4月至6月两个月间，就有三起官员在“双规”期间死亡的消息。4月9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死亡。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照片显示，死者全身有多处红色瘀斑，家属质疑死者曾遭刑讯殴打。4月23日，河南三门峡中级法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6月19日，48岁的湖北黄冈市黄梅县地震局局长钱国良“双规”期间死亡，照片显示钱国良全身包括脸部呈黑紫色，满是伤痕，有些部位呈腐烂状。这些死亡案例虽然被一些网民视作“罪有应得”，但是更多的声音将其称为“罪不至死”，对纪委部门表示不满。

双规震慑威力大 传周永康曾被吓倒

上述事例可见，无论是薄熙来，还是普通官员，对于“双规”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1993年至1998年之间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曾说过，反贪侦查有十八般武艺，即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等五种强制措施和传唤、讯问等十三种侦查手段。但是对于纪委部门而言，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双规”，即要求被审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个阶段，被调查的对象吃睡都在一个房间里，另有武警或其他办案人员24小时陪同监控。较为重大的案件或级别较高的查处对象，对其调查办案的场所通常都是在不对外营业的招待所或办案中心进行，这种场所连外围都戒备森严，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作为中共党内审查违纪党员的一种手段，这个在1994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明文规定的措施，对于惩治官场腐败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首先可以防止那些上下串通的官员在调查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互相串连、转移赃款、销毁证据；其次，采取停职隔离，也能促使更多知情人透料，否则只要他们仍然在位，知情者就不敢大胆揭发。多年以来，不计其数的贪官都是在“双规”期间“缴械投降”的。

此外，“双规”的更大作用在于震慑。因为在中国司法体系下，检察院并不具有在政治上的全局性和权威性，而中纪委书记位列常委，因此它才是反贪机构的“龙头”。中纪委所要调查的官员，才表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彻底“死亡”，从中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传2013年，周永康和他的妻子在接到中纪委宣布中共中央对他的问题展开调查的决定之后，周永康当场昏倒、瘫软在地。另有媒体援引中纪委人士消息称，在“双规”办案期间，办案人员不会称呼查处对象的原有职务，在开除党籍前，客气一点的，会称其名字加“同志”二字，次之，以姓氏加“老”字相称，比如对徐才厚，就会称呼其“老徐”，而对薄熙来的查处，办案人员一直是直呼其名。可以想象，这些官员在位之时前呼后拥、毕恭毕敬，如今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被勒令交代自己的问题，被当做平常人甚至“阶下囚”相待，这种心理上突然的巨大反差和“尊严”上的失落，对他们的刺激之大、震慑之强。

纪委调查太过神秘 被批违宪

然而，随着公众人权法治观念的增强，加上上文所说的行刑、逼供甚至导致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双规”是否还应该存在，如何“双规”成了新的话题。法学家们认为，“双规”是中共对党员的党内调查，但党员也是中国公民，纪委作为党务机构，并不拥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更不能越俎代庖，代行司法机构的职能。因此，“双规”实际上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在质疑声中，最多的还是对“双规”的神秘性的不满。通常受审查者被带走后，其同事、亲友都不知其下落，直到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开庭审判时，受审查者才重新露面。在黑箱作业下，很容易发生诱供、逼供，如果说薄熙来这个曾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前中共高层都曾面临逼供诱供，中下级官员会面临什么情况就不用说了。“双规”中“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这种概念极具模煳性，大部分情况下，中纪委可以无限期地扣押及审问任何被怀疑违法的官员，软禁可持续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直到涉事官员崩溃，或调查人员收集到足够证据坐实案件。这种非规范性的党内程序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双规”徐才厚时为何未对外公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06

当然，我们对于“双规”优劣的盘点，并不是要对任何一名涉嫌贪腐的官员表示丝毫同情心，只是因为作为中纪委重要调查手段的“双规”，其变化能够展现出习、王在反腐大潮中，对于纪委和贪官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对于文章开头所说的纪委所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可能毫不知情，因为当舆论在评价今天中国官员如何发生变化的时候，事实上纪委部门也在进行着自我的革新，而这些变化，今天已经初露端倪。

对于这种迹象的观察，就以当下最热的徐才厚案入手。首先，在6月30日官方对于徐才厚案件的通报中，明确表示了徐是在今年3月15日开始接受调查的。结合4月初解放军高级将领表态效忠和6月王岐山“神隐”一个月的新闻，可以得出一条时间线：3月徐才厚被查——4月初军队将领表态——4月中旬对徐正式双规——5月调查——6月王岐山主导审查报告——6月30日正式向社会公布，党内处理结束，移交军事检察机关，正式走司法程序。也就是说，从双规到移交司法，官方对徐才厚案的处理仅仅用了45天左右。当然，在统计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一共公布的落马的36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李春城、郭永祥、郭永明、陈安众、廖少华、刘铁男、倪发科、李达球、王素毅、季建业、陈柏槐和童名谦共16名落马官员已经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构处置。其中徐才厚并不是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是童名谦。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从宣布其接受组织调查到被“双开”，只有15天。李春城用时最长，为17个月。但无论如何，徐才厚案在“双规”一开始，没有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就显得与众不同。

且举几例以作辅证：在同期被宣布移交司法的蒋洁敏，是在2013年9月1日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冀文林是在2014年2月18日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苏荣是在2014年6月14日被通报接受调查。在几个高官中，李东生比较特殊，对他的调查结果并非由官方公布消息，而是在2013年12月20日由新华社记者首先透料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党内调查，5日之后，中纪委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证实。

虽然这几个官员职位有高有低，案件性质更是各有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接受党内调查之时，中共方面就已经公之于众。而徐才厚为何不同，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徐才厚已经不担任任何公职，不像这几位高官一样仍在位上，对他的调查不应有任何影响，也就不必公布。其次，徐才厚案件的性质和重要性也与这几个落马高官截然不同，为了保证案件调查的顺利，这种“突然绝杀”的方式似乎也就更能快刀斩乱麻。

不过从习、王的角度去思考，对于徐才厚如此处理，可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源于他们对中纪委的要求。因为原本在1978年12月中央纪委成立和1979年初彭真主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已经确立了此后两者各自的性质分工：纪委负责违反党纪、政纪，检察院监督的范围是犯罪。1986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又进行了重申和机构调整。但是在1997年前后，纪委和检察院在重大职务犯罪上的关系成为：纪委立案调查，查清事实，然后移送检察院，反贪局实际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出现，检察院的独立发现重大案件、立案侦查的比例大幅下降。

但是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2013年11月份，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向媒体证实，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回到司法途径，移交检察院。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也披露：“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由中纪委先办案，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程文浩和姜明安都是备受当局器重的法律学者，前者是反腐问题专家，后者则专攻宪法。而姜明安是参加最高检察院的会议后作上述表述的，突显消息的可信性。有分析曾推断，推行多年的“双规”将面临改革，而且已被提上中南海的议事日程。

如果说这两个学者被认为不能代表官方态度的话，那重新翻阅被认为是习近平政纲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明确的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更何况，即使在民众的观感中，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在报道对于贪腐官员的调查时，也越来越少的使用到“双规”这个名词。虽然以往官方在通报案情时也不会使用“双规”，虽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双规”将会告别历史舞台。但是这种迹象还是显示，在反腐治标渐入尾声，治本渐入佳境之时，习王所说的制度体系和治本，不仅仅是预防官员贪腐，更是要求在调查官员的过程中，部门、手段和流程的规范化与法制化。

“通奸”表述中性 中纪委不落口实

在这两日通报的官员贪腐大案要案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可以证明这种推断。那就是在这其中有五例都提及“与他人通奸”行为，以至于“通奸”一词瞬间成为大陆网络上的热搜词，以至于中纪委都官网刊文解释“通奸”一词含义。更有媒体梳理成今年以来“通奸”频繁出镜。以往，中纪委在通报官员违纪涉不正当男女关系时一般使用“作风腐化”、“道德败坏”或“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词。比如2013年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中纪委通报其案情时，表述为“道德败坏”；薄熙来和王立军，都被通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查阅中共党纪发现，上述措辞并非有据可查，而“与他人通奸”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明文规定。

既然中纪委都专门刊文解释“通奸”一词，可见在这番用词上他们并不是随意而为的，是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这或许可以用两点来解释。一，使用通奸，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在法制观念日益完善的今天，不至于落人口实。二，“通奸”一词从语感上说，也更为中心，而“作风腐化”、“道德败坏”或“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次，则更多的带有“色彩”在其中。这也意味着，此后中共在处理类似问题上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表述，而这恰恰就是中纪委正在出现的向好变化。 ▲◆★●■☆

 

 

徐才厚案成里程碑 军队反腐升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80

2014-7-7：徐才厚是中共历史上因腐败倒下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徐才厚因腐败罪名“晚节不保”，对当下反腐的意义自不必说。而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以其地位之高，落马之平稳顺畅，一改之前军队反腐遮遮掩掩的做法，是中国司法运作在实现破除特权、无论对谁都一律平等这一法治要求上取得的一次巨大进步。

通过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国家都面临军队腐败的问题。从毛泽东时期反腐处死刘青山、张子善等军官，到改革开放之后处理姬鹏飞之子姬胜德，胡锦涛时期扳倒王守业、谷俊山，再到习近平拿下徐才厚，大致经历了从早期运动式反腐，到权力式反腐加制度反腐，以及法治反腐的阶段。而徐才厚案的处理或许是军队这一中共“枪杆子”的反腐也进入法治阶段的标志。

军队反腐不再遮遮掩掩

自十八大后，中纪委系统在官场、国企的反腐风生水起，获得各方认可。与此同时，同样在高呼反腐的军方却少有动静。而当外界都在焦急等待周永康案的正式公布，甚至是怀疑中央反腐遇阻时，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令人意外地被推上前台。党政军高层自然对事态进展了如指掌，而基层和社会舆论则为之轰动。在分析人士看来，徐才厚因贪腐落马固然是对高层反腐努力的一大刺激，曾接受其领导的军队又将因之发生何种变化，值得关注。

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扳倒一位像徐才厚这样刚刚退休的军队高层核心人物，无疑是一件牵扯重大的政治动作，不知逼反过多少拥兵自重和党羽满朝的军事将领。联想到两年之前中国还曾盛传“京城放枪”、“政变”传闻，就更需考虑这样做的政治风险。但是事后来看，徐才厚的落马固然令人大感突然，但其负面影响远未及外界担忧的程度。尽管有社会舆论的热炒，而党政军各方均波澜不惊。例如，在公开宣布徐才厚被查的6月30日，政治局还通过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方案，仅3天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其智囊团及部分党政高层前往韩国，总理李克强亦离京南下考察，使政情观察者和民众产生“一切尽在控制之中”的感觉。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局面的产生，无疑与在此之前党政权力体系重构和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关。首先，吸取过去数年来权力失序的教训，一年半以来，中共退休和在任领导集体致力于维护中共团结统一，使现任高层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权威。而在具体操作徐才厚案方面也经历了复杂的运作，包括对原高官周永康、薄熙来、谷俊山案的调查审判形成宣示中央权威，化解政治异数。徐才厚3月被调查后军方高层集体表态效忠，中共已退休常委纷纷以“春游”形式露面展示高层和谐；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神稳”一个月进行幕后安排等，诸多动向或许另有他意，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与处理徐才厚案有关。

上述“可能”多是猜测，也无从考证，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决策者和内部知情者在幕后做了什么，而是在不知情的基层、外界的大多数人和社会舆论看来，原军队领导人之一徐才厚案是平稳落地的，中共高层也在努力塑造这样的外在效果和整体印象。

就像薄熙来案的公开庭审一样，尽管坊间仍有声音质疑其背后存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公开的做法，让所有中国人都有条件直面原政治局委员的审判，并以这种公开的形式展示和倒逼司法公正和公信力，已然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重大进步。考虑到徐才厚曾贵为军方领导人，由于军事的特殊性，其反腐一般都是内部操作，但是其落马不仅被公之于众，而且如此平稳顺畅、波澜不惊，着实是破除特权和法治平等的具体实现。正是用不同以往的公正司法让薄熙来、徐才厚这样曾经身居高位者作出的“垂范”，才使中国法治的出现明显可见的改变，才有望使之成为一种法治共识和习惯，进而转化为一种法治的力量。

从运动式反腐到权力加制度反腐

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一般都会遭遇军队腐败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如此，共产党军队也是如此。军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难免出现“骄娇”之气，认为自己承担失去生命的危险，为战争为他人付出巨大牺牲，因而在胜利之后享受一些特权也理所当然。中共执政初期，面对“糖衣炮弹”的攻击，军中腐败开始蔓延，即使是高层也出现与美貌舞伴跳舞和休妻再娶的风气。军人高水平社保福利、司法“特权”、“军人优先”的社会规则、较高的社会荣誉，乃至红字开头特权车，源自一种有其必要性的国家犒劳机制，其实也是特权。而这种特权也是腐败心理和腐败行为的催化剂。

从战火中走出当上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均比较习惯简单而见效快的运动式做法打击军队腐败。毛泽东在中共执政两年后即发动席卷党政军的“三反运动”，3年之后，在彭德怀提议下出台专门针对军队腐化堕落和部分高级军官个人生活放荡的“八八指示”，揪出犯有此类问题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其中97人受到党纪处分，37人受行政或刑事处分，军纪大振。

邓小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山后优先着手的对象都是军队，他在全军开展教育和纪律整顿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虽然毛邓对军队的运动式反腐见效很快，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大约只持续一年时间。毛泽东时期的反腐运动因一系列政治运动而中止，邓小平军队反腐或许本来就被定为一种临时做法，随着相关制度的搭建而很快停息。运动式反腐结束，制度性反腐阶段开始。

整顿军队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央军委历时3年成立团以上纪律检查委员会，该机构随之成为军队反腐的主力军。相对于之前来去一阵风式的运动式反腐，作为常设机构的纪检制度无疑是一次进步。不过，其成效如何仍然取决于上层的反腐意志，以及其本身的实际权限。同地方官场一样，各级军方纪检机构也需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而且出于维护军队团结稳定的考虑，以及军事工作的不透明，其实际监督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的军队反腐对高层权力赋予有很强的依赖性，被视为一种制度反腐加权力反腐的模式。

1990年代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初现魅力和诱惑力的时代，军队成为参与者，其腐败问题也就在那时萌动。腐败苗头初现，中国军方就迅疾严厉整顿军人经商问题。1990年12月，江泽民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二十字方针，特别强调最根本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其中就不乏针对腐败。1998年，江泽民作出决定并向外宣称，“中国军队不再经商”，并关闭一批军办商业项目，有效遏制住了军队经略市场和腐败深化的趋势。

习近平军队反腐进入法治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和习近平，军队反腐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尤其是自胡锦涛时期，大量针对性的细密制度设计出笼。例如，2006年出台《军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若干规定》，2007年出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和《军事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试行）》。评论者指出，这些新规意味着军队反腐的组织纪律和政治思想要求让位于更为规范化的国家监管体系。例如，新审计条例规定，军队各单位主官和承担军事斗争准备专项任务的领导干部，是审计的重点对象，其中军、师、团级单位主官的比例要占据30%以上。审计对象范围下探至团级军官，而原先审计范围仅限于大军区级高官任职和离任前。

只不过，数年来军队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或许就是，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制度的有效性依然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权力的配置。而由于中央权弱，严重削弱了对军队的监管能力。另外，相对于形势的迅速变化，数年来军队反腐体制改革则严重滞后。先后栽倒的王守业、谷俊山均出身于后勤系统，而该系统又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致使其能够更为便利地牟取暴利。虽然胡锦涛时代开启了军队反腐法治化阶段，但是远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能否遏制住军队由基层至中央的腐败形势和由此造成的执政危机，成为决策层的重大挑战。

习近平的做法与毛泽东邓小平当年所为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将军队整顿作为执政优先取向，将“八项规定”改编为针对军队“十项规定”也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而且同样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后，又整顿军队基建项目、房地产、军车等等。从某种层面来看，“程序正义”、“技术保障”也逐渐成为军队纪检监察部门的行为关键词。有学者透露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会回到司法途径，移交检察院。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由中纪委先办案，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徐才厚案。虽然徐才厚在2014年3月15日即被调查，但是在过去3个多月中官方对外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而在以政治局的名义将之公布于众的同时，即对其已经被开除出党，并移交军事检察院。这一系列做法堪称罕见。按照常规，发现和处理某一腐败分子，需要经历调查、“双规”、免职、移交司法的4个过程，但是此次4步化作一步，免去了其中3项环节。而这3项又都是纪委系统的主要职责和权力所在。这一做法也证实上上述学者的分析。也就是说，军队反腐将主要被交移更符合法律程序的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而徐才厚案已经成为先例。

事实上，自邓小平时代以降，军队管理包括反腐都在一种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趋势之中，只是前者大体还处在一种法治反腐的初级阶段。而在习近平时代，或许将以徐才厚案为标志，真正进入法治反腐的新阶段。来源: 多维▲◆★●■☆

 

 

揭秘半年6位国企老总自杀的原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582

2014-7-7：据公开信息统计，2014年以来，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6位国企老总自杀，其中有铜陵有色集团董事长韦江宏，航天控股工业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等，媒体分析称对他们而言，自杀或意味着自我救赎。

坠楼者的上一秒

“生”与“死”不但距离不远，还是紧贴着的。6位国企老总自杀带给人的震撼较之其他社会行为更加持久和强烈。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半年间，6名国企高管因何会在人生最得意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是工作压力大、精神负担过重、患有抑郁症等原因。若深究，恐怕自杀原因并不是工作压力大那么简单。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这些落马的国企高管在领域上来说，既有能源领域、通信航空领域，也有铁路领域、医药领域，还有金融领域，在企业性质上来说，既有垄断企业，也有来自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这5位今年来自杀的高管也正是在这些领域。

当然，真相只有一个。由衷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打破“一死百了”既往不咎“潜规则”，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仔细调查国企高管自杀背后的真正原因，还生命一个尊重，还公众一个真相，也还党纪国法一份权威。

52岁的韦江宏“是从五楼跳下去的，脑袋直接撞在一楼的台阶上”，“没有人敢上前去，直到警察到来”。

韦江宏生前的社会身份是，营业额超千亿元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下称“铜陵有色”)董事长。6月25日，事发后第一天，事发地点已恢复了平静。6月26日，铜陵有色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恢复平静。

但是，外界没有停止对韦江宏自杀原因的探求。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这是今年以来第六起国企老总坠楼自杀事件。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他们面对死亡，是恐惧，是痛苦，是遗憾，还是解脱？

面对死亡，我们能谈的实在太少，所有的思考都将深扎于沉重的痛苦中。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成为解读当下中国政经环境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身居高位的坠楼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职位与生死交织在一起，后者关乎为什么活，而前者关乎该怎么活。我们只能从坠楼者的上一秒开始，试着追问，解惑。

“回original home”

“他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19楼的窗边，拿着手机同电话另一端的妻子说着话。挂断电话后，打开窗户，一跃而出。同事目睹情况，大声喝制，且冲入房内欲拉，为时已晚。”这是坊间流传的航天控股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自杀场景。据悉，自杀前，他打电话向妻子交代了遗言，好好照顾女儿，若遇上财政困难可找其上司帮忙。最后，他以一句“我要回original home”作为告别。

消息传出，市场惊叹，又一位国企高管跳楼了！5月18日，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和哈药股份双双发布公告，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于5月16日被立案侦查，5月18日自称身体不适，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于三楼卫生间跃下，身亡。

李国雷和刘占滨的自杀新闻尚未平息，6月24日，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韦江宏从五松山宾馆5楼阳台纵身一跃。

所谓“意外”，非天灾，非人祸，只是他人意想不到或者出乎意料之外的死亡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至6月，有6位国企老总意外身亡。1月5日晚间，中国中铁发布一则公告，称公司现任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于1月4日，因发生意外去世。据消息人士透露，白中仁是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的。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经理蔡哲夫去世。尽管大唐集团否认蔡哲夫为自杀，称其意外身亡，然而具体死因仍疑云重重。4月19日，北方信托董事长刘惠文在家中身故，而市场普遍猜测其同样为自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居要职的国企老总会自杀？这些国有企业出了什么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打转的普通人来说，这些有钱、有权的国企高管们过的日子是难以企及的光鲜亮丽。然而，古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们所烦恼的或许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

或许，对他们而言，自杀意味着自我救赎——结束了，一切都与我无关了。然而，对活着的人而言，关于他们以及他们所曾掌舵的国有企业的很多事，充满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变得多元，对于局外人而言，茶余饭后，也只能感叹一句：权、钱，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压力山大”

至今，警方对上述6位国企高管的自杀原因尚无定论。查阅这6人的各种消息，“抑郁症”三个字似乎是死亡关键词。在韦江宏过世24小时后，铜陵市公安局发布官方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对白中仁死因的各种猜测中，关于“其近年因公司债务负担重患上抑郁症”的说法甚嚣尘上。

尽管，没有任何确切的定论说，蔡哲夫与刘惠文生前患有抑郁症。但是，关于他们“长期精神抑郁、郁郁寡欢”的说法不少。警方初步确定，李国雷的自杀与工作压力有关之后，为了印证这一说法，关于“死者妻子留意到丈夫最近表现郁郁不欢，曾向家人透露工作压力大”的消息不胫而走。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理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从医学角度而言，“抑郁症”是可以被确诊的。但是，显然上述6人中应该无一人有这样的诊断报告。也或许，他们并未寻求过医生的帮助。

不管这些国企高管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是他们“工作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自然是他们所必须负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一旦企业出现经营不善、财务困难等问题，他们也就“亚历山大”了。

刘占滨2009年底出任三精制药董事长和总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司2010年其净利润突破3亿元关口，但好景不长，2011年后三精制药开始走下坡路，2011-201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98亿元、3.31亿元和646.21万元，三年里，其业绩累计下滑高达98.37%。2013年，三精制药上市十年来，主业首现亏损。

中国中铁旗下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于企业负债过重成白中仁自杀主因的说法，这样回应：公司债务压力确实过重，负债率太高，有的子公司甚至超过90%，如中铁五局便曾在破产边缘。年关将至，又发不出工资，前几天中铁一局和中铁四局的员工曾来讨要工资，“这事儿动静闹得挺大，估计直接诱发了白中仁的抑郁症”。

韦江宏跳楼的动机至今未被坐实，但其企业负面信息不断：经营不善、环保被督办、收购失败、增发不利。公开资料显示，铜陵有色最近几年的营收一直稳定在700亿元以上，但净利润连续多年下滑，2011年净利润14.32亿元，2012年下滑到9.24亿元，2013年同比再跌近四成仅为5.73亿元。除营收压力外，环保督查力度的加大，也是铜陵有色的大麻烦。今年5月，铜陵有色两家下属企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金昌冶炼厂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上了环保“黑名单”。

韦江宏的另一重压力，可能与其主导的重组收购内蒙古赤峰市国维矿业有限公司有关。据了解，国维矿业目前已经关闭，原因是开采铜品位与评估报告不符，实际达不到开采品位。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铜陵有色在年初公布的增发方案进行的不太顺利。

　　“逃脱法警”

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下滑，是国企老总“负气而走”的主要原因吗？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商业环境不及以往，企业经营压力普遍较大，如果仅仅因业绩下滑就要以死谢罪，绝不会仅仅是这6位国企高管。

诚然，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高管对于企业经营不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负首要责任。然而，任何一家企业的成败绝不会只因某一个人，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换句话说，如果国企老总都有“以命效职”的责任感，或许中国的国有企业会更加辉煌。

经营不善、业绩下滑并非这几个月的事情，而且李国雷所在的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出现下滑。为何他们选择在了此时走上绝路？有传言称，与贪腐问题有关。

白中仁事件爆发后，中国中铁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于腾群再三强调，公司的债务和风险是可控的，公司业绩亦在好转，并不存在负债过重的问题。他指出，尽管中国中铁的负债率比较高，利润也不太高，但是其行业属性决定了该公司更多是为了解决人员就业问题，利润率很低，负债率与同行相比亦是类似，并不特殊。更有消息人士指出，实际上这两年来包括中铁公司旗下工程局在内的整个铁路建设市场形势是渐好的，“这两年来铁路投资在慢慢恢复，铁路政企分开、招投标改革之后工程企业拿项目也要相对规范，如果白承受不住压力，应该是在2011年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而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三精制药对2013年业绩彻底沦陷的原因颇为轻描淡写，该公司证券部在邮件中解释：2013年公司整合营销资源，调整销售策略，进行渠道整顿及消化库存，主导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同时主导品种的原材料成本不同程度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显然，刘占滨的轻生与其职责的相关度并不太高，而公告中明确指出的“逃脱法警监护后跳楼”字样，也就坐实了刘占滨贪污受贿被查的事实。

去年以来，医药反腐风暴席卷全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被查后，多地也曝出药企和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被抓的案例。而反腐之风终于刮到了刘占滨身上，知情人士称，华润黑龙江医药某中层实名举报总经理刘彦铎与“三精制药”合作成立公司，从而牵出刘占滨。三精制药一些中层被抓后，刘占滨知道自己要出事，开始托关系找人“打点”。他的行为被汇报给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加快了对他的调查进度。5月18日早上，刘占滨被黑河市检察院带走。

显然，刘占滨涉嫌贪腐的事实是较为明确的，也是这自杀的6位高管中惟一一位被执法机关带走调查的。但是，没被带走调查的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问题。

有消息指称，内地执法部门最近立案对李国雷展开经济调查，而这也是导致他郁郁寡欢、情绪低落的原因。同样，对于韦江宏渉腐的说法也一直不绝于耳。有媒体曝出，韦江宏于今年6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后，就淡出了公众视线：6月18日，安徽省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调研组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6月21日，安徽省财政厅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节能减排，韦江宏均未现身。关于“韦江宏已在五松山宾馆接受纪委调查，被限制出行多日”的说法更是盛传于世。

而除了医药行业正在猛刮反腐风暴外，铁路部门的反腐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白中仁2010年6月出任中国中铁总裁，2011年2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免职调查，随后铁路系统落马官员不断。在2013年下半年，中国中铁旗下的中铁隧道公司高管被“一锅端”，该公司董事长郭大焕、总经理张继奎、总会计师裴广进三位高管同时被抓，检察机关指控三人犯了受贿罪。而且，包括中铁隧道老总在内的铁路工程局高管在受贿的同时也在行贿。

“人在江湖”

人事斗争，向来是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病，即使已经身处高位，也会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而这也是这些国有企业高管们面对的除了企业经营业绩之外的另一大压力。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许能映照这些国企掌舵者的心境。一位曾在央企工作过5年而最终选择逃离的民企老板曾这样对记者开玩笑道：“在政府机构及国企单位，那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几乎是‘血淋淋’的，斗不赢就出局。不想斗也不行，否则，你会被无数人踩得血肉模糊。”

因曾深得哈药集团前任董事长郝伟哲的赏识，刘占滨从2009年7约开始执掌三精药业。哈药集团旗下只有两家上市公司，让刘占滨任三精药业董事长，可谓深得重用。据悉，郝哲伟曾有意让刘占滨接替自己成为哈药集团下一任董事长。不过，2011年郝伟哲退休，原哈尔滨市副市长、国资委[微博]主任丛国章调任哈药集团董事长一职。新董事长采取了和郝伟哲完全不同的战略，在公司内部也开始积极调整，对刘占滨的态度可能发生了变化。

刘占滨与刘春风不和，这也已是哈药集团内部众人皆知的事情。甚至有消息传出，刘占滨被调查或源于内部举报。2013年6月份，在三精制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占滨再次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但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而由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春风接任公司总经理一职。在公司管理体制中，总经理一职把控着公司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作用大于董事长，这也正隐射出刘占滨在哈药集团内部的地位正在被逐渐边缘化。

当习惯自己成为焦点、核心的人被逐渐边缘化，不再只他一个人说了算之后，很多人都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迈不过去。除了刘占滨之外，曾经在“泰达系”叱诧风云的刘惠文同样经历了这种被逐步边缘化所带来的痛苦。

刘惠文于1996年开始担任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起担任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并兼任旗下多个公司平台的关键职位，从此开始全面掌控泰达。在刘惠文刚刚接手时，实际面对的是极不乐观的现状，泰达集团的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彼时两家公司欠下银行5000万的巨额债务。为了摆脱困境，刘惠文以债务向银行担保，拿下2.5亿贷款。此后便开始了他重塑泰达计划的第一步——将泰达集团推向资本市场。

1997年8月12日，经天津市政府将天津美纶股份全部国有股权无偿划归泰达集团经营管理，当年9月24日更名为泰达股份。这场对于泰达系而言至关重要的重组便是由刘惠文操刀完成，至此泰达系第一次囊括了上市公司，日后也被认为是泰达系最具价值的一个上市平台，泰达系诸多优质的金融资产都被装入其中。经过多年的运作，目前泰达系已持有渤海银行、渤海证券、北方信托、天津信托、恒安标准人寿、渤海财险、国泰君安、天津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股权。

然而2011年5月，刘惠文从泰达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泰达股份董事长几个岗位上离任，曾任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秉军接任泰达控股董事长，曾任天津塘沽八中团委书记的张军接任泰达股份董事长。在泰达系其他公司里，刘惠文也逐渐淡出，2011年担任渤海财险董事长两年后，也于2013年去职。截至其生前，在泰达系的核心位置上，仅保留北方信托董事长一职，刘惠文被“边缘化”的痕迹明显。

企业家的坎

近年来，关于企业家自杀的消息不时传出。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而自杀。其中既有国企的掌舵者，也不乏民营企业家们。对于这些企业家的死因却始终是谜，没有人能全面的解释，无法盖棺定论。

其实，企业家自杀现象绝非中国才有。据日本警视厅的《自杀白皮书》透露：1986年日本有275名企业家自杀，1987年有47名企业家自杀。此后，每年都有企业家自杀。而韩国自杀率曾一度连续8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宪2003年8月自杀，造成全球企业界的轰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更是成为了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自杀的总统。

之所以这6位企业家的自杀引发众多关注与热议，无非三大因素：一，这6个人自杀的时间比较集中，因此给外界强烈冲击。二，恰好这6家公司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三，目前正值国内各行业反腐浪潮。

一位曾在商场沉浮，以失败告终的前企业家曾这样对记者谈起过自己的心理，“我二十岁出来工作，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最顶峰时手握三家公司，资产达到40亿元。之后三家公司纷纷破产。我不甘心，选择重头再来，却始终是‘跌倒爬起又跌倒’的戏码，在知天命之年，选择了放弃。”他说，“很多人瞧不起我，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家人。然而，你没有真正经历过，你就无法体会那种承担一家企业的艰难与重压。”

“在中国做企业太难，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日子同样不舒心。其实，在领略过高处的风景之后，重新跌落回平地并能坦然接受的人并不容易，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归路。”这位自嘲为失败人士的中年男子感叹，“虽然我并不成功，但是很多企业家跨不过去的那道坎我跨过去了。”来源: 国际金融报▲◆★●■☆

 

 

中國人冷靜看待“美國衰落”★★
http://www.CRNTT.com

2014-07-07：世界銀行4月30日公布數據，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我曾撰書指出，美國的衰落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崛起被嚴重誇大了。我經常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新興國家對這種觀點作何反應呢？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7月2日發表了題為《中國如何看待美國的領導地位及所謂美國衰落的問題？》，文章說，中國人作何反應，我拿不准。美國人在6月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一則新聞：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即將超過美國。我認為，基本現狀是，美國目前仍在國際經濟中發揮著重要領導作用。

鑒於中國十分重視與華盛頓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也鑒於中國利用軍事實力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尋求利益的意願更強烈了，他們會如何看待這樣一種說法呢：美國及其同盟體制仍是維護國際體制穩定的基本支柱？

我近日在北京尋找答案。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在中國國內，辯論也很激烈，輿論並不一致。

但如果可以簡單概述的話，那就是：在中國國內，參加討論者的地位越高，就越會坦率承認，美國目前仍對經濟、政治和安全事務發揮著主要領導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就軍事問題而言，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即便對經濟事務，人們也普遍這麼看。

我在與學者和官員接觸時發現，他們一致認識到，用“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經濟往好了說也是不靠譜的。考慮到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主要領導地位以及目前差距仍很大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因素，中國經貿部門頭腦十分清晰。

中國當前推行的系列改革措施主要基於一種認識，即實現上述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提高與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程度——包括與美國合作和互相投資。

中國可能在呼籲改變美元的主導地位，但中國尚未在國內對本國貨幣推行大力改革。即便推行了改革，目前也不確定會有很多國家願持有中國的貨幣。

就政治和安全事務而言，每況愈下的伊拉克局勢讓這個問題變得引人注目了。不論華盛頓就美國是否應重新實施軍事接觸一事怎麼辯論，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可以也應該介入。但至於中國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這一問題連提都沒人提。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准備在處理國際危機方面肩負起更大責任時，北京的回答倒很一致：在近期至中期，我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去分擔責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中美兩國仍存在差距一事，中國的管理者和學者們比很多美國本土看衰自己的人士更現實。美國現在應該進行反思了。（作者布魯斯•瓊斯系該學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