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两中国人盼澳庇护
★美国情报界争论对华军事疏忽
★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三大隐患
★我的邻居是毛泽东的秘书
★蒋经国与大陆秘密和谈内幕
（悉尼综合电）在37岁的中国外交官陈用林两个多星期前公开宣布放弃其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一秘职务，要求澳洲政府给与政治庇护后，其他类似的案件也浮上了水面。
最新被公开的政治避难申请者是北京大学教授袁红兵（译音）和他的助手赵晶，他们跟陈和前警察郝凤军一样，正在等待漫长的调查处理过程。
据赵晶说，这名法学教授去年到澳洲，他原本要在昨天发表声明，但他的律师建议不要这样做。
澳洲反对党绿党发言人乔布说，移民部已经对袁红兵和赵晶的案件考虑差不多一年了。
乔布说，袁是作家、也是北大前教授，他1994年在中国坐牢六个月，获释后被内部流放到偏远的贵州省。
袁的著作被禁止出版，原稿被销毁，当局也禁止他再写东西，但是在赵的帮助下他继续写作，并在得知当局计划再次逮捕他以后离开了中国。
乔布要求移民部解释，为什么对袁和赵庇护申请的处理过程用了这么长时间，以及移民部是否在故意为难叛逃到澳洲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他说：“很可能是澳洲政府为了贸易的原因讨好中国政府，故意阻止中国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在澳洲定居。”
陈用林等人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之一
● 阮次山
最近，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和其他两名安全官员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的事件，给澳洲当局带来“茶杯里的风波”，也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依澳洲总理霍华德所说，每年向澳洲政府申请庇护的中国公民大约有千人。因此，陈用林等人的申请案要依状况分别审理。霍华德和澳洲外长唐纳的说法其实口径一致，那就是：澳洲政府不会给予陈用林等人政治庇护，但会考虑给予适当的“保护性签证”。
无论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及公民权利公约”，或者是“国际难民公约”，还是1967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境内庇护宣言”，关于难民及政治庇护的国际法原则都基于全球性人权通则，也就是：人类应有免于因宗教、政治信念、种族等原因而受到迫害的基本权利。因此，“难民”和“庇护”基本上并无不同，差异在于：从国外向某一国申请某国政治性保护者称为难民，已进入该国而申请保护者称政治庇护，或直称庇护。
申请庇护多为“经济难民”
过去，各国人士申请政治庇护或难民大都以美国为优先国家。最常见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持合法证件搭机往美国后，在下机前毁掉自己的证件，飞机落地后以“无证件”难民身份申请庇护。
这类难民在美国坐一阵子牢后，多能获得难民身份居留。美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难民其实是“经济难民”，他们在美国寻求庇护，是基于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原因。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基于国土安全的考虑，从严审核各种难民及庇护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大陆人民而言，申请入境签证相对容易的澳洲，便成了意图以庇护手段“跳机”申请居留的方便之门。最近两、三年来，在澳洲申请庇护的中国人，有许多是基于经济理由，真正受到政治威胁的其实不多。
此外，自四年前中国政府打击法轮功团体后，在美国及澳洲的法轮功成员中，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成为“时髦”的申请理由。这次陈用林等人在澳洲申请庇护，理由更别出心裁，他们声称受北京官方之命打击法轮功，从迫害者转为受害者，倒也是一种绝招。
从申请手段来看，陈用林和其他两人所采取的高调方式，应该有法律高手指点。因为，过去许多国家处理政治庇护的手段都力求低调，以免此类微妙案件引起国际纠纷。但是，低调处理对申请者往往不利，容易“悄悄”被牺牲。在“六四”期间，在美国法律专家的指导下，许多在美国的“六四分子”往往公开参与示威活动，并积极要求参与示威活动的相片上报，或出现在电视报道上。以这些为证据申请庇护，无往不利。
笔者当时在美国担任一家报社总编辑，起初不明白为何示威者千方百计要求把相片登在报上，后来才恍然大悟。
这回，陈用林在澳洲政府初步拒绝其政治庇护申请后，随即现身于“六四”周年活动，并且积极接受媒体采访。他的方法与笔者当年在美国所亲历的“六四”绿卡申请者的手法一模一样，其相似的地方是：把自己的状况形成“不归路”，逼得澳洲当局根据国际人道原则，无法遣返或驱逐他们。
★美国情报界争论对华军事疏忽：究竟谁该认错？
2005年6月9日，美国情报界的一分详细报告揭示，美国特工部门过去几十年中对中国的某些重要军事发展认识不足。这份由几位现任和前任情报专家作出的报告说，美国疏忽的中国军事发展多于12项。美国的情报特工由此被批评家们谴责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
然而，批评家们马上反唇相讥，“这份报告掩盖了美国情报领域中争辩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批评家称这份报告对美国的情报收集者的批评是不公正的，“报告应该揭露一下，近10年来，‘自封’的中国专家们是如何愚弄美国政府的。”
“我对这个报告的细节并不清楚，但是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都是重组美国情报界的关键部分。”众议院终身情报委员会主席皮特·郝克斯卓（Pete Hoekstra）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在未来5到7年的情报体系改革中，提高情报人员工作能力将是重点，而对高科技项目的投入则应被当作前者的辅助。”
情报收集vs.情报分析
这份报告的出台恰恰赶上了布什政府强调对中国军力担忧的时候。国务卿赖斯此前刚刚对美国媒体说，华盛顿和北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仍然令人担忧。“我会将美中关系描述成积极的，但是复杂的。我们都非常担心中国的军事壮大。”
同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很明显，中国正在发展其导弹力量，并将其军事触角伸向太平洋以外的地方。”
报告列举了各大疏漏：中国在远程巡航导弹方面的发展；一种配备了羊皮盾战争管理技术的新军舰的开发，而这一技术是中国从美国偷去的；“缘”级攻击型潜水艇的开发，美国情报部门直到其照片在网上公布后才真正知道这种潜艇的模样；发展高精度装备，如新的空对地导弹和更多具有良好精密性的弹头；中国发展的地对地导弹以美国的空军战斗群为目标；一批先进武器的进口求求包括从俄罗斯进口潜水艇、军舰和轰炸机。
这份报告中超过12次用“惊奇”一词表达了对美国特工未能洞察中国军事发展的感叹。据悉，五角大楼即将出台的“中国军事年度报告”中将包含这些疏漏。
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另一部分官员争辩说，“掩盖对中国军事进展的情报分析失误会误导整个美国情报体系的重组方向。”他们认为，报告一直在指责特工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或是一线工作人员不足等等。其实，这一切是在为和美国政府关系紧密的中国问题专家洗脱罪责。换言之，这些疏忽来源于情报分析，而非收集工作。
自从去年《9.11调查报告》出台后，美国情报界就面临着整体的重组和改革。虽然布什早已任命了统筹所有情报机构工作的国家情报局长约翰·内格罗篷特 (John D. Negroponte),但他的上任似乎并没有平息情报部门的各种“内斗”，“收集”与“分析”部门的相互指责就是其一。
要知道，这份报告的作者包括克林顿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对华事务官员和美国情报界的顶级中国分析家罗伯特·苏丁格（Robert Suettinger），中央情报局（CIA）资深亚洲分析家约翰·考沃尔（John Culver）和曾国防情报署（DIA）就职的专家罗恩尼·亨利（Lonnie Henley）。而批评家们恰恰说，亨利就是在过去10年中忽略了对中国军事发展提高警惕的主要情报分析家。
针对这样的争执，对左右情报改革进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众议员郝克斯卓则把眼光放得更高远，认为科技和人力培养的投入不平衡才是提高情报工作效率的问题关键。
“让一个科技项目完成设计生产，至少要5～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都离开国会山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我们不能让2006年设计的技术去迎接2011年的挑战。相反，培养情报人员的工作能力则更具有灵活性，加大这方面的投入，随时都能应对新的威胁。”
郝克斯卓解释说，“人才培养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要在情报界创作一种以人为本的氛围。我们为情报人员解决所有的后勤问题，让他们专心工作，并时刻意识到，成功完成任务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当然，在郝克斯卓发表这番感慨时，是将情报收集和分析人员都纳入了其中。
处处掣肘的机构改革
虽然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这份报告已经被送交到中国情报资深分析员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手中。同时，国家情报局长内格罗篷特已经要求下属从上至下全面审核美国的情报能力。
然而，国防问题上的右翼思想旗舰《国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记者戴维·莫里森（David C. Morrison）暗示说，官僚主义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当人们讨论美国情报界重组的时候，有一点应该清楚，就是由十几个单位组成的美国所谓的情报界，从来没有真正按照一个团体一样运作。有些人甚至将之称为部落，另一些人说他们是相互竞争的小团体。”莫里森说，“在这样的语境下，很难进行实际的改革。”
莫里森认为，内格罗篷特作为新的国家情报局长，一上任便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在现存体系下，哪里才是他的用武之地？直到如今，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和雇员们还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优秀，最有经验的一群。而现在，他们的名声也最差（因为9.11）。内格罗篷特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是个大难题。
“内格罗篷特将在今后几年情报界改革中起到核心作用。”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郝克斯卓说，“他刚接下这个重担，肩上有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工作负荷，他甚至会对这样的压力进行反弹。我们（众院情报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帮他尽快进入状态，跟上情报界重组的步伐。”
虽说内格罗篷特是直接向布什总统负责，但是他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他如何掌控不同情报机构的预算，都是问题。过去的中情局长自己是没有预算的。中情局的预算都是被秘密掩盖在五角大楼的整体预算当中。这就使得五角大楼的情报人员活动起来还比其中情局的同行更独立，更自由。
“新官上任的内格罗篷特很可能要重导过于中情局长的财政窘境，除非他有独立的预算。”莫里森说，“但是他要如何与国会山和椭圆形办公室周旋，达成自己的目的，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外，莫里森指出，“坐镇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和内格罗篷特私人关系并不融洽。公平地说，拉姆斯菲尔德和谁相处得都不好。”
拉姆斯菲尔德是从内心深处反对国家情报局的建立，这也使他成为美国情报界抨击的众矢之的。他比自己的所有前任都更有威慑力，不断地为五角大楼抢权力地盘。他曾经表示过想待满布什的整个第二任期，内格罗篷特的工作中必然要与之发生冲突。而在外交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内格罗篷特也不算是布什的亲信。他唯一能运用的人面是与副总统切尼和国务卿赖斯的私交。
消息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三大隐患
http://www.blogcn.com 2005-6-17 作者：izhen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增幅可观，但我们万万不能为表面的歌舞升平所迷惑，当今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又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泱泱大国稍有疏忽恐会酿出天大苦果，正如温总理所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人口，就会成为一个天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的掉以轻心很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笔者认为，当前中国面临三大导致社会性危机的不容忽视的重大隐患，即失地农民问题、股市问题和楼市问题。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三个问题并不互相孤立，而是互相牵扯的，失地农民问题是关乎农民民生的“圈地”问题，而股市问题多是关涉城市居民的“圈钱”问题，楼市问题却是关涉农民与居民的共同问题。在笔者看来，我国近年来日益显化的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城市化战略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股市问题也是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行政化所必然导致的问题；楼市问题同样也是政府主导下的住房市场化战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些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错综复杂，如不及时反思过往的政策与战略，诸多社会问题一旦积重难返，恐会出现社会危机。
4000万失地农民问题严重
失地农民主要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扩张和膨胀需要，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群体。失地农民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城中村”的农民；二是城市边缘市郊地区的农民。这两大类农民是城市化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失地之前凭借区域优势，建房租赁或种植经济作物供应城市市场，从而获得丰厚收入，因此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失去农田，农转非为城市居民，因为当转为城市居民后就没有土地资源，自身又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从而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生活压力和生活风险也急剧上升，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失地农民并不愿意城市化。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造成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沦落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
据王春光研究，20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波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面积惊人的耕地。据资料显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529万亩，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少3806万亩.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开发区占地3.54万平方公里以上，已经超过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圈占的耕地有43%闲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未批先用、非法占用。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设立和扩建名目繁多的开发区，越权出台优惠政策，造成大量圈占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国有土地，严重损害农民和国家利益的现象，被舆论称之为“新圈地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在巧取豪夺土地资源的同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者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人民日报》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一般每征用一亩耕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可见，我国失地农民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大幅增加，已然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社会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
根据九三学社对辽南某市郊区的调查，失地前平均每个劳动力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户均收入2万元左右。失地后，不仅收入减少，还由于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平均每年每户农民减收1.13万元。收入下降，开支增大，导致生活拮据，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很大一部分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总之，不少失地农民正日益蜕化成为社会中的新弱势群体，成为城市边缘化的贫困群体，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和生存压力，失地农民流民化趋势恐会形成，城市贫民窟也将适时出现，这些都将对城市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4000万股民暴亏问题
股市暴跌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已经初露端倪，近日已经出现巨亏股民在证券大楼前自焚的事件，此事件预示着许多股民已经对股市彻底失去希望，预示着类似恶性事件将可能大量出现，此种富有社会危机征兆的事件应该引起当政者的充分注意，以防成为引发社会性重大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但中国股市却呈反向运行。据统计，我国GDP总量从2000年底的8.8万亿元增长到去年超过13万亿元，增长幅度为47%。而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步入调整期到现在4年间，沪深市场新增上市公司145家，募集资金3767亿元。但股票流通市值却缩水了1万亿元以上，投资者平均亏损幅度53%，亏损过半。
据深沪交易所发布的2004年市场交易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上证综指全年下跌15.4%，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缩水近1500亿元。两市7000多万投资者平均每户亏损2053元。截止2004年末，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累计为11688．64亿元，较上一年缩水近1500亿元，其中，深市流通市值为4337．76亿元，缩水639．61亿元；沪市流通市值7350．88亿元，缩水850．26亿元。按2004年末两市总开户数7254．27万户计算，相当于投资者在2004年度平均每户亏损2053．78元。而如果考虑到同时拥有沪、深账户，全国实际大约4000万户投资者，那么每户投资者的实际亏损额平均应至少为4100元。
中国证券市场13年来，自1991年算起至2003年9月，“投入”方面：深沪两市包括发行、配股和可转债在内的总筹资额为9430.12亿元；A 股投资者所付出的印花税和佣金合计约3748亿元，如果再加上1998年以来通过增发方式筹资的658.44亿元，A 股投资者的总付出为13836.56亿元。但从“产出”而言：截止到2003年11月14日，深沪两市流通市值合计只有11252亿元；13年来上市公司分红2167亿元，不过其中流通股股东只得678亿元。据统计，中国股市1998年～2003年的股息率分别是0.78%、0.64%、0.69%、0.77%、1.08%，平均股息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而1990年～2003年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股息率为2.9%，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形式回报股东的收益率是1%。两者相比，国内股市的投资回报率仅是世界主要证券市场的几分之一。
13年来中国股市发行了13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用这些“股票”融资8000亿元，平均每家融资6亿元资金。10多年来中国股市收取的印花税和交易费合计4500亿元，平均每个上市股票代码从投资者身上抽取资金3亿多元。而10多年来给A股投资者的分红派息700亿元，平均每个股票约为0.5亿元。由此可知，每个股票吃进去将近10亿元的资金，而吐出来只有二十分之一，无疑，中国股市胜似一台可怕的、无底洞式的“老虎机”。
“股市有风险，入世当谨慎”，我们并不否认股市的风险，但股市风险如此之疯狂，如此之恐怖，实非正常的风险观念所能解释。4000万股民巨亏事件可不是一般性事件，其中潜藏的社会风险不容低估，无疑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因素，政府与相关决策部门决不能再对此无动于衷，否则股市漰盘所带来的社会性危机恐怕并不是天方夜谭。
房价暴涨意外后果多
当今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住宅小区层出不穷，看似一片歌舞升平之太平盛世，实则危机四伏，问题重重，其中的焦点问题无疑就集中在房价暴涨上。在笔者看来，房价暴涨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价格变化问题，而是内蕴着大量意外后果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笔者认为，房价暴涨所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有如下数条，条条令人担忧，实不容懈怠。
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生活苦不堪言。
房价暴涨一方面使得购房者承受超额的按揭贷款，物业管理费支出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房价涨则房租涨”效应使得未购房者房租租金支出大幅增加。过高的房价不可避免地加重购房者的经济负担，使购房者不得不大力压缩其他消费性支出，租房者也同样深受其害。总之，房价暴涨致使大量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许多市民生活压力空前提高，生活风险与日俱增，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未来预期充满危机感，生活苦不堪言。
投资成本大幅增加，削弱城市竞争力。
房价暴涨必然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尤其是生产办公场所等固定投资成本大幅增加，同时，房价暴涨导致相关行业产品及相关服务业价格上涨，房价暴涨导致员工加薪要求明显，日常商务运作成本大为提高，直接导致整个投资成本高涨，从而可能影响到投资吸引力，从而削弱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就业困难，人才流失。
房价暴涨使得大学毕业生们不得不提高就业期望值，否则无法在城市生活立足，而就业期望值的提高与毕业生人数的扩张之间形成明显的矛盾，这种现实矛盾决定了大量毕业生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实现就业，势必造成大学毕业生社会性就业困难。
房价暴涨使得该城市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每月工资扣除房租、房贷等各种费用后所剩无几，而大学毕业生在年青时消费欲望最强盛，最需要金钱，如果因为房价暴涨致使生活拮据，收不抵支，具有高才能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很可能离开该城市而选择他城，从而造成大量优秀人才外流，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显然不利。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
房价暴涨使相关受益者轻松获得巨额利益而成为富人，而大量的平民百姓只能“望楼兴叹”或者背负沉重房贷，房价暴涨使得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一般来说，财富积累有两种方式：分配性财富积累和生产性财富积累，一个社会正常的财富积累应主要集中于生产性财富积累方式上，因为生产性财富积累方式致力于做大“蛋糕”，而分配性财富积累方式则在于抢到大“蛋糕”，也就是说，分配性财富积累方式是一种“零和博弈”。当前中国富人通过房地产市场积累财富的方式主要是分配性财富积累方式，也就是将社会财富通过房地产市场运作转移到房地产受益者手中，社会财富总体上并无显著增加。财富积累具有天然的“马太效应”特点，即拥有财富越多的人越容易实现财富增殖而成为更富者，而拥有财富越少的人越难获得财富和积累财富而沦为更穷者，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急剧拉大。
社会怨气增加，社会性不满情绪显化。
房价暴涨使得大量城市居民无法购房稳定生活，大量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多年漂泊在城市里，居无定所，虽奔波于城市，却对城市缺乏相应的社会认同感，始终感觉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这种“无根”的生活状态严重打击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们的工作激情和生活自信心，失落感始终笼罩人生道路上，社会怨气自然就油然而生。
房价暴涨使得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一边是豪华别墅小区，另一边却是破旧小区，贫富差距日益显化；富人炫耀性消费与穷人生存性消费之间的差距一览无余；少部分富人从房地产业中轻松受益，而大部分百姓却备受煎熬。贫富差距与生活状况的显著差异势必激发社会性不满情绪，对财富积累方式合法性的怀疑与拷问使得民众的“仇富心理”愈加强烈。
城市化进程受阻。
房价暴涨不利于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也不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笔者认为，城市化并不简单意味着更多高楼大厦、更多的精品小区、更多的摩天大楼，城市化应是城市居住人口对所在城市的客观认同与主观认同的统一，即客观上城市居民应拥有自己的固定居所，主观上对城市社区的高度认同。而房价暴涨使得大量城市人口无法实现对城市的客观认同，从而也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社区的主观认同，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受阻。
当前，房价暴涨导致我国城市化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因为楼盘“空置”现象十分严重，大量住宅小区内水电费无法收取，严重影响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另外，房价暴涨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置业安家成为一种奢望、甚至绝望，这也是近年“民工荒”现象与房价暴涨相伴随而出现的重要原因。
圈地现象愈演愈烈，失地农民问题严重。
房价暴涨，使得相关受益者的结盟与合谋更加肆无忌惮，政府通过“经营城市”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大手笔频频；银行房贷获益匪浅；炒房者投机履履得手；无良政府官员干部从中贪污受贿；媒体大发房地产广告财。所有的这些受益者捆绑在一起，成为推动房价只涨不跌的主体力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我国圈地运动的推动者。当前中国圈地运动已经导致4000万失地农民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相关政策或举措的缺失，失地农民恐会流民化，城市贫民窟也将适时出现。
扭曲整个社会产业结构。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开发行业全国基本上都处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首，中国财富榜上榜人物中也多是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可见房地产开发行业利润之高。房价暴涨、房地产业暴利使得房地产集中了全社会大部分资金、投资，使得其他生产性行业缺乏资金，整个社会产业结构无疑会受到严重扭曲。
房地产泡沫化，金融风险激增。
当前，我国沿海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投机性购房比例过高，房屋空置率过高，三大指标显然某些发达沿海城市存在房地产泡沫化现象。房价暴涨容易导致房地产的投入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从而带动水泥、钢材、电力等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膨胀。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或其他原因导致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则相关产业将出现大量闲置产能，使国民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同时，房地产泡沫破灭将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风险，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住房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住房应当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如若整个社会多是寄人篱下者，大量社会成员居无定所当是政府失职的重要表现。因此，笔者认为，政府主导的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战略是透支性发展战略、掠夺式发展战略和非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房价暴涨的罪魁祸首；房地产商、银行、炒房投机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是帮凶；而大多数平民百姓则是水深火热的受害者。
★我的邻居是毛泽东的秘书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 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他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名酌句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文章来源：《文摘报》）
★蒋经国与大陆秘密和谈内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的背后，出于另外一种政治意念，与大陆中国共产党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
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之后，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不由得步了蒋介石的后尘，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上世纪80 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派密使赴京
1986年至1987年，沈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 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刘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刘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 1 ）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感受到中共的诚意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刘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操之过急”; “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 “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耍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 “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7 月4 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 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适度的“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定”厂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出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休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和谈中止
11月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黎善坤摘自《 书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