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回暖是“虚假的繁荣”

中国佛学66句震撼世界的禅语(21-25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13210&msg_id=53

 

  21、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你懂吗?

 

  23、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

 

  25、情执是苦恼的原因,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

 

今 日 看 点 : 2010-0405 ▲◆★●■☆

 

杨锦麟说中国目前存在五种危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802200.html

 

盛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临近了瓶颈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4&postID=3169

 

《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517&msg_id=221

 

中美关系的回暖是“虚假的繁荣”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405.shtml

 

双边关系出现大逆转? 中印关系突然变得出奇的好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4/news-gb2312-1055131.html

 

杨锦麟说中国目前存在五种危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802200.html

  (2010-04-05):在“走读”中观察真实中国,香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根据其第一手所见所闻,得出今日中国存在五种危机的结论,但他也强调,虽然有危机,希望仍存,然而历史留给执政者(改革)的时间并不多。

  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杨锦麟在通商中国昨天首次推出的“透视中国”系列论坛上首个开讲,该论坛的协办机构是厦门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出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锦麟,2003年主持凤凰电视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而广受欢迎,去年,他放下报纸,转而主持《走读大中华》节目,通过在两岸三地特别是在大陆进行实地采访,陆续制作了72个节目,向观众推介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中国”,其中,弱视群体是杨锦麟关注的焦点之一。

  杨锦麟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他的一些结论,正是源于他在走读中国时获得的观感。

  在昨天题为“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论坛中,他列举中国存在的五种危机是:执政党的危机;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或板块化)的危机;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他认为,至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致命和根本的缺陷,包括奥巴马(美国总统)也要推行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执政党正在向一般的政党转变并逐步地世俗化,但是,它面对党内利益集团的萌生和坐大,以及更多人对它的执政能力及执政基础合法性认同的问题。

  在社会分配制度危机方面,他认为,社会财富正在迅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

  杨锦麟也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渺茫”,“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蚁族,蜗居,农民工地位,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这一代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在,即使是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改变就业的命运。”

善治善政更显迫切

  对于社会张力和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杨锦麟说,新的动向显示,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民众对公力救助心存疑惑,要依赖自力救助。不过,尽管2009年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社会大局依然稳定。

  而人文伦理道德危机方面,杨锦麟认为,违背社会公德和政府诚信的事件屡见不鲜,见死不救折射了社会的冷漠。

  杨锦麟说,必须承认,近代100年来,很少有一个国家和政党能够在60年时间里解决多数人的贫穷问题,但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仍然没有摆脱真正意义的贫困,所幸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温顺善良的,只要解决温饱别无所求,这为中国整体的整治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不过,因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出往返城市以及年轻化,民智和资讯已打开。

  最后,他说,任何人或任何政治集团主政,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善治与善政,更显得迫切和必要。他强调,中国内忧多于外患,民生问题多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头脑是清醒冷静的,问题是:历史还会给中国的执政者预留多少时间?● 刘旭明▲◆★●■☆

 
盛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临近了瓶颈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4&postID=3169

  2010-04-04 By 老看客:30 多年连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世人称颂的中国奇迹。这些年来,国人同胞们(尤其是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可谓是志得意满、几乎是在变着法子尽情地享受着这场豪筵。甚少有人愿意客观冷静地审问:宴席是否会有散去的时候?

在热闹的当头提出扫兴的话题总是显得不合时宜的。但我认为,面直事实比自我陶醉更有意义。我要说的是:受中国自然条件的制约、受过去30多年的发展模式的硬伤之累、受国际竞争新态势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逼近了瓶颈。由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没有获得妥善的解决,从未来的2~3年或3~5年开始,中国将被迫进入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而经济质量亦难有显著改善的痛苦时期。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经济将要停滞,更不是要鼓吹“崩溃论”。不是的。中国的经济还会发展,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盛宴很快就要结束。

1、自然条件的制约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最沉痛的代价之一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度挥霍、消耗,而中国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本来就远远谈不上丰富。就石油、天然气资源来说,不仅几大老油田都先后步入了晚年,尚未开采的陆地上甚至于近海的的储量也已基本探明。中国一方面自己在开大马力不停地钻、钻、钻,同时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能源要依赖进口。作为当今世界上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对能源的消耗可想而知。

中国的多种有色金属矿石已经要严重依赖于进口。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二三十年后中国很多矿种将无矿可挖。

中国的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那是子孙后代也有份的,不应该由我们一、两代人将之消耗殆尽。

中国是世界上的稀土大国。但顾名思义,稀土金属的总量与其它有色金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浪费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举例来说,日本是稀土资源很贫乏的国家,但它趁着中国出口心切的机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进口、储备了足够未来几十年使用的稀土矿石。而且,它与其它国家一起,还在逼使中国继续保持稀土资源的开放。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幸的是,这宝贵的水资源又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中国的大江、大河、大湖已经无一不被污染,甚至于近海亦不能幸免(典型的如渤海湾)。尽管中国人对污染的容忍度是难以想象之高,而且国家还自欺欺人地放宽了水的评估标准,但不能改变的铁的事实是水越来越缺乏。北方城市、农村普遍严重缺水,地下水位下降不断创记录甚至于不断造成城市地面沉陷,北方荒漠化继续推进,黄河、长江源头冰川消退、雪线升高。。。这些,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制约是可想而知的。

顺便简单提一下美国:它有着丰富、纯净的淡水资源,即使是在拉斯维加斯那样的沙漠城市,对居民、游客的日用淡水的供应都不会比中国的任何南方城市差。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多种金属矿藏极其丰富,而它本土上的石油、天然气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开采,即使是近海的油气资源,其开采也一直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别开美国的政治、军事、科技、金融优势不谈,仅就自然资源而论,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是中国望尘莫及的。何况,美国只有3亿多一点人口,其实际宜居及可耕面积又是中国的2倍以上,更不用说
其极其辽阔的海洋国土面积。

2、过去30多年的发展模式的硬伤之累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引发了“中国模式”之说。不错,成就固然是来之不易也令人羡慕,但是国内所累积的社会矛盾也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可以说,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身是伤痕累累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赖于对社会矛盾的调和、舒解,以及对现行发展模式的天然缺陷的弥补。

认真思考中国模式,我认为它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粗放、外向与搁置社会矛盾。这三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走捷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上的粗放就是确立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柱。它的代价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巨大的能源消耗以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消耗。

外向型经济就是主打出口加工,做世界的加工厂。它带来的后果是:产业结构落后,内需不振,受制于人。

搁置社会矛盾包括多个层面,主要体现于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腐败横行;法制不力,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沉沦。等等。

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科技、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在以前的一个帖子中曾经以“三化”来概况中国教育界的现状:教育政治化、校园官场化、学术功利化。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一直在搞大跃进,规模一扩再扩,并不惜大量举债建大校园、兴大建筑、搞烧钱式的引进“大师”,最后再将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到学生/学生家长及纳税人的头上。这种做法具有可持续性吗?

联想到二战后的日本,“日本制造”一度也曾经是低劣产品的代名词。可是日本的发展战略与中国模式显著不同,他们重内涵、重品牌、重创新。仅仅十多年,日本就在世界上塑造出了高新科技代表的形象。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迄今有哪些拿得出手的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产品呢?!

3、国际竞争新态势的影响

经历了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欧美国家加紧了对进口市场的控制。以美国为例,尽管其高新科技无人可以匹敌,但它已经意识到,保护其制造业对于提高就业率、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中国制造”,老美祭出了“国际贸易平衡”的招数,这对中国的外贸出口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欧美的强大攻势下,近期内人民币的升值恐怕将不可避免,问题只是哪一天开始升、升值的幅度如何。国内已经有过评估:人民币哪怕只是升值3%,很多工厂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欧美敢于拿“中国制造”开刀的另一个背景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由于“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不高,“中国制造”也可以是“印度制造”、“巴西制造”、“墨西哥制造”。。。所以欧美国家不用特别担心失去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带来太多麻烦,虽然“印度制造”、“巴西制造”、“墨西哥制造”可能会比 “中国制造”会稍微贵那么一点。

面对欧美的攻势,中国目前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外贸出口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会因此而不断萎缩。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从根本上讲,出路有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二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提高广大国民的购买力以拉动内需。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两点都不容易很快实现。中国目前是将经济增长寄希望于城镇化的推进。但是,城镇化也有城镇化的难度:一、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程度其实已经不算太低;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萎缩内需、阻碍城镇化进一步深化的大敌;三、城镇化的深化与工作机会的增加尚不能同步。

结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逼近了瓶颈。在民族复兴、建设世界一流强国的道路上,中国任重而道远。▲◆★●■☆

《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517&msg_id=221

     2010-4-1: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文件,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 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 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

     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
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 “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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