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
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

新加坡为什么总和中国过不去？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98820

中国的和平发展难道真的威胁到新加坡和世界的安全了吗？

首先，中国发展军力究竟是谁逼出来的？印度在藏南咄咄逼人，还叫嚣要把边境推进到长城边；中国南沙诸岛被阿猫阿狗们强占，钻井林立，如同春天；中国商船屡遭“海盗”袭扰和劫持，如同家常便饭；台湾动不动就挑战大陆的底线，游走于独立的边缘…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军事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当前形势需要。如果再不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的成就必将毁于一旦。

而且，中国发展军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武力。如何发展经济、创造新的文化、造福于人类才是21世纪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中国人的思维还没有狭隘到恃强凌弱、损人利己的地步。中国文化中宽容、共存的传统决定了中国尊重各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别，并在努力寻求共同的目标和利益。那种动不动认为中国发展军事是对别国有野心，也未免太小觑中国人的志向了吧？

再则，中国领导人多次庄严地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始终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得到国际上的很高的赞誉。除了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外，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就连中国自己的领土也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开创了世界大国为友邦慷慨解囊之先例…何来“中国威胁论” 之说？！

至于新加坡屡屡在中国互联网引起愤怒，责任主要还在新加坡自己。

中国何时得罪过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同胞眼里，新加坡75%是华人，就是自家兄弟。笔者有个新马的同学叫Rocky, 他对笔者说，他爷爷奶奶就是从中国大陆逃去的。那时中国的天上到处都是日本飞机在扔炸弹，逃难的人很多都倒在路边等死。当他们逃到新马时，奶奶说：“别再跑啦，再远就回不去了。”后来日本人到底走了，可他们再也没有回去。笔者听罢当场落泪，暗地下定决心：等中国强大了一定要善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

事实上，从1990年起中国就派大批人员赴新加坡旅游、学习，他们大量购买新加坡的珠宝首饰和时装，支撑起当地旅游业。中国还对新加坡的2739个商品实施降税，平均优惠幅度高达约75%。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为了亚洲金融的稳定，主动牺牲了自己。而以金融业为支柱产业的新加坡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国把新加坡当亲戚，可是中国人在新加坡得到的却是伤害。中国旅游团到国外不管是商店还是赌场都是一掷千金，但就因为中国女世界冠军购物时耽搁了一点时间就被骂为“中国鸡”；SARS期间新加坡领导人煽动外资撤离中国，说不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军本来已经撤出菲律宾，可新加坡却热情地将美军请来。现在美国可以把两艘核潜艇放在新加坡，对抗南海的中国海军；近来又因为一个有居住证的中国女孩因参加国庆阅兵式而被攻击，还扬言要将她“赶出新加坡去”…

“德新海”号事件让新加坡发现中国原来并不那么强大，一脸柔情立马消失。担心霸权国家低估了它对付中国的军事基地的价值。一会请印度海军来演习，一会拉美国军队“参与”，还时不时地叫喊“中国威胁”，不惜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可恨的就是“背主卖友”和“背后捅刀子”的小人。难怪李光耀此举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愤慨，他们纷纷表示：“茶饭之德必赏，捱龇之怨必报。对付小人必须用小人之道。”还有的网友给新加坡下了三条结论：一、不是东西，二、不怀好意，三、对他们绝不能客气！

李光耀先生的本意是让中美势不两立，好让冷战继续。这样，新加坡又可以重新左右逢源，从中牟利。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伊拉克战争也严重损耗了美国硬实力；美国从70年代起国际竞争力就逐步下降；打着“人权”的旗号进行的国际干预换来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反美浪潮…今天的美国早已是国力衰竭，力不从心。套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说: 美国不打算再做超级大国了。为了休养生息，美国不可能因为李氏的一句挑唆就去激怒中国这头睡狮。这次新加坡可真是看走了眼 — 傍错了大款，打歪了主意。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李光耀在中美之间煽风点火成功，将战火从伊拉克引入中国南海，这对弹丸之地的新加坡有什么好处？！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别忘了：炮弹可不长眼睛！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新加坡和中国本是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在当前世界经济萧条、国际风云多变之际，更应该相互帮衬才是。新加坡的政治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从未来和战略的高度来处理和邻国的关系。微型国家缺乏实力，像瑞士那样保持中立才是明智之举。中日之间曾有着血海深仇都能面向未来、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努力。新加坡到底对中国有什么难解之冤，以至于甘愿为霸权主义火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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