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实施房产数据库计划是中央的重大考验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6/2708269.html

 路透社 2013-10-06：中共收集全国房地产数据的计划，曾经被誉为腐败的解药，在遭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之后已经陷入停滞，这展示了北京在推动解决广泛腐败问题上面临的困难。据路透社10月2日报导引述行业专家说，数据库不仅被当局视为控制房市泡沫，而且是迫使腐败地方官员交代使用非法所得购买房产的关键。

据悉，自从三月份掌权以来，中共主席习近平就称腐败是共产党存亡的威胁，并且当局已经宣布调查或逮捕了几个高级官员。但是，就像房地产数据库的倡议未能获得支持表明，从上至下的铲除腐败的计划可能被地方既得利益阻碍。

“对于全国性数据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不同的担忧，特别是对于一些有权力影响这个过程的官员。”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主席陈国强说，“他们将故意阻挠这样的行动。”

数字化数据库，将使得用户看到一个人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有关房屋的细节，这个计划自从2010年就开始启动。它也将显示房主购买的额外房地产，这将协助政府当局冷却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虽然大部份这些信息已经被当局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地方官员还是拒绝一个易于搜索的购房中心记录的想法。

行业专家说，位于计划书之列的40个大城市拒绝签署，直到住建部同意他们披露的信息不会公开之后。“中共必须最终让数据透明。”中共政府重要智库之一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范建军说。

实施房产数据库计划是中央的重大考验

计划的第二阶段，本来应该在六月份完成并且包括500个更多城市，但还没有获得结果。中共住房和城乡发展部还没有对于延迟的理由发表评论，但是国家媒体已经指责地方官员制造阻力。“希望再一次破灭。”新华社六月份说，“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合作。”房地产数据，尽管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但是对试图隐藏多处豪宅的官员来说构成威胁。

从事腐败问题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田国良，告诉国家媒体，这些数据将披露敏感职位政府官员的房产状况，包括能源、铁路和银行领域官员。这可能帮助反腐败当局找到官员购置房产的线索。中共官媒中国日报七月份说，人们广泛怀疑，建立数据库被延迟是由于“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这个计划是否可以最终得以执行，是中央政府回应公众呼吁一个健康和廉洁房地产市场的政治意愿和能力的重大考验。”国家报纸说。在最近几个月，中共媒体已经充斥着有关地方官员拥有作为公务员不可能购买得起的房产而被揪出来的报导。著名的有“房叔”和“房姐”。他们已经成为公众愤怒的目标。

在一个特别高调的案件当中，蔡斌，一个广州市城市管理官员，在调查员说他拥有超过20栋房屋之后，去年十月被撤职，即使他的官方薪水只有一个月1万元。他九月份被控腐败并被判11年半监禁。

财产公开意见分歧

一些高级中央政府官员已经公开表示支持财产公开制度，作为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必要元素。汪洋，政治局委员和四个副总理之一，说他相信中共官员应该公开自己的财产。俞正声，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人物，也支持财产披露并说他愿意公开他自己的财产。但是对于许多官员来说，任何形式的财产公开都是可疑的，可能点燃已经越来越批评政府奢华的公众的报复。

“地方领导人，他们知道他们将面临后果，社会的怨恨。”香港浸信大学政治学家Jean-Pierre Cabestan说，“地方上社区很小，地方干部将对此非常紧张，比北京官员更加紧张。”

专家说目前的房产记录制度是不全面的，不足以有效监控房市。中国仅有的房屋普查是在1986年完成，它在2010年搞的经济普查没有包括房屋调查。今年的经济普查也不会包括。许多城市也缺乏历史性置业数据。“对于决策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困境。”龙洲经讯的Rosealea Yao说，“他们可以改善的一件事是更好的了解这个市场。我认为这个数据库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土耳其专家驳斥西方质疑　透露购中国红旗9原因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07：中国的红旗9型导弹

　　中评社北京10月7日电／环球网综合报道，据俄罗斯《生意人报》10月5日报道，原题：《一旦土以开战，北约可能屏蔽土耳其防空系统》。土耳其比尔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蒂拉.桑德克勒接受了采访。

　　文章称，就“土耳其为何青睐中国的防空导弹系统，而不是俄罗斯的S-300或美国的爱国者”这一问题，桑德克勒称，土耳其计划与中国合作生产“红旗”-9(出口型称FD-2000)防空导弹系统，这种系统不同于美国的“爱国者”和俄罗斯的S-300，它可以发现并摧毁一般雷达无法识别的导弹。

　　报道指出，有几个原因促使安卡拉选择了中国的供货方。桑德克勒称，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以前土耳其也曾试图购买美国的类似系统，但这种尝试没有成功——美国国会反对出售。此外，土耳其还曾想购买美国的“食肉动物”无人驾驶侦察机，同样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如此一来，土耳其这次选择其他国家的出口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现在不必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了。

　　桑德克勒还说，经济方面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红旗”-9比参与竞标的其他防空系统便宜得多。第二，中国提出的生产方式对土耳其有利。40%的产品将在土耳其境内生产，土耳其公司将参与其中。由于中国人同意转让技术，土耳其公司可以在卫星发射系统领域积累经验，从而降低土耳其对他国的依赖程度。
 
　　当记者质疑中国的防空导弹系统能否完全满足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需要时，桑德克勒反驳说，选择中国的系统恰恰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如果选择北约的系统，土耳其可能受到某些限制，特别是在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一旦土耳其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北约可以通过遥控手段来阻止土耳其启动自己的防空导弹系统。因此，安卡拉希望拥有一种可以根据自己的安全考虑来使用、不受制于任何人的防空系统。

　　报道称，西方对安卡拉的决定非常不满。这会给土耳其带来麻烦。桑德克勒说，麻烦可能马上会出现。美国和北约会坚持认为“红旗”-9与北约的集体防御系统不兼容。不过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可以研发必要的软件程序。另一个问题是，国际法中没有哪条哪款禁止土耳其购买这家中国公司生产的防空系统。桑德克勒还说，在双方达成具体交易之前，这还不是最终决定。土耳其当局有可能重新考虑中方的建议。▲◆★●■☆

习近平与王岐山联袂反腐 三中全会或有新动作 ★★★
http://news.stnn.cc/china/201310/t20131007_194139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10-07 消息：“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十个多月，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联手，在党内以霹雳手段掀起反腐风暴，至今已有十多名部级高官落马。北京学者胡星斗表示，习近平反腐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也树立自身权威。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打铁还要自身硬！”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之后的记者会，表明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反腐的坚定决心。他首先祭出“习八条”，严厉打击公款吃喝。风声鹤唳之下，中国餐饮业应声被“急冻”，北京高档餐馆纷纷转型，甚至关门大吉，茅台酒酒价暴跌一半，由两千多元人民币跌至一千元左右，股价更是惨淡。反腐力度之强，可见一斑。

　　十八大闭幕还不到一个月，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就被中纪委双规。至今为止，已经有十多名部级高官落马，包括原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原安徽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副省长郭永祥、原内蒙古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等。

　　这些高官的落马，不少是借助网络曝光，如刘铁男就是被媒体人在网上实名举报。而原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也因为被情妇在互联网曝光而仓皇辞庙。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提，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研究者指出，过去，“标本兼治”曾被一些治标不力的地方用作搪塞之语，此次强调“着力治标”，显示出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和紧逼感。

　　在审判薄熙来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再度提出反腐要充分发挥震慑力，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中石油反腐风暴，短短几天，中石油四名高层落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上了祭台，成为中共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中央委员、正部级高官。

　　“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说。

　　“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显示出习近平铁腕治国的一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报表示，腐败已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习近平反腐既可巩固政权，也可为自身赢得民心，一举多得。他认为一系列反腐败、反浪费的措施，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各级官员显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不过胡星斗认为，反腐要标本兼治，还要靠反腐的体制建设。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盛传将在反腐制度建设有新动作，一是各地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北京通过最高法直接领导。二是把监察局和反贪局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不受地方政府和党委领导。▲◆★●■☆

南韩解密：金正恩发威 权力由军转党 ★★
http://www.boxun.com/news/gb/intl/2013/10/201310070711.shtml#.UlILkFNRdgU

2013年10月07日： (世界日报)南韩官方最新的解密报告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掌政以来，权力中心已从军部转移至党部，就是从人民军的国防委员会（NDC）转移至劳动党的政治局。
    
     南韩中央日报五日报导，这份由南韩政府各单位汇整而成的报告名为「朝鲜（北韩）卅核心精英」，隶属南韩执政党大国家党的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成员尹相铉说，他最近取得这份分析北韩党政军权力结构改组情况的报告，发现北韩最有权力的卅名核心人物中廿五人是执政党劳动党的政治局成员。」
    
    　　北韩故领导人金正日主政时强调以军事优先的「先军政治」，2010年时北韩核心精英仅九人为政治局成员，包括金正日本人。金正恩继位后，北韩政治结构改变，政治局成为权力核心。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都出任政治局常委。南韩智库世宗研究所北韩问题专家郑成长说：「单从党工出身的崔龙海出任军总政治局局长，就能看出党的权力在扩大。」
    
    　　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权力核心人物包括，金正恩的姑妈、 党书记金敬姬、姑丈、ＮＤＣ副委员长张成泽、总理朴凤柱、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基南。金正恩2010年9月首次公开亮相后，即致力扩大政治局的权力，北韩去年四月修改劳动党党章和宪法后，扩张更加明显。
    
    　　北韩2010年修改党章，规定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军事决策机构；去年又将战时总指挥机关从NDC改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此外，金正恩接连撤换金正日主政时期的军方元老，培植自己的班底。金正恩八月迎接先军节时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军的生命，军队离开党的领导就没了威力。」这番话更确立了党指挥军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10/leisheng/2_1.shtml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 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 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

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

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 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 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 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

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 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 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 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 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

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 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
 

媒体释疑习萧会：为何梁振英能来马英九不能来 ★★★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310/t20131007_194136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10-07：星岛环球网消息：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6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了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习近平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

　　《京华时报》报道，习近平强调，要珍惜历史机遇，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两岸民众都希望两岸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应该顺应民心、抓住机遇，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取得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着眼长远，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

　　在谈到两岸经济合作时，习近平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双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挑战。要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并更加重视促进产业合作。

　　萧万长表示，过去5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诸多成果，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基础，这也是两岸持续交流互动的核心。面对全球经济新挑战，两岸应扩大深化经贸制度化合作，推动两岸关系持续发展。

两岸主管部门负责人赞同互访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之后，与台湾方面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郁琦进行了简短寒暄。张志军表示两岸有关部门应加强交流沟通，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王郁琦提出希望与张志军实现互访，张志军表示赞同，欢迎王郁琦在适当时候到大陆参访。

　　台湾的陆委会是由台湾于1991年1月设立的，负责对大陆政策及工作的研究、规划、审议和执行，当时即言明是为因应“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情势”，没有超出一个中国框架内的两岸关系范畴。

　□ 解读

　　两岸主管负责人直接接触传递积极信号

　　王郁琦“破例”参会释放积极信号

　　今年以来，台湾方面多次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6月13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时明确宣示：“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分析认为，此次“习萧会”释放的信息是，希望两岸关系政治方面的解决能有一些共识、成果出来。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希望与台湾方面着手讨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这是有新意的地方。

　　“习萧会”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方面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郁琦进行简短寒暄，双方赞同实现互访。此前，因APEC会议一直严格限制台湾方面非经济部门负责人参会，这次王郁琦的“破例”参会，被视为一个积极信号。

　　张文生认为，这体现两岸政治互信达到一定基础，在继续往前走，尽管目前两岸交往很多，两岸事务的官员、民间机构等以多种形式交往，但两岸主管事务部门的直接接触尚是首次，反映两岸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处理两岸关系时越来越娴熟、自信。

　　张文生指出，这次提出两岸公权力部门的互访，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台湾方面的“陆委会”并非是具有主权象征性的机构，所以实现互访相对比较好处理。

　　双方当局领导人见面还需努力

　　张文生表示，此次“习萧会”是两岸高层互访一个延续下来的安排，目前两岸高层政党之间的沟通比较通畅，实现了相对制度化，但还能不能进一步突破，实现台湾当局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见面，双方还要努力。

　　“进行一些讨论是有可能的，讨论两岸政治方面的安排，表达各自的意见，但要达成最后的、比较明确的共识和协议，目前双方分歧还比较大。”张文生指出，当前两岸要开启政治问题的探讨是有可能的，也到了这个时期，但要达成协议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民进党及一些国际势力等也是干扰因素。

　　张文生提到，当前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一道难迈的坎就是两岸定位的问题，“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他指出，虽然现在两岸在共同关系和架构上有了基础性的共识，但对相互定位问题还不太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个达不成的话，要进一步在政治上做出一些安排就比较难。

　　张文生分析认为，大陆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两岸双方都在释放一些善意，这说明双方在政治互信问题上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化，双方都有让两岸关系往比较敏感的方面推进的意愿，但现实的难题还需处理。

　　□ 释疑

　　为何台方只能来“经济负责人”

　　1991年10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与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时荣就大陆、台、港三方加入APEC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年APEC峰会东道主是韩国)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台湾、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以“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同时加入APEC。

　　谅解备忘录还明确规定，台湾当局只能派主管与APEC有关的经济事务部长参加会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前APEC高官王嵎生介绍，按照谅解备忘录，台湾所谓的总统、副总统，所谓的外长、副外长都不得参加APEC会议，一直以来APEC都严格遵循此规定。

　　此次萧万长用的职务是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还是跟经济有关的。王嵎生表示，有关方面喜欢将台湾代表说成是“总统特使”，一定程度上或出于政治需要，不符规定。

　　为何梁振英能来马英九不能来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梁振英汇报了香港近期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市民生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目前APEC的21个成员中，只有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加入，其他均为主权国家。

　　王嵎生提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APEC温哥华峰会时就香港是特首还是负责经济的官员来参会曾有不同意见，目前香港一直是特首参会。“有人问为什么香港特首能来，台湾所谓总统就不能来？如果祖国统一，台湾变成香港那样的特区，才是一回事儿”，王嵎生说。

　　王嵎生介绍，今年“习萧会”比较正式，但在APEC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与台湾方面的代表并非每次都见面，有的时候会以非正式形式谈一谈。

　　2008年“胡连会”以来，两岸在APEC峰会上都有正式见面。“见面当然比不见好，有机会交换意见总是好的”，至于见面谈的内容，王嵎生表示这涉及海峡两岸的问题，不是APEC本身的经济议题。

　　□ 背景

　　两岸参会史

　　自1993年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APEC峰会以来，台湾方面就究竟派谁参加到这个两岸同台的舞台，与大陆有过不少龃龉。

　　“李登辉元首”试图参会被拒

　　1993年台湾当局试图让李登辉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APEC峰会，遭到大陆反对与大会拒绝后，又提出让时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萧万长，以李登辉“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头衔与会，同样遭大陆反对。最后萧万长只以“经建会主委”身份参会，并由此形成“西雅图模式”。

　　此后多年，台湾方面一直希望能让所谓总统，或总统代表以“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身份出席APEC峰会，均未如愿。

　　2001年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台湾当局坚持派前“副总统”李元簇出席上海峰会，遭拒后台方宣布缺席会议。

　　2002至2004年，台“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连续三年作为代表参会。2005年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以民间人士身份参会，在会上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寒暄，虽短短数秒，但释放“破冰”信号。

　　2006年和2007年，台湾先后派出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宏基公司前负责人施振荣参会。施振荣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会上与胡锦涛主席有过几次互动，时间都很短。

　　“胡连会”成为一大看点

　　2008年台湾当局宣布请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任APEC峰会的领袖代表，创历年台湾与会最高层级，也被认为是两岸营造良好气氛之举。此后每年APEC峰会“胡连会”成为一大看点，也被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风向标。

　　2009年APEC峰会的“胡连会”中，胡锦涛提出两岸要为今后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创造条件，连战则表示双方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持续累积与强化互信。

　　在去年APEC峰会的“胡连会”上，胡锦涛就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阐述了三点看法，并认为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对连战为此付出的心血给予高度评价。▲◆★●■☆


中科院院士言破解“钱学森之问”★★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823/201310/4101.html

2013-10-06：“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这是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引起举国深思的疑问，被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提起诺贝尔科学奖，不少华人都会想起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和钱永健等一行人，可所有这些华人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获得者都不是当代中国培养出来的。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自然科学界顶尖人才的培养，没有一个优秀稳定的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环境，没有一个能抛开名利钱财地位而酷爱自然科学的群体，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依然可以批量涌现简直是白日做梦。然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近日却以一鸣惊人的姿态站出来大胆预言：十年后中国将破解“钱学森之问”。

面对“钱学森之问”，黄维认为任何命题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间走过了国际上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国际学术前沿和世界一流水平这么近。”

黄维还说：“事实上，我国的基础研究已经与世界接近全面接轨。近10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排世界第六位。”从科研投入的增加到高校排名的递进，黄维大胆预测：10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

什么是拿诺贝尔奖成为常态？相信这几十年的美国应该算为一例，除此以外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在一个几十年的时间阶段里达到这个层次。另外一个例子是历史上曾经有某个群体拿某项诺贝尔奖的频率几乎达到空前绝后的状态，那就是著名的物理学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

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拥有一大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如波尔、玻恩、海森伯、泡利、狄拉克、约尔当、朗道等等，这个群体的关键性人物是波尔，他不仅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而更重要的是一位科学研究和教育大师，尽管爱因斯坦、德布罗意、薛定谔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时曾与哥本哈根学派有过学术上的争议，但他们无一不对波尔所建立的学术研究环境赞叹不已。记得80年代初读大学时读过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翻译的一本书《玻尔研究所的早年岁月》，描写海森堡、狄拉克、泡利等一群年青人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追随波尔所度过的研究岁月，那是物理学史上比太阳还要灿烂的辉煌时期。

估计黄维先生在预言中所说的诺贝尔奖指的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这三项自然科学奖，但如果是以诺贝尔文学经济和平奖来说个事的话，更不见得国人能“常态”般地拿奖，莫言的得奖并非是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开始。

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都是基础科学，根本不是钱或者火箭高铁就可以等价的。研究成果抄袭、实验结果缺乏可重复性、伪造计算机模拟数据，做科学研究躲开大课题难题，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一切向钱看，所有这些恶习其实国内传媒也不时有报道。著名华裔数学家，菲尔兹和沃尔夫数学大奖获得者丘成桐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腐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断言中国这样下去不可能培养出世界顶级科学家也不可能出现象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般的科研基地。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本人亲身经历的例子，有一次我看到国内一本发行到西方国家的英文数学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车比雪夫谱法求解孤立波运动的论文，我试图重复这个运算但一直失败，后来我在理论上证明了这个具体算法对于那问题根本是发散的，但是国内的三位数学家却可以用这个发散的算法写出洋洋十几页的国际性论文，计算结果还惊人的漂亮，令你哭笑不得。

黄维先生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并先后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年龄来说黄维是当今中国科学界的黄金一代，身为中科院院士和重点大学校长如此口出狂言破解钱学森之问，相信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有关领导夸大政绩预测的需要。

也许一些人会以数学逻辑证明黄维先生的预测根本没有错，他说的时间是十年后，什么是十年后，以数学语言讲就是从现在算起到国人拿诺贝尔奖成为常态所需要的时间要大于10年，只要十年之内国人拿诺贝尔奖没有达到“常态”的地步，黄维先生的预测就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50年或者500年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旗手，又有谁可以在目前下结论呢。▲◆★●■☆


对马英九失耐心 习近平公开逼台湾政治谈判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6/2708334.html

苹果日报 2013-10-06：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在印尼会见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台湾领袖代表萧万长时，公开要求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称两岸政治问题终归要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就两岸政治对话当面向台湾领袖代表施压。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共新领导人对马英九开始失去耐心，要逼马在最后任期内，启动两岸政治对话。

「习萧会」昨在印尼峇里岛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会晤。双方握手寒暄，以「先生」互称，分别发表简短讲话后，闭门会谈半小时。大陆官媒随后发稿时高调渲染习关于两岸要政治对话的内容。习强调，大陆已多次表示愿在「一中」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方平等协商，他说：「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从大陆央视报道画面看，习与萧谈话时脸色凝重。萧万长在会后记者会上称，两岸政治分歧并非几年能解决，要慢慢累积互信，到一个程度才能解决。萧称他和习就两岸经贸交流进行了讨论；习表示「有问题要解决，有共识要去落实」。萧否认习在会谈时提到在台湾引起争议的两岸服贸协议问题。这是习近平全面接掌中共后，首次公开当着台湾领袖代表面唿吁两岸政治对话。

　　「胡低调　习进取」

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张麟徵昨对《苹果》记者指，习近平如此直白对萧万长提出两岸政治对话，显示大陆对马英九的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政策已失去耐性，要逼马就两岸政治问题谈判。「习近平与胡锦涛不同，胡比较低调，喜欢默默做事；习近平不一样，他有使命感，有进取心。」张认为，中共新领导人不想再任由台湾在经济上予取予求，而要把解决两岸政治问题摆上桌面。

台湾铭传大学教授杨开煌指，习近平公开吁两岸政治问题对话，显示中共希望马英九在其最后三年任内进入两岸关系深水区，「不要老停在原点」。杨认为，习答应要对两岸政治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等于是把球踢回给台湾，看台方下一步会做甚么。台湾总统府昨暂未有回应。

　　官媒罕有高调报道

自2008年马英九上台两岸关系破冰，两岸经贸交流突飞勐进，但政治谈判因台方抗拒无从进展；近年两岸学界多有唿吁，中共领导人也不时隔海高喊，但都局限于内部讲话，或与台湾政要私下会晤时「顺带提到」。习近平昨日如此直接公开且当面向对岸施压要政治对话，中共官媒高调一致报道，实为首见。 ▲◆★●■☆

五大民生，理解毛泽东；三农政策，相信邓小平 ★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33364.html

-----（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
来源: 白镜天  2013-09-17： 建国初，伟人毛泽东和周总理就正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对十三亿人的“人口大国”，这个方针必须永远坚持。

    城乡差别，永远都是农家的痛。因而有很多仁人志士“为民请命”，希望缩小和消灭这一差别。最杰出和最有名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好友，梁漱溟先生。毛梁曾在延安窑洞彻夜长谈，议论国政，甚是投机。然解放后，他俩开始各持己见，分道扬镳了。梁先生指责毛泽东，得了天下忘了帮他打天下的农民，农民生活太苦。甚至说毛泽东不懂农民的心。

    解放后，同城里人的生活相比，农家生活是苦。农家人是“集体所有制”。城里人是“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但还是不同于农村人）。“全民所有制”的民众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固定的粮食配给，生活基本有保障。“集体所有制”的农家人就没有那么幸运。种地产粮的农家人却年年有饿肚子的时候。真是“泥瓦匠，住草房；编凉席的睡光床；奶娃婆娘卖儿郎；种庄稼的饿断肠”。难怪有人总结说，“农民是二等公民”。梁漱溟老先生为民请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梁漱溟的指责，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泽东愤愤地和轻蔑地说，我们（指他和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工作，有人（指梁漱溟）说我们不懂农民。我猜测，梁漱溟至死都不明白毛泽东这番话的意思。换句话说，梁漱溟至死都不懂毛泽东。可怜梁老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上千对伟大领袖带有极深朴素感情的将军们，开国元勋们，对毛泽东说三道四，怎能不被轰下台，灰头土脸，成为到处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是知识分子臭的一面。对伟人不理解却喜欢自以为是地品头论足。当然，象梁漱溟这种知识分子，正直，耿直，磊落，敢言，不阿谀，不投机，比官场那些顺势爬高者，要高尚得多。

    伟人毛泽东说这番话自有他的道理。说毛泽东是农民问题专家，一点都不过分。当年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和方法。由此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最后成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在毛泽东思想中，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建设，农民同样应该是生力军。同样要作出巨大的贡献。每个农人少收入一元钱，六亿农民就可以贡献六亿元钱。将六亿元钱用在工业和国防上，可以办很多事。伟人的思路同常人大不一样。他首先想到和为之奋斗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崛起，而不是任何一个或者多个社会群体得到多少利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即使两人穿一条裤子（每人三尺布票）也要搞原子弹。在百废待兴，物质匮乏，基础薄弱的崛起初期，又不得不发展工业，加强国防，农民过苦日子，作贡献，就不难理解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农民吃苦在前。城里的高楼大厦，哪一块砖石上能没有农民工的汗水。城乡差别是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短时间改变的。不符合规律的，强制性的改变，只能招至祸患。比方说，废除城乡户口制；农村城镇化；等，必然影响农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已经造成了农业生产精壮劳力的缺乏。八零后，九零后，能安心农村搞农业生产的几乎没有。大量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大大地增加了城市贫民的队伍。一但有个天灾人祸，这些城市贫民必然是政府的巨大负担。社会不稳定因素惧增。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期让城里人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极力地控制着城市的人口。

    城乡差别的缩小，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发展农业，发展农村教育。水利化，机械化，科学化的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量。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有更多的农民子弟上大学，迁居城市。以此逐步减少农业人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工资上涨上百倍，粮价只长几倍。这对以生产粮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情何以堪？这样人为拉开贫富差距，用心何在？现在，农民遇到的困难更多，更严重了。老人病了，过去还住得起县医院，现在住不起。儿女考上大学，过去还上得起大学，现在上不起了。特别是子女上学问题，很伤农民心。“二等公民”我认了；“吃糠咽菜”我忍了；但“老人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要骂娘了。老农民吃苦耐劳一辈子，就指望上孝老人，下育儿女。深盼儿女能走出一条新路。如果真是为农民着想，一定要首先解决看病，上学的困难。而不是首先把他们变为城镇户口。

    理解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慎废户口制，缓行城镇化。

    致力农家事，耕者有其田，病者有其医，学者有其校。（未完待续）▲◆★●■☆

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不将“以法治国”绝对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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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
来源: 白镜天  2013-09-17 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不将“以法治国”绝对化

    当今世界，似乎人人皆晓“以法治国”。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治法。

    最不成熟的理解，是把“以法治国”绝对化。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是把“以法治国”理解为静止的，不变的，绝对的。

    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开国元勋）建国初，就抛弃了绝对的“以法治国”，而正确地构划了党的政策，国家法律，和人民宪法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团结所有民主党派，组成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这种模式一方面突显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和法律有机结合，管理国家更有效，更有力，更快捷。绝对的“以法治国”往往阻滞了国家的发展。当然，绝对的“政策”治国有时会犯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其实，说得更确切一点，伟人毛泽东指出的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是纯粹的法治或绝对的法治。“德治”就是思想教育；“德治”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德治”就是党的政策。因为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和强调道德规范，中国的犯罪率就比西方少。如果没有思想教育，实行绝对的“以法治国”，中国的监狱要扩建很多倍，警察数要增加很多倍，法官数，律师数，侦探数，等等，都要成倍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有成倍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所以，缺乏甚至没有德治的法治，是不可取的，是落后的。现代化强国应该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路。    

    不能把“以法治国”绝对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不是静止的，不变的。“法律”要发展。换句话说，“法律”永远都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或者说，是“漏洞百出的”。坏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会钻法律空子。巧舌善辩的律师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靠的也是钻法律空子。地沟油罪犯的辩护律师说，“没有法律规定地沟油不可以卖给餐馆”。拐骗幼儿罪犯的辩护律师说，“没有法律规定检到小孩要送警察”，等等荒唐笑话，层出不穷，皆因绝对“以法治国”所致。

    对于那些“合法”，而不“合理”的犯罪，只有“德治”可以裁决。官僚暴发户以官敛财，以权敛财，以势敛财，以关系敛财。“法治”是治不了他们的。但“德治”可以。党的政策可以治官僚暴发户。所以，缺乏“德治”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是不完美的。

    党的政策，可以边实践，边修改，以臻完善。有些政策最后会成为法律。有些政策和法律最后会写入宪法。缺乏作为“政策”的实践过程，仓促写入宪法，是危险的。

    自由化派喜欢将“以法治国”绝对化。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推承“多党轮流坐庄”。在他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只要严格按法律办事，就能管好国家。这种将“法律”静止化，绝对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似乎“法律”不需要再发展，不需要再完善。似乎“法律”是上帝制造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于一个刚刚起步，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在崛起路上摇摇摆摆的新型大国，“法律”是极不完全的。有需多新法律急待出台。有需多法律急待实践。这时候，一个受人民拥护的执政党尤为重要。执政党制定正确的政策，领导人民实践新政策，再将新政策上升为法律。执政党引导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永往直前。自然，如果执政党经常制定错误的政策，人民会将它早早赶下台。可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对执政党是多么的重要。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认清崛起路上的三大害：官僚主义，腐败风，自由化

    官僚主义，腐败风，自由化，是崛起路上的三大祸害。这三大祸害是民族崛起的孪生子，将伴随崛起永远存在。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祸害将贯穿整个二十一世纪。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识到腐败风的危害。过半人都认识到自由化的危害。但认识到官僚主义也是一大危害的人不多。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八九学运”，只提“反对官倒，打倒腐败”，就没有提到“反对自由化”和“打倒官僚主义”。这是“八九学运”失败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官僚主义首当三大祸害之最。危害比其它两个大。治理比其它两个难。当腐败风盛行，肆虐全国大地时，官僚主义的危害被腐败风掩盖了。腐败风杨起的污垢尘渣彻底地遮住了人们洞察官僚主义的视线。当腐败风被遏制时，官僚主义会立刻显现出来。贪官污吏工作很努力，很负责，甚至夜以继日，那是因为他们有灰色收入，有大量钱财可捞，有二奶小三可泡（有这等“好处”，傻瓜也会拼命工作）。一旦没有了灰色收入，不义之财，和廉价的二奶小三，他们就会象刹了气的轮胎，吹破了的气球，软瘫在地，再无一丝一毫工作的动力。随之而来的，是官僚主义，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对民众痛苦的漠视，是对崛起重任的不肖一顾。

    遏制第二大祸害，腐败风，必须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上着手。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杜绝所有可能腐败的漏洞。不给贪官污吏，金融投机家，房地产投机家，以任何机会。真正实现“居者有屋，投机无门”。必须要有严格的个人银行帐户管理政策，县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个人税收管理政策。要将党支部建立在帐本上，彻底砍断做假账的黑手，将账本牢牢地看管起来。

    自由化，是另一大祸害。建国六十年来，共和国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武力反抗已经是螳臂当车，无异自杀。煽动“自由化”成了它们最有效的利器。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末莉花革命”等等的“伟大”发明。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走上动乱，正是由于中了此等奸计。前苏联的垮台，是长期自由化的最终结果。开国元勋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化的危害。在这点上他一点都不糊涂。“六四事件”是他的发明，创造。“清场”，民兵足矣，警察足矣。邓公却要野战军，坦克，装甲车，故意把事件搞大。智慧就在这里。因为搞的越大，管的时间越长。邓公作到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二十五年来，所谓的“颜色革命”一直掀不起大浪，皆因于此。所以，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要不糊涂，绝不会搞所谓的“平反六四”。但是，聪明的领导人一定要“讲清楚六四”，而且越早越好。一定要严格区分青年学子的革命行动和自由化派的“颜色革命”；一定要充分肯定“八九学运”中青年学子的革命热情；一定要正面肯定“八九学运”。把“八九学运”和“ 六四事件”区别开来。

    对付三大祸害，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依靠群众。一定要心怀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个人，即使他有三头六臂，有无上的权力，有党的支持，也不可能打垮三大祸害。能够打垮三大祸害的，只能是党的正确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还是伟人毛泽东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