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预测三中全会：中国将再次迈入大改革的时代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3/2701897.html

 明镜网  2013-10-03：据福布斯中文网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猜测，为了应对债务问题不断恶化而日益加剧的风险，中国很快将会对其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首先，中央政府将会接管地方政府的部分支出职能，比如社会保障和部分医疗保健支出。其次，中央政府将会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此取代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这些变革举措预计将会在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将是中国自1998年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举措，并且将产生一系列巨大的影响，包括：1）目的在于降低金融系统存在的风 险，但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有待观察； 2）将放缓银行贷款增长步伐，但不管改不改革，预计银行信贷也都会放缓）；3）最重要的是，会减少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对主要依赖于中国需求的大宗商品 （比如钢铁、铜、铝和铁矿石）形成进一步的压力。

此番改革的总体目标，将是削减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同时也缩减投资规模。问题是，如果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要稳定在当前水平的话，那么 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就必须要能够填补由此而造成的缺口。这里的其他部门也就是中央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此外，中国需要让人民币贬值，以此促进出口，从而缓 和因企业去杠杆化调整所造成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或许可以预期中国不久之后将会下调利率并且让人民币贬值。如果不采取这两项措施，那么中国新一届领导 层将会面临比预期中更为剧烈的短期经济阵痛。

今天的文章将详细审视中国很可能推出的改革举措，因为这些变革不仅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亚洲以及发达国家也影响深远。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中国可能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涉及到的一些风险。

问题的要害

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宣布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

简单地说—而且正如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中国面临债务问题。但那些把这个债务问题比作美国次贷危机（这个比较非常常见）的人其实是不懂装懂。因 为美国的问题源自于家庭部门负债过重，而中国的债务问题则出在地方政府以及尤其是企业部门这两个层面上。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其实仍然很低，而中央政府的 债务杠杆率也处于合理水平。

中国的债务问题与日本在1990年和韩国在1997-1998年期间各自遭遇的债务问题更加相似。当时日韩两国也面临严重的企业债务问题。韩国成功地迅速解决了债务问题，而日本则没有。

在中国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前所面临的问题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差异。中国的债务是从2009年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的，那是由于当 时中国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中国像当时许多发达国家那样陷入经济衰退和萧条之中。

这些刺激措施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各大国有银行纷纷把钱借给那些被认为风险低于民营企业的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通过表外借贷渠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资金。

正如你可以想像的那样，这些支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是非常高，而且导致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还有：

1）、中国政府把维持超低利率的时间拖得太久了。

2）、向所谓风险较小的国企提供的贷款激增结果成为一个严重错误。事实上其中许多国企存在很大风险—尤其是当他们实现的投资回报为负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它把小企业排挤出贷款市场，从而导致小企业面临相当大的资金压力。

3）、地方政府缺乏适当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券。这意味着，为了给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他们依赖于表外载体，同时提供更高的融资利率。

4）、通过理财产品进行的金融创新成为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最佳选择。这些产品的透明度为零，而且做出了随后被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金融担保。

由于这一切因素，中国现在遇到了债务问题。评级机构惠誉估计中国信贷总额占GDP的比例已接近220%。更为重要的是，新增信贷净额现在已超过 GDP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为了让GDP增长率维持在当前水平，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信贷的持续增长。

中国与已经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在于其债务迅速积累的态势。在截至今年年底的五年里，信贷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近90个百分点，几乎是金融危机前其他国家的两倍。

中国与已经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在于其债务迅速积累的态势。在截至今年年底的五年里，信贷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近90个百分点，几乎是金融危机前其他国家的两倍。

中国将再次迈入大改革的时代

还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其指令型经济体制，中国并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对借贷双方都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此外，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封闭的，而且银行业使用的主要是国内资金。

但也很明显，信贷无法以显着快于GDP的速度持续增长，因为偿还债务的成本将会攀升，而低效的投资将会持续。把更多的资金留作偿还债务将使得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等其他支出的资金减少。

简单地说，目前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以上是让读者对中国的信贷问题迅速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股票经纪人一直忙于设法搞到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讨论的改革议程的内幕消息。近几个月以来，外界一直猜测，中央政府将接管地方政府的部分支出职能。本周，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对此及更多方面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瑞士信贷表示，中央政府很可能会接管地方政府的一些关键支出职能，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一部分医疗保健。他们的想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收入和支出方面存在一个显着的不对称现象。目前，地方政府分享财政总收入的52%，却要承担总支出的85%。地方政府层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经从 46%飙升至目前的85%。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借钱以及采用表外载体来进行融资的原因。

其次，瑞士信贷认为，省级地方政府将被允许发行债券。而这种融资手段将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其次，瑞士信贷认为，省级地方政府将被允许发行债券。而这种融资手段将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这两项改革措施将会设法解决当前金融系统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缺陷，比如：1）存在一个显着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占GDP的9%），从而 给重大腐败现象留出了空间； 2）地方政府缺乏适当的融资渠道，从而导致他们采用透明度有限的表外载体；3）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严重依赖于土地拍卖收入，而这些资金又主要来自房地 产公司。

其他可能采取的改革措施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包括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户籍改革（开放中小型城市户籍）以及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的改革议程

财政改革：1. 地方政府的一些支出职能，比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部分医疗保健，将转回给中央政府；2. 将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但将受制于中央政府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金融改革：利率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仍然是关键方向；上海自贸区将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

户籍改革：中小城市户籍将向所有公民开放，然而它可能不会定义什么是中小城市，而且难以预料农村居民是否真的对这些城市的户籍感兴趣。

农村土地改革：很可能会批准允许农村土地交易更加灵活的总方针，但在这方面可能不会推出多少具体细则。

独生子女政策：这方面会略有一些放宽，尤其是对于城市夫妇，如果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而不是目前规定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将允许他们生育两个孩子。

国有企业改革：不在此次议程中。

反腐败：将讨论如何让目前的反腐败运动实现制度化。

对地方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最为重要，并且意味着相当激进的变革。金融体系绝对会面临一场全面大改革。

瑞士信贷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市场造成如下影响：

1）他们将减少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市场一直担心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恶化。这些改革措施可以稳定地方政府债务，而逐步放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能会促使地区层面的融资状况更加透明—也就是说：风险较小。然而，我对此并不他肯定。

2）放缓银行贷款增长步伐。近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银行而言是一项迅速发展的业务，而这部分业务会被切断。

3）省级地方政府将会发现，更加难以为诸如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资金。这将会放缓基础设施和整体投资支出步伐，而且也将会放缓依赖于这个基础设施支出的大宗商品消费。

忽略了什么？

我们认为，中国很可能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会忽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是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家都知道，各大银行由于此前发放的不良信贷，目前正持有大量的不良贷款，但没有人知道这些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承认不良贷款以及坏账核销将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近期内国有企业改革似乎不在议程之内。如果中国要想提高生产力增长水平的话，那么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国有企业，尤其是在银行和能源等关键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正在限制私营部门的参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最后，上述改革举措也不太涉及到扭转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削减地方政府支出，那么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就必须弥补由此造成的空缺，从而保持GDP的强劲增长态势。各大公司不会增加投资，因为他们会忙于去杠杆化。剩下能够弥补空缺的就只有中央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

因此，我预计中国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会推出一些举措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更具体地说，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通过增加补贴和削减利率，来 鼓励家庭部门的消费。中国政府还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因为这是缓和企业去杠杆化所受痛苦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货币贬值将有助于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考虑到近期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态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

相关先例

当然，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削减债务方面，我们有许多先例。然而，人们忘记了，中国自身也曾经历过性质与当前危机相类似的几次金融危机。

从1993年到1998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去杠杆化过程。在1990年代初，国有企业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1992年，邓小平积极放宽货币政策，从而产生了一轮投资热潮，地方政府通过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取得贷款，以此为他们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广义货币M2增 速飙升，在199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40%。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0%。这是不是有点思成相识？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通过执行银行贷款配额制度，以此收紧了政策，同时收紧银行间市场拆借，并且暂停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放贷。同样，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措施听起来耳熟吗？

但朱镕基也推出了一些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国有企业转制以及合并、住房市场化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以及关闭许多信托公司。

但是，在减债措施开始生效的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至。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更加急剧的放缓，中国政府大幅放宽政策，连续三次降低基准利率—总共降调了279个基点，并且通过额外发行1,000亿元人民币国债来调整1998年的财政预算。

这些政策—积极削减债务加上为缓冲影响而放松政策，助使中国相对平安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为随后十年经济的超常增长铺平了道路。

所涉及的诸多风险

虽然现如今的中国与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但通过削减债务和促进经济增长举措相结合的政策来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很可能是非常相似的。

不过，如果中国选择实施这类政策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几个明显的风险：

1）由于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我们不知道各大银行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信贷，以及这种状态要维持多久。这可能会成为启动任何经济复苏进程的拦路虎。

2）通过让实际利率为负而实行的任何货币宽松政策，都将会面临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的风险。中国眼下的困难就是当初放松货币政策所致，而重走这条老路的话，中国经济面临进一步受伤的风险。

3）对全球冲击性影响的敏感性。当企业进行去杠杆化时，他们更加容易受到外部需求放缓的影响。在出口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情况尤其如此。

毫无疑问，目前是中国面临挑战的时代。市场持有的普遍看法似乎是，中国在短期内应该问题不大，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出轨的危险。

我倾向于与此相反的看法：考虑到信贷泡沫正在破灭，我认为中国在短期内遭受的痛苦很可能会超过预期。然而，今年及之后的结构性改革可能会把中国引向一条更加可持续的经济路线，尽管其经济增长水平会低于今天。 ▲◆★●■☆


中央级媒体将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3/2701952.html

 多维 2013-10-03 随着网络的大发展大繁荣，尤其是微博的异军突起，官方对网络的治理一环扣一环。据内地媒体透露，中央级媒体将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内地约200万名网络评论员有望获专业身份证明，“网评员”从此将成官方认可职业。此举被看做是当局在网络舆情引导上的一项“大动作”。

据《新京报》报道称，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将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培训包括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网络舆情分析师身份证明和从业凭证。一直以来，俗称“网络评论员”的网络舆情分析师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目前，内地大约有200多万人从事这一职业。

网络舆情师有“网络特工”之称，对此，网评员唐小涛表示，他们工作主要依赖一个软件平台，抓取网络信息。比如输入客户的公司名，软件就会显示，和这个公司有关的所有信息、评论。这些信息、评论如果分布在“贴吧”、“微博”、“新闻门户”、“视频”，软件会进行分类统计、排序，并能制出柱状图、线型走势图等。唐小涛所用的软件还能跟踪特定舆情，比如输入H7N9，软件会根据相关跟帖、转发量积分，若设定100分，当走势图达到40分，系统会预警，提醒注意该舆情的发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表示，其实在2007年，互联网作为一个独立的舆论平台开始被关注。那年发生黑砖窑和华南虎事件，网民意见沸腾。随后，出现网络舆情分析师，负责收集网络民意，当时主要使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2010年，情况发生改变。那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微博让网民意见、观点，呈几何状，高速传播。一个人与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的间隔不会超过六个人，有时不超过三个。

“简单依靠搜索引擎已无法了解舆情。”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段赛民表示，网络舆情有线上网络传播，线下传统媒体互动等特点，全方位、立体传播让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显得经验缺乏。舆情监测软件应运而生。它能抓取微博、贴吧、视频等各类形式的网络舆情，只要存在，就会被抓取。

业内还有一些声称可以全网消除负面舆情的非专业舆情分析师。这些公司声称可以全网24小时监控负面信息，然后第一时间删除。但是，网络信息传播非常复杂，往往删除一个帖子，还有其他很多网站转载，删不胜删。同时，发帖者看到有人删帖，还会不断再发，删帖花费了巨资，但是效果甚微。有业内人士表示，以往网络公关公司打着舆情处置的旗号，引导客户删帖。9月9日，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收费删帖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网上删帖需要冒越来越大的风险。▲◆★●■☆


北京人在纽约作者：移民美国挺荒唐 不值得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3/2702322.html

 侨报  2013-10-03 “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1993年，旅美作家曹桂林用这句风靡中国的台词和一部《北京人在纽约》，告诉成千上万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

2013年11月，曹桂林将要出版他的《北京人在纽约Part II》。移居美国30年的曹桂林，如今仍然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腔。他说，只有活到他这个岁数的美国“老移民”，才能真正体会，历经二十年的世事变迁，许多身居美国的华人心灵深处“怎么就那么拧巴”。

这一次，他的开场白是：“活了60年，做了30年梦，纽约啊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天堂。如今两鬓斑白独自看，不值不值；空忙了一场，不懂不懂，挺荒唐。”

第I部：桥那边，荆棘丛生——一家新移民的真实故事

车窗外，资本主义世界一派花花景象：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Mc Donalds、SONY、JVC、PIZZA OPENING FOR 24 HOURS……霓虹灯和广告牌的鲜艳和闪动令人眼花瞭乱。

坐在姨妈的车里，刚刚从粮布票时代走来的大提琴演奏家王起明，在《星条旗永不落》的高亢旋律下，手舞足蹈，豪情万丈：“美国，纽约，我王起明，来了！”

曹桂林说，他不是什么专业作家，很大程度上，王起明就是他自己。

1980年出国前，在中央广播艺术团担任大提琴演奏员的曹桂林，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2.5元（人民币）。“那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少，出国时一个人只能带16块美金，连半拉车轱辘都买不起。”他说。

姨妈把王起明和妻子郭燕撂在了地下室门口就走了。黑黢黢的墙壁和破烂不堪的屋子，与外面的灯红酒绿天差地别。郭燕哭着说：“到了这儿谁都不管我们！在这个鬼地方，我觉得饿死了都没人管我们！”

“那个年代出国的人还是很辛苦的。”曹桂林说。在美国，“辛苦”的含义，主要还是没钱。

“美国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国家，主要还是凭个人能力。在中国，有时候能靠人情，有时凭一个巧劲；在美国，只要你没钱，都得在底层。”曹桂林说。这是他初到美国感受到的第一个文化落差。

如剧中的王起明一样，到纽约的当年年底，敢折腾也会折腾的曹桂林在美国创建了C&J KNITWEAR公司，主要设计和生产美国高档针织时装。

王起明后来的故事跌宕起伏：他有了钱，却离了婚；他在美国为女儿创造最好的条件，女儿却在中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中，成长得愈发叛逆无理；资本主义经济走势无常，连带个体经济和人生处境一同陷入低谷；面对昔日好友前来投奔，他只默默看着这个北京来的朋友开始重复自己的轮回。

同样遭遇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曹桂林，1989年有空回了趟北京。面对家人朋友的大宴小请、赞美眼羡，他觉得受宠若惊，又觉得受之有愧。

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前言里，他记录了这么一段：

老领导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此一时来，彼一时也，你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外商啦。”

我顺口搭讪说：“我是他妈的‘内伤’。”

“什么内商，内商指的是那些国内的小倒爷儿。你在美国，是国际大倒爷儿，做的是大生意，所以，就叫作外商。”老领导给我作着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我想张口解释几句，可又一想，算了吧，我的内伤，几句话怎么解释得清楚呢？

于是，在回美国的飞机上，他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的内伤既然几句话解释不清楚，就慢慢地写出来吧。

回到纽约，他每天与客户谈好生意，回到工厂布置好工作，就赶快回家写作；在路上，他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驾驶座旁边，遇到堵车，就拿起来写两笔。“我没想发表什么，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自己经历过的事。”

曹桂林觉得，美国有很多好的地方，只要你努力，聪明，肯拼命，总会有成功的机会。但是，通往成功的桥那边，并不是一片乐土田园；桥那边，更是满地陷阱，荆棘丛生，一不留神，就全玩儿完。

“在第一部里，我通过一个家庭的变化，反映出中西方的culture shock（文化碰撞），这是一家新移民的真实故事，我写的是真实的美国。”他说。

第II部：想归来，已无从开始——一群华人精英的内心纠结

在美国，曹桂林与太太叶英居住在太太任教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附近。叶英是中国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以一曲《我爱你中国》家喻户晓。1977年高考恢复后，她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1981年，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获得声乐国际大奖的中国人；1985年赴美留学；如今，她已经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声乐的音乐系主任。

“我在美国的华人朋友里，很多人都是像叶英一样，1977、1978年参加高考，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后来移民国外，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精英。”曹桂林说，《北京人在纽约Part II》中，王起明的故事也正是围绕这些人展开。

去年中秋，曹桂林召集他的华人朋友在家里开party。“这些人工作都很忙，那一天几乎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大家你带一袋饺子，我带一个韭菜盒子，或者一盒牛肉，聚到一起吃饭聊天。”他回忆，“忽然有人说，我们想听听家乡的歌，于是就一起唱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跑马熘熘的山上……’。唱着唱着，大家都掉眼泪了。这是为什么呀？是欣赏这首歌，还是勾起了什么回忆，还是看着今年的月亮特别美？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大家都没说什么话，一人吃了几口饭，就纷纷回家了，只听到各自汽车发动的声音。”

曹桂林说，他感受得到这些身居美国的中国人内心的纠结。(BH)▲◆★●■☆


自贸区是没有老邓的上海"自摸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3/2702457.html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2013-10-03：9月29日上午10时，随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轻轻一揭，万众期待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宣告正式挂牌成立（图）。然而，雷声大，雨点小。有上海官员坦诚，在当前「政左经右」和中央存分歧的背景下，自贸区作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试验田，他们亦正摸着石头过河，试一步，走一步。
 
由改革目标来看，上海自贸区的起点确实高于昔日的深圳经济特区。但是由首批进驻的企业名单，以及公布的首份自贸区「负面清单」来看，确实让外界大失所望。首批进驻25家企业大多是中资，中外合资佔很少，没有纯外资。再者，负面清单与今年3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比较，几乎没有差别，自贸区何来创新之举呢？！

　　有上海官员表示，自贸区现处于「外热内冷」的现象，外界对它炒得沸沸扬扬，但在北京、上海都十分冷静。虽然自贸区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具体运作、开放程度等细节，至今未出台，关键在于中央或各部门对其发展内容存在极大分歧，相信短期内也不会有结果。

　　自贸区能否超越深圳特区，有官员说关键在于必须有政治改革配合。再者，要有一个像老邓那样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锤定音。否则自贸区会沦为不伦不类的怪胎。▲◆★●■☆


文件翻译错误或让日本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 ★★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3_10/03/30058702_0.shtml

2013年10月03日  来源：国际在线  

1945年，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右）、杜鲁门（中）和丘吉尔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

原标题：《波茨坦公告》回复翻译错误让日本吃了原子弹

杨卫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给予日本投降和结束战争的某些承诺。7月27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内阁有主战和主降两派，会议没有结论。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波茨坦公告》，日本要求苏联斡旋，想与盟军进行和谈。之后，日方便等待苏联的答复和盟国正式的最后通牒。

7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招待会。当时，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发表了铃木声明的英文译本。笔者的翻译是：“我认为联合公告只是重复开罗会议声明。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看不到重大意义，而且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完全将它忽略，并且为了成功地结束战争而坚定地战斗。”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明确地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决心要与盟军决一死战。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之后，美国于8月6日向广岛投下原子弹，令10万人丧生。8月9日，美军再以原子弹轰击长崎市。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回忆此事时表示，如果日本不拒绝《波茨坦公告》，美国就不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根据战后文献和裕仁天皇及铃木首相的发言，日本当时的确没有拒绝《波茨坦公告》，只是暂时不予置评，等待苏联的回复。

有些人说铃木首相一语误国，没有明确地表示暂时不评论此事。也有人认为铃木当时确实是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只是日后日本遭到原子弹袭击才倒过来说。也有人说是翻译的人译错了，导致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悲惨下场。

为了搞清楚这件事，笔者找到铃木当年回应《波茨坦公告》的日文原文。这段声明和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的英文译本内容有很大差别。日本战时首相铃木说“不回应”《波茨坦公告》，日本同盟通讯社将铃木的话说成“完全忽略”《波茨坦公告》，路透社和美联社更是将铃木的话说成“拒绝”《波茨坦公告》。美国战时总统和军方首长看到的文本是路透社和美联社发出的版本。结果，日本就是在政客、译者和编辑的疏忽之下，吃了两颗原子弹才无条件投降。

战后，日本人埋怨铃木首相没有明确地说对《波茨坦公告》“暂不置评”，却用了意义含糊不清的日文“黙殺”一词。“黙殺”这个词没有对应的英文单词，即使在日文里也可以解作“不置评”或者“拒绝”等意思。关乎国家存亡的声明，不应该说得模棱两可。

铃木是位日本政客，日本政客说话一定是模棱两可，这是惯例。同盟通讯社的翻译员在不清楚铃木首相声明的原意情况下，选择错误的译文，把“完全忽略”《波茨坦公告》的话硬塞进铃木的口中。路透社和美联社编辑又将“拒绝”《波茨坦公告》的话硬塞进铃木的口中。这种误会与两国的民族特性又有没有关系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美政府关门致7成情报员休假 ★★★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usguanbi/content-5/detail_2013_10/04/30063359_0.shtml

2013年10月04日 新京报  原标题：美情报界七成雇员“被休假” 官员忧被外国机构挖走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受此次联邦政府关门事件影响，整个情报体系大约有70%雇员被迫无薪休假。

克拉珀当天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10月1日起停摆，整个情报体系大约有70%雇员受此影响，不得不无薪休假。他称自己在情报领域工作5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无薪休假。

克拉珀警告说，政府关门和雇员无薪休假的情况会影响到美国情报体系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此外，这种安排还会造成“潜在损害”，包括引发人才流失，为外国情报机构争抢人才提供可乘之机。

不过，克拉珀也指出，情报机构目前保留了核心人力执行反恐等重要任务。按照政府关门的现有标准，情报体系内只有负责应对可造成美国人员及财产损失的“迫近威胁”的雇员才可免受影响。如果政府关门时间过长，他也在考虑能否应工作需求召回更多雇员。

由于国会两党未能就新财年预算和医改法案实施达成共识，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自10月1日凌晨起关门，至少80万名联邦雇员面临无薪休假的安排。作为核心部门的军队、边防、公共安全、狱警等运营不会受到冲击。

但国防部、情报机构等军事及安全部门的非核心工作文职雇员也须无薪休假，比如国防部80万名文职雇员约有一半要被强制无薪休假。▲◆★●■☆


长安街政治史 1949-2009（一）★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55206.html

2013-10-03  香港凤凰周刊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未完待续）▲◆★●■☆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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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 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 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未完待续）▲◆★●■☆



天安门上太阳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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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

 画面上，毛泽东的位置远比当时的真实场景突出，长安街也比真实的长安街更宽广壮丽。董希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他的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继任者在复制品上完成；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一张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长安街完成初步拆迁改造后，站在城楼上，望着眼前面积将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8倍的广场，人民领袖想来一次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急切可以想见。他提出要超英赶美，他希望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这个改变积弱国家的强烈愿望，按彭真曾告诉梁思成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希望有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到的都是林立的烟囱。

 于是，千百万个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烟囱，在中国各地如蘑菇般生长起来，人民被运动起来。长安街北面厚厚的红色宫墙内，毛泽东的警卫班也在中南海里建起了小高炉。

 接下来，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借用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民谚，使得伟大领袖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只有林彪强调：“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人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次特殊的大会。

 1966年8月18日，只在重大节日才成为欢乐海洋的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第一次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在这片只对毛一个人欢呼的海洋面前，毛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有了神和凡人的区别。

 当时，刘少奇站在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位置。此前的8月5日，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前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第六次检阅时，毛开始对哭着喊着叫着跳着的朝圣者们态度冷淡起来。

 随着伟大领袖挥出的大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们，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生活。

 自8月18日这天起，毛成为天安门唯一的主人。而高高的天安门城楼，在经过1949年那次脱胎换骨后，再一次超拔，变成了毛泽东在凡世现身的神坛，从这天起，中国的太阳开始从天安门升起。

 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每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

 此前，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物中，计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先后成为邮票主题。此后，中国几乎90%以上的信封，都被贴上红日初升天安门的邮票。

 长安街上其他革命象征的建筑物，开始化为模糊的背景，就连长安街都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营造近20年的长安街，一个早晨，革命性的象征就被取代、被升华为领袖的神化象征。长安街沿线的宫墙，厚厚红色下似乎悄然泛出皇权故影。

而这时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沿着长安街，在红墙根下走，一直往前走，哪怕一次也好。

 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能怀揣着火车票和“进京介绍信”、被热情广播所感染的人是极少数，对那些恐怕一生都无法前往北京的亿万革命群众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1971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未给官方摄影师留下新闻照的机会就匆忙离去。几个月后，林副统帅坠亡温都尔汗。

 1974年，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悄然在中国老百姓的信封上取代了红日初升天安门的地位。这枚蓝底的小小邮票，一改之前的红光亮。此时，人们头脑中狂热的红色风暴早已开始降温。

 长安街永远是太阳当空红旗招展的，但在1976年1月11日，它第一次与“天是灰蒙蒙的”、“又冷又阴”联系在一起。这天下午16时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出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前往八宝山。这天，人民群众第一次未经动员就自发赶到长安街，约百万人为周肃立默哀。

 之后的清明节，周的纪念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发出各种政治呼声，官方称这是受一小撮人利用的政治阴谋，被定性为反革命，纪念者被武装民兵驱逐出广场后，《人民日报》社论称“广场回到人民手中”。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上的红日西沉。长安街成为世界最大的追悼广场。人民领袖挥手的地方，被一条巨大的黑色横幅遮蔽。失去了主人的天安门城楼从不曾像此刻一样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后，在天安门的正对面，一座纪念堂拔地而起，领袖躺进新居，静静地做历史的旁观者。他见到一个体格、轮廓上与他酷似的人走上城楼，努力模仿他的样子向人民挥手，见证这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红太阳的传承者，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遍立中国，然后又见证着城楼的逐渐空寂，和一个天安门不再与太阳相关联的时代的来临。（未完待续）▲◆★●■☆


红色隐退，革命谢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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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从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天安门开放到高希武登上城楼，用了８年时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冠以人民之名的礼堂，在建成20年后，终于可以让人民进入。这被称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信号，次年，深圳等5城市试办经济特区。

 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广大中国人民开放。

 当长安街上“祖国心脏的心脏”（1984年上书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的匿名信语），都可以让普通人登高一览时，这个国家的变革热情被剧烈地释放出来。

 从开始走下神坛起，慕名前往长安街的游览者迅猛增加，不仅是因为“进京介绍信”的取消，还有人民突然的富裕。在这个似乎缺乏想象力的国家，当人们突然有点钱、有点闲，可以离开家出去看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印在小学课本第一幅彩图上的地方更有吸引力？

 长安街依然是这个国家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但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向天安门上的检阅者欢呼的人群里，突然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标语，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前，却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因为这是35年来，在长安街上，第一次出现个人发出的声音。

 当领袖形象替代了国家形象、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压倒国家象征时代的终结，人们能感触到充满权力象征意味的长安街，却找不到一个最能象征国家的仪式或物理存在。

 于是，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有诗人这样吟诵：

 唯有国旗升起的时刻是神圣的，神圣得让你找不到自我；

 唯有国旗旁边的目光是真诚的，真诚地告诉你什么是爱国情结。

 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 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 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先是在各种官方话语中，被简称为“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又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追溯到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其后，到了2003年2月28日，两馆终于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1990年代起，这个博物馆前，成为固定竖立各种“倒计时牌”的所在：199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1998年5月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2004年9月21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牌”揭幕。

 长安街在几乎没有大的物理改造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将革命象征重塑为超越信仰和党派的国家象征的转变。（未完待续）▲◆★●■☆


政治之外的政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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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热潮。长安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折射，这次是来自政府之外的力量：商业资本。

 悄无声息间，长安街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间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之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被林立的广告牌占据，每幢大楼，都恨不能用最大尺幅的牌匾亮出自己名号。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各种小贩不法经营的“混乱”，更是严重伤害了外地人民的情感。

 这种全社会被压抑过久、以最直截了当方式补偿的蓬勃物欲，是中国社会无穷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错位：一直作为严父形象出现，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的国家，甚至担心起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不足，往往以鼓励人们打破观念禁锢为己任。

 长安街被广告和牌匾遮蔽的壮观情形，一度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开放姿态。然而，即便物欲横流如美国，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周围也丝毫不见商业气息。1999年，经过一番艰苦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的整治规范，长安街终于在政治与商业的平衡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管理者在总结广告牌匾整治成就时，两百来字的描述中，不吝笔墨地这样补充：“改革开放初期，长安街上的广告为繁荣首都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北奥、歌华等广告公司曾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我们表示感谢。”

 原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回忆，在整治期间，他曾收到过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信件，诘问“究竟是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引进外资，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资本的力量以政治的身份挤了进来。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来的鸟，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

 使长安街坚固的政治逻辑悄然松动的另外一种逻辑，是人本的逻辑。长安街的恢弘固然赢得无数人的赞叹，但越往今天，这种赞叹之后就是抱怨。

 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未必所有人都会对站在长安街上的那种渺小和被威压而感到不适，但每个走过一次以上的人，都会感到极为不便。从王府井到西单之间的一段漫长距离，行人，原本只为政治仪式的道具而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段，行人会找不到歇息处，找不到饮食处，也找不到方便处。

 这种人本角度的抱怨，过去，完全不在长安街管理者的考虑之内。但政治逻辑的日渐软化和人性化，人本角度必然会显现为政治逻辑。

 这是一种比政治逻辑、商业逻辑都更隐蔽的变化。如果用诚恳的态度去总结，最近几年来，长安街的整治改造，其实大多可被描述为细致而不易察觉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工作，譬如更多的绿地、更方便的人行道、更多便于休憩的长椅、更易找到且干净卫生的厕所、更丰富的文化设施等。

 本质上，这种极为琐碎的改造，丝毫无法改变长安街已经形成的尺度，甚至无法改变本地人无事绝不路过也绝不停留的习惯，但对那些在广场上，对摄影师“一二三——北京美不美？”报以热烈的“Yeah!”的游客来说，却能在长安街的政治美学之外感受到人性化的地方。（未完待续）▲◆★●■☆


 想象中与现实中的政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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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街的建筑尺度，天然给人以强烈政治暗示，然而就其最初被定位为行政中心集中的功能而言，长安街是一条远未完成规划设想的作品。从今天的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及长安街延长线上，最多的建筑并非政治类建筑，而是商务类建筑。据统计，长安街上，商务办公类建筑比重高达25％，居其次的商业服务类建筑也高达22％，政治类则只占15％。

 无论是与东京、华盛顿、还是莫斯科的同类街道相比，长安街的国家行政中心集中于此的特征不但不强烈，甚至还很弱。从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而非一种事实。尤其是让人产生这一强烈印象的天安门广场那几幢地标式建筑，原本就只具有政治象征性。

 从规划角度来说，长安街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神州第一街的尺度设定，以及附丽其上的种种规格和章法。至于行政中心在这条街道上的布局，由于当初长安街大规模改造之时的财力极端匮乏，一个详尽完备的系统，远未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财力匮乏之外，当时无法完成这种规划布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政权进城后，党政军各机关需要自己在城内找地方，一旦安顿下来，占据了好地方的机关就会想方设法拒绝服从统一的城市规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 来源：《凤凰周刊》作者：黄章晋 郑东阳 胡佳恒（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