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习近平“8.19讲话”勿让“歪嘴和尚错念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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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9-13：通常而言，一旦事情的转变超乎人们预期，就会遇到不理解乃至阻力，这往往是社会将发生较大变革时的常态，也是面对思维更新时需要认识的规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庞大利益集体，因此“官官相护”依然成为社会对官场的解读，甚至不少中共体制内的人也对此坚信不移。所以当领导层宣称要以最严厉方式打击腐败，即使一个个高官被移交司法，人们感到诧异的同时仍然还在质疑反腐的真实性。曾有报道某常委级别官员被进行腐败调查，但不少人还是不愿意相信，认为就算其真的有腐败事实，中共最后也只会高举轻放。或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共新的领导层正在彻底改变官场的陈腐文化与所谓的游戏规则。一些固有的认识和习惯的模式已经而且必然要发生变化，任何抗拒及消极应对都将毫无意义。最近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八一九讲话”）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八篇评论文章，尝试说明这次讲话的意义。在同一时期，他还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另外五篇解读，不可说不重视。但包含其他官媒的这些文章让人读到的只是一些政治套话。我们无法不怀疑作者是否明白“八一九讲话”对中国主流意识发展的意义，或者潜意识告诉他们这次讲话只是另一次“例行公事”？舆论工作者需要具有极为敏感的嗅觉，特别在社会酝酿变化的时刻更须如此，否则就是失职。看来目前到了中共官媒最需要向自身的陈腐开刀的时候了。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打破不少中共的恶习。他在政治上推动严厉的反腐和整风，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经济上全面深化改革，李克强更提出新四化，改变以往对经济工作的粗放管理，让社会看到经济政策更具针对性，我们还看到经济政策与民生有了更大的融合；在军事上直面外部挑战并保持高度警觉，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让，并从军事建设和严厉整军角度对中国军事战斗力进行改革。意识形态是一个既复杂又多元的领域，这里存在相互矛盾的各种认识，不少人对习近平是否能够处理好、平衡好表示质疑。当传闻的“七不讲”被广泛传播，在宪政辩论上主流媒体刮起一股肃杀风，对网络达人采取高压手段等等，无法不让民意以为意识形态的讨论将全面左转。在这样背景下，自然而然让“八一九讲话”的正确解读变得特别重要。

　　对习近平来说，在十八大接掌中共总书记的工作之后，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其他问题，如经济的深度改革，政治意义更为重大的反腐和党内整风，军事建设以应对地缘势力变化等，显得更具迫切性与现实性。这除了因为它们都是立竿见影、可以直接产生效果的工作，意识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项需要长时期推进的“细活”，要说服人显然就要花费更多时间。如果在现实层面具备了相当的政绩，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更具说服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任何更为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除了腐败这条“百足之虫”，可能就只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惯性认识才有这种“死而不僵”的生命力。这就不难理解管理意识形态官员的思维习惯是相当顽强固执的，他们的“坏习惯”可能更多。要找好方法、找对人，在恰当的社会环境之下，才能够推进这个领域的改革与变化。既然如此，习近平就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而最初的几步可能会显示出未来他要引领的方向。

　　从过去不到一年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是与众不同的中共领导者，他在短时间内就夯实了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有评论称，习近平的成长背景和他业已展露出的巨大气场决定了他要表述的施政理念一定会是宏观的、历史的、世界的。这就考验着承担落实责任的干部队伍是否能跟上他的思维模式，而且知道执行工作必须做到细腻、详尽、周到，才能体现他的思想。从习近平的公开讲话可以发现，他对官员的要求不会有太多空话，不会言之无物，更不会太客气。因此，官员们可以不用咬文嚼字去理解那些空泛的八股文，只需捕捉他讲话的直接与内在意图，从中找到蛛丝马迹，认真领会即可。对这个不会满意现状的人，他的要求只会更直接、更具体，平常忍不住总要提出一些想法。因此要掌握好习近平的意图，就要做到心思缜密、大胆开放，更要从战略高度和宏观指向揣摩，甩开包袱、解放思想，以新观点大胆推理。这就要求官员们摆脱过往的官场思维，超常规理解。原来的官场规则、思维模式正在快速成为过去时。

　　习近平“八一九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是大部分人都希望领会的。这里有三个理论提示，一个实质要求。首先，“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其讲话的中心思想，但却反映了讲话者内心的主要关切。关心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人都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受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遭到极大质疑。虽然三十年的经济成就扭转了这种颓败的走势，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却需要重构，才可能重新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在那个时候，借用“中国特色”的前缀就是给予中共喘息的机会，用政绩去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但这种“拖延”手段并不可能维持太久，更何况各种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在逼迫中共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八一九讲话”里，习近平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说明，重新将“中国”这个主体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思想价值认识体系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贴近中国本位的核心内容，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思想早就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批判中被活埋了。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大发展的基调，为适应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的现实状况，中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让不少强调中国本位的学者，特别是强调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化作用中的学者，再次拥有了呼吸的机会。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主体，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只是这个体系的“中国版本”。可以继续追问，“八一九讲话”用四个“讲清楚”初步阐述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思想传统，那是否意味着“中国特色”向“中国的”的一次过渡，也就是预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到来？这就是要回答中国未来要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姓“中（国）”还是姓“马（克思）”的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对“八一九讲话”的解读，习近平要建设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在四个“讲清楚”里首先强调了国家民族的主体性，明确指出“发展道路”必然要符合这个主体。在认识到这个主体之后，他阐述了“中华文化”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以及如何让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更重要的就是这种“中华优秀文化”的“突出优势”以及“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还要“讲清楚”的就是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也就是再次强调这个主体与这种道路的结合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他在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时，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习近平要夯实的是“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来这个“洋为中用”也包括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古为今用”就是要让中共的理论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在今天的存在与现实价值。

　　其次，习近平惯常地强调了经济建设继续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观点，但我们可以更关注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当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竞争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一种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悄然升起。前一段时期有关重庆模式和蛋糕论的讨论就是一个案例，它的发生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对究竟是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的争议。这种争议不是习近平所乐见的，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要强调必须避免“阶级斗争”的观念再次形成。而“八一九讲话”被《人民日报》等官媒解读为“亮剑”的战鼓，这是否正确掌握了讲话的精神，或许一些人将防范激化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勇于面对挑战的辩证认识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第三，曾经有人猜测习近平会否是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到今天他们应该知道这种观点只是捕风捉影。在一些场合，习近平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因此又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专制、顽固的共产党员。在“八一九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自己是姓“社”的，而且更强调“特别是”邓小平的那一种，这应该说明了他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习近平提出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这样的形容词，为的是将自己的观点区别于那些教条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苏联式和文革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认识，我们就更有需要探讨这种说法的含义，以及他是以什么角度唤起大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记忆。

　　最后，他的实质要求就是针对中共宣传工作的不满或者说无奈，并指出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什么是“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那就是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着打鸡毛蒜皮的仗、在乎口舌之争，更要注意社会的大方向、大形势；“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就是要做事要有方法，不要硬来，要说服人，而不是只懂得霸气十足、以管理者自居，自以为是。他在讲话中还说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这实际是在批评今天的宣传工作过于保守，不能够贴近实际、灵活应对，做不到引领舆论的变化，更不能够很好掌握理论的发展，那就当然不懂得如何做到“思想认识新飞跃”。习近平还将中国的舆论管理提升到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来。他说，“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无法不回应国际间的理论挑战，这是让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崛起的大议题，维持有利于中国发展大环境的前提。但要做好这项工作，宣传团队必须改变以往的老套、老土手法，只有能够“融通”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层次，才能够有所作为。这一切都必须依赖“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这个基础。显然，他对宣传体系的领导力是有意见的。

　　如果我们以上解读“八一九讲话”有一定道理，那为什么《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解读就如此干巴巴，甚至流露出“你死我活”的斗争意味？我们不妨假设它们一向保守，而且作为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本来就很难有任何创新的认识。历史上，中共一直将宣传体系错误定位。作为建国前最主要的政治斗争工具，它保持着高度集中，强势推动党内的理论建设、传播与批判，以及扮演最权威的角色都无可厚非。但在建国之后，中共已经不只是共产党员的中共，它还是中国社会和公民的中共，中共思想的一元结构必须要兼顾到党外人士的思想价值认识，多元社会不能够只是形式的，它还需要多元的思想才能够让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因此，新的理论发展必须服务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让中共的宣传部门保持建国前的机制，再套上更加官僚的体制，会否让社会的思想交锋不再有空间，宣传部门的理论认识更趋僵化，最终作茧自缚。在建国初期，这种制度让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唯一的理论创意来源，后来演变成为教条的思想专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还是这种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过于僵硬，将伟大的思想都能够变成僵化的口号。在这种生态之下，宣传部门的职能成为它自己最大致命所在，是一种结构错配。如果用这种性质的“衙门”去打“理论仗”，一定会失败，永远无法取胜。

　　中共必须建立理论创新工作复归学术界的新结构，宣传部门只应该承担理论的传播和宣传管理，还可以扮演鼓励与保护理论界百家争鸣的角色。宣传部门和理论界应有清晰分工，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错误的理论观点应该主要借用“市场”来选择，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动用宣传部门的政治力量。这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党的喉舌”会听不懂习近平讲话的含义。试想，这些常年受到保护的理论官僚能够在微博中征集到像自由派大V那么多的粉丝吗？当习近平强调理论创新，这也只能够是说给有创意、能创新的理论工作者听，官僚难于理解，也可能认为不是他的职责所在。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当这个“位”的性质要改变了，还活在旧世界的官员就很难找到新“政”之所在，“谋”也就不见得容易。

　　别误读了习近平，因为他既不是自由派，更不是保守派，这两种划分对他根本不管用也不适用。学者、公知和媒体们要花点心思才能够摆脱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判断。二元对立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特别突出，就好像任何跟自己不一样的思想价值观点都要拼个你死我活，不然自己就会被淘汰。这种心态在西方特别普及，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无论如何，西方是不会接受两个“神”的。但习近平代表一种中国意义的新型政治家，他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式的敌我意识，将他设定为任何一种极端主义者都会是误读，以为他将会在言论领域采取专制手段也与现实不符。

　　习近平是具备革命理想主义传统的红二代。在他的血液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衰弱国家如何转化为民族的复兴、稳坐中国掌握世界的那种宏大的国际观、理想主义的中国梦，都是从小就被灌输的内容。经过了文革的锻炼，让他在遇到大风浪时更要静观局势、迎难而上，这都是他所具备的耐力和毅力的根源。如果注意到这种背景，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要引领范式转移的那种魄力，而这种魄力与任何教条的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习近平的成长背景让他对经济建设有一种不同的认识。所谓社会主义命运就是以“无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财富。这种说法并没有排除红二代会出卖这种革命承担。事实上，他们的背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红二代更快接触到诱惑，容易在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扮演中介角色，而且大部分都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现实里，不少红二代确实很快就背叛了父辈的理想，更有不少成为腐败的代表人物。但如果说所有红二代都是腐败的，那也不符合事实和客观规律。这就好像将所有官员都以腐败看待，这种偏见不见得就能够解决问题。只要习近平能够守住底线，坚持自己的社会使命，那就不要小看这种坚持对社会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最近的反腐行动正在考验着他的立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此外，习近平是长时期从基层做起的官员，他在政府工作中不断锻炼，积累着行政管理经验，真正知道社会的问题所在，不像西方政客，只有理论认识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官员普遍说不会对政治有错误或幼稚的幻想。当然，他们也可能陷入官僚主义，对问题不是避重就轻，就是削足适履。从最近一年的工作表现来看，习近平能够务实、细心地推进改革。这就更加保证他不至于让教条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包袱，草率地打一场理论战。

　　因此，如果媒体或其他政治力量用教条、粗线条的方法，以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标准，以并无多少根据的浅薄信息来判断习近平的政治态度，当然是雾里看花，无从采摘，这也构成他们对习近平的表现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自由派人士身上，在中共主流媒体的评论里还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宪政讨论，中国梦的宣传和对“八一九讲话”的解读都有着这样的痕迹。

　　中共是因为能够解放思想，更新对时代的认识，所以才能够摆脱苏东的命运，中国崛起才能够成为中共持续执政的依据。这样的经验是否应该提示它的宣传喉舌也需要转变成符合现实意义的时代角色。西方后现代哲学有个流行的概念叫“解构”，它强调如何将固有的认识彻底打散，这或许就是中共的理论体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喉舌们必须大胆否定自己曾经依赖的理论框架，勇敢地重构未来的、新的话语体系，认真讨论什么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喉舌还要舍得放弃官僚的身份，给自己进行一次体内的、比拟文化大革命规模的自我教育运动，重新学习如何读书、说书、写文章，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平台去说服人，而不是依仗官阶所带来的权威性。官位名分改变不了理论的真正水平。

　　要做到与权力彻底分离，宣传机构首先要知道自己从来不是政法性质的部门。后者靠的是权力与法律，甚至可以用武器来制服别人，专政的对象是罪犯。但宣传部门靠的是说服力，是以理论和价值观为材料的说服力，它的对象是持不同意见或怀疑态度的公民，其中还有忧国忧民的学者。两种部门的性质显然不是一样的。以权力去压人，即便成功，言论的说服力就不会再有价值，言论的品质就会下降，喉舌的作用也不复存在。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政法部门直接用强力去管理舆论。因此，这样的现实要求宣传部门必须彻底反思喉舌的社会角色，终结传统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认识舆论的意义和喉舌的作用；将那些废话连篇、名利俱损的喉舌淘汰，鼓励那些能够认清时代和理论需要的“工具”成为舆论的新主导力量。还要清楚的是，当属于中共官僚体系的宣传部门无限放大自己对理论和学术界的“指导”角色时，实际上是相当于将能够提供真知灼见的理论家队伍解甲归田，他们不能再为社会理论的提升提供服务。只有当官僚与学者、理论家的层级关系解除，只保持相互的交流与影响关系，全面解放学术与理论探索的约束，意识形态的管理队伍才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

　　经过长时期的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阶段，意识形态所面对的挑战就会产生极大的变化，学者与媒体在这种背景里的作用显而易见。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很好案例，那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国学与传统思想在过去近一百年里举步维艰，这都是当时的学者与新型媒体造成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不能再犯这种矫枉过正的错误。作为学者，更多的职责是从提供理论材料的层面支持公众舆论的发展，而媒体就是要做好有效传播和引导舆论的角色。这不是用霸道和专政的手段去进行舆论灌注，而是需要用以理服人的态度和开明的传播方式，以适度、恰当、平等开放的手段去实现社会意识的融合或交锋。

　　在二战后，西方意识形态在东西方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借用了学者与媒体作用的有效发挥。这背后当然包括了资本的极大支持，因此自由市场理论和开放民主社会形式的追求成为战后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中共的喉舌虽然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后盾以及足够的社会基础，它的对手是目前已经千疮百孔的西方意识形态，然而中共却心甘情愿依赖“跛脚”的学者和不讲“普通话”的媒体，人民无法从这些学者和媒体获得指引，反映了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只能够是事倍功半，而社会的意识冲突更像身处无政府状态，无谓、无聊的语言碰撞成为政治舆论场的常态，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思想的统一。来源: 多维 ▲◆★●■☆



2014年钓鱼岛将危机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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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9-13：9月11日是日本“购买”钓鱼岛一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内，中日两国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未产生严重的摩擦。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又爆出火花，日本放话说“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也是一个选项，”而北京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表明“日方如肆意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此，日本《外交官》杂志网站发表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见习研究员威廉·霍巴特（William Hobart）文章指出，鉴于中日近期围绕钓鱼岛的种种表现，虽然在“购岛”的第一年内两国还算“相安无事”，但在2014年，情况不容乐观。全文编译如下：

　　自打日本政府从栗原家族（Kurihara family）处“购得”钓鱼岛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尽管最初有警告称钓鱼岛争端可能会致使两国擦枪走火，但中日两国都已为争端所产生的紧张制定了新的标准，而不是让其继续扩大。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钓鱼岛问题却要面临不少挑战。

　　最近几周，由于日本国内又有新的声音放话说日本要在钓鱼岛上设立永久性的国家机构并派驻公务员，同时也将增配对该区域的准军事与军事巡逻，如此一来，钓鱼岛争端就变得复杂化。而另一方面，无人机的“登场”（日本防卫省称，9日上午，日方在钓鱼岛附近的东海海域上空确认到一架无人机，但国籍不明。该无人机并未进入“日本领空”——译者注）与对于中国是否会把钓鱼岛视为“核心利益”的困惑，都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让争议变得更为复杂。

　　9月11日是日本“购岛”一周年，这个日期夹在两个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极具历史意义的日子当中：9月2日是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而今年的9月18日则是“九一八”事变82周年。

　　在9月11日到来的前一周，中国就已经向钓鱼岛附近海域增派了海警船巡逻，而且又让两架轰炸机飞经了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同时，中国军队还在钓鱼岛海域进行了有无人机参与的一次军演。这些动作都表明，中国正在释放一种信号：中国是能够通过对钓鱼岛的监视以及它的军事能力来维护其领土主张的。这正好也与日本提高巡逻的等级与“来应对对于距离遥远的岛屿之攻击”的防御能力相呼应。

　　军事或准军事的船舰飞机在岛链间穿梭往来的次数与规模的增加，具有造成误判或引发冲突的风险，而冲突一旦发生，则会急剧恶化而失去控制。对于无人机的使用以及“使用无人机比使用人驾机可有更少的限制”这一观念同样亦会为发展中的事态增添新的风险，而这种事态在将来还需要被好好地管控。

　　当中国展现出其不断增强的空中与海上力量之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建议向钓鱼岛派公务员常驻。这一威胁与日本前民族主义政客石原慎太郎（日本维新会）遥相呼应。正是石原在2012年4月建议东京从钓鱼岛的“原拥有者”手中进行“购买”，同时他还建议向钓鱼岛附近新建的设施中派驻公务员。而中国对于石原计划的愤怒则迫使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民主党）必须给予应对。而另一方面，野田又必须去应对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政党不断攀升的人数，例如日本维新会。而野田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中央政府“购买”的方式来将钓鱼岛“国有化”，但却并不向那里遣派驻军或者公务员。

　　菅义伟称“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这个“新点子”可以从“战略的视角”来加以考虑。然而，中日之间就何种可能的“红线”会让双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两国彼此并不清楚，这一点也会让中日关系在2014年变得复杂化。但是，如果要做出任何“战略性的”决定，毫无疑问，美国的因素必将会被考虑在内。但就美国自身而言，此时它并不是很愿意表现出和日本的战略互信，也不愿考验该区域内中国海军的决心。

　　或许美国可以像其在1971年做的那样，能够去说服日本为了像从前那样“不要在区域中增加不必要的紧张”，不要在钓鱼岛上建立或者派驻任何官方的机构或人员（日本于1971年曾计划在钓鱼岛上建设气象站，但遭到美国的阻止——译者注）。因为如果日本这样做了，“可能会被大陆与台湾解读为是‘在争吵中不断加剧的危害’”，但最终钓鱼岛事态的发展则将考验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处理危机与维持现状不让其激化的能力。

　　自“购岛”以后，中日两国都已经成功地在一年之中没有让任何与主权争议相关的严重事件发生，但从过去几周的事态发展来看，2014年两国能否依旧如此，并没有什么好兆头。来源: 《外交官》▲◆★●■☆



意识形态乱象层出，中共面临严峻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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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9-14  作者 : 梁晓声        
　　当下之中国，意识形态呈现乱象层出的局面。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草根意识形态将长期共存，此消彼长。政治意识形态面临严峻考验。如果不能够适应并不善于尊重、倾听和平等对话，将削弱自身的公信度。

　　一

　　1.所谓意识形态，在中国一向蒙着高级诡秘甚至吊诡的面纱；其实，无非便是社会的时代的意识之形态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彼“意识形态”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即主宰国家之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及军事的主体思想。这诸方面的理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现实状况和发展方向的舵盘，故曰“上层建筑”。仅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此种诠释不存异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关系，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

　　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吗？

　　绝对不是。

　　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而且只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国家者，社会形式也；社会者，各阶层、各阶级公民集大成也。故国家意识空间，首先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自由的社会思想之呈现，自由的社会态度、立场和意见的表达，是国家意识空间之质量的前提，此即民主概念首义。反之，必然走向专制。而专制则会使民间意识形态根本丧失呈现和表达的可能，于是人心被封锁，于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异化和扭曲，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随之成为不可能。正因洞察了此种因果，孟德斯鸠说——每一个人都象征着一个国家，说得深刻而又意味深长。

　　曾几何时，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即使在党内，不同思想和意见的表达，亦经常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也往往沦为“路线斗争”的牺牲者。而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当“一句顶一万句”遂成国家意识形态准则时，全国人也就成了一个人头脑里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众。因而意识形态现象的悲剧司空见惯，某些分明是在为民众之正当而迫切诉求代言的人，只要其代言被扣上“反动”的罪名，便肯定被视为党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不但全党共讨之，也会举国共诛之。此种悲剧，折射出“人民”变成“乌合之众”的无奈——“乌”并非指黑色，而是指头脑中除了被神谕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再也别无所有，是谓“无意识”之众。

　　这种情况，直至“文革”结束才被改变。

　　对于中国，此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2.当下之中国，意识形态呈现乱象层出的局面。定睛细看，其实是三态共存的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仍是最为强势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载体，依然牢牢操控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渐渐活跃。这是一种在从前的年代，亦即1949到1979年这30年中曾荡然无存的意识形态。少许残存，只不过是一小撮“毛”，紧紧依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皮”上。倘依附得不够紧，被政治意识形态刮起的“运动”之风吹落，则会变成“一小撮”鸡毛、鸭毛，不知被吹到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去了。

　　回顾一下，能看得较为分明——知识分子之意识形态，是从2000年以后才小心翼翼地萌芽的。大面积开始活跃的复苏，乃网络这一新生的意识形态载体“大器晚成”之后的事。故完全可以这样说，网络在中国开创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得以表现的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由长期在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之中“万马齐喑”到大弦小弦“嘈嘈切切错杂弹”，也是由中国数亿网民的民间意识形态参与的激情所带动的。此前，只能在极少几册杂志上，才偶而能读到知识分子关注当下社会矛盾的有些思想品质的文章……

　　3.“草根意识形态”阵容异军突起，已是不争之事实。“草根”者，底层民众也。中国目前仍是中产阶层瘦小的国家，“草根”阶层仍是人数最为广大的阶层。上世纪80年代前，它们是一个利益诉求“被代表”的阶层，而且按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是全权的方方面面“被代表”了的。在这一种逻辑下，若自己还非要发声，那么当然要被视为异类之异声。一旦被视为异类，后果就严重了：轻则被扣上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罪名，重则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80年代前，“右派”皆出自知识分子阶层。极“右”者，也不过就是被斥为“反动”。而“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却不乏“草根”阶层中人——他们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豁出命去，直接呐喊“反动”口号，或直接张贴“反动”标语；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反动”不足以表达公开的愤慨。80年代后，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开始逐渐被某些知识分子所代言，比如当人大代表的、当政协委员的以及并不被权力者大加排斥的知识分子。由被“代表”而被“代言”，他们的利益情况是有所改观的。然而，被代言总不如自己大声疾呼更能引起重视。并且知识分子的代言，往往流于一种社会姿态，前怕狼后怕虎，顾左右而言其他，代言代得特“给力”的时候是很少的。故他们盼望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意见的平台，委实是盼得太久太久了。网络作用甫一凸显，“草根”呼啸而上，那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为浩荡的人海，互联互动，“人肉搜索”神通广大，正是“一舞剑器动四方”，来如雷霆发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对于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之表达，实可叫作“天助也”。

　　二

　　1.那么现在，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必得好好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相处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从前独统天下的时代总之是过去了，并且注定一去不复返了。

　　再造一位“一句顶一万句”的偶像？那可能吗？！

　　再采取过去年代的方式，将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坚决彻底地打压下去？试试看。

　　那倒不是不能做到。不过重操惯技的人，将要背上“开历史倒车”的十字架。并且，若将国人“活的”社会意识重新逼回人们的内心里去不许表达，其危险将比股市崩盘还巨大。

　　只有一种选择——淡定面对，明智认可；总结与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对话的经验，吸取不善于对话的教训。

　　目前看，还是教训多，经验少。

　　窃以为教训也罢，经验也罢，首先须来一个态度的根本转变——这需要真诚。在从前，政治意识形态太习惯于训人了。一级训导一级，末端训导至平民百姓。那时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味儿训导的主体，视民间为“不沉默待如何”的俯首倾听的客体。现在，主体客体大有必要颠倒一下了——从前的“主体”也应习惯于倾听从前不发声的“客体”的声音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之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是克服了以往的一些“毛病”的，应被肯定为一种政治的进步。确乎，中国之政治，毕竟是在以“二人转”般的步法前进着——进两步退一步，原地兜圈式的进步。所绕之半径比从前大了，对于“二人转”，曰“满场飞”。

　　只习惯了听尚且不够。还要学习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对话的本领——那当然是一种本领。遗憾的是，具有此种本领的大小官员并不太多。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一则情怀上缺乏人文文化的熏陶，二则缺乏与民间交流的话语能力。他们习以为常的话语方式是作报告，而听众又一向是习惯了听报告的特殊群体，后者中民间的成分往往极少。久而久之，他们的话语体系严重脱离民间话语范畴却浑然不觉。前苏联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工程师的丈夫在工厂事故中殉职，党委书记率领党委一干人等予以慰问，他说——克拉拉同志（大约是这么个名字），虽然你的丈夫牺牲了，但你还有党呢，所以你要一如既往地坚强，努力替党完成交给你丈夫的那一项光荣的工作……

　　这样的话语，在从前的年代我们听得太多了，浸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然而，说得太不是时候，简直还莫如不说。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内心里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感，这是促人深思的。足见在前苏联，政治与民间在话语交流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网络上的民间话语有时很难听，甚至直接就是辱骂；而知识分子话语，也往往夹枪带棍。这需要政治意识形态以从前不曾有过的涵养来加以包容。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京大学回答问题时说：我每周二、四要去下院接受质询，回来基本满脸都是口水。我要是进入了老百姓家，拥抱着他们哭泣，表示歉意或恳求理解，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很可能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也许会是《英国首相与私生子相认》……

　　在英国当首相断不会如此可怜。果然那样，还用得着竞选吗？对于政治人物，当众自嘲是一种政治胸襟，一种政治文化的表现，也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内在自信之传达。而这正是中国许多以恪守政治意识形态神圣性为己任的人们需要学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流水线上“产生”着一批又一批几乎只会照本宣科地说话的人们，有几个能像林肯或马丁•路德•金那样，即使面对自发聚集的公众即兴讲演，也能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的呢？

　　而“话语问题”若不克服，政治意识形态必有一天会落到“自说自话”的尴尬之境……

　　“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

　　2.所谓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相比于几乎千篇一律的政治意识形态，简直可以概括为一些是知识分子的人所说的千言万语而已。但这“千言万语”，古今中外是永远也不能“汇成一句话”的。除非政治假以厉色，不允许知识分子开口。果而如此，显然与政治的开明背道而驰。只要允许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地说话，结果便注定了是“千言万语”汇不成一句话，正如鸟类绝不会发出同一种叫声。而这一点，也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并且，从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来看，意义是伟大的，没有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根本没了文化可言。

　　从前年代的中国政治，除了警惕“帝修反”，第四警惕的便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那时它并不警惕民间意识形态，因为民间除了“吃了吗？”、“还好吗？”、“生了吗？”、“结了吗？”“离了吗？”、“死了吗？”、“打酱油去吗？”等基本的日常话语，就再不呈现什么别种的意识之形态。

　　然而，当下知识分子之意识又活跃着种种形态了，这分明引起了某些人本能的不安。由于是本能的，故完全可以理解。但窃以为，若仍像从前年代似的视为第四种险恶，那么实在是不了解知识分子意识现状的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庸人自扰。因为，中国知识者的数量虽从没像现在这样多过，愿以国是民生为己任的却为数甚少。于是，总体上与“政治”二字也就放弃干系了。大家都忙于做专业的精英，或认可且甘于是“一撮毛”，争先恐后往各式各样的“皮”上贴。对于中国知识者，上等好“皮”有两张，一曰“体制”，二曰“市场”。向“体制”讨身份与地位，向“市场”进取名利。鳞潜羽翔，各显神通。埋头于专业的，相对已较可爱可敬，算是清流了。在中国知识者的意识中，“士”的人生差不多等于被边缘化，“仕”的人生之目标又如封建朝代那般吃香起来。却仍有人是关心“政治”的，他们中又分为左派、新左派、右派、新右派、激进派、保守派、民主派、新民主派、改良派、新改良派……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一派被指谓不久，“新”的同一派必然产生，往往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哪一派。而所有他们的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草根”阶层半点儿都不感兴趣。因为后者迫切需要的不是思想，而是现时的利益——若谈“政治”，他们自有一套，可以轻蔑任何别人的启蒙企图，这使前者们的角色陷于尴尬和可笑。

　　然而，不能据此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总体上以知识者言之更准确）们什么正经事都没做。将中国近代史细致地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后，我们会发现，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们所作出的极重要的贡献，使“人文思想”在中国毕竟有了意识空间中的一席之地，这是第二重要的贡献；理解、同情并秉持社会道义声援“草根”阶层之种种正当的利益诉求，使后者不至于觉得是完全孤立无助的阶层，这是为社会公平作出了贡献。

　　有此三种贡献，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也可聊以自慰了。

　　中国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某些文化知识分子，他们从没像当下这样深情地回望“五四”前后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先贤的身影，深情中每每流露出惭愧。证明在知识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心理上崇敬的毕竟还是后一种角色。

　　如果谁从中国当下之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洞察到了什么洪水猛兽般的危险，那么只能证明他们的眼睛有毛病。

　　中国之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并不在知识分子那儿，这还用说吗？

　　3.这里所言之“民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由底层构成的民间。逻辑上讲，知识分子也在民间，但绝大多数不在底层。底层呈现的是完全有别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烟火。它经由网络空间缭绕、弥漫、升腾为意识形态，发散着草木灰的气味，也发散着劣质煤的气味。两种气味相混合，嗅来每有火药味。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意识形态实况，甚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

　　底层的儿女包括农民的儿女，大多数也皆是不同程度地知识化了的青年。但现在看来，仅仅知识化已很难改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依然甚至以后长时期内身处底层的命运。每年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中的多数，皆一迈出校门便被无情之社会冲到了底层，成为“蚁族”和“蜗居”人群了，难道还不属于底层吗？正是千千万万的他们，替自己也替父母辈们，以“民间意识形态”的现象向当下社会要求说法，主张利益分配的公平。对于腐败和权力利益集团的声讨，也以他们的表达最为强烈和发自肺腑。他们的思想深刻性、语言尖锐性、幽默黑色性、对社会现象反应的敏感性以及玩世不恭的意见表达，在网络意识空间演绎得极端生猛而又淋漓尽致。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底层意识最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借助网络，权利在他们那儿直接就体现为一种权力。

　　鲁迅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往往将辱骂和恐吓当成战术，于是每使民间意识形态呈现语言暴力色彩。并且，恰恰是他们这一种实践证明——辱骂和恐吓也是战斗。如民间俗话所说的：“涶沫星子淹死人。”

　　倘撇开此种生猛激烈的底层意识形态而言，“网络改变中国”，实乃是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但有必要指出——网络也是一个太乱七八糟的空间，如果底层意识形态一味显示并满意于宣泄的爆发力，而且习惯于将正义的表达自行涂抹上娱乐搞笑的色彩，那么其意识形态的价值不仅大打折扣，而且难以持续，将渐渐坠于司空见惯的娱乐至死的社会洪流。

　　惯以有失尊严的形象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不能具有持久的社会意见力量。

　　中国之意识形态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三军”共存，此消彼长，彼弱此强。

　　政治意识形态面临的考验尤为分明。如果不能够适应并且不善于尊重、倾听和较平等地对话，那么实际上削弱了公信度的将是自身。

　　“蜂虿入怀，随即解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来源: 文摘▲◆★●■☆

德国药业巨头拜耳遭中国调查 或涉不公平竞争 ★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3/10681954_0.shtml

2013年09月13日 凤凰财经综合凤凰财经讯： 北京时间9月13日晚间消息，德国知名制药商拜耳(Bayer)周五称中国有关部门8月底到访他们公司在中国一处办公室，目的在于调查拜耳可能存在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监管部门进来已调查多家中外医药企业，调查涉及药品定价及商业贿赂等行为。拜耳表示正配合中国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牵头的调查，但没有详细说明调查问题的细节。

拜耳在发给路透社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们认真对待这次调查，并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拜耳在大中华地区拥有约1.1万名雇员，其全球营收的四分之一来自亚太地区市场。▲◆★●■☆


党管国企与国企腐败 中国最严重的腐败阵地 ★   
http://finance.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wsj&MsgID=5690

华尔街日报 于 13-09-13：中石油集团的腐败案件震惊了许多人。不过，如果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作状况，就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

对于腐败，人们一般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官员。诚然，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政府官员易于发生腐败，然而，人们并未注意到，国企高管的腐败其实并不亚于官员。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创下的1.95亿元受贿额，至今似乎还未有人打破。

政府官员的腐败通常表现为渎职受贿，或者利用职务权力牟取其他利益，而国企高管的腐败，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贪污受贿渎职外，还包括利用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各种福利腐败等。像石油这种高度被管制的战略资源，再加上石油行业的行政垄断，所以，其寻租和腐败的可能性比其他行业更大。

国企高管之所以有比政府官员更广泛的腐败，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有着产出和利润的压力，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从而，比起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有着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人类的历史证明，有集权的地方就易于发生腐败，不论政府企业都一样。何况，企业领导还可把各种腐败说成是市场交易和企业创新之需。

但是，企业的属性只是为企业高管的腐败提供了一个客观诱因，中国式国企领导的腐败还有中国自身的因素。正如陈同海案发生后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总结该案教训时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另一位国资委领导、纪委书记黄丹华也认为，国企腐败缘自三大缺陷：其一，企业因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分明和法定责任不到位而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其二，某些人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信念淡薄、法纪观念缺失和心态失衡而生成腐败动机；其三，由于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而构成腐败机会。

国有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即企业经营管理层利用国企委托代理链冗长而导致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将企业收益权控制在自己手上。这种内部人控制再加上不受或少受约束的权力，给了国有企业领导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支配权。从而，使得他们轻易将国企变成企业领导的国企，而不是全民的企业。

与政府的权力结构一样，国企的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制约力度越小。政府官员还有同级纪委的制约、上级和社会的监督。而国企一把手这样的监督力度更弱。虽然国企普遍意识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结构，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企业领导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基本是由行政任命，且往往为了实现企业的决策效力，很多企业都是两权合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或三权归一（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让“一把手”大权独揽，这样，也就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内部不存在有效制约主要领导人的力量，从而为其把集体决策变成个人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

此种情形下，要监督一把手只能依靠外部的审计和国资委的考核。外部监督虽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不可能有效监督。因而，企业领导若不高度自律，十有八九会走向犯罪道路。

可见，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非是要减少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链条层级，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但这样一来，又会遇到国家对国企的定位困扰，并与“党管干部”的原则产生冲突。

在中国，国企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或重要产业，必须有国企的存在，国家也常用国企作为调节宏观经济或实行某些特殊目的的手段。这使得国家对国企领导的管理，不是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而是和行政官员一样，实行“党管”。国企领导和行政官员的区别，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特别是对于重要国企的“一把手”，即使身为国企的出资人和管理者，国资委都没有管辖权，而是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

国企的此种特殊定位和管理模式，并不单单出于经济的考虑。但国企毕竟是企业，所以，两者构成一种内在的冲突。目前来看，要解开这一冲突，需要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企高管的管理方式，改变国企“一把手”集权体制，加强组织人事、经济审计等专门监督，同时明确国企领导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其职责意识，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及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的监督能够落到实处。在做好这些事情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

即使从执政党的执政角度言，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数量上看还是太多。必须进一步减少国企数量，可在竞争性行业，实行国企的战略性退出；在非竞争性行业，打破国企垄断并使之股份化。从中国的改革经验看，许多行业并非需要国企来经营，国企数量减少并股份化，能够最大程度地切断企业和权力的直接联系，从而减少由权力带来的腐败。但这需要执政党改变对国企的固有理念。▲◆★●■☆



整治“四风”必须从严治吏 ★★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9/t20130914_1934500.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9-14：新华网9月13日发表文章，题为《整治“四风”必须从严治吏》，作者侯严峰，文章如下：

　　领导干部带着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打开大门听取意见，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措施。为此，目前各地党组织都在采取有效形式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下气力排查“四风”问题。

　　从严治党重要的是从严治吏。近期，伴随制度性廉政建设步伐的坚定迈进，依照党纪国法对个别“四风”问题严重、贪腐行径恶劣的领导干部严肃处置，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上；同时，也说明病因不寻，病灶不除，病根难断，长此以往就有“病入膏肓”的危险。

　　“四风”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但具体到一个地区表现则不尽相同，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查找病因的“望闻问切”，就是对症下药的祛病“处方”。相反，个别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庸俗化、同志关系功利化，有的不愿批评、不敢批评，当“老好人”；有的奉行“明哲保身”处世哲学，只栽花、不栽刺；有的在重大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问题绕道走。照此发展下去，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就有被丢掉的危险，不良倾向就会滋长蔓延。对这种现象，不以从严治吏的态度来治理能行吗？绝对不行。

　　从严治吏，就要把脉病情寻药方。在整治“四风”问题上，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刮骨疗毒”的勇气，让群众看到自己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认真剖析作风不正、工作不实、行为不廉等方面的问题，分析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规定。做到这些，关键要放下包袱、端正心态，彻底打消讳疾忌医的顾虑，真正把为民务实清廉挂在心头。

　　从严治吏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还需要科学方法，这就是“病万变药亦万变”，因人而异、科学施治。目前，一些地方开门搞活动，坚持标本兼治，取得了初步成效。人们期待，各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群众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真正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从严治吏必须长期坚持。“四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表现，也是从严治党必须祛除的毒素。一些地方的实践说明，整治“四风”既要着力纠正面上的问题，又要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抑制。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还要划“红线”、标“雷区”、设“高压线”，确保党员领导干部时刻置身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远离各种病毒的侵袭。这些工作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方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



传奇的谢幕：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发酵中国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9/13/2662477.html

文学城博客精选 2013-09-13： 传奇的谢幕：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发酵中国 作者：胡曼荻
 
    原本，他们是彼此生命中的传奇；原本，他们是中国娱乐界的一对璧人神仙伉俪，与好莱坞的皮特和朱莉佳侣相比，不相仲伯。他们可以呼风唤雨，一场嫣然基金演唱会，引得几乎中国所有一线红星悉数捧场。如今，这对珠联壁合的名人，成为一个过往的童话，生活，原本是如此现实和真实。果然应了娱乐圈是非多，没有天长地久，剧组总有散的一天，只有珍惜当下。

    黑色星期五！9月13日，一个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王菲和李亚鹏离婚消息，在微博里传播如此迅速，不亚于东京发生了地震。羡慕妒忌恨的国人一早醒来，心理平衡了许多，庆幸还过着家和万事兴的稳当日子。

    自媒体时代，明星们成了微博中的大V，也分分钟被粉丝们追逐着，离婚本是私事，可以秘而不宣。只是，名气太大，网络让隐私无处可藏。与其听任网络谣传四起，不如告知天下，然后蜗居家中，等待时光将一切消磨地无声无息。

    王菲果真不过是顶级歌手，微博告别都是歌词：“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我还好，你也保重。”发在晚上7点27分，她的微博没有标点符号，估计是歌词的习惯，或是语音转换。很短，便已让她的1690万粉丝炸开了锅，被“赞”，被转发，被评论，成千上万，加起来超过百万。天后果真威力无穷，虽已处于半退休状态，振臂一呼，应声者依然芸众。看热闹的，惋惜的，幸灾乐祸的，好奇者。

      事件的男主人公李亚鹏，也在晚上8：07分发了一个告示，也是歌词形式，标点时隐时现，估计不是律师代笔，实为躬身所写，我好事加了标点，也不知是否符合当事人的习惯：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怀念十年中所有的美好时光。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希望你现在是快乐的，我的高中女生。

      另为了避免大家的臆测，在此公告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

      1、我们的女儿李嫣以后会跟我在一起生活，还请大家关照。

      2、我们从恋爱到结婚，财务一直是独立的，所以也不存在财产分配的问题。

       祝大家一切都好，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身在美国密西根州留学的王菲之女窦靖童，将自己的微博名早已改成一个英文名“LeahleahD”，和王菲的微博名“veggieg”相呼应，其实，两周前她曾预警了这场地震，发了照片说“我无法入眠I Can't Sleep。”还借“西雅图无眠之夜”的电影名，说出“密西根无法入眠Sleepless Michigan”。小小十六岁的年纪，就己被卷入成人的心酸相离，好在，她不再漩涡的中心，只是万个万里，品尝着家庭分崩离析的痛楚。她之前已经历过一次，再面临，竟做了母亲的心理医生安慰者。

     虽然，当事人都做了声明，让人们不要臆想，却依然引得大街小巷的议论。十年爱情，八年婚姻，说散就散，人生就是如此无常，贵为天后明星，都不是稳定家庭的保障，娱乐圈的离和，不过和常人一样，有着相似的无奈，虽然，引出的震动无限，造成坊间无尽的话题，被芸芸众生津津乐道。人们最关心的是：两人究竟为何要离婚？诸多推测甚嚣尘上。

    曾看过王菲和李亚鹏在《杨澜访谈录》出镜，畅谈他们的婚姻生活。李亚鹏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通常和王菲吵架后，他会静静一个人听王菲的歌，想着能唱出这样歌的人，是天下极品，他已娶入家门占为己有，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李亚鹏曾演过杨过，在他心中，王菲就是他的小龙女。小龙女不识人间烟火，在恋爱期间卿卿我我，花前月下在惬意不过，只是，小龙女落入凡尘，便成了生活的低能儿，是李亚鹏口中未长大独立的“高中女生”，让他照顾地很辛苦。更可惜的是，高中女生已四十四岁，步入中年，无力给他再添一麟儿，虽然，王菲之前据说还到处看名医，为追生娃做准备。也许，李亚鹏渴望的是像姜文那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切，都要再娶个年轻的高中女生才可以。

    李亚鹏贵为红星，不过有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俗人夙愿；而王菲的心，却在天高地远人间净土西藏，坦然在微博上秀出为信仰磕破的额头，据说，她心意已决，谋划出家，入藏萨迦寺，做一个与世人无争的神仙姐姐小龙女。

    只是，她还要做着凡尘的琐事，为离婚竟要远赴新疆，无法超越法律。盛名，带给她的，是更多的困扰和忐忑，她像让人怜惜的小龙女，不习惯这繁杂的尘世。

    明星，不过是光环后面的凡人，传奇，只是传说中的吟唱，生活依旧。

    也许，作为歌迷，能奉献给歌坛天后的，和她女儿窦靖童留在微博上给母亲的劝慰一样：“痛苦是真实的，不过，嘿，生活还要继续。另外，我爱你（the pain is real，but hey life goes on。PS： i love you）。 ”

     曾写过一首诗，原本是敝人长篇小说《美漂》里，主人公对婚姻的领悟，不知放在这里，是不是合时宜。也不知，做了美漂的窦靖童，是否有兴趣将它谱曲，让之流芳，承了天后母亲的衣钵。
 
《分享琐碎Share all the details》

我们都曾为爱神魂颠倒、我们都曾为爱执迷不悟、我们都曾为爱向往兴奋、我们都曾为爱痛到心颤、走入爱情圣堂归属、才发现、两个人的世界是、分享琐碎、陪伴着一起走到、天荒地老、
在漫漫人生旅途、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流泪、一起缠绵、一起无可奈何、一起容忍包纳、
一起同舟共济、一起执手相握、两个人真正的爱情、原本是繁琐的生活、两个人幸福的一生、
其实就是分享细节、分享生活中的琐碎     2013-09-13@美国费城

李亚鹏暗示是被迫离婚 十年情黯然神伤

娱乐频道  2013-09-13 

在圈中被誉为模范夫妻的王菲，离婚收场

　　据香港媒体报道，亚洲乐坛天后王菲、李亚鹏惊爆离婚消息，向来行事低调的王菲昨晚一反常态，罕有地在微博以“夫妻缘尽至此”宣布与李亚鹏结束八年婚姻生活，消息传出去震惊全球。心情平复的王菲以“我还好”告之所有关心她的朋友，相反抑压着离婚伤痛的李亚鹏，暗示被迫走上离婚之路感到遗憾，成功争取女儿李嫣抚养权的他，无意分王菲过亿身家。

　　亚洲天后王菲跟夫婿李亚鹏签纸离婚消息震惊全球，王菲跟李亚鹏于03年相恋，05年结婚，第二年生下有兔唇女儿李嫣，多年来两人在圈中被誉为“恩爱夫妻”，出双入对，但昨晚七点三十分王菲突然在微博公告婚变，她留言“这一世 夫妻缘尽至此 我还好 你也保重”，以十六字宣布与李亚鹏结束八年婚姻。

　　据消息透露，王菲跟李亚鹏昨天下午重返当年在乌鲁木齐注册结婚之地新疆办理离婚手续，王菲、李亚鹏安坐办公室内两张巨型黑色沙发，穿上深枣红色连身长裙的王菲，戴上墨镜，一脸平静；心情沉重的李亚鹏穿上黑衣、卡其色休闲裤球鞋，两人没有交谈，连眼神交流也没有，唯独两人有默契地翘脚而坐，王菲与李亚鹏各自细心阅读手上的离婚协议文件，由坐在旁边的办公室女工作人员为两人细读离婚协议书上所有细节，最终双方在没有任何异议后，王菲爽快地一挥笔，为八年婚姻正式画上句号。两人签纸后旋即搭飞机飞回北京，大批记者涌至机场等候。

　　对王菲的十年情，黯然神伤

    王菲惊爆离婚消息后，哄动全城，据知哑忍多年的王菲在月前已陆续向身边好友透露离婚消息。而据李亚鹏身边好友透露，李亚鹏最近心情明显极差，脾气相当大，在签纸离婚一刻李亚鹏还能强装淡定，之后迅速在微博亲自撰写离婚的悲痛心情，他写着：“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却)注定是一个传奇，怀念十年中所有美好时光。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唯一所能为你做的。希望你现在是快乐的，我的高中女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离婚一事感到无奈，像是暗示离婚是王菲主动要求，他别无选择，纵使夫妻之情已断，但他依然难舍对王菲的十年情，黯然神伤。

　　娓娓道出离婚伤痛的李亚鹏，强行抑压着离婚的沉重打击，仍以冷静的态度对公众作出婚变交代，他在微博续写：“为了避免大家的臆测，在此公告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1.我们的女儿李嫣以后(后)会跟我在一起生活，还请大家关照。2.我们从恋爱到结婚，财务一直是独立的，所以也不存在财产分配的问题。祝大家一切都好，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据知此次“菲鹏”离婚是王菲提出要求，其实近年二人关系已不大如前，早在2012已传出二人婚变，向来爱低调的王菲，有感李亚鹏越来越生意人口吻，性格上完全合不来，但王菲考虑到女儿李嫣成长问题，曾尝试作出让步，刻意在人前继续与李亚鹏表现恩爱，奈何生活模式理念不同之余，对爱情专一的王菲，最终无法忍受李亚鹏爱玩性格，经常被人拍到出现在北京的夜总会，07年更曾传出李亚鹏搭上内地女星苗圃[微博]，而内地消息指最近李亚鹏与上海一名三线女星交往甚密，王菲早有听闻令她更为心死。

　　传王菲会出家

　　这次率先由王菲公布离婚消息，一反其低调作风，据闻此是李亚鹏答应离婚条件之一，要王菲出面公开向传媒交代清楚，当中还包括李嫣抚养权，虽然王菲不舍女儿也无可奈何接受。

　　另外，有传王菲离婚后会出家，但据身边友人已作出否定。 ▲◆★●■☆

★ 38岁梅婷为70岁曾庆淮怀孕 ★

「一棵遥远盛开的植物，花开艷丽，招蜂引蝶，果实越来越沉，脱离只是一瞬，新的生命……」艺人梅婷，近日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照片，照片中可见她的腹部已圆圆隆起，估计已有八个月左右身孕。随后梅婷承认自己怀孕。不过，对于丈夫身份，她的经纪人则在微博中表示：「并非公众人物」，不愿透露细节。究竟梅婷的丈夫何许人也？

现年38岁的梅婷，中央戏剧学院96级毕业，和章子怡、秦海璐、胡静、曾黎、傅晶、袁泉并称「七朵金花」。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的梅婷，自小习舞，为人低调。她的前夫为导演鄢颇，两人于2007年离婚。据悉，梅婷在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心情十分低落，与娱乐圈也保持了一定距离。直到2010年，她才再次堕入爱河，但外界对她的现任丈夫所知不多。

早在上月，香港的中资圈就传出70后女星梅婷正在香港待产，其肚中孩子的爸据悉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现年74岁）胞弟，即文化部驻香港特派员、香港中华文化城终身名誉董事长曾庆淮。曾庆淮被内地媒体形容为着名文艺活动家，不仅与多名中港两地艺人如宋祖英、杨澜和刘嘉玲关系密切，也是内地艺人、主持人巴结的对象。

据悉，年近70的曾庆淮，对这段忘年恋十分低调，因身份特殊外，近期周和曾家族分别捲入薄熙来案不无关系。 （BH）▲◆★●■☆

《原中顾委委员许家屯带姘头逃美内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9/13/2663038.html

 快乐老人报  2013-09-13：核心提示：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有一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9月12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原中顾委委员许家屯带姘头逃美内幕》

1991年2月，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的许家屯，被开除党籍。许家屯是1990年4月底叛逃美国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披露了其前任许家屯叛逃的内幕——

在我上任后不久（1990年1月起，周南接替许家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许家屯历来善于搞政治投机，在“文革”中他和江苏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国家要了1亿美金，说是要按照香港方式办企业，他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搞签名运动，向我们施加压力。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小平同志很不高兴，把他给驳回去了。第二个是1989年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设法凑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

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73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去，可许家屯赖着不想走。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车站，你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有一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决定将他开除党籍。（摘编自《领导文萃》） ▲◆★●■☆


明年起中国老人试行抵押房产 换养老金直到去世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9/13/2662971.html

 新京报  2013-09-13：我国将有规划地试点“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

昨天，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近日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将“养老问题”分解到多部委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突破两个亿；2025年，这个数字会突破3亿。“如何养老”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要思考和担心的问题。

《意见》将“如何养老”问题分解到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多部委，要求新建居民小区按人均0.1平方米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要求医药结合，社区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人；要求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人35-40张，公办养老院必须先保障失能、失智、高龄或“三无”、低收入老人入住。

无论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去住养老院，针对普通群众最关注的“靠什么养老”问题，《意见》称，“鼓励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产品，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同时，要求保监会牵头，会同民政部等部门，“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以房养老”曾有试点不成功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又称“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定期获取一定的养老金直到去世。前几年，“以房养老”曾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个别金融机构自发兴起尝试，但均因效果不理想而停滞萎缩。

此次，国务院《意见》首提发展“以房养老”试点，意味着国外已很成熟的“以房养老”模式，将有规划地在国内规范发展；“养老金”的筹集渠道有望拓宽，不再仅依靠“存款”和“退休金”。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介绍，“以房养老”的试点方案有望于明年一季度拿出。

新政

1 “以房养老”或解决养老金短缺

“以房养老”是国际上成熟、普遍养老方式之一，国内初起步

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金“缺口”成为学界和公众担心的问题。“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国际上成熟、普遍的金融养老、以房养老方式之一，在国内却初起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说，这次《意见》以试点形式写了进来，对于老年人、对于保险公司都是利好消息，若试点成功，对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资金“短缺”问题，盘活已有房屋资源，扩大保险公司业务都有积极意义。

【北京情况】 “租房置换” 房屋产权不变更

《首都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即将出台。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对于“以房养老”的相关政策，将通过推进“租房置换”的方式来进行。“租房置换”是指通过出租房屋获取租金，最终通过租金收入来入住养老院。

2007年10月，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和北京寿山福海国际养老服务中心联合推出“养老房屋银行”业务。该项目规定：60岁以上老人只要向养老机构提出养老需求，公司将原住房进行出租，老人入住养老服务中心，租金用于抵扣老人在养老中心的费用，房屋产权不变更。不过，由于老人对这种模式信任度较低，业务没有扩大。

2 医疗机构“入驻”养老机构

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

《意见》提出，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卫生管理部门要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好老年慢病防治和康复护理。

詹成付表示，按照国务院部署，我国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建立社区医院与老年人家庭医疗契约服务关系，开展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加快推进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试点。

【北京情况】 30余家养老院内可看病报销

目前北京市400多家养老机构中，有30余家养老院内设“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老人看病可享医保报销。李红兵认为，“医养结合”的核心还体现在，社区养老的内涵，从“托老床”、“老年餐桌”扩大至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便捷的医疗护理服务。

记者了解到，在海淀区公共委的政策支持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时承担着社区老人日间照料和慢病康复任务，相当于医学专业的“社区托老所”。

3 新建社区须配建养老设施

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标准配套建设

《意见》提出，凡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验收和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的居住（小）区，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

詹成付介绍，国务院要求，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要在今年年底前出台具体政策，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各地各单位可将闲置的公益性用地调整为养老服务用地。

《意见》明确，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开办的养老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优先保障供应。同时，詹成付称，民政部将会同国土部等部门制定政策，严防以兴办养老机构之名，行经营房地产之实。

【北京情况】 新老社区都将建“托老所”

北京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全面落实《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的规定，新建小区配置的养老服务设施，采取无偿使用或通过建设支持、租金补贴等方式，统一移交到民政部门，用于社区养老服务。老旧小区按照规定，将改造中扩建、腾退的设施改建成社区托老所。

据统计，北京市城乡已先后建设社区托老（残）所4397个。但李红兵坦言，目前，部分托老所闲置，多数托老所混同于社区活动站。他透露，今年将着力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服务，充实到已搭起骨架的社区养老机构。同时，细分社区养老服务，日间照料、24小时照护、与家庭养老对接的“喘息式”老人照料服务，将分别出台不同支持优惠政策。▲◆★●■☆


养老金改革方案最早年底公布 逐步缩小双轨差距 ★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4/10682706_0.shtml

2013年09月14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专家透露，方案最早年底公布，逐步缩小双轨差距

养老金制度顶层设计：所有劳动者都需缴纳

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中国，养老金改革、延迟退休的任何信息都会被广泛传播，而中国目前实行的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区别化养老的双轨制则被视为社会不公的典型。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的大盘子里，养老双轨制改革被认为是具有全局性、急迫性的问题。

早在今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就表示事关养老双规制改革的“综合性研究和顶层设计”已经在进行中，此后有消息称“养老金并轨方案”8月底会完成，即双轨制怎么改，养老还有没有差别，都会见分晓。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从参与改革研究的人士处了解到，目前意见汇总进展顺利，但最早也要年底公布。

记者同时了解到，未来养老金并轨的核心思想是，将企业养老金进行合理、逐步的上提，缩小与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差距，重新分出养老金层次，并逐步扩大覆盖面、提高覆盖率。

很显然，外界期盼的无差别化养老暂时还无法实现。与此同时，随着养老金覆盖面的扩大和缴纳标准的提高，企业可能会面临较大负担。

提高覆盖率

由于延迟退休和养老金双轨制改革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因此人社部一直都处于言论旋涡中。近期曾经参与相关问题讨论的专家，也转变态度开始低调表达观点。据了解，清华大学和社科院专家都曾经向人社部递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今年3月，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透露，针对养老金双轨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课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顶层设计。有的已经做出了决策原则和方向，有的还在深入研究”。

由于社会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因此人社部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听取社会意见，另一方面，希望相关人士不要参与太多的媒体炒作。

曾经有消息称关于养老金双轨制的顶层设计方案于8月底便已经递交完成，但是短期内对外公布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早也要到年底。”参与讨论的人士透露，“顶层设计的方案制订需要谨慎。”

目前，相关专家透露出来的总体思路是，“未来社会的所有劳动者都需要缴纳养老金。”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

年初，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介绍2013年第一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时表示，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86亿人，1.33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与之相比，中国的医保覆盖率则远远高出这一水平，为95%以上。

据了解，顶层设计还将包括养老金统筹和运营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曾经向记者勾勒养老金运营的难题，“医保基金和社保基金有很大的不同。”刘国恩向记者表示，“社保基金存在亏空，但是医保基金不会。”其中原因是，“医保基金的覆盖率比较高，但是不超过10%的人有大病对医保产生需求。而社保基金则是每个人退休之后都要享用的。”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养老金改革将会有较长的时间跨度。

逐步缩小差距

据了解在此次养老金顶层设计中，外界最关心的内容是养老金并轨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后能否平等地享受养老待遇？

知情人士透露，一次改革难以消除所有的差别，“将企业养老金进行合理、逐步上提，缩小与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差距，重新分出养老金层次。”

而目前，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差距较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甚至存在70%~80%的差距。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性质，企业职工是“单位人”，在职时的工资、退休后的养老，完全由单位负责。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社会养老保险（放心保）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企业职工养老从“单位保障”迈向了“社会保障”。在这个阶段，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也进行了研究探索，但改革进程相对滞后，仍实行单位退休养老制度。改革的不同步，两种制度在筹资方式、待遇计发调整和管理方式上均不同，形成了所谓的养老“双轨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向记者介绍，“单独进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改革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要有全局、总体的一揽子设计。”郑秉文也参与了部分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郑秉文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一起进行，单独进行改革是行不通的。“只有事业单位的改革，就很容易遭遇不愿改的情况。”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曾强调，所谓“并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最终取消“双轨制”。

或加重企业负担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近4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10000元，高低最多相差近50倍。养老金在数量上的不公平已经影响和带来生活满意度差距。

中国社科院在河南、福建、陕西、内蒙古、重庆五省市的2000份调查问卷显示，在领取了养老金的人中，近40%的人都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

而立即提高企业养老金和降低事业单位养老金都是不现实的，知情人士透露“通过起点和过程管理，重新分出公平的养老金层次，最终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将被融入到广义的收入分配改革中，与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结合起来。”

提高养老金覆盖率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负担，目前，养老保险个人为8%，单位承担20%。而最近推行的新《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劳务派遣人员与正式员工需要同工同酬。

记者获悉，8月中旬，有关劳务派遣的民间讨论会议在北戴河举行，其中，“民企和国企都来参加了，民企主要认为实行同工同酬的成本非常高，尤其是上缴社会保险的成本太高。”

“总而言之，企业对用人成本问题考虑得非常多。”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向记者表示。（索寒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