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特权阶层改革派、中间派和顽固派 ★★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8/201308301142.shtml#.UiG7GH-RTv4

2013年8月30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作为掌握苏联党、政、军大权的苏共特权阶层，虽然有同居高位、共享特权这一共同点，但并非铁板一块，其相互关系也远非夫妻可比。因此，在苏联解体这一既关系国家及民族的命运，又关系个人前途的历史巨变中，苏共特权阶层成员根据个人理念和对局势发展的判断及对个人未来利益的考量，自然分化为改革派、中间派、顽固派三个派别，或顺天应人、勇立潮头，积极动历史的车轮；或观望中立、被动适应，待机而动；或昧于大势、逆天而行，试图挽大厦于将倾。    
    
    　　一、勇者，改革派    
    
    　　改革派属于苏共特权阶层中的“异类”，人数很少，其领军人物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要成员还有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俄联邦总理雷日科夫等人。其特点有三：    
    
    　　一是拥有不贪恋特权、不追求个人权力的胸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处在特权阶层的顶端，他们本可以在权力的高位上安享合法特权带给他的“共产主义”生活，而无需冒险推进改革。如戈尔巴乔夫在其54岁时（1985年3月）就当上了苏共总书记，“拥有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权力”。他完全可以象勃烈日涅夫那样，置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面临的巨大困境于不顾，在巩固自身权力后对党和国家作一些不痛不痒的 “完善”，然后在“龙椅”上呆个二三十年。可是，他却傻瓜似地上台就向自已的权力基础发起了进攻。而且把最具风险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首选，以推行公开性为突破口，继而大力推进民主化改革。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改掉了自已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苏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近乎狼狈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而1985年8月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同样拥有享用豪华别墅、在高干特供商店“购买”特供商品等特殊生活待遇。如果他积极适应党内“潜规则”，凭其个人能力和已有的突出政绩，日后不愁飞黄腾达。但是，叶利钦执掌京畿重地莫斯科后却首先实施了反对特权的改革。他不单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大肆揭露苏共上层的特权腐败，泄露“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这些党的高层“机密”，而且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让他的妻子奈娜同普通市民一样上街排队购物。甚至为了促进苏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惜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破高层政治生活惯例、挑战“一言堂规矩”，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改革迟缓，并提出要退出政治局。结果遭到所有政治局委员和部分中委的大批判，被革除了党内所有领导职务。    
    
    　　二是具有推进历史变革的非凡胆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遭到党内特权阶层中许多人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但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采取“不换脑袋就换人”的严厉组织措施，到1987年初将政治局委员更换70%，各州党的书记更换60%，苏共中央委员更换了40%，搬掉了一大批改革的“绊脚石”。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善于使用媒体营造支持改革的舆论，使个人威望直线上升，掌握了改革初期的主导权。    
    
    　　而叶利钦在莫斯科当政期间，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部署，改革指施也是大刀阔斧。数月内，莫斯科市33个区委书记中，就被他撤换了23个。 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撤职后，其因倡导改革、反对特权而受难的“殉道者”角色，使其声名鹊起，成为苏联政坛上民主势力的实际领袖。此后，他携如日中天的声威参加1989年3月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1990年5月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1991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均以绝对优势高票当选。1991年8月19日，特权阶层中的顽固派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禁锢的情况下，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挺身而出，毅然扛起反对、平息政变的大旗。他犯险赴难登上白宫广场的坦克，慷慨激昂地向苏联人民和苏军官兵发表反政变演讲……。苏联解体后，作为平息“8·19”政变英雄的叶利钦成功入主克里姆林宫，并在此后连任两届俄罗斯总统，成为一名世界级政治人物。    
    
    　　三是具有洞察时势、把握历史机遇的大智。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侥幸问鼎一国权力宝座的人能遇到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也许全靠上天的垂青。但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到来时，能够把握机遇、施展抱负、果断作为的少之又少。许多当权者在高位上抱残守缺、尸位素餐，甚至“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以路易十五的心态执政，沦为政治庸人和历史的匆匆过客。    
    
    　　如果苏共执政74年真的是历史的宿命，那么上天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确实是格外眷顾。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抓住了历史机遇，顺应世界民主宪政的潮流，果断在苏联推进民主化改革，使自已成为改变历史的政治伟人。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尽管至今还有人把戈尔巴乔夫看作是苏共的叛徒和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说他联手叶利钦搞垮了苏共，搞掉了苏联。但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过上自由民主生活，俄罗斯GDP升至全球第五、以人均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人民决不愿意重回苏联时代的事实，充分证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改革派所作的选择的正确性。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3月2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之际专门致电祝贺，并向他颁发了代表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鲁勋章，以表彰其在国家艰难时刻作出的贡献。而叶利钦则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的“给了俄罗斯民众自由”的崇高评价。    
    
    　　二、智者，中间派    
    
    　　中间派在特权阶层中人数有多少当然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根据在引起苏联解体的大变革中，特权阶层中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是少数、公然跳出来反对改革的特权阶层成员也是少数的事实，可以判定特权阶层的大多数成员属于中间派。其特点有五：    
    
    　　一是人数虽多，但无核心、头面人物，也没有什么组织。特权阶层成员固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仰仗的是体制。因为特权阶层的成员都是苏联党政系统的中高级官员，属于“体制内”人。在改革尚未危及苏共执政时，在苏共特权阶层内只能有党组织，不可能有别的组织。尽管1989年后党内出现了“民主纲领派”和“团结、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全苏协会”等派别。但加入这些派别的毕竟是少数。而对多数只想维护现有特权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依靠的最好的组织就是苏共。    
    
    　　二是态度两面，心态徬偟。对特权阶层的多数成员来说，维护现有体制的稳定，将现有体制固化、延续下去，最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因此，特权阶层从自身利益考量，会本能地反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    
    
    　　但是，他们对改革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又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可以说在不自觉的支持。究其原因，首先改革是由党的总书记发动的、以党中央决定甚至是以法律的形式布署的。如公开化的改革有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新闻出版法》；民主选举和多党制方面有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党政分开的决议，1988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1990年2月中央全会作出的放弃一党专政的决议，及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这些大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拔的高级官员，即使不考虑感恩，也要按组织原则与总书记、党中央“保持一致”。    
    
    　　其次，公开化、真正的民主选举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获得舆论一边倒支持和民众的强烈拥护。就连铁杆的强硬派、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也只是抱怨“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其他人更不会愚蠢地引火烧身，跳出来公开反对改革。    
    
    　　第三，改革暂时还没危及苏共的统治和自己的官位，没有危机他们的特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选举改革，暂时还只是在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中进行，尚未推进到党内民主选举的地步。苏共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也并不等于立即失去执政地位。如果不是“8.19”政变失败后苏共自行解散、苏联很快解体， 1990年1月才成立的“民主俄罗斯”，恐怕在三五年内也难以通过民主选举取代苏共执政。特权依赖于专制。只要苏共不倒、他们的官位不丢，特权阶层享用免费别墅和交通工具、在特供商店用象征性的价格购买各种生活用品等合法利益就可以继续。在“8.19”政变中，戈尔巴乔夫就是在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度假中被禁锢的。    
    
    　　三是骑墙观望，行动投机。正是由于中立派们对改革的两面态度，决定了他们在行动上的被动保守和小心谨慎。他们在改革中骑墙观望，随时窥测“买大买小”、“选边站”的时机，以图“双保险”。当改革尚未发展到危及苏共执政地位、导致苏联解体，危及自己的官位和特权时，他们被动适应、消极应付；当他们察觉到不可逆转的改革将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就会“弃暗投明”，放弃苏共和苏联这艘“沉船”，转而积极支持和参加民主派活动，积极支持和投身自己所属民族的争取独立活动。如俄罗斯的一些党政官员，发现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俄罗斯苏维埃主席、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声望日隆，有可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苏俄的“真命天子”后，纷纷转投叶利钦麾下，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的成员。而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如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等，从1988年起就开始领导和推动独立运动。立陶宛共产党则在1989年12月就宣布脱离苏共，宣布立陶宛独立。    
    
    　　四是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具有巨大作用。中间派的态度对改革派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在特权阶层内部改革派、中间派、顽固派势力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下，改革派借助民众力量就可改变力量对比。后期中间派的转变和加入，则使改革更加不可逆转，进程大大加快。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不是骑墙、观望，而是坚决反对和抵制改革，他们未尝不可象搞掉赫鲁晓夫那样搞掉戈尔巴乔夫，或者在中央全会上投票否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如果真是那样，尽管民主化大潮不可阻挡，苏共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不可避免，但变革的历程势必拖长，甚至会一路腥风血雨，所有社会成员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虽然从人品上看，中间派的骑墙摇摆、看风使舵、投机取巧似乎显得不那么高尚，但其在苏联历史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选择也是理性、明智的。    
    
    　　五是整体在苏联解体中获利最大。中间派不具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胸怀和胆略，自然不会象叶利钦那样得到最大的利益，也不会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历史地位。但总体上来说，他们是从苏联解体中获利最多的一群。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高级官员“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还有一些前苏共高官在后来俄罗斯实行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中，利用自己官场积累的人脉和管理经验率先致富，甚至成为俄罗斯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大享。对此，有些人愤愤不平，并以此作为苏联解体是整个特权阶层“自我政变”的铁证。    
    
    　　其实，这一切并不奇怪，也没多少不合理因素。首先，苏联的解体是和平转型，没有进行所谓的“清算”。苏联解体后，当初俄罗斯也有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没能得逞。叶利钦于1991年11月6日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决定“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其次，中间派中的不少人提前“觉悟”，积极投身民主化和民族独立运动，成了各个新国家的功臣，也应当“论功行赏”。 第三，原苏共特权阶层中的多数成员毕竟是苏共网罗的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他们有政治历练，有行政管理经验，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使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具有从政的优势。    
    
    　　三、信者，顽固派    
    
    　　顽固派属于苏共特权阶层中的“孤臣孽子”，是苏联体制的铁杆信仰者和忠诚维护者。其特点有四：    
    
    　　一是人数少，其头面人物是“8.19”政变的密谋者和组织者。其中，政变中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有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总理巴甫洛夫、苏联内务部长普哥、全苏农民协会主席斯塔罗杜勃采夫、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基里亚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左夫、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8人；参与政变谋划和组织实施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副局长日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助理叶戈罗夫 、总统办公厅主任波尔金、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申宁、国防部副部长瓦林尼科夫、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鲁什科等人。此外，议长卢基扬诺夫和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也是参与政变的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虽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但被认为是顽固派的精神领袖和军师，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    
    
    　　二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苏联体制的忠臣。尽管“8.19”政变失败后，人们对这些顽固派毁誉参半，有人说他们是“祖国的救星”，有人说他们是 “没有犯罪的罪人”，有人（戈尔巴乔夫）指责它们“有政治盲动性及缺乏责任感”，还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在新联盟机构中没有找到自己部门的位置”而发动政变。但不应因此就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如果他们仅仅是出于维护个人的官位和特权，而没有维护苏联统一的责任感，那他们完全可以象中间派人物那样，对苏联的解体坐视不管，甚至在讨论实施紧急状态的高层会议上装聋作哑，打“政治嗑睡”。    
    
    　　在这些“少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眼里，维护苏联的存在甚至比维护苏共的执政地位还要重要。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化引发声讨苏共的浪潮时；当民主选举导致苏共对苏维埃选举和行政官员选举失控、苏共推荐的侯选人纷纷落选时，他们都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但当改革引起民族国家的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思潮泛滥、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将导致苏联解体的连锁反应后，他们就不再坐视不理，而是要出手挽救国家。所以，他们赶在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最后关头发动了“8.19”政变。在政变中他们没有成立苏共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而是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苏共撇开。而且在所有文告中只强调挽救苏联，却只字不提苏共。正如亚佐夫事后所说“我们只是想捍卫苏联，使之免于解体”。    
    
    　　三是顽固能化，迷途知返。顽固派们的顽固，在于他们根深柢固的俄罗斯大国家主义观念。他们对被强制捆绑在苏联内的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遭受的苦难体会不深，对苏联以“国内分工”名义限制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引起的尖锐民族矛盾缺乏理解，对民主化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必然要挣脱苏联的束缚，追求独立、自由的坚定决心估计不足，试图用发动政变、实行紧急状态的方式中止新联盟条约的签订，阻挡苏联的解体。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反而加快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然而，顽固派们虽然顽固，但尚不是顽固不化、没有底线。而是顽固能化，始终坚守不强制使用武力、不对人民开枪的底线。国防部长亚佐夫在“8.19”政变中调兵进城时就不断向下属强调，军队进入首都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不容许发生流血”。 当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察觉到许多军官和士兵都反对动用武力，绝不会执行向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抗议人群开枪的命令后，主动决定军队退出政变集团的“游戏”，并下令部队撤出莫斯科返回原驻地。    
    
    　　四是下场堪悲。由于顽固派们昧于大势、逆天而行，结果政变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不到3天就以失败告终，政变的策划组织者除内务部长普戈自杀外悉数被捕。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迷途知返，没有顽抗到底，让自己的双手沾上人民的鲜血。正如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所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因而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凉解。他们在水兵寂静监狱蹲了几年后，都被叶利钦特赦提前释放。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    


《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7/201307311422.shtml#.UiG52H-RTv4

  （博讯编者按：感谢作者投稿。此文分析的问题恐怕是目前正在面對的，而且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可能延续到2030年，因此本文更有现实意义）
    
     面对近半年来的经济表现不景气和国际所谓“唱衰”中国的声音，林毅夫最近说，中国经济未来20年能够保持8%的年增长。他周一表示，中国有“后发优势”，可以模仿和学习富裕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征服国内外新市场。这将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至少保持到2030年。
    
    事实上，近年来林毅夫一直无事中国未来的各种风险而非常乐观的“唱红”中国未来。比如林毅夫此前多次表示，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50%，给国人描绘的是一幅灿烂的前景。
    
    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保持8%的年增长率，考虑到中国人口在2018年左右就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20年后中国人均GDP要达到目前的4.7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很容易达到林毅夫所说的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
    
    麻痹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林毅夫所展示的过度乐观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过度乐观会让我们忘记应该有的改变和丧失自我拯救的机会。
    
    中国有所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但同时因为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因福得祸”，加之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碍，中国又形成巨大的制度上的后发劣势，进而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中国的十几年来的超低生育率，其危害也逐步开始显现，最终葬送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人口根基。
    
    所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也就是技术模仿，更进一步讲是提高生产率技术的模仿。但是，现在国际经济竞争绝对不仅仅是生产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新问题。比如日本，如果停止创新，那么尽管日本生产率很高，但很快会在国际竞争中败落下来，所谓高生产率也仅仅是“世界生产车间”的功能，如果没有创新，为什么要选择你做“世界生产车间”呢？
    
    比如美国，现在连一些生产车间也从中国迁回美国。随着3D打印技术和生产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化发展，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容不下“世界生产车间”——中国。所以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203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那平均创新能力也不大概处于美国一半。但这可能吗？
    
    1980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58.4倍，到2010年缩小为11倍。以2010年中美人均GDP相对差距为基数，过去30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5.3倍（58.4除以11）。如果2030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这就需要从2011年到2030年这20年中美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5.5倍（11除以2），比过去30年要快50%以上（见《世行副行长林毅夫忽悠国人——2030中国人均GDP不可能达到美国50%》）。在这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和老龄化急剧发展、年轻人口快速减少的未来20年，这可能吗？
    
    笔者预测，中国如果不大变，2030年中国不是大繁荣大盛世，而是大萧条大衰落大危局的大爆发或病入膏盲！笔者所预见的2030年的中国，不是一片繁荣，而将是重老龄化、人口大崩溃开始、性别比失衡的社会问题大爆发、经济一蹶不振、民主法治如果不在此前获得发展将面临政治动荡。
    
一、2030：人口危机进入高潮阶段
    
    人是社会的活动主体，人口是国家的生命载体，生命载体——人口的变化将深刻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林毅夫预测中国未来一直遗漏了严重的人口问题。
    
    中国总和生育率自1991年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随后持续下滑，每年新出生人口在90年代快速减少。这从教育方面的数据也间接反映出来。随着1990年后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根据人口资料，2019年中国18-22岁大学适龄人口将只有2009年的53%，10年近乎减少一半！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滑到1.18。按照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减少45%，两代减少70%！恐怖！中华民族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民族。
    
    可以肯定，随着年轻人口80后、90后基本城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年轻人生活压力与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生育率只会继续下滑，新出生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口快速下滑的势头已经无法逆转。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婴儿潮人口依次步入退休年龄和死亡年龄，中国的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并陷入重老龄化，不久后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步入崩溃阶段。按照65岁退休，2015年退休老龄人口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28年每年退休2500万人左右——4年退休人口就达一个亿——恐怖！与此同时，2030年左右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已经步入死亡年龄，每年人口减少超过500万且不断增加，到2040年后达1000万以上。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5年中国24-29岁最有创新活力和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0%以上。人口是经济的生命载体，随着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口的飞速减少和未来人口的大崩溃，中国经济还有活力吗？
    
    在人口总量危机与结构危机的同时，性别比失衡引来的社会问题也步入高潮阶段。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中国性别比自1978年试行一胎政策以来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以女孩为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40万左右。恐怖，中国已经有5500万“储备”的光棍大军！一般而言，如果女性25岁没有对象，就很着急了；男性到30岁还没有对象，也同样很着急了。如果男人到了35岁以后还没有老婆，那很可能就为此产生不小的心理问题了。到2030年左右时，光棍将大规模进入心理问题高峰阶段。
    
    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二、2030：中国经济或将一蹶不振
    
    经济是人的生产消费活动，人口是经济的载体，到2030年的中国，年轻人口继续快速下滑，老年人口飞速增长，人口开始大规模崩溃，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衰落螺旋，此时中国经济还能繁荣吗？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陷入持续的“失去的10年”，就是因为日本生育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导致后来消费旺盛和生产创造活力最高的年轻人口持续减少。到1990年，日本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比1980年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下降了20%，直接导致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等市场萎缩，日本经济由此拉开“失去十年”的序幕。
    
    按照日本经验，单纯从人口角度看，中国应该在2020年左右开始“失去十年”。但此时中国经济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经济技术差会拖延人口危机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到2030年左右经济危机则必然爆发，从此一蹶不振。
    
    一个经济体，只有生产与消费顺利连接起来，才能正常运转。过去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就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财富，而消费主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却没有相应购买力，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经济陷入停滞或倒退。
    
    由于中国民主法治发展不足，使得很多不公平、违法、垄断、不合理行政等行为横行，少数人凭借权力或金钱与权力的结合谋取了多数财富，且民主法治不足导致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和实际民生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名义上的民生投入被腐败掉了），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比如，垄断行业以全国8%的员工却占有了55%的工资；本应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普通劳动者却成了纳税主体；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而中国仅为3.8%。
    
    现在中国已经是实际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日趋板结化，又加重了社会底层的绝望和改变贫富差距的难度。而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几乎停滞的状态，决定改变贫富差距的国家制度因素严重匮乏，反而很容易继续推进贫富差距。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中等发展陷阱。
    
    由于现在中国还算年轻，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经济技术差距，贫富差距还没有将中国陷入发展危机。但到2030年左右，这个中等发展陷阱危机已经不会再拖延了。
    
    到2030年左右，垄断、行政干预过多等经济压抑因素或许大为缓解，但人口危机和贫富差距的持续，将产生这些经济改革远远无法弥补的大危机。2030，中国经济危机已经注将难以逆转。
    
三、2030：经济社会危机引发不稳定
    
    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经济社会基础，而2030年社会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问题。
    
    现在中国的诸多问题，就是因为民主法治发展滞后，导致权力缺乏监督与规范，既得利益难以破除，金钱与权力占有过多利益，人民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好的政策难以产生和贯彻，安全与自由感缺失（如富人移民与官员“裸官”，平民如有机会也想走）等问题，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道德堕落、经济结构失衡、民生压力过大、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等，并继而导致改革的基层不稳定和对改革引发革命的恐惧感加深，以至于继续导致民主法治法治的滞后。
    
    在民主法治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现在执政党的执政基层来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给民众的满足感和对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展望。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基层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已经注定要大坍塌。
    
    现在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如果再拖，必然和未来的人口经济社会危机重合在一起，此时改革的基层更不稳、风险更大，弄不好就成了革命。在这样的时候，不改革必死，改革又怕一改就死，陷入僵局，等于等死！执政党若不主动加速改革将是极其危险的，用“稳定”大石头压抑的火山一旦爆发将爆发出更大的破坏力！
    
中国唯有三大变化方能自救
    
    现在的中国，唯有三个大改变方可自救，否则未来将非常危险。
    
    只要人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人口是基层，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最大资本。
    
    首先，中国人口政策必须立即来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开始鼓励生育。即便现在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在10年之内也没有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上的可能。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未来中国或许将无法走出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为此一溃千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其次，尽快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迟了，政治改革越迟则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多越深，越迟基层越不稳，越迟执政党的风险越大，再迟就走进了不改革死、改革也死的死路。现在改革，利民、利国、也利执政党自己！
    
    再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民生投入、政策变革等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民众收入，降低民生压力。这同样也是为挽救低生育率危机、经济失衡危机、降低政治改革风险打基础。
    
     唯有中国发生此三大变化，方可自救。否则，2030年不是繁荣，而是大危机的开始或已经开始了。中国，当自救了。（刘忠良，《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作者）★

请教老人活到100岁的养生秘方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3/08/201308301857.shtml#.UiG2u3-RTv4

2013年8月30日  来源：新华网    
     前一段时间，我很荣幸的遇到了一个已经103岁的老人，这位老人看上去还像六七十岁，性格非常开朗，同时他对中医和养生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与他了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业余也学习中医和养生，于是我就请教老人长寿的秘诀。

    
    老人说，他能够活超过100岁，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如果一个普通人也能做到这三点，活过百岁也不难。于是我边给老人泡茶，老人边给我讲。
    
    第一点：不生气，练呼吸
    
    老人说：人活一口气!但是如何控制好这口气不容易，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修行，都是从控制呼吸开始的，对于普通人而言，最基础的就是：不生气!
    
    普通人都爱生气，生气后，就会导致气血在一些身体部位淤积，所以普通人一生气，气先在胃里淤积，然后脾胃就罢工了，不想吃饭了。这时候身体肯定会出点小问题，若能散了，慢慢会好，若长期淤积，就会出问题。如果气的再厉害点，甚至浑身发抖，这时候心神就出问题了，再严重点，那就是气晕了，甚至有的人直接能气死掉。所以人要把一切看开，要学会不生气。同时呢?要练习呼吸，像老鳖一样，把呼吸练习的又细又深，绵绵不断，自然可长寿。
    
    第二点：有目标、多劳动
    
    人的身体是由精神儿控制的，若有一个信仰，就能够获得更多精神方面的支持和依靠，这样的话，心神就不容易乱。
    
    许多人遇事容易心烦，从而激发身体内蕴藏的毒素，尽而对身体造成看不到的伤害。做事有目标，多劳动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我举二个切身的例子，一个是我的奶奶，去世的时候80岁，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几乎每天都会与土地打交道，每天都在劳作，饭量一直像中年男人一样每顿可以吃两大碗，在60岁的时候每天早上还会到村南边的井里挑水回家，家里人担心，但是挡不住。奶奶75岁的时候，随着新农村建设，土地被承包，没有地种了，她的身体变的越来越差，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身体就出了问题。
    
    第二个是我的岳母，岳母先前在东北生活，每天的生活就是打打麻烦，和人唠嗑，血糖一直偏高，每周都会固定时间不吃早餐去测血糖，平时也不敢吃甜食，总是担心变成糖尿病。09年我儿子出生，由于工作原因没人带孩子，她就来帮我们带孩子，由于平时带孩子做饭，挺辛苦的，半年后发现自己的血糖正常了，气色也和以前大不一样，很精神，吃点甜食也不用怕了。回到老家和别人唠嗑的时候，老朋友们都不相信，测过血糖后连医生都说挺奇怪的，不过也正常，体内的糖分都被消耗掉了，自然就不会高了。
    
    第三点：管住嘴，多吃素
    
    许多高僧大德圆寂之后，肉身不腐还能保存许多年，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修的好，能量足，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坚持吃素。按照现在的话来讲，肉食吃太多，难消化，许多毒素都淤积到了肠子中，毒素多了，人容易上火，各方面的病都出来了。、男人大肚子、高血脂、高血糖等等、2、女人呢，老的快，皮肤容易长雀斑，舌苔厚口臭、、老人和小孩呢，也容易便秘等等。
    
    非常多的病，都是因为吃肉太多造成的，所以修行人都爱吃素。因为素食里面，植物纤维素多，它一方面好消化，同时呢?还可以把你的肠道清理的非常干净，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还可以长寿。
    
    于是我问，像我这样的大肚子如何减掉呢?我确实爱吃肉，我也想吃素修行，但是每次看到好吃的肉食都控制不住，忍不住就吃多了，当时吃的爽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你就减少吃，以前每顿都吃，你改成仅中午一顿吃。晚餐千万不能吃肉，这可以吧?定期清肠排毒，怎么排呢?一是要多喝茶，二呢，现在技术发达了，直接有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纤维素，你每天吃一点，也可以起到清肠排毒的效果。没事就来陪我聊聊天，身心愉快了，病不会生，自然增寿命。呵呵!这方法不错，于是呢，我从那次之后，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一、每天最多只吃一次肉，控制自己的嘴，坚持了一段感觉真不错，二、说话前先考虑3秒，尽量做到遇到事儿不急不生气，这方面收获最大。三、每天泡两杯维乐夫纤维素喝，巧的是，我刚好认识纤维素第一品牌维乐夫的老板，他把他们的产品送给我了一套，里面都是小袋子装的，每天用开水泡一袋，有点甜甜的，口感挺好。
    
    喝了几天之后，发现真管用，长期的便秘好了，腐败肚也开始变小。于是我又找维乐夫的老板主动买了许多，送给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口碑都不错。后来维乐夫老板直接送了我100张优惠劵，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三十岁后，事业逐步稳定了，发现过去这些年太不珍惜身体了，修行的口号天天喊在嘴上，直到遇到那个老人后，才开始改变。如今有上半年了，神奇改变真的非常大，许多朋友都觉得我变化非常大。▲◆★●■☆



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有可能把企业迁出中国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968

   2013-8-30：随着接班的众望所归，宗馥莉的知名度几乎赶上了她的爸爸宗庆后。她的一言一行也被舆论盯住并咀嚼。

　　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宗馥莉表示让其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此前李嘉诚出售百佳超市，被外界猜测是“出香港记”。宗馥莉搬出李嘉诚的例子，自然让人们有些遐想。

　　不管宗小姐是一时口无遮拦还是成竹在胸，既然话题抛出来了，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企业家的用脚投票。

　　市场经济内含着一种自由，那就是用脚投票的自由，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企业家也可以用脚投票。人人拥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并决定在什么地方实现其追求的权利。但是理想的丰满掩盖不住现实的骨感，特别是明星级的企业和企业家，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像娃哈哈这样的旗帜性的民族企业，如果真的搬出去了，那绝对会让外人对中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来一番七嘴八舌。而且，老百姓也不傻，什么都转移到国外，为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这如何让老百姓对你保留信任和尊敬。

　　人们要求企业家热爱这个国家，将财富留在这个国家，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同样也是一种在公众看来天经地义的“自然法”。但这只能是感情和道德的挽留，无法变成强制性的挽留。企业家用脚投票，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只有制度的挽留，才是真正牢靠有力的。所有人都知道企业家用脚投票的问题所在，那就是解决企业家的不确定感。这也是为什么制度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的，市场经济越是向前发展，产权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模糊，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市场始终怀着一份改革的稳定预期，等着这份预期逐渐兑现。

　　留下来，就需要跟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尺度在哪里，从来就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太近了，有可能随着问题官员的落马而一同倾覆；太远了，也不太符合中国国情，毕竟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马云倒是说了一句“只谈恋爱不结婚”的漂亮话，但也只是漂亮话而已，真操作起来哪有说的那么容易。归根结底，政府与微观市场的接触点太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仍没有厘清，使得企业家在跟政府打交道时容易跑偏，也无法不仰视。

　　要么在商言商，要么用脚投票，选择过于简单。不久前，知名企业家王石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转型中，企业家应该多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诚如斯言，在市场经济中，受益良多的企业家怎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搭把手”，而只顾用脚投票，将已到手的利益落袋为安呢？来源: 人民网 ▲◆★●■☆



中共要求所有官媒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987

   2013-8-30：中共要求全国新闻战线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员培训，以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这项培训将囊括所有官方媒体记者编辑，他们将分期分批接受为期至少两天半的培训。

　　据称，这项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等部门在发起的行动要求在7月至11月“不留死角”地在新闻战线分层分期开展培训，新闻网站、电台电视台、报纸媒体，从全国类到市县级采编岗位负责人都要接受培训。时间要求从至少两天半到3天以上不等。

　　新华社8月26日在引述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时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随着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新的舆论传播格局正在形成，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随着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年轻编辑记者的构成比重明显加大，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良莠不齐。有些人新闻党性原则动摇，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工作作风漂浮，违纪违规行为时常出现。

　　《华尔街日报》在注意到这一动作后称政府官员在过去10年中也曾实施类似的“媒体再教育”项目。但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跟踪中国媒体改革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本周的举措表明当局有了新的紧迫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的微信(WeChat)等微博客平台时代，当局极力试图控制媒体。

　　班志远说，这些课程可能着重指导记者听党的话、支持党的路线，并帮助引导公众舆论。相应地，媒体人员的课程重点是提醒他们帮助维持稳定、支持政府，在选择发布什么信息方面服从上级领导。他们是在摇着手指说，这是你的任务，别忘了。

　　稍早前的8月10日中共还对网络谣言宣战，要求人们恪守社会主义制度、法律法规等“七条底线”。随后，习近平首次提出宣传工作对中共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而中宣部则在28日明确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班志远说，本周的行动并不代表官方对媒体态度的转变。他说，相反，政府只是在加强举措试图影响记者，进一步收紧控制，在当前环境下，国有媒体机构总是能优先甚至独家获取重要事件信息和资源，从而让它们得以主导新闻报道。来源: 多维 ▲◆★●■☆


吴仪中共17大上落泪 “裸退”阻断薄熙来升迁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30/2633604.html

      朝日新闻  2013-08-30：薄熙来庭审闹剧结束后，中共党媒日前刊登挺前副总理吴仪的文章。吴仪是薄的死对头。中共十七大时，吴仪不惜用“裸退”的方式，断了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接任副总理职位的梦想。

　　8月29日，党媒《新华网》博客首页转载“‘铁娘子’”吴仪因何事落泪？”文章说，有中国“铁娘子”之称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参加十七大福建团讨论时，在听一位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发言时两度落泪。

　　文章通篇明显挺吴，并称“吴仪的流泪不是一般的泪”。

　　正是在中共十七大上，吴仪宣布“裸退”并阻断薄熙来升迁之路。

　　吴仪“裸退”断薄熙来梦想

　　2007年12月，中共时任副总理吴仪在北京人代会上宣布自己引退：“我会在明年两会后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裸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当时外界纷纷猜测，吴仪有可能在2008年3月任期结束后，继续在下届政府中留任；甚至还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出任国家副主席。

　　《朝日新闻》当时的报导称，吴仪“裸退”的条件，就是薄熙来绝不能接她副总理职位，必须下放重庆。果然，2007年11月30日，薄熙来被贬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种种劣行让吴仪生厌

　　曾任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姜维平先生他的文中提到，薄熙来在商务部工作期间，最初，直管商务部的吴仪以“大姐之温情”对待薄熙来，一度合作不错，但几年下来，他短期内的伪装逐渐暴露无遗，动辄向上级谎报商情，挑拨吴仪与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系，更妄图取而代之。特别是在外事场合，喧宾夺主，口吐狂言。

　　有报导称，吴仪之所以厌恶薄熙来，其一是薄在商务部搞得天怒人怨，吴仪旧属诉苦连连；二、两人共同出访履行谈判任务，薄态度张扬，媒体说：“由于薄熙来的机智，谈判才得顺利进行”，让“铁娘子”吴仪忍无可忍。

　　十七大时，薄熙来已迫不急待地想接替吴仪当副总理，正是由于太过张扬，最后四面楚歌，就连中组部也认为他缺乏封疆大吏的“锤炼”，于是薄熙来最终被贬到了重庆。

　　吴仪曾这样评价薄熙来：不甘于当下属，只想当第一把手，不能与人合作，为争权夺利不惜一切手段，给工作造成损失。 ▲◆★●■☆


中国或掀起比审判薄熙来更大的政治风浪？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9028

　　刚审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国反腐目标正指向薄熙来的支持者周永康。中共高层已同意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展开调查，周永康是刚卸任的前政治局常委，广泛视为薄熙来的主要盟友，对他的调查将在中国掀起比审判薄熙来更大的政治风浪。

　　「南华早报」29日报导，中国的现任和卸任的最高领导，本月初在北戴河的秘密会议上达成共识。熟悉中国高层思维的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决定，将利用对周永康的调查深化反腐败运动。文革结束近40年来，尚没有一位在任和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因为经济犯罪而受到调查。

　　「美联社」也引用「南华早报」的报导指，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决定调查周永康，是党内对腐败的愤怒唿声高涨，和周永康家族聚敛的巨额财富，习近平已下令彻查。

　　中国外交部29日在被路透查询有关「南华早报」对周永康的的报导时，拒绝置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没有回应路透传真的查证。

　　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上，周永康的地位比薄熙来更高，在薄熙来垮台前，周永康据称曾在幕后策画，以运作薄熙来接任他的政法委书记。通过对周永康的调查，习近平试图在党内掀起更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周永康可能面临调查，在去年11月召开18大前，他还任常委时，便有传闻。12月时传闻更盛，当时四川省数十名官员和商人被捕，而周永康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今年6月，曾任周永康秘书的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被拘押。中国本周又宣布对中石油进行调查，涉及到四名高官，周永康1990年代曾任中石油总经理。

　　对四川和中石油的调查，将围绕周永康的任职期间展开，消息人士说，调查的重点，是查处周永康及家人是否从周公子周宾经营的油田和土地开发项目中，捞到何种好处。

　　但消息人士认为，目前判断周永康可能被起诉和送交中纪委处置还太早。对高级官员的腐败调查，必须先经中纪委查处，由中纪委决定是否交与司法部门。

　　对周永康的调查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在11月召开三中全会前可能不会公布。但消息人士说，调查周永康可能不会在党内造成派别之争。周永康属于江派，江泽民已表示完全支持习近平。和调查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时类似，面对确凿证据，江泽民转而支持调查上海帮成员陈良宇。

　　周永康卸任常委后曾在公众场合露面，但他29日利用致送花圈悼念研制中国第一颗核弹的元勋刘西尧少将再度「亮相」，似有意澄清外界近期关于他受查的传闻。媒体7月报导他回到江苏一家中学的母校。

　　在高层决定调查周永康前，调查人员通常要花数月时间收集证据。他们先是从助手下手，以削弱主要目标的政治基础，和预防主要嫌犯串供。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了习近平打击反腐的第一个高官，去年12月因违反党纪而接受调查。

　　海外媒体本月初报导，与周永康经济关系密切的四川商人吴兵被捕，消息未被证实，但吴兵此后一直没再露面，也传出周永康家人已逃抵美国。来源: 世界日报

　　香港媒体消息，称中共当局已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此前中石油四高管被免职疑为中共当局对其动手信号。周永康会成为文革以来第一个被治罪的中共常委吗？

　　香港《南华早报》8月30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共当局已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此前的8月26日、27日连续两天内，中石油四高管被免职，外界疑为中共当局对周永康将有所动作的信号。但在湖北卫视的新闻中，8月28日，中共“两弹元勋”之一刘西尧出殡仪式，送花圈的中共领导人名单中，包含周的名字。

　　在《南华早报》报道中，消息人士称中共党内对周永康家族敛财怒火中烧，中共当局在不久前的北戴河会议上，新旧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习近平等达成一致，将对周永康展开调查，矛头指向周永康任职四川和在中石油期间的问题，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对外释放的反腐决心和表态，习近平亲自下令官员对周“一查到底”，而对周最早的调查应该是在胡锦涛在位时即已启动。但该报道也表示，对周的调查报告将不会在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发出。该报道还称，文革结束后的近40年内，中共现任和退任常委无人被调查，因此被称为“刑不上常委”，周永康是否有望打破这一定式？

　　周永康196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石油业任职，在上世纪80年代即调任中石油系统，其后官至行政级别为正部级的中石油总经理；1998 年，周永康成为首任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结束了32年的石油职业生涯，但多位评论人士认为，周在石油业根脉深厚，他和他的伙伴牢牢掌控中国的石油利益。

周永康会有贝利亚同样的命运?

　　“习近平要打周永康才是打'大老虎'”
　　从中南海走出的前国务院秘书俞梅荪在前两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去年开始不断听闻各种关于周永康的各种传言，包括周和薄熙来共谋“政变”；其子周斌在四川敛财后在风声渐紧时已逃往海外；今年8月上旬，被称为周永康“管家 ”的中国商人吴兵在外逃时被抓，吴兵此前负责打理周永康及其子周斌的资产。但这些消息都没有中国媒体或官方正式证实。

　　去年12月，与周关系密切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调查；今年6月23日，从周永康任职山东胜利油田到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一直跟随18年、被称为周永康“心腹大秘”的四川省文联副主席郭永祥落马，这些在当时都引来猜测。

　　去年 “王立军逃馆事件”后薄熙来身陷“政治危机”时，周永康曾力挺薄熙来 ，2012年3月因周永康参加了当年两会时重庆代表团的审议并高调肯定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随着薄熙来的落马及周永康相继缺席中共政治会议，引来“康师傅将下架”猜测，其后周顺利度过中共权力交接的十八大。但薄熙来案“世纪庭审”的最后一天，济南中院删除的庭审纪录中出现 “中央指示”、“中央六条指示”等，评论人士认为薄熙来当时在王立军逃馆事件中请示的上级应为周永康，加之中石油四高管被调查，因此周永康“出大事了”舆论再起。俞梅荪也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当局调查周永康是一件好事，将会大得民心，但中共当局依然会采取与处理薄熙来同样的手法--“去政治化”，转而从“腐败问题”入手。这也印证了《南华早报》说法。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向德国之声表示，周永康的问题早就一目了然，不仅公众、中共高层更是心知肚明，只是何时下定决心扳倒他而已，因此姚监复希望《南华早报》报道所言是事实，中共当局不要再像当年处理黄菊一样，只处理外围而始终对黄迟迟未动手：“对周永康的事情大家也在看，是采取黄菊的'安乐死'的方式吗？但现在如果是正式公开他的问题，那就是真的'打老虎'，即使你是退下的常委。看他们有没有决心把'打老虎'的大话变成现实。”

　　“周永康会和贝利亚同样结局？”

　　周永康贪腐丑闻之外，最令公众诟病的是掌控中国政法系统期间的表现。周于2002年12月接任公安部部长；2007年10月，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加强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打压，也直接对法轮功练习者、新疆、西藏等地的抗议者进行镇压。

　　另据早前多家海外媒体报道的维基解密消息，周永康和李长春曾下令封锁网络，二人是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事件中背后的高层人物。维基解密还证实，周永康设在加拿大的帐户上有2000万美元存款，用以在加拿大建立校园共青团组织及中共力量的渗透。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周永康在任的角色相当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头目、斯大林时代的内政部长贝利亚，他认为周用“特务治国”方式打压不同政见者，而其命运也会如贝利亚一样，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被赫鲁晓夫处死。

　　姚监复也认为周永康在任期间，建立了强大的政法维稳系统，成为军队以外的一个准军事化组织，这是一把双刃剑，为执政者维持看上去稳定局面的同时，也在民间积聚更多的反抗力量。更为令执政者担忧的是其建立的政法包括武警在内的力量，在政治上甚至会成为与当今执政层叫板的力量，这不能不让当局担忧。如果当局以反腐对其动作，其实也是终结他在此中势力的一个方式，因此不排除周永康的结局像贝利亚一样。

　　“如果审周永康，他就是薄熙来案的第二集中的主角”

　　去年“薄王事件”爆发后，海外博讯网曾曝料，周永康曾与薄熙来达成政治联盟关系，二人笼络大批媒体和写手，意图抹黑中共指定的下一届的领导人习近平及谋划“政变”。

　　姚监复也回顾在去年两会上，薄熙来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自已在重庆的“打黑运动”整个进程都向中共政法委汇报，因此姚监复认为薄熙来案中涉贪腐以外的一些事情，包括早前庭审纪录中删除的“上级”都应该和周永康有关：“实际上都和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有关联，或报告过、或请示过，这次对薄审判，只讲贪污、受贿等，没有着重讲这方面，如果扯这方面的话，就凭两会薄熙来说向政法委汇报，就够把周永康拉到证人席里边，或是共犯都有可能。”

　　姚监复也延续其惯有的政治幽默风格，评论周永康被审，他就是薄熙来案第二集的主角，而审这些人其实也是在审判整个中共：“一审宫廷斗争的第二集，主角从薄熙来变成周永康。另外这个审判，虽然是审判薄熙来，再审上周永康，这个戏就好看了，而且实际上幕后的被审判者是中国共产党。”来源: 德国之声  ▲◆★●■☆

中国发190国“红色通缉令”全球抓潜逃美女高管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30/2633718.html

多维  2013-08-30：上海美女高管携5亿出逃案件近日内情公布。据称当初中国公安部曾向190国家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当终于在斐济抓捕涉案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不过最后查实携款数额为700多万，而非5亿。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12日，上海保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擅自将寿险产品变造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并大肆对外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公司顾问江杰已离境，有携款潜逃嫌疑。

接到报案后，上海市公安局连夜展开调查取证。掌握确凿证据后，迅速成立专案组，以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犯罪立案侦查。

嫌疑人的出逃轨迹很快被摸清：7月24日飞至香港，停留5天后于28日飞往韩国，当晚即飞往斐济。

“嫌疑人可能预感到自己的金融骗局迟早要露出马脚，很早就做了出逃准备。”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程一平介绍，陈怡在国外开了许多账户，近年出国次数很多，并办理了一些国家的绿卡，近期还换持大量外币，以便逃往境外。

陈怡在被押解回国后承认：“我每天面临的是原来一些后遗症，还要不断给客户兑现，资金压力太大，我很难承受，所以就想离开。”

此时，距陈怡等人离境已半月有余，要在全球范围内找寻一两个人，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在专案组提请下，公安部很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向190个国际刑警成员国发布协查通报，特别对斐济及其周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进行了情况通报。

8月17日，中国警方就收到了斐济执法部门的回音──陈怡、江杰二人还在斐济停留。公安部立即会同上海警方组成境外缉捕工作组，火速前往斐济。

收到斐济通报的当天下午4时，缉捕工作组就分别从北京、上海两路飞抵香港汇合，计划再直飞斐济。

“但没想到，没赶上香港至斐济的最后一趟航班。”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戴新福说，“当时我们非常着急，生怕煮熟的鸭子飞跑了。”

由中国前往斐济，只能从香港或韩国中转，且每周仅有两个航班直达，一旦错过就将严重影响办案。工作组在详查了航班信息后当机立断，决定从香港飞到新西兰奥克兰，再经奥克兰飞往斐济。

与此同时，国内的专案组也在紧张地工作。将陈、江二人的中国护照作废，并请中国驻斐济使领馆将情况通知斐济移民局，尽快采取边控措施。但17日、18日适逢周末，移民局工作人员不上班。

幸运的是，北京时间18日一早，斐济移民局负责人手机终于接通。得知中方请求后，移民局负责人迅速协调安排有关部门进行边境布控。

尤为惊险的是，已取得瓦努阿图身份证、准备乘机逃向他国的陈怡、江杰，当天正好前往机场准备离开斐济，就在出入境关口被拦截。此时，距离斐济出入境部门收到边控通知仅有10分钟。

“也就是说，如果那位负责人的手机再晚接通10分钟，边控通知再迟发10分钟，嫌疑人就会与我们失之交臂。”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国际合作处处长董斌不禁唏嘘。

18日10时，在陈怡、江杰二人被拦截前不久，经奥克兰转机的缉捕工作组抵达斐济，随即会同斐济执法部门迅速开展工作，顺利控制了陈、江二人。19日19时许，工作组返抵上海。

在二人随身行李中，公安机关查获了折合人民币700多万元的外币和首饰、手表、名牌包以及四季衣物，总价值近千万元人民币。▲◆★●■☆


联合国说中国国民素质倒数第二？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31/2634024.html

北京青年报  2013-08-31： 网上流传的全球国民素质调查

近日，“国民道德素质水平”这一话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网上《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的帖子备受“推崇”，中国在这份名单中排名倒数第二。

根据记者调查，这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多有蹊跷。就内容上来看，2006年流传的版本与2007的版本没有变化。且截止2012年，联合国成员国数已经增至192个，而调查却始终只涉及168个成员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证实，这份名单并不是经由他们调查并发布的。

国民素质排名中国倒数第二？

“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中国倒数第二，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光辉灿烂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何以变成人人唾弃厌恶的垃圾国家！”近日，不少网友在浏览帖吧、微博、论坛时不难发现，一则名为《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的消息备受关注，中国在这份名单中仅列第167位，排名倒数第二。

“中国的国民素质让人堪忧，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160位之后，而日本的国民素质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联合国的权威排名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现状以及我们过去忽视的地方。”不少网友在转载这则帖子时，还会附上自己的“解读”，对国民素质的忧虑成为网友的普遍心声。

2006年盛传至今排名始终无变化

网传名单声称共收录168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日本、美国、法国分列第一至三位，中国位列第167位，但是每份名单只列举了排名前十和位列最后十名的国家，“中间的国家到哪儿去了？”不少网友在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2007年流行的版本和2006年版相比，内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将标题中的时间信息置换为“2007年”。最新版本中，帖子标题已将时间信息删除，只保留“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这几个字。

更耐人寻味的是，不管该传言出现多少个版本，各国的排名始终没有任何改动。有网友对此调侃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连联合国成员国在数目上都发生了变化，名单里收录的还是这168个国家，排名也未见丝毫改动。”

名单出现时间点和热点新闻相关

记者发现，能够引发国民素质讨论的新闻事件发生后，这则传言便会分外活跃。如2013年5月，当网友曝光埃及卢克索古神庙浮雕被刻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后，当时就有多名网友引用这条传言作为佐证，称“2009年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中第一名是日本，倒数第二名是中国”。

在2009年的“老子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上，还有专家引用这一传言，称“中国有深厚的道德文化，但遗憾的是在2006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中，中国排在全球倒数第二，现在的中国社会不道德现象的确太严重了。”

本月23日，一男子抱婴儿在地铁内小便引发众怒后飞踹女乘客，该事件引发诸多网友的热议，将“国民道德素质水平”这一话题推向风口浪尖，也让这则传言再次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未发布此类调查

记者在联合国官网上检索，未发现该调研报告的踪影。随后，记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证，该组织负责联合国的教育、自然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等方面的国际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曾小姐表示，经查，教科文组织未发布过此类调研报告，而且以她个人经验，联合国其他机构也不太可能进行此类有关国民素质及道德方面的排名，这不符合联合国的精神。

记者致电联合国媒体事务中心（Mediadocumentscenter），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份名单。”而在联合国图书资料库内（unlibrary），工作人员也未能查询到这份名单的踪迹。“资料库内指涉的内容多是关于社会制度、经济体系和人类发展的，我们这里没有关于道德问题的排名。”▲◆★●■☆


不可对中国军力盲目自信 外媒唱衰不是坏事 ★★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3_08/30/29173586_0.shtml

2013年08月30日 来源：新华网    作者：陈虎

8月6日，日本现役最大排水量战舰22DDH“出云号”在横滨下水。日本准航母下水再次引发中日航母级两国军力对比争论，日本网友绘制出云号携带F-35在2030年击沉中国海军辽宁舰。（图片来源：凤凰军事）

陈虎点兵：“唱衰”中找寻“正能量”

香港《亚洲周刊》9月1日一期（提前出版）刊发题为《独家专访日本自卫队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上将：中日海空军力比拼差距十年》一文。文章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拥有相当于日本自卫队十倍的兵力，但现在中国的输送能力不可能同时输送数万规模的陆军。即使中国将所拥有的强攻登陆舰全部投入，一次可以输送的武装兵力仅为3000人左右。日本陆上自卫队有足够能力可以迎击。文章还提到中国有1300多架战斗机，但多数为旧式战机，这些战机整备状态不佳，飞行状态不良。且就常规军力而言，目前日本海空军事质量优势可以击退中国军力的数量优势，中国航母短期内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两国之间的海空战力真的相差如此之远？本期《陈虎点兵》与大家一同探讨。

“唱衰”中国意在为日本鼓劲

日本自卫队高官的分析，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在我们的海空装备当中，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只是较小的一部分。而日本自卫队的海空力量装备水平基本上都居于世界先进，这不仅是单纯的数量优势，还是先进科技和装备质量的优势。另一个依据是，日本自卫队的训练水平和方法是远远高于中国军队的。他是通过这样两个依据，得出所谓“日方海空战力领先中国十年”的结论。

这种对比初看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在真正的对抗和作战当中，并非像想象中类似古代列阵的对峙，兵对兵、将对将的作战。在实战中，双方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不对称优势打击敌人。

这些年在中国的国防建设中，我们具备了一些对日本方面的不对称优势。如果充分利用这些不对称优势，并较好发挥的话，那么所谓“中国海空军力落后日本十年”这样的结论恐怕也不值得一辩。

这种论调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幕僚长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为什么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结论在媒体和网络中广泛流传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对此可以从两点来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通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几乎所有的军人都会对自己所处军队的战力充满信心。作为日本自卫队的高官，褒奖自己军队的训练程度、编制体质、装备水平是人之常情。

当这种观点在媒体上广泛流传之后，还可以达到另外一层目的——为日本国内提供信心，为日本在和中国对抗的问题中“加油鼓劲”。否则本国力量和对抗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又毫不掩饰的话，那么对抗本身就毫无意义了。强调日本军力在整体质量上领先中国十年，也就是表明日本可以随时和中国放手一搏，给日本民众以信心。

“唱衰”和“中国威胁论”两极分化

我们注意到，从日本方面散布出来的言论多半都是贬低中国的，那么是否类似这样的“唱衰”中国言论已经成为主流言论了呢？其实不然。现在无论是国内的民众还是国外的媒体，关注中国军力发展的热度都很高。在以往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内，就有大量关于中国军力的评估和发展的报道。

比如香港的《亚洲周刊》，有一篇描述中日航母对决的文章，其中提到空中力量就表明中方是占据优势的；还有《印度快报》，也有文章援引澳大利亚专家的讲法，讲印度海军挑战中国海军的野心实属虚妄，他们认为中国海军军力将在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印度时报》也有报道武直-10实射空空导弹；俄罗斯的《观点报》援引美国媒体的说法，表示中国又在进行反卫星试验，说中国发射了三颗反卫星卫星，卫星上装有机械臂，可以靠近敌方的卫星进行反卫星的活动；此外我们还看到，过去几天当中网络上还盛传中国的歼-31在密集试验。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民众、网络等多方面对中国的国防建设相当的关注，所有这些报道当中真正“唱衰”中国军力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体环境当中，更多面对的是国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国内的媒体和网民们褒扬中国国防建设成果的言论。

在现在的媒体中，特别是从外媒大量援引的东西，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有的高唱“中国威胁论”，也有积极“唱衰”中国军力的言论，基本上都在两端。真正处于中间状态的能够客观现实的评价中国国防建设的信息少之又少。

从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可以看出：一方面是舆论的发布者和受众的心态——处在中间这种客观的评价是吸引不到受众眼球的，所以媒体通常都是找两头；另一方面，这样两极化的报道往往都有各自的意图和目的。特别是外媒的报道，其言论往往是从本国政治、经济、外交的目的出发，为了达成其他目的来报道和评论的。他们并没有义务客观且真实的报道中国军力。

在“唱衰”中寻求“正能量”

对中国军力的评价，我们自身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防建设方面，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武器装备方面，底子还很薄。我们需要，也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追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味鼓吹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如何先进、如何对谁谁构成威胁，大家才更要提高警惕，琢磨一下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唱衰”的这种声音，我们同样也要去琢磨其背后欲达成的目的。

作为中国的民众来说，对本国的国防建设不要盲目自信，承认差距的存在。当然，要看到在这种差距的前提下我们正在努力追赶，并不断的取得成果和进步。

这在十八大报道中也能体现。十八大报告当中在专门讲军队和国防建设、现代化建设的部分中用了“加速”两个字，这体现了一种危机感。正是因为我们还有差距，所以我们才需要“加速”。

美国的军力虽然被公认为世界第一，但是围绕美国军力的报道——其中甚至包括美国自己的媒体——“唱衰”的调子可谓从来不断，目的就是要营造危机感。

所以对于这样的报道，首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不受他人左右。其后，认识到对中国军力的“唱衰”，未必是一件坏事。须知，要“唱衰”就要找出中国军队切实的弱点才能服众，而这也恰恰为中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参考。

“唱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应该从“唱衰”当中吸取“正能量”。 ▲◆★●■☆



中联办郝铁川否定香港属三权分立政体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3/08/130831_china_hongkong_power_separation.shtml

2013年8月31日： 郝铁川还说，早于香港《基本法》起草时，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明确指示不采用三权分立制度。

这已是郝铁川一个月内至少第三次投稿香港亲北京阵营以外报章评论香港政制发展，强调北京对香港的权力。

他在8月10日投稿《明报》时针对“香港独立”思想的支持者，引用加拿大魁北克等例子说，香港无权行使“民族自决权”。

而在8月7日投稿香港《经济日报》时，郝铁川说，美国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但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不享有“次主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干，这是单一制国家宪法、法律绝对不允许的”。
“行政主导”

郝铁川一开首先强调自己是以香港树仁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投稿《明报》，此前他也是以这个身份投稿。

郝铁川的文章说，在分权方面，香港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机关，其部分权力均由北京中央政府拥有，“不像美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那样拥有独立、完整的权力”。

他还说，在权力制衡方面，“香港政治体制实行行政主导，立法机关不具有美国国会对总统那样的制衡权力”。

郝铁川举例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香港立法会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即有权发回，有关香港法律立即失效。

郝铁川还提出其他例子说明香港的“三权”本身也是由行政主导，例如立法会议员不得自行提出涉及公共开支、宪制和政府运作改变的法案；行政长官可以解散立法会，立法会却不能倒阁；立法会可以提出对行政长官的弹劾案，但最终要由北京中央政府决定。

郝铁川最后引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萧慰云教授的话说，草委们当时就已决定在香港采行的体制是“行政主导；立法、行政既制约又合作；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