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学习时报：执政党应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8/t20130805_192094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8-05：《学习时报》5日刊发题为“执政党应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作者：李良栋。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后，人心向上，百端待兴。人们长期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一样将会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进行全面部署和具体规划。邓小平说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启动的，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政改既紧迫又艰巨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对执政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能力与水平都提出了崭新的挑战和考验。

　　目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强的现实紧迫性。党的十八大对于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背水一战。离2020年满打满算不到7年，时不我待，形势逼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实现经济转型还是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性。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环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党的十三大那时候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原有政治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党政严重不分”弊端的“存量改革”的话，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增量改革”，即不仅要解决改革开放以前原有政治体制的问题和弊端，更要破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涉及问题繁多，改革难度加大。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期盼改革，而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伤害自己利益而阻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前所未有。加之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影响，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社会情绪浮躁，给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不少困难和风险。这种情况客观地要求作为改革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执政党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的驾驭能力、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才能将这场改革组织好、领导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低投入、高产出”的边际效应。因此，执政党应该将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与提高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水平统一起来，不仅要勇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

　　做好“顶层设计”

　　执政党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要加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执政党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应当善于统筹全局，科学地进行“顶层设计”。只有合理地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切实可行的思路，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推进。

　　譬如，要确定不同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从长远目标上看，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民主梦”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状态？应该在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有一个大致的构想，以此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人民。在这方面，我们还需深入思考。党的十八大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通过一连串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总的原则目标，还需要具体分解为每个年度的奋斗目标，明确在每个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政治体制改革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

　　还譬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上，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例如：加紧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改革，基本形成适应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真正将腐败问题抑制到最小程度；形成党管干部与人民选择相一致的民主、科学、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考核机制，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用好的机制选人、选最好的人的愿望；完成司法体制改革，健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中国特色司法体制，保证司法公正，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利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机遇，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化的体制机制，同时在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联动机制。从现在起就要着手研究和逐步推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方面的改革，等等。

　　第二阶段，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主要制度平台的功能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能够充分体现。人民代表大会从选举制度、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操作程序各个方面实现真正民主化、科学化，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补充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真正健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将会把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放在首位，真正实现协商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将会形成长效机制。基层的协商民主将会丰富多彩并且实现制度化。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凡是能够实行协商民主的地方将会尽可能地实行协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基本建成。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都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经过改革和完善基本适应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得更加充分。

　　第三阶段从2020年起直到本世纪中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进一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建设成果，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发展更高的民主。

　　为了做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执政党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执政党要组织思想理论界通过群策群力的理论攻关，真正形成合情合理、逻辑严密、让人民信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而在改革对策上，更要倾听各方面声音，汲取群众的智慧。要对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在集思广益基础上选出最优。对于目前影响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抓紧制定改革方案，不失时机地推出改革措施。对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些举足轻重的重大问题，则应当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在真正深思熟虑、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改革的措施。

　　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

　　执政党要善于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注意在改革实践中处理好几个问题。

　　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坚持实事求是统一起来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是难以完成这个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的。但是，解放思想从来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执政党在新形势下领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譬如说，事关党和国家全局和重大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不能各自为政；但是地方和基层从本地实际出发推进民主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则应该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即在实践中探索。在部署和筹划政治体制改革全局“大盘子”时，也要考虑到各地的客观实际。还譬如，我们反对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但是对于其中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和合理做法则可以批判地吸取。

　　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已经就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在未来的七年里和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我们认真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健全这些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肯定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每向前深入一步，都客观内在地要求逐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需要。由于我们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但确实不很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适应民主法治建设需要。但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非常复杂，极其敏感，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善于将完善民主制度的进程同不断调整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结合起来，在未来七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找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点。

　　在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进程中始终注意维护社会稳定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民主制度，推进体制创新，为广大公民更加有效进行政治参与提供条件。当前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在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方面还很不够，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缺乏具体法律保障。同时，公民政治参与需要的精神支持即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理性合法参与意识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公民民主权利行使能力和参与水平还没有普遍提高，难免出现某种非理性的过当参与要求。在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情况下，现有政治系统的容纳能力与非理性的过当要求之间就容易发生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和震荡，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执政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领导人民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又要始终注意维护稳定，通过加强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引导群众树立改革与稳定相统一的意识，自觉维护稳定局面，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

　　总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必须提高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部分领导干部追求享受 清理超标办公用房遇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039

   2013-8-4：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已批准未开工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领导干部办公室面积超标应清理腾退。9月30日之前，各地区须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报办公用房腾退清理情况。

　　据统计，《通知》是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第11个机关楼堂馆所管理文件，也是从2013年3月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第三次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这次通知在重申此前类似文件基本原则的同时，特别提出了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办公用房超标的，一律清理并腾退，并规定了无论哪种情况，领导干部只保留一处办公用房，抓住了多年来各地严重超标、豪华办公楼难以得到根本遏制的关键。”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马庆钰认为，多年来，一次次下发的限制楼堂馆所建设的文件不能说没有作用，不过，却陷入了发现违规——下发文件——严查清理——处分相关责任人——“风声”渐松——再次违规——再次清理的怪圈。

　　在他看来，超标办公用房出现的原因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高层的、主要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有时甚至是追求奢华享受，上行下效，一级看一级。

　　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办公室的标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1999年由原国家计委制定公布，至今已有14年，但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并未严格执行。

　　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审计部门审计发现，一些县市办公用房配置超标严重，被调查的10家省级单位有6家超标，其中配置最高的人均拥有办公用房面积为220.2平方米。

　　审计署2012年4月20日公布的一份2011年度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跟踪审计结果显示，四川绵阳三台县2011年新建政务大楼中，第七层是拟供县人保局使用的办公楼层，带独立卫生间的办公室有10个，其中最大的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标准的6.3倍。

　　对于超标办公用房如何处置，同样也不缺乏规定。2007年中办国办《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就曾明确规定：“凡是没有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建设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一经查实，要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建设的办公楼，要视具体情况作出腾退超标准面积或全部没收、拍卖处理。”

　　从2012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政府不得购建豪华办公用房，违反的将给予责任人降级或者撤职等处分。

　　记者注意到，在上一轮清理超标办公用房中，2007年6月，中纪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等7部委曾经通报过4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典型案件，共有2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其中，2006年年底被媒体曝光的一起为：山西省忻州市煤矿安监局向10家国有煤矿企业筹借209万元，用于建筑综合办公楼，该办公楼建筑面积2557.5平方米，超出国家规定建筑面积2007平方米，该局编制10人，有办公室30个（其中12个带卫生间），会议室3个。

　　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从媒体上看到忻州煤矿安监局超标办公楼的报道后，召集有关司局负责人进行研究，要求立即组成调查组，于媒体刊发相关报道当日赶赴山西，与山西煤矿安监局共同进行调查，李毅中要求对违规超标的问题要立即纠正，对有关责任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随后，忻州煤矿安监局搬出了违规超标购买的办公楼，另租用场地办公。2007年3月，国家安监总局决定对忻州煤矿安监局、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4名主要领导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没有上级领导的强力推动，采取压迫性的问责措施，大家都会观望，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不会按照要求主动对超标办公用房清理腾退。”马庆钰说。

　　马庆钰认为，这一次中办、国办的通知可操作性和约束力都有，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办公用房超标现象已不鲜见的现实背景下，最重要的是，“要自上而下建立监督、问责机制，使违规者付出违规成本”。

　　《通知》固定了两项新举措，楼堂馆所建设、维修情况年终须公示；已出租、出借办公用房到期应予收回。

　　“9月30日是这次清理腾退超标办公用房的大限，年底是发动公众监督、检验各级党政机关自查结果是否真实、有效的时机。”马庆钰表示。

　　在他看来，清理腾退后的超标办公用房可以调剂给办公用房紧张的单位和部门，也可以给学校、医院。此外，要防止有的单位将超标办公用房“换个马甲”继续使用。

　　他还提出，在清理腾退中，办公用房的性质与界定必须明确。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还设有会客室、卧室、洗手间，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界定，一些人可能采用变通手法，缩小办公面积，扩大卧室等面积，提高自己的工作、生活条件，这就起不到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作用了。

　　马庆钰还表示，中央政府这次针对楼堂馆所的整治，力度和决心之大有目共睹，接下来，要从制度上杜绝一些地方打擦边球的可能。对那些还以“建成不用太可惜”、“临时借用”这些理由做挡箭牌的政府部门，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就是最好的方法。来源: 中国青年报▲◆★●■☆


解放军不会让出南海 世界服硬不服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04/2560947.html

 腾讯  2013-08-04：国防大学教授姜汉斌强调，“这个世界服硬不服软”，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势在必争，不能退让。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全世界海上航行通道约有40条，其中20多条经过南海，中国60%的能源进口需经马六甲海峡，因此南海不能退让。

　　中国海监50船驶近钓鱼岛。

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梦——理论家走基层”宣讲活动前天走进军营。国防大学教授姜汉斌和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前天走进驻北京门头沟山区某部，为士兵讲解中国梦与强军梦。姜汉斌强调，“这个世界服硬不服软”，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势在必争，不能退让。

　　姜汉斌说，当前南海53个岛礁中，中国实际控制仅9个；29个被越南占领，涉及117万平方公里海域；9个被菲律宾占领；3个被马来西亚占领；2个被印度尼西亚占领，1个被文莱占领。

　　姜汉斌介绍，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全世界海上航行通道约有40条，其中20多条经过南海，中国60%的能源进口需经马六甲海峡，因此南海是中国势在必争之地，不能退让。

　　姜汉斌在报告中也谈到钓鱼岛问题，他指出，钓鱼岛绝非几块石山之争，其军事战略意义非常大。

　　欧建平针对如何做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行解读，他介绍，近年来我国武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陆军坦克已跻身最先进行列，海军新型舰艇也不断加强。▲◆★●■☆


环球时报：中国一旦崩溃 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04/2561015.html

环球时报 2013-08-04：近日网上流传王小石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文章，此文的大判断与中国主流社会的看法是一致的，但自由派人士勐批文章对俄罗斯现状的描写不够专业。不过，中共官媒反驳，中国自由派人士对俄罗斯的命运解读同样不够专业，而且称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人民之福”说法相当幼稚。

　　近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来说是利是弊发表《析“中国若动荡将比苏联更惨”》一文。文章开门见山，直言苏联动荡导致国家解体简直就像专门为中国敲的警钟。中国自己的历史也告诉后人，大一统的国家经不起动荡，分裂与混乱如影随形。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的“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

　　俄罗斯已经从苏联解体之初的极度困境中大体缓过来，迈向繁荣。文章称俄罗斯已为如今迈向繁荣付出惨重的代价，称俄罗斯大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对外竞争力衰退，俄罗斯不再具有对世界事务的领导力。国家大小的好处虽有争论，但俄罗斯的这一经历同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努力方向无疑是相反的。

　　中国自由派声称俄罗斯人现在过得不错，所以乱十几年“值了”。不过，文章不这么认为，称首先这是那些人从今天往后看的感受，或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它消耗了很多人青壮年十几载的人生，努力避免它是任何国家领导层的神圣责任。

　　苏联解体是国家政权对改革进程完全失去控制下的剧变，这对全世界都是教训，这已是国际政治学的定论，连很多西方政治学者也视戈尔巴乔夫那一班领导者是无能之辈。今天仍在吹捧戈氏的人都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几乎无人对他给予发自内心的尊敬。

　苏联解体带来的动荡足够警醒中国

　　然而中俄毕竟不同，至少对俄罗斯，中国今天应更多跳出苏联解体带给中国的视角，客观观察它十分独特的国家轨迹。俄罗斯走的路既非“西方的”，也非“东方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它超级地大物博和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俄罗斯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仍比中国高，但最近二十多年两国的差距急剧缩小，而且俄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低了，中俄之间的差距缩小比中国同西方的差距缩小更明显，这两方面都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额外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舆论、包括西方舆论对中苏不同改革的评价也截然不同，尽管西方不喜欢中国，但其主流舆论对中国改革的打分很高，“成功”是经常送给中国改革的评价。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未得到过“成功”的评语。

　　普京领导俄罗斯逐渐脱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路线，重新强调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他的治国之策开始取得成功。今天俄罗斯的恢复由多重因素促成，普京的领导力是其中之一，俄罗斯的资源优势也是之一，今天的石油价格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七八倍，俄罗斯的工业能力和科技竞争力实际都远未恢复，它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工业大国。将俄罗斯时下的民生成就说成是苏联解体和“民主化”带来的，是极不准确的。

　　中国崛起的自身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相比都是很差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仍是穷国，因而充满纠结。中国和俄罗斯都未完成“转型”，两国需要相互借鉴经验，汲取教训，“重蹈覆辙”应是这两大邻国彼此观察的长期警觉。▲◆★●■☆


新华网“泼脏水” 俄媒怒斥：苏联解体，不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04/2560451.html

 多维 2013-08-04：新华网评论此文用苏联解体即崩溃的不实镜像来吓唬中国民众，亦是在为阻碍中国政治改革发起宣传攻势。这样的拙文，甚至连“老大哥”的媒体@俄罗斯之声都在新浪微博质疑“这样的文章能在新华网首页发表？恐怕人家是觉得被泼脏水，有点看不过去了。

8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潮》，文中提出“少数人想用自由主义‘扳倒’中国，而中产阶层的‘默认值’是中国不能搞乱了”，并对“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余下问题”表示否定。

同日，新华网发表署名为王小石的评论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痛斥“公知们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并指出“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所以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

《环球时报》社评秉持一贯的政治立场和居高临下的宣传姿态，把国内要求政府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潮放在中国的对立面，有意混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用心良苦。该社评还意图为“中产阶层”代言求稳，熟不知现实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正是对现有不良体制的弊端切肤体会最深的阶层，而并非声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曾成杰、吴英……概莫能外。一言蔽之，环球社评即是阐释现有体制的合理性，唱衰必要的政治改革。

而那篇新华网评论，文章的理论水平、混淆视听的能力远不及环球，甚至不惜使用“带路党、西奴”这样的“论坛跟帖体”语言，其论据亦有诸多瑕疵：

在谈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展的相关资料时，引用数据大多出自近20年前（真实性尚待考察），却闭口不提俄罗斯现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7月国民人均收入已达12700美元（人民网）。

引述未经证实的戈尔巴乔夫言论：“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却不谈，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所说：“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

断章取义引用普京所言：“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却不提，2007年12月，普京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我不大可能敢做的事。他们向摧毁原有体制迈出了一步，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忍受这个体制。我不能确信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迈出了第一步。”

而2007年12月的一个民调显示，大约67%的民众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民主”的概念得到俄罗斯社会的确认。

可以说，新华网评论此文用苏联解体即崩溃的不实镜像来吓唬中国民众，亦是在为阻碍中国政治改革发起宣传攻势。这样的拙文，甚至连“老大哥”的媒体@俄罗斯之声都在新浪微博质疑“这样的文章能在新华网首页发表？恐怕人家是觉得被泼脏水，有点看不过去了。

也许，某些“御用文人”，还以为中国民众民智未开，仍停留在文革前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实际上，这样做不仅起不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反而更易暴露宣传手段黔驴技穷的硬伤。

官媒党刊一系列文章都在声称，“宪政、自由主义、公民社会……”都会引发中国动荡，而动荡对中国来说是毁灭性的。其实，对于何为动荡？动荡的诱因是什么？民众都有清醒的认识。

在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十年浩劫的文革才属于动荡，甚至是比动荡还严重的动乱。十年文革，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大量无辜民众被整死。而这场动荡的原因，恰是没有宪政的结果。反观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却并未出现动荡。

当前形势下，让民众在网上自由发言，不会引发动荡，甚至让民众上街合法游行来表达利益诉求（如厦门、大连等地反对“PX事件”），也不会引发动荡。

只有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生活无望；司法不公，中产阶层权利受损；利益纷争，高层政治博弈……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中国才会出现动荡。

因此，为了避免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动荡，只有节制权贵资本继续对民众掠夺，加强法治建设保障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通过宪政来规范权力部门的政治运行。而这些，唯有靠积极的政治改革来实现。

如历史学家马勇所言：“中国应从苏共改革中汲取积极的经验，主动改，早点改，彻底改。不仅可以避免解体悲剧，而且必将因改革后的宪政体制重建中国统一，达成分久必合的轮回。”

客观上，社会转型都会伴有一定的阵痛期，东欧各国实践不乏先例。但从长远来看，国人应不懈努力推动当局顺应潮流，主动变革。畏葸不前，拒绝改革导致的动荡，将是国人和民族的灾难。▲◆★●■☆


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如何评论毛泽东的夫妻关系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8/05/28260292_0.shtml

2013年08月05日 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春明    
 
今年是邓小平逝世15周年，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无论是1933年的第一次政治磨难，“三起三落”的跌宕政途，还是“一个手指裁军百万”震惊世界，南巡讲话、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详细]

 核心提示：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的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本文摘自：《“四人帮”沉浮录》，作者：金春明，出版：九州出版社

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

在大家的眼里，她有一条“通天”的特别渠道，可以上达“天听”，又可以下传“圣旨”或“最高指示”，这就比正常渠道更灵通百倍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民主发挥较好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功能并不怎么显著。但是，当党内“左”倾错误日益发展，党内关系十分紧张，个人崇拜盛行，领袖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领导集体的状态时，特别是领袖的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时候，这条特别渠道的作用就异乎寻常地急骤膨胀起来。十年内乱的经历，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的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十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用一位卫士的话说：“他们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四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江青以特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

“宪政”是美国瓦解社会主义武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059

   2013-8-5：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宪政理念也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在持续多年的宪政争论中，大体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政，他们认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旨在使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中国要拒绝宪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则相反，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导致“极权”、“专制”，而唯有实行“宪政”，才有民主和自由；为了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只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

　　两种理论尖锐对立，但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难得的共识：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之外，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其实认同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另外还有少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可见，单单主张“宪政”的学者中，就呈现出右、中、左三种不同的倾向。所有这些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由于“资本主义宪政”一时难以被全党全民接受，于是各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纷纷出现。

　　这种复杂而精妙的理论“陷阱”，不仅仅出现在“宪政”问题上。例如，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大戏在俄罗斯隆重登台，但是在瓦解苏联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却是一开始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在苏共内部活动的。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们直接以新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很难获得那样大的权力。

　　这一切恐怕不仅仅是自发形成的。站在美国实施信息舆论心理战的角度看，为了渗透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仅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文人或“脱党分子”等共产主义叛徒，宣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恐怕会适得其反。于是，“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渗透路径就被开发出来了。

　　早在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就逐渐认识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类人比那些共产党叛徒们更有用。美国政府智囊如亚瑟·施莱辛格、艾赛亚·柏林、乔治·凯南等人都持类似观点。重用此类人物的战略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按照此类战略，“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全球化，美国情报机构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实现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的全球化。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从1987年开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究，其主要意图就是推动全球范围的宪政化进程。

　　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兼戈尔巴乔夫智囊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其中有韦尼阿明·叶夫格尼耶维奇·奇尔金、弗拉基米尔·恩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托波尔宁，等等。上述苏联法学家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强大的苏联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80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例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这不能不让人警醒。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奥巴马祭出绝招，习近平务必冷静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013

   2013-8-3：美国推出了GDP新核算方法，将中国再一次甩在后方。只是习近平不必在意美国的小伎俩，要注意到中国真正的问题，不要像苏联一样，看上去很美丽，却从内部分崩瓦解。

　　中国在崛起的半路中，为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从来是大手笔做事的。当年的上海世博会与08年北京奥运会就很让中国人骄傲，让外国友人惊诧，而不断刷新的各种经济数据直接让世界出于不断的震惊中。结果美国终于忍无可忍，祭出绝招阻击中国——推出GDP新核算方法，将研发投入和娱乐产业等“无形资产”以及养老金赤字等纳入核算范畴，有分析称，这样算下来，中国超过美国至少推迟5年。

　　这实在是有趣极了。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萎靡不振，虽然推出QE政策害了全世界却也没有将自己的失业率提上来，美国复苏or继续没落也还是悬疑片。反观中国则是一路高歌猛进，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后，一路朝着老大的位置狂奔。

　　奥巴马虽然振臂高呼：美国不做老二！只是经历过大跃进的中国人非常明白，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的，奥巴马在这三年内想必也是明白了，只是不做老二的声音犹在，怎么能让那些中国将在2015年或者2019年追上美国GDP的预测成功呢？方法有一个——改GDP的核算方法。这方法确实有效，修订后的2012年GDP总量增加了3.6%，即559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民众每年每人增加1783美元。

　　可惜的是，这种做法完全是一叶障目，《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焦虑的高呼，醒醒吧，美国。笨蛋，关键是经济，是增加就业。不过事实是，也许美国人更愿意相信那些“把我们骗进三万亿美元伊拉克战争的老武士(比如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新保守派们”的话，“在基础设施垮塌、教育系统衰败、就业和利润流向国外养肥外国经济之际，通过侵略、庞大军队、战舰和五角大楼一年花上5000亿，我们将会赢得未来。”

　　现在或许还要加一句，可以每5年推出一种新的GDP核算标准，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在还能有新计算方法的时候，美国能一直是老大。

　　这边厢美国是暂缓一口气，那边厢中国却不满意了。有报道称，中国要在2020年经济总量接近或者达到世界的首位，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W到1.5W，亦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0年左右美国GDP达到1.5倍左右，到建国100周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这个预期要稍早于高盛的预测，高盛在2003年曾预测，中国GDP总量2041年超过美国。这大概是最通行的预测了。但高盛在2011年改口，将时间提前到2027年，也还有其他机构将这个时间点预测为2015年到2020年间。总之，在一场赛跑中，中国本来已经就要超越美国了，没想到美国用了个加速器又把中国甩开了。虽然最后结果一定是超过去，只是要多花一些时间，也够让中共的当家人——习近平生气的了。

　　其实除了生气，习近平还很着急，无论党报官媒怎么吹中共是宇宙真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学习时报》都承认，中共虽然“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但是官二代接班严重解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对于这种现状，《学习时报》给出的药方是深化改革。

　　可如何改革是理论上的问题，更需要时间来实现。中国在改革的河流中摸爬滚打了30多年，如何深化改革尚有分歧，但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一致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更具体地说，经济增长越高，中共的合法性越强，其统治地位越牢固。因此，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中共已经注意到单纯追求GDP的弊端，并且多年来努力追求改变这个发展思路，但现实的情形是：各级政府已经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又已达到第二，仅在美国后面。人们的话题只剩，再过多少年能够赶超美国了。毕竟，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人的心态，并且这种心态具有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迷思，很难把它去除。

　　所以不难想象，为何习近平会将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点设定在2020年或者2021年，也就是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真的超过美国，这确确实实的实现了自开国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梦想，中共不仅能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也是一大历史功绩，还可提振国民士气。这些年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就有这样的目的。结果被美国黑了一下，这个最大的献礼可能就此泡汤了。

　　其实，就连中共自己都清楚，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民心向背是决定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根本因素。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还必须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只有努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

　　但在中国的现实中，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成正比的。很难想象，一年发生10多万起“群体性事件”是正常且健康的。即便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无比耀眼，烽烟遍地的局势也会彻底毁坏中国社会，而在基础上建立的政权也自然会失去根基。

　　正如那个曾经强大无比却又迅速消失的苏联一样。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产值最高一度达到美国的65%左右。然而，苏联却又一夜间解体。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至少一点很清楚，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而是遭到内部的摧毁，苏共要为此承担绝大部分责任。新华网的文章也指出，苏共的蜕化变质，脱离、背离、背叛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当初出现在苏共身上的恶习一一出现在中共身上：官僚特权阶级出现，没有监督导致腐败成风，文化与思想上的钳制，意识形态上脱离实际的宣传，这些情况使普通民众越来越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比苏共可以看出，现在放在中共面前最要紧的，仍是执政合法性危机，而不是世界第一这种看上去很美的称谓。中共当务之急是要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要注意的是，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习近平当有大手笔，要敢于在制度上革除弊端，对官僚特权阶级下狠手整治，不要在反腐上做表面文章，最后，要敢于让全国人民真正的富起来。只要做了这些事情，自然就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这功绩岂不比经济总量第一更有分量？中共的执政危机岂不是彻底解决？至于经济总量第一这种虚名，既然早晚要被中国摘下来，还是让美国先戴着吧，让他们沉浸在世界第一的黄粱美梦中，又对中共有何损伤呢。来源: 网讯▲◆★●■☆

崛起大中华，谏言习近平（十九）：烈士亲属，供给制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541/201305/23837.html

     “突击提将”，似乎法定。江泽民时期，“突击提将”还可以理解。才相隔几年，到胡锦涛时期，又来一次“突击提将”。也许在执政者看来，为了获得军队的领导权，“突击提将”是最有效的办法。

    和平建设年代，这种“突击提将”只能让人民反感。反映了执政能力的简单和俗气。事实上，战时，军人能否冲锋陷阵，同和平时期的“提将提职”几乎无关。那些高官厚禄者，平时称将军，战时作狗熊，实不新鲜（参考蒋之国军）。

    停止“突击提将”。不走老路，不步后尘，不落俗套，方显高明。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富豪显贵无数，宝马奔驰满街。歌舞升平通宵，卡啦奥开达旦。有谁还在掂记着烈士林园里的国魂？没有他（她）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无数烈士用鲜血和肉体筑起的“血肉长城”，你同你的家人岂能安然无恙？

    应该到了改革烈士亲属待遇的时候了！否则，将士不会用命！人民不能答应！

    革命烈士亲属，实行“供给制”。顾明思义，就是说，要啥给啥。“亲属”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和丧失工作能力的兄弟姐妹。与此有关，国家要管理好所有的烈士林园。

    也许有人认为“供给制”会让他们狮子大涨口。那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烈士亲属的政治觉悟。烈士亲属能将自己儿女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他们绝不可能狮子大涨口。恰恰相反，我倒耽心“供给制”反而让他们不向国家伸手。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登门拜访，说服他们接受供给。让所有的直系亲属，过上不低于当地人中上阶层的生活水平。这是最起码的原则。当然，这种政策战时可以更改。

    带兵打仗，爱兵如子，此乃将帅之举也。秦大将白起，亲吮士卒脓包，将士无不用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皆因大帅对将士之爱心尔。

　　不疼爱烈士亲属，不疼爱士兵，岂能有军心？岂能有军威？岂能号令全军？岂能号令天下？  七尺男儿中国梦，爱兵爱将爱国魂。▲◆★●■☆

崛起大中华，谏言习近平（二十）：平反历史冤案，尊重革命先烈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541/201305/26770.html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建国初第一大冤案。至今没有平反。所谓的“应该红党掌权，不应该白党掌权”，只是治国理念的争执。扣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太离谱了。

    高岗自杀，被定性为“自绝于党”。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自杀者在自杀前，大都已经患有精神病。这种精神病，源于抑郁，恐惧，狂操，精神压力，等，多种可能。说“自绝于党”，实在是冤上加冤。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是建国后的第二大冤案。邓大人已经彻底平反，不在话下。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案，也由邓大人平反，亦不在话下。

    “林彪反党集团”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所谓“叛国，叛逃”子虚乌有。所谓“反党”，无中生有。黄吴李邱，都成了政治争斗的牺牲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和国的诞生，四野最少可占半壁江山。连同高（岗）饶（漱石），这些冤魂让中华大地，永远不得安宁。平反冤案，势在必行，情在必行，理在必行。民望不可失，民心不可欺！

    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三生一世，光明磊落，忠于民族，忠于信仰。死得太惨，重于泰山。历史和人民应该给他们以高度的评价，而不应该抓住所谓的“路线斗争”，矮化他们。

    呜乎，自古到今，忠臣良将，不得好死，只因他（她）们不想自己，只想国家，只想民族。▲◆★●■☆


崛起大中华，谏言习近平（二十一）：邓小平不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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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公如其他开国元勋，能力非凡。但同毛泽东相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邓公主政，好事很好，错事很错。但总体也算半个伟人。

    邓公不是思想家。除天资外，喜欢乔牌，麻将，不喜欢读书，也许是另一个原因。邓公的许多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先富”是“官僚暴发户”的代名词；“先富”是不平等竟争的理论根据；“先富”是中国“仇富”社会现状的根源；“先富”是拉大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让一部分人先穷下去”是两个孪生子。

    “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逮住了老鼠，邓理论说，“白猫是好猫（黑猫不是）”。当天晚上，白猫咬掉了邓理论半岁小孙女的小脚丫子。白猫还能是好猫吗？好糊涂的邓理论。“全盘西化”，发展了经济，也给执政党挖好了坟墓。

    “摸着石头过河”。你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淹死了，也就你我而已（家人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论证在先，执行在后。看看US，政策法令的论证，几乎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中华大地，人才济济，青年学子，各有千秋。独缺政策论证的平台，皆因邓理论：“摸着石头过河”。

    “发展是硬道理”。如果说“建康发展才是硬道理”，哪个更正确？加了“建康”二字，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伟人毛泽东，晚年一直担心的问题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是说，把经济搞上去了，政权丢掉了，“有人又要取小老婆”。广大底层民众又要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时间，反面教员邓理论，让民众懂得，“发展不是硬道理”，“建康发展才是硬道理”。“红旗不落地”才是最硬，最硬的“硬”道理。

    “毛泽东思想是大家思想”。邓公上台，为了推行他的“全盘西化”，首先要否定的是毛泽东思想。于是精心刨制了他的又一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大家思想”。没有毛泽东，能有“毛泽东思想”？没有马克思，列宁，能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伟人总归是伟人，常人只能是常人，庸人永远是庸人。不过，邓公还算半个伟人。只不过，历史上永远也不会有“邓思想”而已。

    “文革是浩劫”。邓公上台，抛弃了他那“永不反案”的“仟悔书”。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还扣上“文革是十年浩劫”的大帽子。可是，他从未否定过“刘邓五十天文革”。在那五十天，刘邓号令天下，抓批“五七”式右派。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高帽子林立。我中华优秀儿女，又一次被“右派”的铁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没有伟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学子“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将形势彻底翻过来，刘邓会象五七年一样又一次得逞，中华优秀儿女，又一次遭殃。如果文革按“刘邓五十天”的模式一直走到了，邓小平绝对不会全盘否定文革。也绝对不会说，“文革是十年浩劫”。相反，他会高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又一次五七式反右派的伟大胜利）。文革有大错，但是，“全盘否定文革”，“简单否定文革”是错误的。三十年来，在邓理论的指导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按照邓理论的步骤，先，“全盘否定文革”，再，“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其次，“全盘否定伟人毛泽东”，再其次，“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最后，“彻底否定新中国”。邓公不是思想家，他看不了那么远。

    “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公的这一“理论”同“实证论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导师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马赫主义这一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实证论思潮的典型代表。邓公抓埔江青，送上法庭，世纪大审判。判官宣佈“判处死刑”，故意停顿很长时间，不说下半句“缓期二年执行”时，江青毫无惧色，破口大骂“反革命修正主义”。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不怕杀头”的革命者。按邓公“理论”，老百姓可以认为，江青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为她的英雄形象被检验了。然而，邓公却没有“被检验”。按他的“理论”，老百姓有一万个理由怀疑，他在敌人的屠刀下，完全有可能“屈漆投降”。

    幸哉，现政府已经很少重复那“理论，代表，发展观”的大话，空话，和套话。▲◆★●■☆